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之恋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206次 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一个叫乌素尔的德国金发美女在柏林郊区的一家医院当志愿护理员。有一个周末，医院对面的英军基地举行晚会，乌素尔跟着朋友去参加。在晚会上她结识了一个英军士兵。两人一见钟情。不顾家人反对，乌素尔就把自己嫁了出去。乌素尔的丈夫来自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距离一个叫切斯特的古老小镇还有近一百公里。英军士兵服役期满，乌素尔跟着丈夫到了那个英国小村。她在那里一住就是近六十年。现在，丈夫去世了。女儿也当了奶奶。老去的她，继续一个人默默地住在那里。
乌素尔是家属的姨妈。家属年轻时多次搭车漫游英国，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会去到姨妈那里，在那里胡吃海睡，修身养息。乌素尔不是那种传统概念里的慈祥的老太太，她说话很机敏，甚至很尖刻，但待人很得体。比如在果同学小的时候，经常会收到她寄的圣诞卡，里面夹着一张纸币。这一份微小的赠惠，让妈妈和儿子感受到很重的情份。
我们从伦敦坐火车到切斯特。在切斯特我们租了车。当家属跟租车处的美女签字画押的时候，我把乌素尔的地址输进导航仪。谁知导航仪根本不接受我输入的地址。我见有个帅哥在闲着，就请他帮忙。英国人对英国地址，应该比我得心应手。谁知帅哥也输不进去。这时候，家属和美女都参加进来，大家齐心解决这个难题。美女进行了一番网上搜索，说地址错了，这个村根本就没有什么林柏路。我们异口同声说，不可能，这么多年，我们的信件都寄到的，从来没出过差错。美女打了好几个问讯电话以后，在导航仪上点击了一气，然后命令说，就按这个地址开吧，不要乱动！
看着那个闻所未闻的街名，我们一肚子狐疑可是不敢乱动，横下一条心按着导航仪的指点开。结果很顺利地开到了乌素尔的小村里。
对于旅游者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周围有沉默的古堡、废墟和森林，还有宁静的大海。村上有一家杂货店，供应一些生活必需品。唯一的酒吧，只许男人进去。没有网，没有手机信号。八十多岁的乌素尔已经不能开车，而且行走不便。每隔一天，有个服务机构会给她送两顿正餐上门。一顿是热的，可以马上吃。一顿是冷冻的，第二天用微波炉热了吃。她订一份报，每天读完报，就出门去和邻居交换报纸，然后继续读邻居的报纸，然后吃饭，然后看电视，然后一天就过去了。
我们一起翻看旧日的照片。年轻美丽的乌素尔，穿着长裙，捧着鲜花，幸福地和英国士兵走在柏林的大街上，他们正在办理结婚登记的路上。这个柏林的女儿，这个富裕人家的娇女，那一刻的她，是否想过，她会在英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
她说，女人一生会有很多选择。真正为爱，只有一次。她选择了这一次。不悔。可是，又怎么能悔？在这样一个小村上，连《廊桥遗梦》的故事都很难发生。
离开的时候，我在门口看见那个在信件来往中早已熟悉的门牌号：林柏。我说，导航仪输不进这个地址，人家说是错的。
乌素尔笑笑地说，这是我的私人地址，你仔细看看，这个字怎么拼？
这时我们才读明白，这个字反过来拼，就是，柏林。
原来，近六十年来，这一茬茬的邮递员，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这样一个地址。因为这里住着一个来自柏林的女人。而这个柏林女人的心，其实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柏林。
草婴的胜利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65次 当年一起搞翻译的人，后来许多到北京去当官了。这些年碰到草婴他们会讲，“还是你好，有这么多作品留下来”。
87岁的草婴坐在病床旁的椅子里，穿件红黑相间的毛衣，气定神闲。华东医院统一的细条纹薄棉袄此刻盖在他的膝上。
妻子盛天民走进来，帮他掖掖衣领。
“我也不晓得今朝为啥要换衣裳。”草婴慢慢道。
“不是同你讲过了，记者今天要来采访。”盛天民笑着说。
草婴像孩子一样笑起来，哦，想起来了。
护工递给他一只小白碗，里面有一些切好的苹果。说着话，草婴忘记了苹果，把碗搁在床上。盛天民跟记者交谈时，护工指了指碗，意思是“您还没吃完呐”，草婴立刻将碗抱进怀中，放一小块苹果进嘴里。那神态，是顺从，是无争，是纯净。
就是这位看起来已返老还童的先生，在“文革”后的20多年里，不要编制、不要职称、不拿工资，冷冷清清翻译了400多万字列夫·托尔斯泰全部小说，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张八仙桌都不够摊开这些译着。
在很长时间里，他生了病，只能到街道小医院诊治。即使有市委领导关照，医院也还是一拖再拖。最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怒责下属”，草婴才有了医疗待遇。也难怪，有关部门领导不会换算“大翻译家”相当于“行政几级”。
祖上传下来的东西
宁波镇海盛家是当地望族，从康熙朝到民国前，家族中考取功名的、做官的有408人，近代出国留洋学业有成者、实业家不计其数。
