兄弟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66次 如果有可能的话，在6月8日高考结束的这天下午，王理希望和其他同学一样，或者欢快地蹦跳到考场外等待已久的父母那里，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冲到操场上，把那堆“厚得恨不得堆成一座山”一样的课本和笔记高高地抛到一旁；甚至于，就像那个把高考作文题目《早》看成了《草》的女孩子一样，躲到教室后面的小花园里偷偷哭一场也好。
可惜，这个男孩什么也做不了，而是默默地待在学校的保安室里。作为一名肌肉萎缩病患者，他的双腿无法正常行走，连出入考场，也要靠保安搀扶。
不过对于回家的路程，18岁的男生并不担心。“我有自己的骑兵。”他笑着说，“不过不是马，简直是头熊。”
下午大约5点钟，一个高大壮硕的男生出现了。他甚至连个招呼都没有打，直接蹲了下来，接着用右手挽住王理的腰，轻轻一蹭，王理就爬上了他的背。
这种默契程度是花费了6年时间磨练出来的。从初一开始，这个名叫毕明哲的同班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和家庭之间接送王理。算下来，他差不多背王理走了一万里路。
“他们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很多人这样评价说。
但这天下午，兄弟俩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见面就吹牛”，而是默不作声地走了一路。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毕明哲有些伤感地说：“今天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背他放学了。”
一直背下去
这和6年前的一幕颇为相似。那是毕明哲第一次背王理回家。兄弟俩也这么憋着，一句话都没说。
他们当时都是临湘市实验中学13班的学生。在初一开学后的第二天中午，放学后，身为班长的毕明哲负责锁门。可他发现，教室里还坐着个男生，上去一问，才发现对方腿脚不方便，也没有人来接。
“我觉得他一个人特别无助。”毕明哲认为是这一点打动了自己，才决定送王理回家。
于是两人慢慢地从3楼下来，又绕上二三百米来到车库。自行车是毕明哲的父亲专门从广东买来的，是辆深蓝色的山地车。由于自行车没有后座，王理只好坐在鞍座上。
出乎意料的是，直至10分钟后把王理送回家，这个大眼睛的男生连句“谢谢”也没有。反倒是他的姥姥拉着毕明哲的手说，“我们真是遇上好人了”。
对此，王理的解释是，自己过去并不习惯和人说话，尤其是陌生人，“心里很害怕”。
自从学走路时发现了自己的不便，这个男孩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内向性格。他记得，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方面“与别人不同”时，“我才这样自己弄明白了。别人可以在村子里跑着玩，我只能由家人抱着，勉强走两步也是踉踉跄跄，几乎没有人找我玩”。
他的父亲王玉虎也记得那一天，10多岁的儿子问他，为什么他不能走路而别人却能。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父亲说，“还怕说多了孩子有想法。”
他只能告诉孩子这不是谁的错，不必责备自己。后来，他找到张海迪等人的传记资料，拿给王理说：“你看，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那么多，并不是你一个。”
这对儿父母能够做的，就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数年来，他们先后到过湖南、北京和上海等各大医院，花费了10多万元。得到的诊断结果也是五花八门——先天性肌萎缩、重症肌无力、韧带发育不全——至今，王理的病症也没有得到确认。
反倒是病情愈发严重了。两岁的时候，王理只是足内翻，走路经常摔倒；到了小学，双腿变得越来越无力，自己扶着墙勉强走几步；而上初中时，如果没有别人的搀扶，他根本无法行走。
大多数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呆在家里。“无聊呗！”王理叹了口气说，“什么电视啊、书啊都没心情看，连电话都不想接，就整天睡觉。”
他只能等待别人接他出去。上小学时，他的小姨曾骑自行车送他上学，但后来结了婚，就停止了；爸爸的一个朋友有时会骑辆摩托车接他回家；由于父母上班，他一直由姥姥、姥爷照料，姥爷也一度负责接送他，不过随着他慢慢长大，瘦小的姥爷也越来越吃力了。他有个弟弟，但还很小。
6年前的一天，非亲非故、也并不熟识的毕明哲，就这么偶然进入他的生活。一天放学，毕明哲遇到了前来接王理做理疗的父亲，突然脑子一热地说：“叔叔，以后接王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这句“豪言壮语”并没有得到重视。王玉虎觉得小孩子可能也就是那么一说，并没有放在心上。毕明哲的母亲得知此事后，第一反应也是：“你体育那么差，正好可以锻炼身体了。”
至于当事人自己，事后回忆说：“我当时也就是脑子一热，根本没有想那么多。”倒是王理的感觉很奇怪：“我就是有一种直觉，他不会中途放下我，会一直背下去。”
太单调了
就这样，毕明哲每天需要5点半起床，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到王理家，然后两人一起赶着上6点半开始的早自习。而到了晚上，本来9点半就结束的晚自习，等毕明哲送完王理回到家，往往已经11点了。
每天他要接送5趟，来回大约3公里的路程。起初，毕明哲还是用自行车推的办法来接送，后来由于丢了4辆自行车，干脆选择了步行。
遇上下雨的天气，就由王理打伞，结果常常是两人的背全被淋湿了。而到了下雪天，毕明哲走路更是小心翼翼，因为“一不留神就会跌倒”。
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初二时，下着大雨，毕明哲因为打篮球左手骨折，伤势还没有好利索，就在接送王理的路上摔倒了，导致左手再次骨折。
因为这次受伤，毕明哲在家休养了将近一个月。王理也经常打电话来问候：“我当时挺担心的，不过后来又想，他身体这么壮，应该没事儿吧！”
而事实上，相比这些辛苦，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重复的无聊。
毕明哲算了算，自己80%的时间都和王理在一起。以至于曾经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去做个变性手术，我把你娶了算了”。
到了高中，在王理父亲的介绍下，两人又被分到了临湘市一中的同一个班级。他们更加形影不离了，连出去玩都在一起。有一回，学校组织大家去长沙的世界之窗，毕明哲背了王理一整天。
有时他忍不住冲母亲抱怨：“每天这样，心里很烦的。”结果母亲回复他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就要坚持下去。”
遇到烦躁的时候，毕明哲总用一个体育老师的话来平复心情。他过去长跑成绩很差，经常是刚跑上一圈儿就跑不动了，那位体育老师总会在一旁为他鼓劲儿说，“坚持就是胜利”。
“对我来说，小胜利就是把王理安全地送回家，大胜利就是一直这样坚持下去。”虽然毕明哲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一直”的期限是多久。
