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亲不认”的印度理工学院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220次 卡梅娅是一名电脑程序员，她报考了印度理工学院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印度理工学院虽不是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但在印度却大名鼎鼎，它的“严进严出”政策，让很多考生望而却步。
尽管卡梅娅雄心勃勃，随后却三次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是由于法语成绩差了两分；第二次报考，专业课以一分之差落选；第三次各门功课笔试都通过了，但面试表现欠佳，再次被淘汰。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卡梅娅非常沮丧。有段时间，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日不出。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敲开了卡梅娅的房门，说：“孩子，凭你的实力，你完全可以考取印度的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你干吗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倔犟的卡梅娅擦去眼角的泪水，对父亲语气坚定地说：“不！爸爸，我一定要考取印度理工学院，它是我的梦想，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放弃！”父亲轻轻搂了搂卡梅娅，既心疼又欣慰地说：“爸爸祝福你，相信你！”
从此，卡梅娅更加勤奋，她辞去了工作，全身心地扑在书本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次考研，卡梅娅以笔试成绩第一名，面试近乎完美的表现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按照传统，印度理工学院每年要在开学典礼上，为成绩特别优秀的入学新生颁发奖状和奖金。那天，卡梅娅幸福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儿，她同其他一批优秀新生站在主席台上，等院长巴隆迪先生给他们一一颁奖。
当巴隆迪院长走到卡梅娅面前时，卡梅娅轻轻地对他说：“爸爸，我终于成功了！”“孩子，爸爸为你感到无比骄傲！”巴隆迪院长紧紧拥抱了一下女儿。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年四月份，巴隆迪院长在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中，很“动情”地跟观众说起了这件事。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不解：作为一校之长的巴隆迪，为何不替女儿入学开方便之门？他不好替女儿的笔试成绩作假，最起码能够为女儿的面试跟导师“通融”一下。殊不知，在印度理工学院根本就不存在通融之道，它的录取从来就是六亲不认，哪怕你是校长的子女，一切仍要按照严格、公正、透明的渠道来。
也许，正是这种“严格”，成就了印度理工学院。尽管它直到现在也只有不到六十年的办学历史，但它培养出来的人才（特别是IT技术方面的人才），是印度其他院校甚至世界上一些名校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比尔？盖茨曾称之为“改变信息世界的大学”。
人类的愚蠢历史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79次 在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有一条法律禁止妇女以化妆品修饰容貌来欺骗男子使他们同他们结婚。
16世纪，烟草被引进欧洲的时候，所有的绅士（还有一些淑女）都用烟斗抽这种植物。香烟被认为是下层人士所用。只有买不起烟斗的乞丐才抽它。
