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控：旅行=超重的行李
张媛这几年度假都去国外，每次出门都接了一车活——替家人同事带化妆品、保健品……偏偏她的外语能力一般，每次出国都格外焦虑，怕看不懂说明书，怕迷路，怕买不到家人同事所托的物品，怕托运出问题，怕掉东西……表面看是去国外度假，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心理压力有多大！贴身带着购物清单和英译通，每次回国入海关，他们肩背手拎，大号行李箱里塞满给大家带的东西，每回在旅行费用里，购物费用都要占不小的比例。现在，对于出国旅行，张媛总是在期待之外还有着满心纠结。
分析：中国是人情大国，这些年人情消费也在快速增长，张媛所面临的旅行购物也是其中一项。她觉得出国嘛，总得带些新鲜礼物，哪怕一盒巧克力、一罐糖，那也是外国产的——但要知道，带个几盒还行，带上十几二十盒，花费大不说，拎行李也是个重负。
应对：虽然人情体现了一种温暖，但若已造成压力过度，则应适时调整。其实不用苛求面面俱到，礼物也不用求大求体面，有时一套国外的纪念邮票或明信片也是个别致的礼物，又不占行李空间，也有纪念意义。
微博控：不“晒”不成行
当年微博这玩意儿还没出娘胎时，魏欣出门还算轻松，只是要在人头攒动的景点大门口，与无数小红帽、小黄帽争抢留影机会；现在她却越发忙累，因为要在微博上全程直播行程：每天吃了啥饭，做了啥SPA，大巴司机帅不帅，小旅馆老板娘的裙子有多艳……魏欣又要忙拍摄，又要写评论、发感慨，还要回复评论，一个人干了电视台纪录片整个团队的活儿，一路玩得心不在焉，寝食难安。
分析：度假和旅行成了中产阶级炫耀经历的一种手段，而当自己和微博牢牢绑定，一切都要展示给网友看时，所有的悠闲、随心所欲、无忧无虑都远去了，旅行成了一种即时的拍摄工作，需要考虑角度、光线、氛围，而度假的人，反而成了游离在蓝天碧海之外的傀儡。
应对：尝试关掉你的智能手机，人间蒸发个三五天。真正的度假精神就是要转换生活频道，尝试一下在外出旅行散心时不带手机，你是不是能看到更辉煌的异国落日呢？
笼络时间:2013-09-06 作者:未详 点击:231次 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来见他。这个张作霖，手下的队伍挺能打，东北的新军都怕他。袁世凯破例把张作霖迎入里间的办公室，两人聊的时候，他发现张作霖的眼睛一直盯着多宝槅上的四块金表。谈完话，张作霖告辞，回到住所的时候，这四块金表已经在他的房间里了。从此，张作霖在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从未有过反叛之心。
张伯驹是袁世凯亲信张镇芳的儿子，才情很高，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第一次见了袁世凯之后，张伯驹回家看到袁世凯的赏赐，其中居然有他想了多年没得到的白狐皮坎肩，不禁心里大受感动。
晚清能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袁世凯这样，对部下或者他想笼络的人，如此体贴入微，挠到人的痒处。
聪明要刚刚好时间:2013-09-06 作者:未详 点击:274次 她天资聪颖，曾就读于著名的拔萃女书院，是香港第一届十大杰出学生。中学毕业后，她考获奖学金，到意大利进修，后到伦敦大学主修意大利文学，除了国语、粤语，还精通多国语言。她才艺俱佳，活跃于课外，征文、朗诵等奖项不胜枚举，舞蹈、钢琴、古筝、双簧管都达到专业水平。
她，不是哪个著名的学者，而是香港影视歌三栖明星莫文蔚。
1994年，莫文蔚大学毕业，当时刘镇伟正在筹拍《大话西游》，剧中白晶晶一角找不到合适的扮演者，他想起了好友莫天赐的女儿莫文蔚，便让助手找到了莫文蔚，征询她的意见。莫文蔚此时正在求职，已有多家大公司向她表达了录用意向，可她答应了刘镇伟。
莫文蔚家乃香港的名门，祖父是威尔士人，在香港一手创办了圣约翰救伤队及英皇书院，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则是香港电视台高级管理人员。家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说她读了多年的书，从事演艺可惜了，再则演艺的路荆棘丛生、遍布陷阱，读书人难以适应。她对家人说：“读书只是训练人思维的过程，以为单靠读书就能装备整个人生，这也太可怜了。无论那路怎样的艰险，我也要尝试一下。”
在剧中，莫文蔚扮演的白晶晶外表泼辣、凶悍，内心却充满了柔情，时常被至尊宝几句情话就忽悠得头晕目眩，是一个傻乎乎的形象。这与平时干练的莫文蔚反差太大，而且《大话西游》没有剧本，所有的台词都由演员和导演在现场自由发挥。刚摄演时，她因设想过多，很难进入到剧情中。但她听取导演和周星驰的意见，收敛了自己的聪明，甚至很多时候，将自己的想法去除得一干二净。最终，白晶晶这个角色获得了成功。