一个炎热的下午，毕明哲背上王理出门了。他们先是路过了一排小铺子，然后要爬大约二三十个台阶，到初中的学校去探望班主任。
还没走几步，王理就感受到了来自四周注视的目光。无论是卖喜羊羊玩具店的老板，还是走在大街上遛狗的一个中年女人，甚至于坐在巷子里洗空心菜的老奶奶，都无一例外地打量着，两个看起来怪异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趁着他们去上厕所的功夫，还跑过来悄悄问道：“那个男孩子是腿不舒服吗？”
不过，比这些异样的目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各种议论。“我们俩关系是很好，可是并没有好到不正常的程度。”一见面，毕明哲就澄清说。
更有一次，有同学议论他，肯定是拿了王理家人的好处，才会这样坚持背他，气得他当场坐在教室里大哭起来。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他没有因此收过一分钱。
怎么报答他
为什么背王理这么久，是毕明哲被问过最多的问题。
而关于如何报答毕明哲的问题，也常被抛到王理这边，尽管他并不愿意直接回答。
“没想过。”他起初总是摇着头说。后来被问得次数多了，男孩终于承认自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将来可能根本帮不到他，所以想也没有用，就干脆不再想了。”
王理是一个电脑游戏的高手，有时候两人玩三国游戏时，如果遇到毕明哲扮演的角色被杀死了，他就会冲进去报仇——这几乎是他能为自己好兄弟所做的唯一的事。
对于他的这个心结，毕明哲故作老成地说：“男人之间的感情都是深深埋在心底的，哪里会说出来。”
他偶尔也会看香港电影《难兄难弟》和《古惑仔》，也喜欢唱beyond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也会像其中的大哥一样，照顾“幼稚小弟”的情绪。有一次，他觉得王理花钱太过大手大脚，就买了一个手榴弹形状的存钱罐送给他，希望他能够节约一点。
也有时候，他对王理会不那么客气。“我觉得他有时候不太懂事，也不太照顾别人的情绪。”
有一次，他背王理上5楼，好不容易爬到楼顶的时候，刚喘了口气说“好累”，没想到背上的人也跟着感叹说：“我也好累啊！”
“你能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吗？”平时好脾气的毕明哲发起火来。
提及这些往事，王理显得有些惭愧。这个性格直爽的男生说：“我感觉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对人特别差，好像高人一等一样，随便使唤别人，其实事后特别后悔。”
比如，有时候毕明哲接他的时候迟到了，也会让他心情不爽。“不过我后来想了想，他也不欠我的，我干嘛生气啊！”王理自我安慰道。
他已经在尽量减少麻烦毕明哲了。有时放假闷在家里特别无聊，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打电话让他出来接自己。“我还是老样子，躺在家里睡觉。”王理无奈地说。
由于天天趴在毕明哲的背上，他的衣兜里的东西经常往下掉。因此，他犹豫了很久才在高二的时候买了一部手机，而且从此尽量穿衣兜有拉链的衣服，免得麻烦毕明哲帮忙捡东西。
他和毕明哲之间发生的最大一次冲突也是因为健康问题。那是高一的一天，毕明哲骑着自行车，带他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玩。他们俩试着骑过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觉得“刺激极了”。毕明哲决定再试一次，没想到失败了，自行车连人摔倒了，重重地压在王理的腿上。
“混蛋！你这个混蛋！”王理用了最大的嗓门吼道。他心疼地看着自己多多少少有些残缺的双腿。小时候，他的腿做过手术，上面留着一条长长的疤痕。从那以后，他对各种疤痕都很介意。
毕明哲则不说话，一直默默地等着自己敏感的兄弟把怒火发泄完。
我们是兄弟
站在人生的路口，兄弟俩对未来各有憧憬。毕明哲希望能够读建筑系，这样可以为做建筑生意的父亲分忧解难。而王理希望能够学习网络工商管理的内容，“没准儿这样还能帮到老毕呢”！
但两个人的人生，也可能会因为高考而走进不同的岔路口，从此不再有交际。毕明哲说，自己现在还不敢想那个最坏的结局。
“你们俩已经在一起6年了，难道还要度过整个大学吗？难道天天在一起，不觉得腻歪吗？”有人忍不住问道。
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兄弟俩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毕明哲拍了拍王理的肩膀，“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所以在6月8日的这天下午，他一考完试就飞奔出教室，直接坐车来到1。5公里以外的临湘一中。
“我真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那天还下着雨，王理和他共撑一把红色的阳伞，看似悠闲地走在他们曾经走了3年的小路上。
她们是母亲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94次 拍摄贫困母亲，这单一的主题摄影，于全兴做了10年。10年中，于全兴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过820位贫困母亲。
青海平安县寺台乡窑洞村
王生花有两个小孩，丈夫中风后，全家的担子便压在她一人肩上。家里原有两头骡子，卖了一头，换回600块钱，给丈夫看病。丈夫的病情刚有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王生花饭也没吃，就钻进大山去找。
“一定要去找骡子吗？”
王生花说：“骡子真丢了，家也就毁了。”
还算幸运，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王生花却因此受了风寒，患了重感冒。耳朵前面又生了一个疖子，引起严重的头疼，如今右臂也变得不大灵便。
一头骡子险些要了她的命。
我数了数王生花的家当，除了几间大小不一的破土坯房，仅有一口锅，四只碗，一块面板及一把壶……唯一值些钱的是王生花的陪嫁——一个破旧的衣柜。王生花屋里的东西，不值100块钱。
我们带了些简单的食物，与王生花一家一起吃了顿饭。我把一只煮鸡蛋递给王生花，她把鸡蛋剥碎了，缓缓送进孩子的嘴里……
甘肃礼县白河乡白河村
韩虎罗，44岁，一天书也没读过，如今她的一双女儿也因家中贫困没进过学堂。她家的土地很少，仅有1．3亩，而且从她家走到田头需要两个多小时。因为离得太远，无法照管，田土被别人一偷再偷，土层遭到破坏，岩石裸露，无法进行耕作。
偷土，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难道人穷得到了连土都要偷的地步？韩虎罗告诉我，当地人偷土主要是用于盖房子。
“那怎样才能……”我想问她怎样才能“脱贫”，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呢？”
“养上一两头母牛就成。”她说。
“养牛？”
“养猪不行。”她猜到了我的意思，“猪要吃粮。牛有草就能养大。”
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愿望；对她来说，却是个天大的奢望。
重庆城口县蓼子乡长元村