1923年，草婴在骆驼桥盛家出生，原名盛峻峰。盛滋记酿园是祖业，《镇海志》记载，是盛峻峰的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开创的。1915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拍板，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参加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190万人次在耗资9万元的中国陈列馆里参观了4000多件中国货。最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和宁波盛滋记酱油获得金奖——这件事，2006年草婴还记得清清楚楚，也是在华东医院，亲口告诉家乡来的记者。盛天民说，草婴家还做腐乳、黄酒、醋什么的，解放后“公私合营”，到1960年代厂子还在。
草婴的母亲徐书卷是慈溪县的大家闺秀。徐家出了个比张爱玲出道还早的浪漫派小说家徐訏（草婴的表哥），其小说《鬼恋》许多年后被宁波镇海人陈逸飞拍成电影《人约黄昏》。草婴的父亲学的是西医，1919年从上海的同济医学院毕业，之后开诊所行医，一年多后回老家，在宁波铁路医院当院长。祖传的酱园则有专门的经理打理，家里的经济状况很不错。
后来，盛峻峰有了小他8岁的弟弟盛晓峰，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当编辑。
1931年10月21日，宁波地区的《时事公报》登了条消息：《小学生盛峻峰独捐30金》，说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宁波各界抗日救国的募捐活动中，8岁的盛峻峰捐出了30块大洋。这笔钱在当时可买100斤猪肉或150斤麻油。这是父亲盛济舲嘱咐儿子捐的，用这种方式，把“爱国”两个字交待给儿子。
1937年，日本人离宁波越来越近，父亲带着一家人去上海逃难。老家的花园洋房驻扎了日本的部队，直到抗战胜利。解放后，考虑到不大会回宁波住了，父亲把洋房捐给了甬江女子中学。
在上海，他们租了复兴公园（从前叫法国公园）对面的新式里弄房子，有一个小花园。
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但预订只收8元。盛峻峰用攒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复读”。全集的后10卷都是鲁迅的译作，他说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盛峻峰在英国人办的雷士德工学院学的是英文，那时候进步书刊和俄罗斯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他遂起意学习俄文。循着报上一条广告，他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俄国中年妇女（当时在上海有几万旧俄难民），问明来由后告诉他学费是每小时1元银洋。盛峻峰算了算，要求每周上一次课。他按老师指点，去霞飞路一家俄侨开的书店买了教材：《俄文津梁》第一册。那时他每月有5元银洋零花钱，用4元学俄语，剩下1元买参考书，甚至没看过一场电影。
塔斯社和翻译生涯的开端
1941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苏联塔斯社商量合办中文刊物，为反法西斯做宣传。地下党领导姜椿芳找到盛峻峰，希望他做一点翻译工作。那时盛峻峰大约18岁。第二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译作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用了笔名“草婴”。
其时有不少国家的新闻社在上海设立分社，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用的大多是通外文的中国人。草婴1945年正式加入塔斯社。该社在上海办了一份中文刊物《时代》、一份英文报纸《每日战讯》（有人开玩笑叫它“淡来黄牛丝”，DailyWarNews谐音），还有一个“呼声电台”。草婴记得，有位苏联女广播员能对着英文稿直接念出俄文来。负责电台音乐节目的是个中国人，叫李德伦，每天早上咬着大饼油条来上班，一边吃一边拿出唱片来放。解放后他去苏联学了指挥，后来做过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当时国民党封锁战争消息，只报胜仗不报败仗，所以要“偷听敌台”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姜椿芳请精通法语的傅雷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然后译成中文。草婴于是常常去石门路巴黎新村傅雷先生家里拿译稿。
1940-1950年代，在“以俄为师”的大背景下，草婴译过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中党的管理、婚姻家庭、儿童教育的着作以及俄语文法读物，同时向中国读者引介俄苏文艺作品，不少篇目入选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