18世纪的英国法官会用水淹的方法来检验被指控的女巫。他们推论，一个女人要证明的她的清白，所能够做的就是被水淹死。
如今的奇异发型与18世纪的英格兰的发式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当时时尚妇女的假发可高达4英尺。发型师用鸟的标本、水果盘和船只模型来装饰那些假。为了支撑这样的发型，妇女们必须坐着睡觉。为了保持这些精美的发式，假发需要涂上猪油。由于妇女们常常连续好几个月戴假发，猪油吸引虫子和老鼠。
最初，高跟鞋是男人们穿上用来显示权力、地位“高人一等”的。然而穿高跟鞋的男人们很快就发现，当他们每走两三步就会摔跟斗的时候，这种“高人一等”就难以维系了。所以高跟鞋被传给了女人，在女人身上高跟鞋成了个性的从属象征。在上流社会的妇女们穿上高跟鞋，表明她们非常富有而不屑于到处走动。
1982年，一个亚利桑那州人把车开到沙漠去练习打靶。他用猎枪瞄准了一株受到法律保护的巨型仙人掌，两次扣动扳机。子弹把仙人掌劈成两半，仙人掌轰然倒地，把他死死地压在下面，结果他一命呜呼。
在法国克莱蒙，有一个人为了清除衬衫上的一处油渍，他往洗衣机里倒了一杯汽油。当洗衣机的涡轮改变旋转方向时，一个火花引燃了汽油，炸掉了他家房子的一角，他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
一个巴西人的未婚妻患了一种对生命有威胁的疾病，后来得以康复。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他苦行修行，身背一个大十字架徒步穿越半个巴西。当他走上精神之旅之后，他的未婚妻却另攀高枝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一位经验丰富的特技跳伞运动员也是个摄影师，他用固定在头盔上的摄影机记录下同伴们在空中的精彩动作。1988年4月的一天，他的举动令同伴们惊讶不已。他跳出机舱之前，没有忘记给摄影机装上胶片并调整好摄影机，然而他却忘记了背上降落伞。
委屈相从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52次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但是，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认为该剧违背了“三突出”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原则，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太多，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孰爱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68次 1949年7月，有一件事让我忘不掉，事不大，却挺闹心的。
13岁的我参军不到3个月，被分到一个修建解放济南革命烈士塔的半军半政的单位。其中一部分人是设计师、工程师，全是解放战争后留用的。在那个满是坟头的四里山上，一个残留的日本神社就算是我们的“单位”了。屋里屋外其实一个样，战争的原因，这神社被炸得没有一块完整的墙，只好用席子一围。
炎热的夏天，蚊子、虫子一起进攻，我没有被单，没有蚊帐，军装褂子是我的枕头，我只好把那床褥子卷成筒，夏天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睡不着的不止我一个，大家干脆凑在一起闲磕牙，我经常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听那些关于解放区、旧社会的新鲜事。
有一天晚上，热得实在睡不着，神社的高台上围着一堆人听吴工程师讲故事。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凑上去的时候，吴工正在大讲羊奶是多么有营养，在四里山上养一只羊喝奶，就能保证你怎么怎么不缺什么什么营养……弄得大家一会儿想喝奶，一会儿想养羊……讲着讲着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向前看，眼睛发直，大家也一起跟着他瞄。
还没看清是什么东西，他已经抓起屁股底下的那条板凳向着前方“冲刺”，我们跟过去一看，原来是只小刺猬。吴工说：“它的声音像孩子哭，我从小说知道。”