熊昌碧的身材矮小瘦弱，像·—株经刁<住风雨的小树。
在熊家的屋后，有一条通往远方的河流，叫前河。滔滔河水奔流不息，似乎无意人间的悲欢离合。瘦弱的熊昌碧身背幼女，—掀一掀地把河沙淘出来，赤裸的双脚踩在河床上，被坚硬的石头划出道道血痕。
熊昌碧的女儿也在一旁跟着母亲忙碌着，闲暇的时候孩子告诉我，她好想上学。我问她：“你自己觉得上学的事情还有希望吗？”孩子肯定地说：“有，等我爸爸的病好了，爸爸一定会送我去学校的。”说这话的时候，孩子笑了，而我的心里却充满酸楚。
熊昌碧没有过多地慨叹生活的无情，眼下她最关注的是这些沙子能卖多少钱，这是她目前唯一的讲项。我打听了一下价格，竟然低得令人难以置信。4吨沙子筛好了装上汽车，买主只付15块钱。除去交付河流承包费，熊昌碧只能获得9块多钱。
川北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知木林乡热里村
叶兴初戴着一顶内地早已绝迹韵军帽，如果不是耳边摇晃的耳环，借助室内的光线很难分辨出她的性别，这一点，正像她模棱两可的名字一样。
“你男人呢？”我问。
“走了。”她说，“他是在伐木场打工时，被山上滚下来的原木压死的。”
妻子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家庭的顶梁柱倒塌了。我望着她的两个女儿：“那，孩子还上学吗？”
叶兴初原本活泼开朗的6岁的小女儿，神色顿时忧郁起来。而9岁的大女儿表情淡然。
“不上了，没钱上了。”
“还想上吗？”
小女儿听了，立刻跑回屋里面，把她的作业本拿出来给我看。我看到，作业本的每一页上全是“对钩”。
“学得真好。”我夸奖道。
她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的夸奖恰恰刺伤了她幼小的心。
“你每年的学费要多少钱？”
“40块钱。”
我翻了翻口袋，给了她60块钱：“去交学费口巴。”
那孩子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突然跪了下来。我一把拉起她，把她抱进怀里。
贵州紫云县水塘镇
当地干部问我：“你见过当代山顶洞人吗？”
“没见过。”人类进化到如今，还有穴居人，这令我无法想象。
上山的路有两条，一陡一缓，一近一远，我们走的是近路，连滚带爬两个多小时，那个洞窟霍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具体说，那是个分为上中下的3个洞，上下两洞露天，中洞住人。洞内阴湿，有足球场大小，住着16户人家。耕地在洞外，人均0。53亩。他们是在100多年间陆续迁徙来的，居留最久的家庭已延续4代香火。洞内每户人家都用木板和苞谷秆围起独立的空间。山泉“滴滴答答”顺着岩壁往下流，成为洞中人家的水源。
这里几乎看不到男人，他们都到外地打工去了。留守的全是母亲，侍弄洞外的自留地，拉扯自家的孩子。土地瘠薄，只能种苞谷、红薯，母亲们靠苞谷充饥，红薯全留给孩子。
当然，也有婚丧嫁娶。在一个新娘家，我见到山洞里唯一的一片像屋顶一样的东西，那是遮在床上面的一块旧毡布。在这个新婚家庭中，最引人注目的值钱物件，是一架老式缝纫机。
10年间，于全兴拍摄过因办不起身份证、连血都卖不成的贫困母亲杨会，也拍摄过把卖血作为副业，卖一次能得60块钱的祝贤美；他拍摄过下了雨才能洗头的卫小爱和她的女儿，也拍摄过“有电，但点不起灯”的杨正莉一家……
他拍摄过的820位母亲，大半至今尚未走出贫困。在他即将出版的名为《母亲》的纪实作品中，于全兴写道：
“在中国4200万贫困人口中，、至少有1100万是贫困母亲。她们大多生存在石山区、深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和滩区，地域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她们当中80％以上是文盲，50％患有各种妇科疾病。
“我不敢奢望别的，我只是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中国母亲是贫困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是家庭的中心，却因贫困而家徒四壁；
“她们身为人妇，却因贫困而比男人更操劳；
“她们身为人母，却因贫困而不能乐享天伦；
“她们身处当代，却因贫困而过着原始生活。
“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
“请关注母亲的贫困，请关注贫困的母亲。
“请帮助中国母亲们脱贫，请为她们尽一点心，出一份力。
“千万不要拒绝。因为，她们是母亲。”
犹太区的爱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57次 马雷克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后一位见证人，1943年波兰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领袖。他去世前留下的书《犹太区的爱》，讲述了当年犹太区里的人们，在不幸中对幸福的追求和面对生命最后一刻所表现出的爱。
生命入场券
1942年，德军结束了对犹太人的驱逐，4。4万名犹太人拿到了象征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入场券”，其余的人被送进了毒气室。在医院当护士的特伦鲍姆夫人也在这4。4万人中间，但人们却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桌上放着几瓶空了的镇静剂、一封信和一张“生命入场券”。原来，她想把这张“入场券”让给她的女儿，而选择了自杀。
有人觉得应该救活她，也有人不这么想，因为那毕竟是她自己的意愿。特伦鲍姆夫人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换来了女儿的生命。
通往死亡的中转站
还有一个女孩，她母亲生着病。每到晚上，女孩就害怕单独跟因病痛而歇斯底里的母亲待在一起。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拉人力车的小伙子，每当母亲病发痛苦的时候，小伙子就留下来陪她。感谢他的出现，女孩的心才会变得这样安宁。
一天，德军开始在她家附近围捕犹太人。女孩匆匆赶回，但母亲已经不见了。
街上有很多人被绑在一起，被德军拉扯着走向通往死亡的犹太人中转站。
男孩拉着女孩，一起追赶队伍，寻找她的母亲。临近中转站时，他们终于发现了即将被推进中转站的母亲。女孩飞快地从人力车上跳下采，男孩则留在了人行道旁。临别时她对他说：“抱歉，我们必须分开了，我不能眼看着母亲一个人离开。”然后，女孩跟母亲一起从中转站登上了开往死亡的火车。
20年后延续爱
天已经黑了，马上开始宵禁了，他奔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铁门终于回到了家。上楼的时候，黑暗中他看见一个身影，伸过手去，摸到的是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于是，他和她拥在了一起，随后他们一同上了二楼。在之后的整个战争岁月中他们不寓不弃，在德军占领的日子里同甘苦、共患难。
战争结束后，她一个人去了美国，而他选择了留下。
20年后，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请他去美国照料身患重病、孤独无依的她。尽管已经分开了20年，在各自的圈子生活了20年，但相见后他们依然彼此了解，还能像过去那样亲密无间，融为一体。一年后，她在他的怀抱中安然离世。