1955年，他发表了译作《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尼古拉耶娃等着），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读后号召全国青年团员向女主人公娜斯嘉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草婴的学生章海陵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的总农艺师》很可能是文学浏览的‘偶然’，但其中也有‘必然’，其中之一就是草婴优秀的译笔，令原作大为生色。”
草婴曾撰文介绍过苏俄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他对俄国诗人也很熟悉，翻译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部分诗作。
在他心目中，列夫·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文学的巨人，用一生的作品向人宣示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继承托氏精神及技艺最成功的一位，所以他在1950年代倾力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1956年的最后一天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卫国战争期间，“不是阵亡就是叛徒”，许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归来后都承受过巨大苦难。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广播这篇小说时万人空巷，许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下眼泪。“草婴是思想家，他很敏感，马上感觉到其中的内涵意义，立刻动手翻译。”
草婴后来写道：“我在翻译时心情激动，常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大约四千万人，因此战后几乎家家餐桌都留有空位，摆着没人动用的餐具。”
他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感兴趣，解放前译过《学会仇恨》，解放后又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垦地》）和《顿河故事》。
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草婴有句名言：我像犹太人吝啬他们的每一块钱那样，吝啬自己的每一分钟。
一年365天，他坐在自家书房，像上班一样跟那些细小的俄国文字作伴。一次朋友借住他家，早上刚聊了几句，草婴说：“对不起，我要上班了。”盛天民告诉记者，他工作的时候，子女们都知道不能打搅。
草婴认为，好的翻译应该是让异国读者读译文的感受与本国读者读原文的感受相当。
他曾向朋友透露他翻译的工序：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头脑中形象清晰；接着逐字逐句翻译；然后对照原文，看看有无脱漏、误解的地方；接下来从中文角度审阅，常请演员朋友朗读，改正拗口之处（比如老朋友孙道临为他朗读过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译稿，草婴据此作音韵上的调整。在华东医院，他们也曾经是邻居）；最后根据编辑意见作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中有559个人物，草婴做过559张小卡片，将每个人的姓名、身份、性格特点写在上面，直到真正进入小说中的世界，才开始动笔。此外，托翁辽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广泛涉猎俄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以及俄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这4卷作品他整整译了6年。
今天，559张卡片和4本已经翻烂了的原着寂寂地躺在他的书橱里。
徐振亚在《复活》的几种汉语译本中最推崇草婴的译本。他说，草婴吃透了原着，用词准确、传神，也更简练。
在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安娜的命运常常使他深陷其中。学生章海陵记得，有天上门拜访，发现老师有些异样。他起身告辞，草婴一再挽留。过了一会儿，草婴动容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难过。”
1985年，他第一次随代表团去苏联，踏上了托尔斯泰故园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树林和湖泊。草婴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大地主，却那么关心穷苦农民，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草婴“高尔基文学奖”，颁奖辞中有这样一句话：“（草婴）这两个汉字表现出难以估计的艰苦劳动、文化上的天赋以及对俄罗斯心灵的深刻理解。”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尼娜》加印了14次，总印数为77。5万册——这只是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数据。