怎么哭？还没来得及“推理”，“小孩”已经哭上了，哭得非常非常凄惨。
原来他拿凳子腿压住了刺猬的后腿，还坐在凳子上面转着碾，碾了左腿碾右腿……刺猬凄厉的惨叫声回荡在静静的四里山上，几乎是整座山都在哭叫。
大家都听不下去了，有人求情：“饶它一条命吧，快放了它吧！”
在大家的求助下，小刺猬拖着两条残废的腿隐没在草丛里。
那天大家都没睡着。我一个小孩子再不懂事，这情这景也让我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下午，我上山换岗，路过草丛时，隐隐听到“孩子”的哭声，同时还伴有“咕咕”的声音。我朝六七米外的地方看去，心里“咯噔”了一下–那只受伤的小刺猬竟然拖着两条烂腿上了山，有3个“孩子”嗷嗷待哺，围在“妈妈”身边，这“妈妈”一见我，惊恐万状……
我哭了，抹着眼泪上了山。
接着每天上下岗我都会远远地看着它们。那拖着两条残腿的小母亲有窝也爬不进了，3个小家伙能不能吃到奶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了–它们的妈妈已经不能动了。
3天后，“妈妈”已经没气了。
我扛着枪，一口气跑到山上。这对当时的我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件大事。
后来，我长大了，成人了，成材了，想法也不一样了，我认为，天底下最伟大的一个题材，也是艺术创作中最值得颂扬的，就是一个字–爱。
英雄女孩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42次 2002年春天，黄凤的父亲黄志仁从楼梯上摔下，颈椎伤了两节，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颈部以下全部瘫痪。继续治疗需要30万的医疗费，他无力承担，只好回到了安徽蚌埠农村的老家，那年黄凤才5岁。
在黄凤6岁那年的冬天，她的妈妈看到丈夫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破碎的家，绝望了，收拾了几件衣服走出了家门。黄凤跟在后面边跑边哭，追出两里地，但妈妈头也不回，抛下了她和高位截瘫躺在床上的爸爸。回到家里，黄凤一个人缩在房屋的小角落里，她说：“妈妈跑了，我就是妈妈。”从此，她就很少说话。爸爸瘫在床上无法动弹，6岁的黄凤不懂什么叫“绝望”，她挑起家庭的重担，开始默默地独自照顾全瘫的爸爸和眼睛残疾的奶奶，她只知道要让全家人不饿肚子，让爸爸躺得舒服一点。
黄志仁自己落得这般田地，还要耽误孩子；他感到很难过，想一死了之。但“脸上停只蚊子都赶不走，更别说自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绝食。谁知，自己不吃饭，黄凤也不吃。他挨到了第三天，黄风也滴水不进。黄凤说：“我不会离开爸爸，爸爸不好，我就一直照顾你！父女俩哭成—团。第四天，黄志仁为了黄风，终于妥协了，答应黄凤要勇敢地活—下去。
那时，黄凤个子不如灶台高，踩着板凳做饭，不是做米饭就是做清水煮面，菜肴基本只有一道咸菜。做好饭给奶奶盛完就去喂爸爸，最后剩两口自己草草吃掉。为爸爸翻身的时候，小黄凤胳膊没有力气，她只能用头顶着爸爸身体，用牙咬着爸爸的衣服来助力……
给爸爸翻一个身，就要花20多分钟。后来医生说：“长期瘫痪卧床的患者极易出现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液栓塞等并发症，但他统统没有，身体的各项检查结果都正常。这往往需要3个人24小时轮流照顾才可能实现，而黄凤只是一个什么医学常识都不懂的孩子。这真是奇迹。”这样的生活，黄凤坚持了7年。
虽然生活很艰辛，但黄凤没有放弃任何给爸爸治病的机会。2008年5月，黄凤用安了轮子的铁床推着爸爸到了上海，四处打听给爸爸治病的医院。从火车站到医院，黄凤推着沉重的铁车，走了整整5天，身边还跟着年迈失明的奶奶。没有钱住旅馆，黄凤和爸爸、奶奶在天桥下栖身。很难想象，这个小姑娘从11岁起就推着或拉着瘫痪的爸爸背井离乡，三次到大城市的医院求医问药，每次都要转乘三四趟车。怎么把爸爸抬上车就是个最大的困难，“我就求人帮忙呗。”黄凤对自己的经历轻描淡写，个中滋味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2009年7月，黄凤从电视上看到北京的武警总医院能治高位截瘫，就带着借来的一点钱，央求同乡捎带他们去北京。下了汽车，黄凤拿出随身带的木板、锤子、钉子和轮子，钉出一个木板床，拴上一条布带子，用瘦弱的肩膀拉着爸爸走上大街……