年轻护士
1942年7月，德军对波兰的犹太人大肆屠杀，近30万名居住在犹太区的犹太人被赶往集中营的毒气室。一天，我经过梅琳娜大街，透过半闭的窗户我看见了恩杜莎，她是我的同学——个工会领导的女儿，她在华沙附近的肺病疗养院工作，送去那儿的都是得了肺结核的犹太小孩儿。
“恩杜莎，快出来！”我朝她喊，“我有办法帮你逃生，明天你到阿里乌斯教区来。”
“我这儿有150个生病的孩子，我不能扔下他们，他们离不开我。”她通过半闭的窗户对我喊道。
恩杜莎明白他们会被送到哪儿，她本可以幸免于难，但是她却不想让孩子们害怕、哭泣。尽管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却还是选择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选择留下的母亲
她是位老师，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丈夫远在伦敦，是一名激进分子。我们觉得挽救她的家庭是我们的责任，便想方设法给她安排好了去处。一天傍晚，我去接她跟那对双胞胎，把她们送到了犹太区的墙下。墙上搭着一架梯子，她们只需爬上梯子翻出去就行了，这毫不费力，墙那边有我们的一位同伴，时刻准备接住孩子，让她们安全“着陆”。
然而，等孩子安全爬过墙后，她却怎么也不肯出去。原来，在犹太区里她已经交了一个男友，并且和他共同生活了一年。她流着泪请求我们照顾好她的一对女儿，送她们去见她们的父亲，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起义爆发时我又遇见了她。
当时犹太区被全面封锁，我和同伴们正在大街上寻找可以躲避的地下室。这时，一个地洞的门突然打开了，里面正是她和她的男友。那男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站在一旁，一直握着她的手。“现在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了。”我对她说。她安静地看着我，脸上浮现出浅浅的笑容：“我什么都不需要，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年，现在让我们给你帮帮忙吧。”
委屈相从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但是，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认为该剧违背了“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太多，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孰爱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69次 1949年7月，有一件事让我忘不掉，事不大，却挺闹心的。
13岁的我参军不到3个月，被分到一个修建解放济南革命烈士塔的半军半政的单位。其中一部分人是设计师、工程师，全是解放战争后留用的。在那个满是坟头的四里山上，一个残留的日本神社就算是我们的“单位”了。屋里屋外其实一个样，战争的原因，这神社被炸得没有一块完整的墙，只好用席子一围。
炎热的夏天，蚊子、虫子一起进攻，我没有被单，没有蚊帐，军装褂子是我的枕头，我只好把那床褥子卷成筒，夏天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睡不着的不止我一个，大家干脆凑在一起闲磕牙，我经常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听那些关于解放区、旧社会的新鲜事。
有一天晚上，热得实在睡不着，神社的高台上围着一堆人听吴工程师讲故事。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凑上去的时候，吴工正在大讲羊奶是多么有营养，在四里山上养一只羊喝奶，就能保证你怎么怎么不缺什么什么营养……弄得大家一会儿想喝奶，一会儿想养羊……讲着讲着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向前看，眼睛发直，大家也一起跟着他瞄。
还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他已经抓起屁股底下的那条板凳向着前方“冲刺”，我们跟过去一看，原来是只小刺猬。吴工说：“它的声音像孩子哭，我从小说知道。”
怎么哭？还没来得及“推理”，“小孩”已经哭上了，哭得非常非常凄惨。
原来他拿凳子腿压住了刺猬的后腿，还坐在凳子上面转着碾，碾了左腿碾右腿……刺猬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静静的四里山上，几乎是整座山都在哭叫。
大家都听不下去了，有人求情：“饶它一条命吧，快放了它吧！”
在大家的求助下，小刺猬拖着两条残废的腿隐没在草丛里。
那天大家都没睡着。我一个小孩子再不懂事，这情这景也让我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下午，我上山换岗，路过草丛时，隐隐听到“孩子”的哭声，同时还伴有“咕咕”的声音。我朝六七米外的地方看去，心里“咯噔”了一下–那只受伤的小刺猬竟然拖着两条烂腿上了山，有3个“孩子”嗷嗷待哺，围在“妈妈”身边，这“妈妈”一见我，惊恐万状……
我哭了，抹着眼泪上了山。
接着每天上下岗我都会远远地看着它们。那拖着两条残腿的小母亲有窝也爬不进了，3个小家伙能不能吃到奶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它们的妈妈已经不能动了。
3天后，“妈妈”已经没气了。
我扛着枪，一口气跑到山上。这对当时的我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后来，我长大了，成人了，成材了，想法也不一样了，我认为，天底下最伟大的一个题材，也是艺术创作中最值得颂扬的，就是一个字–爱
理想的光亮时间:2013-09-21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上车，点火。车发动着之后，塞在车载音响里那张我爱听的《藏歌》盘片，随机流出了《拉萨的酒吧》。一阵嘈杂、喧闹的背景音之后，一个略带忧郁又略显无奈的男声开口唱道“拉萨的酒吧里呀，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我的心上人。她对我说，不爱我，因为我是个没有钱的人”。身旁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一惊，问“妈妈，没有钱就没有人爱吗？”
我一下被这个问题噎住了。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拜金已经几乎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内地电视相亲节目中不时出现雷人金钱爱情观的公开宣称“我的男友必须是月薪二十万”、“宁可在宝马车中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还有，女孩直截了当地问男方“你家有钱吗？”俊男靓女们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强烈渴望，现实得极为彻底。