1996年草婴这样写道：“一些大学生，学好了外语到中外合资企业去赚大钱，真正甘于寂寞从事翻译的凤毛麟角。有些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没有落实，无法从事他们心爱的工作。”
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断
草婴说，知识分子要有5样东西：良心、头脑、眼光、脊梁、胆识。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不论什么事，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不能弯腰曲背，随风摇摆。”
1950年代反胡风时，朋友满涛成为批斗对象，“反右”时，傅雷被戴上“右派”帽子。有关部门请草婴写批判文章，他一个字不写。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批判他们呀。”
对年轻时崇拜的斯大林他也有自己的反思。在给朋友蓝英年的信中他说：“以前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一边倒’，我们从能接触的材料中只看到它光明的一面，只听到对它的一片赞歌……近年来，我读了高尔基以前没有公开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罗曼·罗兰封存50年重见天日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联归来》，对苏联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读了您写的一系列文章，真如拨开重重迷雾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历史和一个未被包装的高尔基。”
正是为了除掉这种历史包装，“文革”后，草婴与巴金一道为建立“文革博物馆”奔走斡旋。摄影人杨克林编着了上下两卷“文革博物馆”画册，两位老人的文字出现在画册的最前面。草婴在序言中说：“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从心底发出呼声：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比较草婴与妻子在1940年代、1970年代的照片可以明显看出：身高差距不见了。这场浩劫令他的身体有了短缺：1965年下放劳动，他因大出血失去了3/4的胃；1975年，100斤的水泥包生生压断了90斤身躯中的胸椎骨。草婴说：胸椎骨断了，脊梁骨没有断。
到今天，他们已经一起走过60年了。
采访中，老两口核对着人名、事迹，翻拣记忆中压箱底的部分，场面很温暖。
他们的小女儿盛姗姗，早年学国画，后赴美习油画，以大型油画及玻璃雕塑闻名。上海世博园内，有一组她的大型室外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曾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亮相。盛天民说，等天气暖和一点，她会推草婴去看看。
最后的尊严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巴金先生曾在晚年病重时提出要求，希望能让自己保持最后的尊严，不要在身上插那么多管子，浪费那么多贵重药品，让自己在平静安详中离开这个世界。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尊严，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最后的尊严则尤为重要。
中国旧时，如果要处死君王，不管他罪有多大，不管他是被俘虏，被推翻，还是被迫禅让下台，按惯例是不能用砍头、腰斩、凌迟等办法的，只能喝毒酒，用白绫勒死，要给他留个全尸，不能身首异处。这就是给他的最后尊严，也是他的最后一点特权。不过也有例外，春秋战国时，伍子胥为父兄报仇，带兵灭楚后，鞭尸楚平王，就是要摧毁他最后的尊严。这个昏聩透顶的君主，生前听信谗言，夺儿媳为妻，还滥杀忠臣，厚颜无耻，活着本也就没什么尊严了，比行尸走肉强不到哪里去。
殷纣王兵败后，投入大火自焚，宁死不当俘虏，那也是为自己保留最后的尊严——与其被周军俘虏，受尽羞辱，众目睽睽下再上刑场，不如自行了断。再想想那个窝窝囊囊的陈后主，敌军马上进宫了，他要带着两个宠妃跳进枯井躲藏，大臣们都嫌他没有尊严，群起拦阻，他还是厚着脸皮跳进枯井，最后当了俘虏。相比之下，殷纣王之死还真是值得敬重的，是条汉子，尽管他生前做了太多坏事，死有余辜。
梁武帝虽然决策连连失误，丧失警惕，养虎遗患，使侯景坐大，终于酿成“侯景之乱”。但他在最后关头，端坐龙椅上，器宇轩昂、气度不凡，表现出来的勇气和镇静，即使是带着虎狼之师冲进皇宫的杀人魔王侯景，也不得不有所忌惮、小心翼翼。在当面训斥了侯景之后，梁武帝拂袖而去。侯景出宫时，却紧张得汗流浃背，连声感叹：到底是真龙天子啊！尽管这改变不了梁朝覆灭的命运，但梁武帝在大厦将倾之际保持的最后尊严，一直为史家所激赏。