2010年4月，黄凤再次来到了北京武警总医院。根据黄志仁的病情，治疗费用需要几十万元，这对于黄风一家而言，如同一个天文数字。武警总医院的领导在了解情况后，破例收治了费用不够的黄志仁。
在大家眼里，黄凤是个特别坚强的孩子。到武警总医院住院后，黄凤第—次落泪，吓得所有关心她的人不知所措。那天，护士长为了给黄凤的父亲提供—个更安静、更舒适的治疗环境，特意给他们调换了一间小病房。没想到，黄凤难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委屈地哭了。护士长反复询问黄凤流泪的原因，黄凤都低头不语。黄志仁叹了口气，说：“到了小房间，孩子就像回到安徽老家那个没有关爱的冷清环境中了。”原来，大病房里病友之间有说有笑、相互帮助，这带给黄凤很多温暖。这个从小就缺少关爱的女孩十分舍不得离开那个嘈杂的环境，她宁可有人冲她喊：“黄风，帮我拿下东西。”
中央电视台记者潘颖，曾经给黄凤拍过一个短片，她一来到病房，黄凤就跑过去紧紧搂住她——黄凤毕竟还是个孩子。但黄凤不像有些需要帮助的人那样，看到记者来了，便哭诉自己的不幸。她绝不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哪怕是一瓶矿泉水。只是黄凤经常下意识地把头轻轻地靠在与她熟悉的人肩上——在这个本来应该依靠别人的年龄，她却成了爸爸的依靠。
黄志仁经过总院医生的精心治疗，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如今已经能够坐在轮椅上了。看着爸爸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黄凤的小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现在，黄凤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每天去学校上课。
黄凤在困难中成长，在艰苦中涅架，相信总有一天她会变成一只真正的凤凰，在属于自己的天空展翅翱翔。
母亲的祈祷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69次 叶卡捷琳娜是农奴的女儿，有过三个孩子和一个丈夫。当她快满40岁时，她已经只剩下最小的一个儿子了，这个儿子叫索索。她从事着一份让她骄傲满足的职业：裁缝。叶卡捷琳娜是一个裁缝，终生都在为格鲁吉亚的穷人们缝补衣裳。但是她的儿子却不喜欢穿她缝制的衣服，布料太粗糙，腰身又紧张，夏天容易被汗水浸掉颜色。但纵使如此，叶卡捷琳娜依然给索索缝许多的衣服，款式颜色从不曾改变。这个固执的母亲，一直乐观地相信：她会改变索索，让他好好地活在这个纷乱的尘世。
所以她把儿子送到教会学校，但是很快，索索就因为在学校宣传异教被开除了。叶卡捷琳娜伤心不已，她赶到学校，用瘦小的身躯堵住校长办公室的门，一边流泪一边流利地诵读经文，她想用泪水和对上帝的笃信，去感动教徒和儿子。但是索索却拽着她飞奔出校门。
儿子去了一家观象台工作，这让叶卡捷琳娜惊恐不已，上帝一定会因此抛弃他的！但是索索依然对她的话置若罔闻，他已经变得无比强悍和叛逆。从那以后，索索到处奔走“游荡”，母亲总是不顾一切去某地找他，可是几乎每次母子俩都擦肩而过。索索是故意的，但是母亲认为：是上帝在考验一个母亲。
1913年，索索34岁，他自作主张，将名字改成了“斯大林”。尽管后来这个名字震惊了世界，但是叶卡捷琳娜却非常不喜欢，“斯大林”的俄文意思是“钢铁”。而母亲却希望她的索索，可以做一棵挺拔而优柔的树，她不喜欢冷漠而强硬的钢铁。
她不知道儿子在做些什么，只是渐渐地不能安心缝纫和诵经了，因为许多人都来找她，都是关于她的索索。她很讨厌这些人，但上帝又让她不得不微笑面对。她总是说真话，比如丈夫生前是个酒鬼后来被人捅死，比如她自己的父母是农奴，比如索索身有残疾还有心理阴影。后来儿子开始在报纸上宣告，任何人都不要去他母亲那里问有关他的任何事。叶卡捷琳娜为此非常伤心，她觉得上帝已经彻底抛弃了她的索索了，然而这不怪索索，都是她自己，不小心向上帝泄露了他犯的错。