不过，我却十分同情这些八十后、九十后们，因为现实的生存压力已经无情地挤压掉了他们生命中的液汁，当对钱、房、车等物质的获取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时，已经不再会有单纯的心境去享受拥有理想的快乐，和朴素的爱情，他们的眼眸也不会闪亮着梦的光泽。
于是，我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自己出生得早，没有生在眼下金钱物质至上的年代，幸而能拥有天真、朴实的童年；在青年时期，有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恋爱时能听见内心的声音，有一个清新而充满烂漫的感情世界。虽然也曾被现实无情压迫，但大多数时光，得以在诗意中度过。在我的相册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三岁时的一个瞬间。照片上稚嫩的我，坐在所居住的楼下的一张小櫈子上，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仰脸自然地笑着，笑容清澈而明亮，极富感染力。多年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要反复唏嘘。我后来为这张照片取名为“心明眼亮”，意为学完毛泽东语录之后的状态。实际上，那时的我根本还不认识字，但脸上的那份明澈令我自己印象深刻，因为那份快乐是自心底里流出的。
小学一年级，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我的理想是“做一个新时期的农民”，“脖子上搭着白毛巾，驾驶着红铁牛（拖拉机），在广阔天地里驰骋”。那时候，金训华等知青典型的宣传已经为我们树起楷模，我们全班几乎全部同学的最高理想理所当然都是“当农民”，只有一个男同学想当“科学家”，而他立即遭到我们的讥讽与孤立。
那个年代我们对物质没有强烈的欲望。我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述“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通俗易懂地告诉我们，待进入共产主义，进商店后，“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不用花钱”。我当时暗想着，“等到了共产主义，我一定要到商店里去拿一个气球。”那个年代，气球就是奢侈品了。正因为心中有了理想，彷佛就胸有成竹，在小学时期的每一个日子因为目标明确而显得格外沉着。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环境，也因为家庭教育，我们这一代人都把精神追求放在首位。参加工作后，读书、听音乐、抄朦胧诗，精神世界被撑得满满的。最初的工作单位在浙江舟山，虽说是在海岛，实质是在山里，距离县城有约四十公里，每天只有两班公共汽车进出，早上出去，晚上才能回来。那时候街上商店很少，一整天在街上逛着，连五金商店的钉子柜枱，我都一一细细看过去。但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过得有滋有味，黄昏在田埂上散步，抬头仰望天边的彩霞，坚信“前途是光明的”，虽然眼前的“道路是曲折的”，总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定会“螺旋式上升”。最爱做的事是阅读西方哲学名着、中外文学名着，收集“名人名言”，频繁更换“座右铭”。那时候的烦恼也很单纯。记忆中自己的一次气愤，是因为单位里同事在开会时批评我“平时说话不使用劳动人民语言”，指出我说话“酸”。那时，因为读了书自然要“活学活用”，我在平时说话时千方百计插入成语、形容词，多用文学语言，自我感觉很好，不料却遭到“指责”，自然想不通。
一年辛苦下来，评上先进，物质奖励也很有限。有一年，我被评为年度嘉奖，奖品是一个印有兰花的搪瓷脸盆，我十分珍惜，一直不舍得使用，二十年了，还完好无损地珍藏着，因为，那是一份荣誉，更是青春时光的见证。
迄今，我还珍藏着一个军用挎包。挎包的年龄很长，背面因久与衣服磨擦略显黑亮。我一直舍不得丢掉它，是因为它陪伴我度过了那些终日活力充沛、热情蓬勃的豆蔻年华，盛着我青春的记忆。那时候，每次上班临离开宿舍前，觉得这本书必须带上，那本书也舍不得丢下，挎包便被塞得满满的，合都合不上。而当这沉甸甸的挎包压上肩头，一种饱满的充实感荡荡悠悠彷佛要撑破心胸。那时候读书没有计划，看到什么读什么。有一阵，西方哲学书畅销，我也赶时髦，到书店里背回一挎包又一挎包，读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尽管似懂非懂，但也乐此不疲。一天下午，一个同事从县城回来，一下车便兴奋而神秘地拿出一套黑格尔的《美学》在我眼前亮了亮，她告诉我新华书店里人们正在疯狂抢购这套书，我一听，一种即刻必须拥有它的欲望不可遏止，立即请了假拎起挎包冲出门外。真巧，这时山里驶出一辆拖拉机，我挥手拦下一问，驾驶员告诉我他们要去县城，我央求他们捎上我。热情的农村小伙把驾驶员边上的座位让给我，自己跳上了后面的车斗。在我不间断的催促声中，拖拉机一路“突突突”直接开到县城新华书店的门口。我终于买到了一套崭新的《美学》。沉甸甸的挎包上肩，心里才踏实下来。
那个年代，没有舞厅，没有卡拉OK，甚至连电影都很少，但因为有装满书的挎包每天在肩头亲密地磨来蹭去，我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丰富而充实。一九八七年，在宁波工作的两年间，我每天都去包玉刚图书馆看书、做笔记。在那里，我有一个固定的座位，还暗暗立志要像马克思那样把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踏出一个深坑来。那时候的爱情也是纯粹的，没有人把家庭、物质条件作为择偶的标准。去年，有个二十三年前我在宁波工作时别人为我介绍的“对象”出差来南京。他辗转找到我，当面问我“当初为什么拒绝我？”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二十多年。我费力地想了又想，根据自己当年的“做派”，一般与别人介绍的“对象”见面时首先问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读过几本世界名着？”，如果回答是“没读过”，那我就立即走人，如果对方回答“读过”，我会接着问“泰戈尔是哪个国家的？”第二个问题我记得没有人能回答上。
我就问他，当年是不是这么与他对话的？他说，他当时的确是回答“没读过世界名着”。我说，那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有理想，因为有对理想的追求，生活中就有了许多的憧憬与期待，寻常的日子便有了那么多的诗意和情趣。在南京工作的单身时光，单位配发的九十公分宽的小床上，靠墙的一面还被我整整垒了一排书，因为想要“自己喜欢的书伸手可触”的感觉。窗外的雨棚上挂着串风铃，很多朋友至今还难忘与我的电话中那清脆的风铃声。还有一个朋友专门为我写了诗“一记响在耳边的风铃／会给我们许多的温馨／许多的温馨就是／许多潮水对于堤岸的漫润／就是鸟儿在明净蓝空里／无拘无束的飞翔”。