此后，她对装傻扮丑这事，似乎百无禁忌乐此不疲，拍摄的多部影视作品中，她扮演的角色有剃光头的，有装龅牙的，还有粘胡子的，怎么搞怪怎么来，让人觉得她像梅超风，银幕角色都是剑走偏锋的诡异人物。她以她独具个性的表演，走进了观众的心里。
如果说收起了聪明让莫文蔚在表演上获得了成功，那么在演唱上，她则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致。
她的嗓音平淡，略带沙哑，并不出色，第一张大碟销量只有800张。1996年第二张唱片销量仍只有3000张。这一度让她自己都觉得不适合唱歌。在一段时间的沉寂后，莫文蔚机灵地将擅长的表演加入到演唱中，不管老歌新歌，她用她那有点沙哑、有点慵懒、有点漫不经心的声音唱出来，别有一番意趣。2003年她夺得第14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2008年在第19届金曲奖中一举夺下最佳专辑奖。
娱乐圈是个江湖，风云变幻，有时候甚至退隐了山林，也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相随。多少人中翘楚，倒跌在这里，身心俱伤，只能暗暗流泪，恨当年自己太傻太天真。莫文蔚对自己16年的演艺路做的总结是：“聪明要刚刚好。不聪明让人憎，太聪明让人嫉。”
每个人的人生像一幅画，而那人的智慧就如画上的色彩，过多地炫耀色彩，吸引了人的眼球，却流于平庸和艳俗；色彩单调了，画面苍白而空洞，缺乏了韵味。莫文蔚正是凭借刚刚好的聪明，在表演和唱歌上收获丰硕，在演艺路上一马平川。
你会像你恨的人时间:2013-09-06 作者:未详 点击:315次 和曾在医院工作的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所看过的不快乐的人很多。请问他们有什么共同特性？”他说：“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沉溺在一个负面事件里不想出来。恨一个人，就不断说那人做的坏事、说的坏话。倾吐是一种发泄，但不断谈论自己痛恨的人，会累积负面能量，那人的形象就更可恨了。”
很多和婆婆处不好的儿媳妇，心情不好就想起婆婆。“花太多时间提起恨事的人，往往会在动作、表情上像自己恨的那个人。”他说。真是“一语点醒恨中人”。
当我们讨厌一个人，又爱谈论他时，常在不知不觉间把他的尖酸恶劣态度学得惟妙惟肖，多学几次，恐怕就烙进我们的潜意识里，变成一种不知不觉的模仿秀。这种模仿秀还不只出现在私人恩怨里。以前我在上班时，公司有位主管，除了会讨好老板外，在所有员工心里是个卑鄙可恨的家伙。同事们下班后聚在一块，谈到这位主管，人人咬牙切齿。过了几年，主管退休了，最恨他的几个人升官后却变成最像他的人。
一般人在受了委屈时，常常没有及时争取自己的权利，通常只是靠着抱怨或在背后痛骂来发泄恨意，却不知道，背后抱怨是个既无用又有害的办法。
人人都该有一本快乐存款簿。可恨的人有时就像欠钱不还的家伙，如果我们的生活还有别的收入来源、另外的乐趣，快乐存款源源不断地增加，欠钱不还者对我们的损失就会随着时光久远而变淡。没有人想长得像自己讨厌的人，还是少在他身上消磨时光吧！
非典妈妈时间:2013-09-07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10年前的非典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但她们用柔弱的身体一次次地把自己的生活拉回正轨，甚至后来还收获了爱情，做了母亲。可一道道难题还是令这些非典母亲通往幸福的路不那么容易。
当年，由于激素类药物在抢救过程中被大量运用，在非典愈后，一部分非典患者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抑郁症等疾病。
因为股骨头坏死，这些双腿负重的母亲怀孕期间要面临股骨头塌陷、致残的危险。与病痛相伴的，还有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的窘迫与孤独。除了指望自己坚强地站立起来，她们也期望在政府救助之外有更多的社会力量能参与进来，以给予她们勇气和温暖，去面对未来。
新姚，2004年做了妈妈
2003年3月29日，丈夫李刚突然发高烧被送进了北京佑安医院。之后，这个北京怀柔的农村家庭几乎遭受灭顶之灾，怀孕6个多月的新姚、婆婆、公公相继被确诊为非典。
那时22岁的新姚还幻想能留下肚子里的孩子，她扒着床沿锻炼身体。但出院前，医生建议她拿掉孩子，新姚瞒着还未出院的丈夫做了引产手术。新姚说她永远忘不掉那一天。
因精神受到刺激，新姚落下了癫痫的毛病，也因此丢了工作。本来不想再生育的她为了生病的老人还是答应了。出院半年，她又怀孕了。然而，丈夫被查出双腿十大关节坏死，婆婆很快也出现相同的症状。
跑长途运输的丈夫干得更狠了，他要抢在自己瘫痪前给即将出生的孩子赚够奶粉钱。