后来有人问起儿子曾经被学校开除的事，叶卡捷琳娜就说是因为索索得了肺炎，她跑到学校向老师哭诉着要把孩子带回家休养，索索才离开学校的。这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向上帝说谎。不久以后，叶卡捷琳娜染上了肺炎。这让她感到欣慰，因为上帝没有把灾难降临于儿子身上。肺炎从此一直折磨着她。她总是在咳嗽，咳得满脸通红，镜子里映照着一张孤独而绯红的脸。她依然小心地活着，依然不停地为索索缝着黑色粗布的衣服。尽管她猜得出，索索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这些衣服。
“十月革命”后，她被接到第比利斯的一座宫殿，她为此感到惶恐和寂寞，故意挑了窗户小、光线黯淡的小房，叶卡捷琳娜故意让儿子把房间弄得像她乡下的破屋。在那一段短暂的日子里，叶卡捷琳娜觉察到儿子可能在干着一件非常违背上帝旨意的事，她想劝说索索，可是她总见不着他。后来她执意回到乡下，临走前给儿子留言：我的索索，我仍希望你回到上帝身边。对她来说，上帝才是安全的，他会庇佑索索有一份稳定光荣的工作，比如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
1935年，索索回到格鲁吉亚看望母亲。已经身患肺癌的叶卡捷琳娜问他：“索索，你现在的职位是什么？”他说地位相当于沙皇。母亲低下头去，她知道索索不喜欢她流泪，而且她也预感到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看着高大伟岸的儿子离开，她抬头，双手合十：“索索，希望你能做一个神父。”
两年后，叶卡捷琳娜死于晚期肺癌。那时苏联布尔什维克大清洗正在进行，她的儿子分身乏术。
就在前不久，人们发现了叶卡捷琳娜厚厚的日记本，那些像葡萄藤一样优柔、漫长而又温和的格鲁吉亚文，记载的全是索索。叶卡捷琳娜一生，都没弄清楚儿子究竟在做什么。对她来说，越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越只能让上帝抛弃索索。为了跟儿子写信，记下自己对他的想念和担忧，叶卡捷琳娜自学读书写字。但她的表达能力依然不是很优秀，“我的索索，他是个敏感的孩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平凡的母亲最喜欢写的一个句子。
世上最美好的事情是活着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45次 为挣钱当上美国大兵
我出生在安徽安庆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2006年从省内一所三流大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工作，在一位亲戚帮助下移民到了美国。在纽约生活一段时间后，我感到这里一切都好——除了没有钱。
有一天，我在地铁里仔细端详了一下那两幅天天都可能看到的广告：“Wedon’tacceptapplications，onlycommitments。USMmarine”（我们需要你舍身报国。）两个酷毙的士兵用坚毅而挑逗的眼光看着你，跟电影里一样，充满阳刚的诱惑。
早就听说美军的待遇相当不错：只要你愿意当兵，先一次性给予4万美元的参军奖金，除每年四万多美元的基本薪水外，如果到海外服役还有特殊津贴。想到下岗的老爸和多病的妈妈急需钱用，我一咬牙，决定当兵去！
我给军方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一堆介绍参军手续和好处的资料。走进美军征兵办，一屋子的军官全拿我当亲人，还送我好多陆军小礼物。一个美女军官每天车接车送，我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一不留神，我成了货真价实的美国大兵。
基础训练结束后，我奉命到美军驻德国拜仁的一个基地服役。因学的是十分“热门”的拆弹专业，2008年秋天，我又被派往伊拉克战场。
巴格达迎接我的，是一种险象环生的生活。一天我们到餐厅吃饭，只见双门紧闭，门外布满了封锁线，说里面有可疑爆炸物。好家伙！炸弹都放到美军基地食堂里了，真够要命！没办法，大伙只好绕了大半个基地到另外一个地方用餐。吃着吃着就听到很沉闷的一声巨响，听说是我的同行——另外一些拆弹兵把那可疑炸弹带到基地外面的沙漠上引爆了。
尽管在这里每天都面临着凶险，但我还是十分乐意和神秘的伊拉克人接触。我认识了一位举止优雅的女士，她曾在伦敦攻读病理学博士，后在当地结婚生子。这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巴格达探亲。她说少女时代对这座城市的美好回忆依然清晰：有时候，爸妈会带着她和姐姐去看电影，然后去底格里斯河畔咖啡馆林立的街区散步。他们吃伊拉克烤鱼，喝葡萄汁。那里还有现场音乐会，大家散步、聊天、相互开着玩笑，真的好幸福。