那样的年龄，我们都有着一颗敏感多汁的心。我与朋友们在月光下互相倾诉，诉说彼此的生活中那些为之感动过的事，以及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自己的细微感受。我的一个同学潘玲玲谈了对象，男方家里不富裕，但她不以为意。专门从汤山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向我倾诉她心中的幸福。我记得我们并肩坐在中山陵音乐台的青草地上，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初恋，她对我宣称“我要和他一起成长”，那一刻，她的眼睛染着绚烂的霞光，闪烁着动人的光亮，我笑她“目光跟涂了油似的”。
当时，我看她激情四溢、说个没完，眼看已是夕阳西下，便担心回去晚了饭堂打不到饭。刚小心翼翼地打断她，提议先回去打饭，立即被她鄙夷地指责成“俗气”、“就知道吃”。可事实上，那天的晚饭，她狼吞虎咽，吃得比我多得多。而我自己，与丈夫自恋爱直至结婚，也不知道他的家底，始终就没好意思开口问过。回头想想，过去的几十年时光，分明是理想的光亮一路照亮了我的生活，因为有理想，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光，也深信幸福就在不远处，能充分享受到生命的原质性给予内心的单纯的愉悦，才有了那许多可反复回味的与金钱无关的经历与感受。如今，“满足于现在，但不放弃努力”，更使我在金钱物质社会中能持有一分从容、平和的心态，去悉心捕捉从指尖流逝的日子里那每一段故事和心绪，享受和回味生命中一个个美好的瞬间，并不断继续触摸自己的梦想。
哈佛成功靠产品时间:2013-09-21 作者:未详 点击:114次 哈佛商学院正式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目标是募集5亿美元。如今，结果出来了，大大超过原来的目标，达到6亿美元。这是世界各国商学院中募集到的最大金额。哈佛有钱，并非什么新闻。仅凭一个“钱”字，也不值得我们在这里大费笔墨，但在这笔钱背后的事情，值得我们深思。
我一直批评北大、清华等名校展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并不是因为操办者口口声声要模仿美国模式，而是他们在模仿时，偷工减料，放弃关键的环节，学了皮毛的东西。
像哈佛、耶鲁这种世界一流大学，和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人家是私立，是自己在市场中竞争出来的。我们则是在吃皇粮，越是学人家，皇粮吃得越多。
再看美国顶尖的大学，基本全是私立的，其中仅有的几所州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等，越来越依靠民间财源，而非政府的经费。
一流的私立大学是怎样经营的呢？人家不是靠办班、收学费过日子。这些私立大学的学费虽然高得吓人，但奖学金也高得出奇。特别是对穷孩子，不仅免掉学费，而且给生活费，花钱请人家来读书。美国精英教育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让每个才能卓越的孩子，都有机会接受一流的教育，不能让经济堵住了他们的路。这样的理念，不仅是在这些名牌大学，就在一些私立的“贵族”高中、小学，也能得到贯彻。如果你把一个名校收的学费和给出去的奖学金相抵，学校就剩不了几个钱了。单靠学费，我敢说美国所有的名牌大学都会很快破产。
不领皇粮，又不靠学费，学校靠什么吃饭？靠捐赠。名校都有一笔巨额的捐赠基金，这是学校实力的基础。那么谁来捐呢？过去的毕业学生即校友，便是一大主力。校友们如此慷慨，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校友们事业成功，挣了一大笔钱，有实力捐赠。第二，这些校友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对校园念念不忘，对学校感恩戴德，成功以后，就像孝敬父母一样，捐赠给自己的母校。
美国名牌大学彼此的竞争，实际上是产品的竞争，不是教育硬件的竞争。他们要比的是，谁培养的学生日后更成功？谁的教育给学生的心灵留下永久的印迹，奠定了他们一生事业和生活的基础？
这次募捐，哈佛商学院2。2万多名校友即1/3的前硕士班毕业生慷慨解囊。人家要不是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对母校充满感激，能够这么掏钱吗？
再看看这6亿美元是怎么花的：
1。14亿美元将花在学生的奖学金上，1。002亿美元花在雇用教授上，1。253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1。275亿美元用于全球性研究和国际交流，8570万美元用于校园整修，另有6000多万美元作为机动基金。给学生的奖学金，占了总金额的约1/5。
按我们的看法，所谓私立学校，就是从学生身上赚钱。其实，人家一流私立学校是向学生投资。一个一流的大学，就是一个超级的人才投资机构，能够通过这种投资，把一个一文不值的人，造就成百万富翁。所以，当你看到美国各大名校争夺优异的穷学生时，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的大学拿到钱后，常常是用来盖大楼，也不算算一栋大楼是多少学子的奖学金。学校算得很清楚，学生来来去去，最终不是学校的资产，大楼是永远留在那里的。更有甚者，是对学生乱收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觉得自己被剥了一层皮。你能指望这样的学生成功后，回来报效母校吗？
纸器时代时间:2013-09-21 作者:未详 点击:197次 21世纪的人们都在干什么？答曰：拿证。虽然这些证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纸。有细心的网友分门别类列举出，中国人一生需办的证件高达80个之多！很多是吧？不多，据统计显示，中国目前的各种证件多达2000多种。21世纪一十年代，你是名副其实的纸器时代。
在中国，办证的开销非常庞大，办理过程纷繁复杂，有时候小小一个证件，折腾得你精疲力竭。准生证→出生证→身份证→学生证→团员证→党员证→学位证→毕业证→暂住证→结婚证→房产证→驾驶证→健康证→工作证→保险证→医保证→下岗证→上岗证→职务证→资格证→荣誉证→通行证→退休证→老人证→死亡证。我们生命怎么对纸如此厚爱？
2009年，南方周末在《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报道中陈述了这样一幕：贫困生向兰菊的母亲双脚瘫痪，本来她的农业税是可以减免的，可他们家拿不出办残疾证的５０元钱，乡干部对用双手爬来的向兰菊母亲说：“你不是残疾人，因为你没有残疾证！”啥叫寸步难行？这就是！
在中国，普通老百姓要办任何一个“证”都不容易，前不久，广州日报报道称，在广州工作超过10年的刘东明（化名）在往办证点跑了12趟之后，仍然没能办好居住证。第一次，刘东明拿着照片和证件去办证，工作人员告诉他要到指定地点拍数码照片才能办理；第二次，他上交了申请表格和照片等，工作人员又告诉他需要提供房东签名的居住证明；第三次，工作人员又告诉他，规定有变，还需要工作单位的工作证明和单位负责人的签名；第四次，工作人员又索要未婚证；还有几次是工作人员不在……。
从这一个小小的居住证身上可以发现，有很多时候，在很多地方，人们想要证明自己的合法存在是多么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证件迷信导致了假证窝点遍布中国各地，让考证族为之铤而走险。谁叫我们中国人没有证件，寸步难行呢？