泰坦尼克号面临沉船时，许多人都保持了最后的尊严。男人们纷纷把逃生的机会让给妇女和孩子，乐队还在有条不紊地演奏，船长仍十分镇静地指挥最后的工作。没有慌乱一团，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哭天喊地，他们是真正的绅士。他们表现出来的最后的尊严，体现出了伟大的良知和教养，也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尊严。海底的沉船，就是他们永远的纪念馆。
最后的时刻到了，狱卒端着毒汁进来。此时，希腊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仍有多种选择：可向当局低头，换取赦免；可跟着学生越狱，逃得性命。但他宁可有尊严地死去，也不愿牺牲真理向权势低头，更不想当个逃犯使自己名誉受损。因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克力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1787年，法国画家达维特将这神圣的一幕定格，创作了着名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艺术地还原了苏格拉底最后的尊严。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活要活得有价值，死要死得其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也有尊严地死去，即便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保持最后的尊严。就像印度诗人泰戈尔所言：“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施蛰存笑谈“每况愈上”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139次 “文革”期间，我在华东师大政教系读书时，曾听中文系老师说起施蛰存先生逸事，至今回味，仍觉隽永。
以施蛰存“老右派”的身份，十年动乱中自然在劫难逃，但他却泰然处之，心境开朗。有一次，几位教师在闲聊住房大小，只听施先生，陵悠悠地说道：“别人家每况愈下，我倒是每况愈上。”明白底细的人，闻之无不哈哈大笑。
原来，施蛰存住的是愚园路上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住宅，他家包括底层、二楼的前楼和三楼的亭子间。上海解放后，百废待兴，为方便周边居民，有关部门拟在愚园路江苏路一带新开一个邮电局。施先生住宅的底层是最理想的地方，有关部门为此找施先生协商。施先生闻知政府为民办实事，二话没说，让出了底层而居于二楼。从此，那个地段就有了邮局。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情。到了1957年，施先生不幸被划为“右派”，成了专政的对象。“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又来折腾了，勒令施先生搬出二楼。施先生夫妇无奈，被迫住进三楼的亭子间。亭子间太小，转不开身，于是又在三楼顶上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房子，作为施先生的工作室。
这就是施蛰存自嘲的所谓“每况愈上”。据当年去过他家的人说，施先生的藏书和资料很多，晒台上的小房间根本放不下，只能一捆一捆地堆放在三楼通向晒台的小楼梯旁，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施先生仍未放弃追求学问的雄心，开始了对碑帖的研究。听说他收集了不少历代的拓片，分门别类，装入一个又一个牛皮纸袋……
对这样一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的学者，因其在学问上的过硬功夫，当权者也不能不敬畏三分。当年在师大校园里曾流传过这样的逸闻：市“革委会”经常向师大下达紧急翻译外文资料的“政治任务”，翻译中有时会碰到一些“老大难”的词语或句子，不知如何翻译才好。这时，校方就会想到中文系的施蛰存，往往会派人把他从“五七干校”找回来。只要施先生一到场，多大的难题也会迎刃而解。他就是有这等本事！
北纬61°的苹果树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139次 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午后，在挪威西部一座名叫乌尔维克的小村庄里，一位身着白色衬衣、头戴遮阳帽的男子正在给果树修剪枝杈。突然，他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纸和笔，飞快地写下：“假如有一天/陶潜来看我，我要/给他看看我的樱桃树和苹果树。”这时，一匹白马走了过来，轻轻地蹭着他的肩，他伸手抚了抚马头，继续写道：“他最好春天来/在果树开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阴凉处坐下，喝一杯苹果酒/我可能给他看一首我的诗……”
这位梦想着能和陶渊明喝一杯苹果酒的农夫便是挪威诗人豪格（1908-1994）。