孩子平安地出世了，然而，因为劳累，从二期塌陷迅速发展为四期的李刚不得不接受股骨头置换手术。那是全家最困难的日子。车卖了、电视卖了、冰箱卖了，最后新姚把自己结婚时的金饰也卖了。原本以种地为生的一家人，只能靠着患尿毒症的公公每月两三千元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
2008年，北京红十字会开始向非典后遗症患者发放生活困难补助，丈夫和婆婆每人每月可以领到700多元的补助。新姚没有在这个名单上。按规定，目前仅有股骨头坏死、肺部纤维化、抑郁症这三类疾病享受政府医疗减免政策，至于非典后遗症群体中常见的骨质疏松、血液病等其他疾病，尚不在减免范围，也不能获得生活补助。
家里的钱大半都花在一家四口看病上了。新姚说她“永远不能翻过非典那一篇”，但她相信“只要脑子不痴不傻，总能找到活路”。她想着，等病好了就摆个服装摊，这也是她年轻时的梦想。
路梅，2008年做了妈妈
2005年，身材高挑、爱跳国标舞、爱打羽毛球的路梅被诊断为左腿骨坏死二期、右腿骨坏死三期，继而又查出肩关节坏死、骨质疏松。
非典治愈后，路梅一直对怀孕不抱希望，这也得到了新婚丈夫的理解，但她一直没敢将实情告诉婆家。
2008年，路梅意外怀孕。拿着检查结果，路梅哭了，她不想要这个孩子，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路梅的怀孕最终惊动了北京市卫生局，她得到了许多关照，比如产检不用排队，随到随检，安排最好的医生做手术。路梅和妈妈更加谨慎，“减少溜达，怀孕后期坐在轮椅上，避免双腿负重”。
孩子出生了，却因为不相干的突发状况迟迟没有被抱出产房，看着因疼痛而流泪的路梅，家人一句也没敢多问。路梅的妈妈吴茵说：“那一个小时，腿一直在哆嗦，最坏的情况都想到了，毕竟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幸运的是，孩子很健康。可喜悦很短暂，腿部和肩部的疼痛让路梅连抱孩子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孩子只好靠外婆吴茵来照料。
一次，趁路梅喂奶，吴茵抽空做饭，突然听到卧室里传出哭声——孩子躺在地上哭，路梅坐在地上哭。原来孩子打了个挺，半躺着喂奶的路梅手上没劲，拽不住，孩子就直接滚到了地上。
吴茵努力不在女儿面前表露出沮丧与绝望，可空气里还是布满了看不见的警戒线。与非典有关的一切、国标舞、羽毛球，都成了家里的敏感词。
在一份由非典后遗症患者自己收集的问卷调查里，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惧和偏执几乎是他们的普遍情绪。
吴茵的努力并没能挽住女儿走向重度抑郁。2011年，骨头像石膏一样脆弱的路梅不得不辞去工作。她把自己关进了小屋里，房门上贴着的大红喜字还未褪色。
最近，吴茵和一些患者提出仿照香港的模式，建立非典基金的建议，以改善非典后遗症患者的健康状况和生活。
常静，2009年做了妈妈
没有母亲的呵护，常静只能独自忍受着身心的压力。
常静是北京最早感染非典的一批患者之一，当时医院对非典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出院后不久，常静觉得腿疼，检查结果是股骨头坏死。
男友的母亲明确反对两人交往，两代人闹得不可开交，矛盾一直延续到婚后。
婚后，常静希望赶紧怀孕，多少也是为了向家里人证明，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为此，她瞒着医生偷偷把吃了四五年的治疗非典后遗症的药物停了，也没告诉产检的医院，一个人提心吊胆地熬了10个月。
可困难才刚开始。孩子出生后，二期塌陷的股骨头已经无法负荷抱孩子的压力，常静只能坐着抱孩子。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常静也不能陪孩子一起跑跑跳跳。在幼儿园，孩子的体能测试总是不合格，她很自责。每当孩子哀求着要抱抱，个子娇小的她都会咬咬牙满足他，可走不了10米，就又两腿发软。
不知情的婆婆总是说她“娇气”。常静忍着疼痛做家务，她怕婆婆知道她的状况后，还会逼他们分开。她更不敢告诉婆婆自己已丢了工作，去住院治疗，也得说成是上班，她只能被迫生活在层层谎言包裹的世界里。
学设计出身的常静仍希望找到一份可以胜任的工作，在并不稳固的婚姻中，给自己一点希望，让自己自立。可这样的工作并不好找，离家不能太远，不能长时间站立，又不能久坐。
董薇，2011年做了妈妈
在董薇家里，非典也是必须被小心绕过的话题。
2003年，在北京一所综合性医院急诊室替班的护士董薇，接诊了一名隐瞒非典接触史的发烧患者后被感染。
她的婚事也因为身体的原因遭到公婆的强烈反对，爱人甚至做好了和家庭断绝关系、自立门户的打算。直到孩子出世，她与公婆的隔阂才有所消减。
作为医务人员，董薇渐渐从最初的慌乱与绝望中镇定下来，对怀孕的顾虑也消除了大半。对于大多数人担心的激素问题，她觉得“停药半年后应该代谢得差不多了”。不过，即便真的因此残疾了，她说自己也能接受。