改革开放后，因为物资丰富，物流畅通，我们终于可以和票据时代告别了，接踵而来的是证件（纸器）时代，每个中国人都成了大量不同证件的持有者，虽然有些证件是计划经济和指令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办了之后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可这并不妨碍他在我们的生活中插上一杠子。无奈！
石器时代，人们的生产工具都是石制工具。青铜时代，人们大量使用青铜器。纸器时代，人们一生都在为纸而奋斗，用纸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为管理方式得滞后以及服务理念的缺失，以扞卫公民利益为主旨的证件，他的鉴别功能在被人渐渐忽视，附加的限制功能却在悄悄增强。对证件的追加越来越多，无论是对管理者还是对被管理者，都是一件愁心事。
从票到证，变的是名词，不变的是为尊严生活的奔波。在人性化管理的观念逐渐深入官民之心的今天，你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们到底是为证而活，还是证在主宰着我们的合理存在？
我即将成为房奴时间:2013-09-21 作者:未详 点击:114次 自到上海以来，我一直庆幸不已，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是房奴。最先到上海的那几年，我是来上海进修的，住在灯红酒绿的虹桥涉外商务区，掏的租金却是较为低廉的学校给学生的租金，并且原先的单位还能给予我一定的补助，所以，我对什么叫做房奴，什么叫做房租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后来，我很庆幸地被一所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于是就搬到这所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面，所掏的租金同样是学校对学生的租金；再后来，我又从这所大学的宿舍里搬到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宿舍里，在那里渡过了自己快乐无忧的三年博士研究生生涯。虽然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房租的信息万变和水涨船高，但当时付给学校的租金似乎还在合理的承受范围内。再后来，我就结婚了，因为夫人是独生子女一代，家里还能将就着住，于是，我就从学校的宿舍里搬到了丈母娘的家里。
时间一晃，将近十年的功夫过去了，终于到了我要买房自住的时候了。学校离家里很远，单程路途两个半小时，买车吧，感觉非常不安全，时时刻刻处于风险当中，不买车吧，看看挤得像饺子锅似的地铁车箱，看看路途上川流不息、紧张兮兮的人群，人就快晕将过去了。来回奔波几年后，我决定在学校的周围买房，可看看周围一天天高涨的房价，我感到实在是无力承受。身为一名副教授，从学校所能获得的房贴只有可怜的几万元，身为经济学人，想想难以承受的房价，我同样感到心理极度的不平衡和没有着落。
早年读研究生时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读博士生，但他们都“发”了。因为不读博士生，所以他们就必须工作，而在上海工作的人，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房子，于是，2002年前后的几年，他们都拥有了各自的住房，虽然不少人因此而成了房奴，但看看不断高涨的上海房价，房奴们的心理不知舒坦了多少。我好高骛远，在自己的长远未来上进行了较多的投资，读博士，读博士后，再出国，但回过头来看，在做了所有这些长远投资以后，自己所获得的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读博士生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怀疑，到底未来更加长远的教育投资是否还仍然值得？有时候甚至怀疑，我们的社会是否比我们早年曾经憎恨的那个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可是，回过头来想想，没有，远远没有，因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下，政府是无力调整房价的，而在我们的国家，政府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来调整甚至打压房价。
浙大的那个博士为什么要跳楼？我估计房价是一个因素，但比房价还难以承受的也许是不诚信。房价过高，抬高了整个社会生活、工作的成本，降低了人才交流、流动的效率，同样道理，太多的不诚信，撕裂了中华民族那仅存的传统美德底线，也无穷地抬高了整个社会前进的成本。
我在学校的周围看了多个房产中介，很多中介都拥有了自己的网上商店，但跑得多了就知道，网上的房价似乎是个幌子，价格很便宜，地段很合适，可到了真正要看房或者讨价还价的时候，突然才发现，原来网上的东西简直不能轻易相信，其目的不过是“地产公钓鱼，愿你上钩”，等你上钩后，再推荐给你其他价格更高的房子。
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片刻，我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比如，一定要多找几个中介，这样，你就能弄清市场对某处房产的客观评价，也能有的放矢地针对你想要的房产进行讨价还加；又如，在与房产中介讨价还价的片刻，你还能认清，这个房产代理人的人品，其对业务的熟练程度等等。由于房产中介只是房东的代理人，房屋是否真实出售，还必须有赖于房东。在我与房产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房东的不同品质，这就像房屋的品质一样千差万别。
比如，大部分房东都是温州人，他们通常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通常在房屋开盘的时候就进入市场。再下来，就是浙江人、上海人，上海人多半是二传手，常常接温州人、浙江人的盘，而目前那些仍然在买房的人，常常就是那些真正要买房自住的人。在经过一传手、二传手甚至三传手之后，那些真正要自住的人反而承受了更高的房价。
有的房东很诚恳，他卖房就是卖房，只要到了自己所要的那个价格，就干脆抛售，可有的人却十分的贪婪，他索要一个价格，如果发现无人问津，他就心理嘀咕，是否房价高了。可是，一旦有人问津，他马上就水涨船高，一而再、再而三地涨价。如果是这样的房东，代理人慢慢地就失去了替他卖房的信心，因为言而无信的房东只会带给代理人无谓的时间浪费和成本支出，而不能给代理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佣金；对买房人来说，这么见风使舵、对市场反应灵敏的卖家简直就是可恨的亚洲犹太人。
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像我这样到现在才买房的人是完完全全的风险规避者，而温州人、浙江人以及那些狡猾、言而无信的人却是风险爱好者。他们虽然不懂经济学，但这无妨他们成为富翁，我虽然懂得经济学，但我难以成为富翁，因为经济学乃是一门理论，至于怎么很好地实践这些经济学理论，那却不是经济学家的长项。