豪格出生于挪威一个着名的果树之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终日在土地上劳作，日子过得既简单又朴素。豪格的生活和乡亲们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在劳作之余他喜欢读书、写诗。别人卖了苹果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来购买粮食，而他除了买粮食外还要买上一些书，他把这叫做“精神食粮”。“精神”摸不着看不见，还需要“食粮”吗？
他的精神似乎真的需要“食粮”，一天不“食”，他就会变得无精打彩，连干活都提不起精神。那哪里是什么精神食粮？分明是精神鸦片嘛。在他家里，到处都摆放着这些“鸦片”，就连酒窖里也不例外，不过，油墨的清香和葡萄酒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那味道还是蛮不错的。只要有空闲，他就会拿起这精神的食粮——不，“鸦片”，贪婪地吞食。
这些“鸦片”最后都变成了诗。他的诗简单、朴素，一如这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仅仅是/几个词儿，偶然地/叠在一起”。通常，在给果树修剪枝杈时，这些词儿会不时冒出来，这时，他便停下来，将它们“叠”在一起，然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放在靠近路边的一棵果树的枝杈上，等他修剪完一垄果树钻出来，那封信已被邮差取走了。
起初，这些诗如飘落的枯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他没有气馁，依旧在修剪果树时“叠词儿”，在他看来，这是和修剪果树一样有趣的事，他愿意永远“修剪”下去，即使那些“树儿”一辈子都不会开花、结果……一天，他从果林中钻出来，竟然看到树枝上挂着一个厚厚的信封，那是一家杂志社寄来的，里面装着一本发表他诗歌的杂志。
花儿肆意绽放，果实挂满了枝头。很快，他成了着名诗人。他从未想过出名，更没想过出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不久，一群少男少女拿着他的诗集来到了乌尔维克，吓得他赶紧躲进了果林里……更麻烦的是那些扛着长枪短炮的人，他们一进村子就咔咔咔一通乱拍，如果找不到他，就会在果树前“蹲守”，有时一“蹲”就是一天，害得他只能趁着天黑悄悄爬出果林。即使如此，他还是被他们的“炮”击中了，幸好他躲得快，只被打烂了半个屁股。但没想到，第二天那半个屁股竟见了报。
虽然他不想见那些狂热的年轻人，更不想见那些让他“出丑”的人，但他现在却特别想见一个人，那就是陶潜——1962年夏，豪格偶然得到一本《中国诗选》，中国古诗的简洁，朴素，深邃，深深地感染了他。那年夏天成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干完活可以煎腌肉/读中国古诗”；而他最大的梦想，便是能在这北纬61°的苹果树下与陶渊明相会……
豪格一生从未离开过家乡，但他的精神触角却抵达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穿越了千年时空和陶渊明交汇到了一起；和陶渊明一样，乌尔维克也并非他的桃花源，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未停止过对现实的思考，但他又是那种温和的探索者，他说“请不要给我全部真理”，只要“一线微光，一滴露水，一点点”便足够了。或许，一个诗人所能做到的，本来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1994年的一天，当东方出现第一线微光，第一滴露水悄然蒸发之际，豪格离开了这片他生活了86年的土地。消息传出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一回，他再也无处可逃了，只能静静地躺在棺椁里供人凭吊。简朴的葬礼仪式后，一辆马车把他拉向墓地。很多人都注意到，一匹白色的小马驹在马车旁欢快地跟着它的妈妈和灵柩跑了一路。
时代的狂热时间:2013-09-24 作者:未详 点击:199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威廉·梅斯的加拿大随军牧师在信中向妻子描述了发生在战场上的可怕事情。他写道：“我看到了我们的一个年轻战士，尸体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儿了，但姿势还是和他倒下时一样———他的头没了。但是军服上还扣着扣子，他的枪和头盔落在了一边，我从他的皮带上取下带扣作为纪念，我们把他的无头尸体埋了起来……可怜的孩子。在他遥远的祖国，有人正在为失去丈夫、失去儿子或心上人而伤心……他们或许还留有一线希望，认为他还活着。”
这是美国人安德鲁·卡洛尔的《世界战争家书》中的一部分。在这段文字里，我们没有看到高高飘扬的旗帜，没有看到交战国领袖们铿锵的誓言，这封信里有的，只是沮丧、悲惨和恐怖。
威廉·梅斯的这封信让我想起了德国作家雷马克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这篇小说的背景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内容主要讲德国十八岁的男孩保罗和他的同班同学们，在自己老师的热烈鼓吹下参军。在战场上，他们被炮弹吓得尿了裤子、被杀戮的场景吓成了神经病。最后，保罗在战壕里为一只鸟儿画速写的时候，被流弹击中而死。而这一天，军部的战报上则如此记录着：今天西线无战事。