伊拉克是仅次于沙特和伊朗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战前巴格达十分繁华，连穷人都有小汽车。可是现在她在街上看到的都是美国坦克和大兵，以及到处被炸毁的建筑物，这位女士说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惊心动魄的拆弹生涯
虽然美国大兵在伊拉克的确吃得很好，而且战场补助等额外津贴也高得惊人。只要你不是个败家仔，一年存上五十六万人民币是件很容易的事。但这里也绝对不是什么“安乐窝”。夏季，当地沙漠地区的气温高达50℃以上，毒日头就像个大火球在头顶上烤，士兵们还要头戴钢盔、身穿厚厚的防弹服外出执行清剿恐怖分子的任务，五六十公斤重的防护器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不少人嘴唇开裂起口子，全身起痱子，皮肤起泡溃烂；还有可怕的沙漠蝎子和骆驼蜘蛛，这玩意儿不仅个头大得雷人，而且毒性很强，咬一口就能致人伤残。虽然美军配有专用的药物可以缓解被咬的毒性和痛楚，确保人不被毒死，但不少被咬伤的大兵不得不被送回科威特、德国甚至美国的战地医院里去治疗。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能逃脱伊拉克恶劣的环境和危险的路边炸弹，去后方战地医院疗养，被毒蝎子和骆驼蜘蛛咬一口，也不算一件太坏的事！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令人谈虎色变的路边炸弹，小路边的草丛中，甚至于路上一些不起眼的“垃圾”下面，都可能藏着这玩意儿，有时拆弹兵刚清理完，晚上恐怖分子又会重新设置，令人防不胜防。如果你以为这只是用几管硝铵炸药和雷管组成的土炸弹，没什么威力，那就大错特错。武装分子用的都是威力极大的TNT，有的还串连着大口径火炮的炸弹，一旦爆炸别说是血肉之躯的人，就连带有装甲的悍马军车也会被它炸得飞上天。基地里有时一个月就有上百人被炸死炸伤。真正的战场，永远比新闻报道中更加残酷……
一天，我们拆了弹随装甲营去清剿躲在一个荒废村庄里的武装分子，估计这次行动与前几天美军巡逻兵被炸死有关。途中快到一座小桥上时，我们随前卫侦察兵到桥下搜索，看是否有爆炸物。忽然，我发现桥墩右侧的水泥孔里有一堆茅草，凭感觉这太不正常了，里面肯定有问题！战友立即打开了频率干扰仪，这玩意能够有效干扰遥控类炸弹，是拆弹小组的必备装备。按照我们的命令，几名侦察兵迅速撤离现场，在远处担任警戒，以防狙击手袭击。
我轻轻扒开那些茅草，不由大吃一惊。原来，下面竟隐藏着成堆的TNT炸药，看来对方不太专业，雷管的连接线乱七八糟地连在一起，线路非常复杂，判断电线的正负极特别困难。尽管我心里有些紧张，但毕竟接受过严格的排爆训练，稍一思索，我大脑中就产生了一个奇妙的“拆弹”方案。
在有些港片中，对付炸弹时剪断电线是唯一的绝活。因为真正的TNT或C4炸药是不会无端引爆的，甚至用火烧都不会爆炸。只有通过引信才能引爆。因此只要让引信失去工作能力，就不用担心炸弹爆炸。其实，现在的炸弹引信几乎都是电子化的。如果仅仅是电子引爆，那问题不大，剪断导线或者破坏电源都可以让引信失效。可是制造炸弹的人知道你会这么干，他们会进行防拆处理，例如在导线上增加回路，一旦被剪断就会自动通电爆炸。
所以我当时采取的方法不是剪线，而是直接将起爆TNT的雷管拆除。在排爆时，尽管穿着厚重的防爆服，我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上，这些TNT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时间非常紧迫，我不能一只手抓一个快速地拆，因为那样很容易引起回路的静电，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还好，经过一番小心翼翼的操作，雷管总算被拆除了。那些炸药也被我们搬到远处的空地上全部引爆。
这次行动，有60多名武装分子被击毙，一座十分隐蔽的小型炸药库被摧毁。因拆弹迅速，有效保证了部队的进攻行动，我受到了上级的特别表彰。
世上最美好的事情是你还活着