在经过万千的迷雾和搜索之后，我即将成为房奴。没有买房前，我仍然享有一个自由之身，不欠谁的账，也不欠他人情，谁是主人？我就是主人；买房之后，我开始要背负起长期的债务，开始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房奴。虽然在成为房奴之后，我的手中多了产证，但心理却失去了自由。这一点，我心理非常清楚，这个产证不过是杨白劳手中的卖身契，不过是一种在上海的合法生存和居住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令人汗颜的绿色通道时间:2013-09-21 作者:未详 点击:120次 一场世博会，秀尽世间百态。世博园，不仅是先进科技的展示场、异国风情的狂欢地，更是一座“中国人活体写生馆”。
中国人看世界，世界人看中国。自开园以来，每日来来往往、举止各异的中国游客，为世界奉上了一顿额外的“视觉大餐”。中国人的道德、教养、礼仪乃至人性，都被放大在世界目光下任人品评。
2010年5月25日，一封署名为“刘辰子”的给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信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这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在信中痛陈了她在世博园中看到的种种假借轮椅、滥用绿色通道的不文明现象，并希望政府尽快采取措施遏制不文明行为，“维护上海这座城市的形象，向世人展示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和软实力的提升”。
然而，还没等到市政府的对策出台，世博瑞典馆、波兰馆和西班牙馆等国家馆，就因不堪忍受中国游客的“假残障”坐轮椅、8岁“巨婴”躺婴儿车、多人挟一名老人强闯绿色通道等行为，而做出了关闭或限制绿色通道的决定。
缺乏“公共场所感”
2010年上海世博会，让人们想起一本快要被遗忘的书——《丑陋的中国人》。
25年前，该书首次出版，书中对中国人“脏、乱、吵”、贪占便宜、不讲秩序等劣根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今天的世博园中，可以轻易找到与书中相对应的真实案例。
“想通过举办世博会争脸，不是盖场馆就可以的。”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人却还没有建立起与经济相匹配的“体面”。“体面是一种感觉，中国人缺乏‘公共场所感’。在公共场所不懂得采取适宜的行为，依旧我行我素。”
园区内随处可见的躺卧现象一直受诟病。只要有一席之地，无论是在众目睽睽的交通要道，还是在土耳其馆蜂窝状的外墙洞，游客都照睡不误。
没有公共场所感，也就不会对公共物品和公共环境有所顾惜。
世博会开幕式结束的当晚，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华丽烟花掩饰不住丑陋。”一张摄于开幕式烟火晚会后的照片上，一名男子背着小孩，正踩在一片狼藉中，那破碎的花不见踪影。
新西兰馆内一棵有《魔戒》特效大师制作的以假乱真的树也遭到了摧残。即使工作人员不断劝说，仍有游客非要亲手抠皮、摘叶、捏果实，以对树“验明正身”。
把挪威馆的外墙当攀岩项目爬伤爬下，将夜景地射灯当板凳坐，演出时脚搭在前排椅背上，这些照片在许多网站疯传。
在于海看来，“公共场所感”更确切的含义就是“秩序”。
排队一直是世博会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英国第一届世博会和日本大阪世博会，都以文明的排队文化而享誉世界。人们期望上海世博会也能培养出中国人良好的排队习惯。但于海认为，上海世博会排队全靠回形走廊，一旦撤走回形走廊，人们又开始争先恐后。
到哪儿都忘不了投机
“假残障”滥用绿色通道的新闻爆出后，一些游客非但不以为耻，反而当做攻略、秘籍效仿。据香港媒体报道：“日前有几名年轻男女自备轮椅登上了赴沪的火车。而乘警表示，自世博会开幕以来，经常有健康的乘客扛着轮椅上车，大多是来游世博园的。”
“很多游客逮着机会就犯规，到哪儿都忘不了投机。绿色通道的关闭，是对中国人的当头棒喝！”于海愤慨地说。
在世博园浦西出入口服务的志愿者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看到免费地图大量地图损毁，且很多人一拿好几份，然后又随意丢弃。在提供多国语言地图的城市站点，很多中国游客并不需要却也每种语言的地图都要拿一份，导致这些站点无法向外国游客提供相应的地图。
免费地图有妙用，有人总结：“一张垫着光脚，一张垫屁股，一张垫吃的，最后吃完用地图包了垃圾扔掉，再去要一批新的。”
与地图一样，免费饮用水也遭到同样的待遇。有人把持住一个水龙头，接完一瓶又一瓶，洗手、洗脸、喝一口，然后全倒掉。
一本30元的世博护照，若集齐200多个展馆的章，就能在网上喊出5000元的高价。于是，世博园里出现了“暴走敲章族”。
不少展馆的印章因为每天超负荷“工作”，已损坏了好几枚。荷兰馆、瑞士馆、爱尔兰馆的印章，不是在被游客争抢的过程中毁坏，就是直接被偷走了。游客们因为盖章问题而互相争吵、抢夺或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事情，时常在C片区国家馆里上演。
挪威馆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敲章族”对展馆的内容不看一眼，盖完章调头就走，令他们感到非常失望。
同样无奈的还有志愿者。在中国馆服务的一名志愿者曾被游客骂哭，他说：“我在南广场守着出口放人。来了一对老夫妇，老头强行要走绿色通道，可中国馆绿色通道只针对残疾人和婴儿，我婉言拒绝。老头破口大骂：“‘去死，你们就是出气筒……’”
据悉，俄罗斯馆里的童话“草丛”中还发现了装着小便的塑料袋。更有网友忍不住声讨：“别吃完鸡腿用人家场馆的国旗擦手！”
来的人虽没有准备，也将受到教化
世博会，能给我们留下什么？从筹办到开园至今，许多人在寻找答案。
所幸的是，从非典到北京奥运会的历史证明，每一次大事件都会成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并改进某些不足的契机。
中科院院士杨福家在5月28日世博公众参与馆里发表演讲时提出，在经历了30年经济大发展之后，下一个30年将“几近跌至谷底的国民素养”提升到世界水平，至关重要。“今后30年，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要站得直、站得稳、站得有尊严。”
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开幕式上，有嘉宾发言：“如果地球上的文明遭到毁灭，只要留下世博会，便可重建文明。”
美国芝加哥市的市旗上有4颗星，象征着对这座城市具有突出意义的4件历史大事，其中两颗星就代表着芝加哥承办的两次世博会。这座曾经由运输业和屠宰业主导，并在一场大火后“心灰意冷”的城市，经历两届世博会之后，重塑了芝加哥精神，并成为艺术家的向往之地。
于海认为，世博会是上海的一个机会。在世博园内，新的行为、新的理念（如环保意识、道德示范、秩序意识、体面意识）都在实践，“来的人虽没有准备，也将受到教化”。
“世博结束后，‘脸面’的东西将很快消逝。我非常期待世博能留下一些文明成长、人性发展、人格丰富的成果——它们成长起来，不会消失。否则，世博就成了摆摊，热闹一阵，什么都没有留下。”于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