读到这本书结尾的时候，颇有一种强烈的感慨：在时代的悲剧之下，在整个社会的癫狂之中，普通人个人的价值，几乎等于零。比如那个德国男孩保罗，即使被打死了，也不过是一桩例外，如此而已。
但是，《西线无战事》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死亡，也不是父母子女诀别的痛苦，而是教师如何鼓吹战争的神圣性，如何鼓励自己的学生到战场上充当炮灰的情景。面对着自己的学生，这位老师如此鼓励那些不谙世事的大男孩儿：“祖国需要你们，皇帝需要你们，你们将在那里建功立业……”这段话曾经让我感到热血沸腾，却又颇有几分熟悉的感觉———宣传、鼓吹，看起来大家的手段并无二致啊。所不同的只是，有人因此充当了德国皇帝的炮灰，还有人被鼓动着去做其他的傻事。
“祖国需要你们，德国皇帝需要你们，你们将在××建功立业……”这段话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我因此曾经扪心自问：假如是我，在彼时彼刻，会不会因此而卷进战争，成为战场上一颗无足轻重的棋子或者说一抹炮灰？
我想，我大约会的。理由有二：其一，十八岁的我还是懵懂的，对于社会和人生、尤其是对于政治缺乏必要的认识；其二，如果我处在一战期间的德国，或者是二战时期的德国，我很可能会替德国皇帝或者希特勒卖命的。因为我周围的人都疯狂了、沸腾了，大家都坚信只有殉国和上战场才是一个青年人体现个人价值的最佳选择。我随即又想到，假如真的是这样，我的结果和保罗们应该没有什么不同。
不仅是我，你，或者他们，大家的选择和结果都是一样的。
曾经看过美国人拍的《西线无战事》。其中有一节很有意思：受伤之后的保罗，在康复之后被允许回家看望父母，在一次聚会上，那些没有亲身上战场的老男人们慷慨激昂。面对保罗，他们侃侃而谈。而保持沉默的，则只有知道战争真相的保罗一个人。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大批的年轻人在前线做炮灰，并因此沮丧、自杀和崩溃的时候，后方的人们却是如此狂热。仿佛在前线拼杀的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一群机器而已。
不要告诉我战争有多么神圣。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面对的只有妻离子散和家破人亡。
“××需要你们，你们将在××建功立业……”读了雷马克的这本书，我从此认识了什么叫狂热。
无疑，狂热是理性的大敌，更是崩溃的前夜。“越是充满鼓动性的和神圣意味的，就越是应该警醒的”，“诱惑越大，毁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是一个怀疑论者的笔记。
大家周末早上好，把早上的第一缕阳光（）送给朋友们，美好的一天伴随我的问候开始！今天2月27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初九，八九第五天，正月初九是天日，请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白天多云转晴，3-4级东北风最高气温零下5度，今日夜间晴，3-4级东北风最低气温零下17度，道路光滑出行万望小心慢行，气温起伏不定，要注意保暖预防感冒的发生，还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多喝温开水，保持心情愉悦。
时光如水，总是无言。人生的确很累，看我们如何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有缺憾。人生之旅最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不断学会感受当下生命的每个过程。人生，总有许多不完美，诸如痛苦，诸如挣扎，诸如彷徨；人生，总有许多完美，诸如快乐，诸如美丽，诸如幸福。很多事，不是我想，就能做到的，喜怒哀乐，牵着年轮的手，永无停止的前行，是健康，是平稳……
大家周末早上好，二月最后一天把早上的第一缕阳光（）送给朋友们，美好的一天伴随我的问候开始！今天2月28日星期六，农历正月初十，八九第六天，正月初十是地日，传说是石头的生日，民间主要风俗有石不动等，请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白天多云，3-4级西南风最高气温零下4度，今日夜间阵雪，3-4级西南风最低气温零下16度，多喝温开水，保持心情愉悦，空气质量良好，可以走出室外，呼吸新鲜空气。
人生苦短，何不淡然。谁也无法那么精准的预料未来，幸福是一个谜，我们让一千个人来回答，就会有一千种答案。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不可能事事都顺。遇到事情时，我们要学会调整心态，不要太过执着。其实，烦恼大多来自一些无谓的小事，学会用一颗宽容、乐观、豁达的心去对待，也就能毫发无损地过去了。日子总是在前进，好也一天，烦也一天，不如多看看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让自己快快乐乐地生活。对花且尽一杯酒，临风聊看几首诗。天下春色无限好，此生君能折几枝？今天是正月初十，祝愿所有的朋友十全十美，百事可乐 ，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