记得当年草上飞时间:2013-09-07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如果让我选一部印象最深刻的纪录片，我会选《49Up》。如果问我为什么，我会说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现实比任何虚构的作品都要残酷。
确切地说，这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系列纪录片。1964年，英国导演MichaelApted开始追拍14个人。这14个人中，有号称自己平时只读《金融时报》的Andrew，有说她根本不想认识任何有色人种的Suzy，有想研究月亮是怎么回事的Nick，有说“女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她们总是心不在焉”的John……那一年，他们只有7岁。
此后，每隔7年，Apted就重访一次这批人，记录他们的少年、青年、中年，到2005年第7次追拍时，他们都已经49岁。
Apted当初决定拍这部纪录片时，初衷是批判英国社会凝固化的阶级：富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穷人的孩子还是穷人。40多年拍下来，这一点的确大致得到确证：像Andrew、John这样的富家子弟基本上一直没有偏离精英“传送带”，从富人区的中小学到牛津、剑桥，再进入律师、媒体之类的精英行业；而像Simon、Jacky这样的底层人家的孩子，从来没有、似乎也没有争取去突破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一路按部就班经历了辍学、早婚、多子、失业等底层命运。当然也有例外，Nick出身贫苦，但后来成了名校教授，可见命运的手掌里也有漏网之鱼。
但这部纪录片看下来，给人最大的冲击完全不是其政治内涵，而是——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几乎成了陈词滥调的用语——生命的荒诞。片中的每一个人年少时，无论贫富，都意气风发且充满幻想，都相信未来是圣诞老人藏在袜子里的礼物，会在打开的一刹那令人尖叫欢呼。
但是，圣诞老人始终没有出现。片中的男人们开始挨个儿秃头，女人们开始比赛发胖，他们的眼睛里再也没有了憧憬和幻想。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茫的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有趣的是，这种微渺感在片中并不因阶层而异。精英阶层固然生活更舒适，但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也更高，所以他们和梦想的相对距离，和底层人与梦想的相对距离其实是一样的。Nick在35岁时沦为无家可归的人，在苏格兰荒凉的高原上游荡，镜头前的他晃动身体，低着头说：“关键不是我喜欢干什么，而是我可能干什么。”而精英家庭出身的John，他14岁时就下定决心要从政，“取消工人罢工权，改用司法裁决”，当另一个孩子问他“那岂不是侵犯了工人的集会自由”时，他咄咄逼人地反驳：“你会把将一个抢劫犯关进监狱称为侵犯了他的抢劫权吗？”后来他做了律师，但始终没能如愿以偿地“进入议会”。40多岁时，他表情温和、脑袋半秃，微笑着说：“我现在很喜欢园艺，要是以前你告诉我我会变得热衷于侍弄花草，我肯定会觉得那是个笑话。”
无家可归的Nick和爱上园艺的John，一样让人心酸。
以前我写过一篇网络小说《烟花》，讲的是一个“反高潮”的故事：从故事一开始女主人公就貌似会和某男配角发生一段轰轰烈烈的恋情，但是直到故事结束，什么都没有发生。《49Up》则是一部反高潮的纪录片，并以其反高潮的故事走向暴露着生活的本质。从1964年开始，观众就开始等待那些可爱的孩子演绎精彩人生，等了40多年，终于等到14个天使慢慢变成了14个普通人。阿甘的妈妈说：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下一颗尝到的是什么味道。阿甘的妈妈其实也可以说：人生就像一盒口香糖，嚼着嚼着就都一样没有了味道。
这样说又似乎不公平。放弃了政治抱负转而热衷园艺的John，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柔和；无家可归的Nick在42岁之后竟然成功跻身地方政坛，变得更积极。这样的人性成长也可说是一种收获。事实上到影片最后，这14个人绝大多数都变得比年轻时更可爱，在时光的雕刻下，凿去狂妄，磨出温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其他鱼虾贝壳一同聆听无边的寂静，而在这之前，我们能指望的，大约只是心灵的成长，祈祷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