2009年初的一天，我们忽然接到电话，一军官称在巡逻途中发现可疑炸弹。我和战友马上开着一辆“美洲狮”装甲防雷车出发了。当来到一个偏远的小树林时，我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对武装分子来说，在这种杂草丛生的土路边埋炸弹再隐蔽不过了。我赶忙告诉同伴减速前进，观察路边有无异样。没想到话音未落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在座位下方爆炸，紧接着，又有一枚炸弹炸响了。14吨重的“美洲狮”被气浪掀出了3米之外。我当时就被震晕，在车里昏迷好大一阵才渐渐恢复意识。还好，除手臂骨折、头部受轻伤流血外并无大碍。
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和敌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你不知那些狡诈的家伙在哪里，他们却在暗中像狼一样紧盯着你。有时候，武装分子会故意在路上埋下炸弹，引诱拆弹兵前来。待我们赶到现场之后，埋伏在周围的敌人会突然开火。有时，他们还会故意在路上埋一些假炸弹，暗中观察美军的行动，从而研究拆弹部队的技术和行动路线。
在电影《拆弹部队》里，一个伊拉克小孩被武装分子残忍地杀害，他的肚子里被塞进炸弹。其实我就遇到过这种事。一天下午，我们在执行任务回来的路上看到一具尸体。伊拉克很少有胖人，但那个人的体型看起来很庞大，有些不太对劲。他的脸很瘦，手臂和腿也很瘦，但身上却是鼓的。
拆弹士兵要遵守的第一条原则是不要轻举妄动，在做出判断前，一般都待在装甲车里。于是，我一边冷静观察，一边操控一台机器人上前侦察。最终，排爆机器人从死者身上翻出了一枚炸弹。想起那场景，至今都让人感到头皮发麻，真是太恐怖了！
由于平时我拆除过各种各样的路边炸弹，干这一行可谓得心应手，不过最令人头痛的却是汽车炸弹，就连资深拆弹专家对它都没招。我亲眼目睹了一支运输车队遭袭击的场面。当时一辆黑色小轿车从旁边驶过，几乎看不出一丝破绽，就在那一瞬间悲剧发生了，一辆运输车的车头当场飞出了200多米，就连坚固的防爆装甲车也被炸了个底朝天，像一个软包装饮料一样被撕成两截。
更雷人的是，有一次1名恐怖分子驾驶载有2枚鱼雷、1枚水雷和其他爆炸性物的卡车，企图强行驶入艾马里亚警察局总部的大门。那名袭击者被当场击毙，所幸车子撞上了门柱，这些炸药并没有爆炸，否则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最后还是我们将这些炸弹拆除后销毁了。
在伊拉克战场上当拆弹兵，就像是在一个下面是万丈深渊的悬崖上荡秋千一样，稍有闪失，必死无疑。令人忍俊不禁的是，有人竟盼着自己早点阵亡。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黑人兄弟亚当，不止一次笑着对我说：真希望快些被炸死，那样不仅能得到一枚紫星勋章，陆军部还能给我家里50万美元的阵亡抚恤金。有了这笔钱我父母再也不会挨饿了！听了他的调侃，真让人鼻子发酸。其实在我们这些所谓的“美国大兵”中，有许多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到这里卖命的！
还好，到2010年初春，我在伊拉克15个月的服役期总算结束了。军方问我是否再续签合同，那样可以拿到更丰厚的薪水，我十分坚定地摇摇头说：NO！临登机时，我忙告诉女友：我还活着，不疯不傻。全须全尾，手脚都在，感谢上帝！
我真切地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不是拥有多少美元，而是你还蹦蹦跳跳地活着！
高四，只不过重头再来时间:2013-09-22 作者:未详 点击:115次 北京大学东门到了，我把双手插进裤兜，走出地铁站。大人们说把手插进裤兜是在装酷，其实对于在孤独中执着行走的孩子来说，我们只是贪恋裤兜中惟一的一点温存。从东门取了车，飞驰在燕园里，博雅塔、图书馆、百年讲堂……曾经日思夜想的地方，如今只是匆匆掠过我的肩膀。上了北大，时常会接到学弟学妹们从家乡的来电，主题无非是怎样才能考上北大云云。“能吃苦。”开场白总是这么简单，轻描淡写。高考可是甘苦自知的事，不同的是，这苦我比别人多吃了一年。
落榜偶失龙头望
2008年6月，我背负全家人的期望参加高考。569分——第一次高考，我以一个上不了北京任何一所重点大学的分数草草收场。外婆告诉我，八岁那年，别人问我长大以后想干嘛，我总是嘟着小嘴说我要去北京上大学。这是家人时常在饭桌上提起的桥段，想不明白一个八岁的小破孩儿哪里来的“去北京上大学”的概念，我只是想为这个桥段续写一个完美的结局。
填报志愿那天我缺席了，跟父母要了一千块钱，花了三百多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直奔寒山寺。“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那年诗人张继进士落榜，失望之下来到苏州，遥望夜色中的枫树古桥，发出这流芳百世的吟叹。我走在苏州城静谧的夜色里，体恤着与古人如出一辙的心境，回想自己过去备考的一年——由于基础不错，上半学期过得还算顺利；下半学期开始变得紧张焦躁，一模失败后的心灰意冷把我推入谷底，二模的翻身仗也打得不漂亮，最后迎来自暴自弃的高考。在路边的小摊随手买了一本寒山寺的小册子，从介绍张继的书页里的一句话我得到了慰藉，“落选归乡后，张继再战，终登天宝进士第。”我把小册子揣入口袋，决定再度走进风雨。
书信西南望京城
没跟父母商量，仅凭白羊座的一时冲动，我又回到了高三的教室里。教室换了，堆积如山的课本却还在；同学换了，埋头苦读的架势却依然；老师换了，谆谆教诲的言语却没变。高三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忽地一下排到了年级第一。这样的结果没有给我带来半点的喜悦。
从苏州回来以后，我推掉了所有的同学聚会，当曾经的战友们都在把酒饮欢庆祝胜利回忆高三憧憬大学的时候，我躲进了自己的小屋里，翻看高三一年积累下的卷子。试卷们堆得足足有半个人这么高，我把错题全挑出来，重新做一遍，发现哪还有漏洞马上看书补救。就这样，我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把以前高三没时间弄明白的知识过了一遍，而且我比现在的同学多读了一年，考年级第一是理所应当。
新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得数学者得文科天下”。我数学很好，其他科基础也不错，考个北大清华是很有希望的。我只是淡淡一笑轻轻点头。与新班主任谈话后，我的压力更大了。我的高中虽是省重点，但文科却不是强项。去年学校整个文科班没考上一个清华北大，复读的最好成绩也只上了对外经贸大学，北大谈何容易。
看到校内上同学发的大学生活照片，想到父母虽嘴上不说却藏在心底的期望，忆起去年单调的煎熬，我开始怀疑最初的选择，当初还不如上个不错的二本，何必心念着北京。复读的一年学习依旧紧张，但我每月都会抽出时间跟远在北京享受大学灿烂生活的竣竣保持着原始的书信联系。
她在信里提到五道口大学城，说她那低调而不妥协的可爱信纸是在“光合作用”买的，她在Lush的柔软音乐里和着午后的温热给我写信。她在五道口得到的第一个生日蛋糕是“多乐之日”，她说还有一家小店叫“红英”，那里的衣服风格得令她牙痒痒却又买不起。我藏在高高的书堆后，读着她的文字，想象着传说中的五道口。这样愉悦的文字，日后被我们称作“爱五道口主义教育”。正是这些其貌不扬的平角信，给了我坚持下来的理由。
夜幕有梦无人省
高四的考试一如既往的多，像冰糖葫芦似的一个接着一个，我的成绩也仿佛纳斯达克指数一样，有起有伏。不过与去年焦虑不安相比我显得淡定了许多，无论成绩是好是坏心里总是波澜不惊。我学会了在周围同学都抱怨卷子太难时，把分数丢在一边，拿起卷子分析错题。经过一次高三，我深知人生的起起落落实属正常，况且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也就不必太苛求。
生活很单调，有时候走入人群，虽是熙熙攘攘却依然感觉孤独。有时心里压抑很久却不知找谁倾诉，想跟同学诉诉苦却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别人，想对父母说却害怕他们会过度担心彻夜不眠。学校有个十一层的教学楼，楼顶上有个小天台，几乎每次考完试需要宣泄情绪，我都会等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走上去，俯瞰霓虹闪耀的城市夜景，仰望头顶灿灿的星空，把那些不愉快的小情绪一吐为快。就这样，那个十一层楼顶的小天台藏着我的许多秘密。
每到夏天，南方的城市总有湿润的空气，站在楼顶，风吹起来便会有和风扑面，耳机里是ToriAmos的声音，柔和而有力。我眺望着远处高楼的灯光，心里默念，有哪一盏灯光是属于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