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肖锋
走着走着落入下水道被冲走，开着开着在二环路被淹死，或不幸被禽流感击中……这些突发事件会引发的安全感焦虑。而更深层的安全感是集体性焦虑和制度性焦虑，说和谐点，是社会转型焦虑。
人们在大环境中没安全感，就会去小环境、小世界中去找。因为安全感是互相给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网上人们忧这忧那，可关了微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喝个小酒或打个小牌、看场《泰囧》，或和家人计划明天到哪里玩一下……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爱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当下中国人在这5个层次同时出了问题，食品、安全、归属、尊严、自我实现。比如归属，转型期的中国人跌入陌生人社会，犹如行驶在没有航标灯的大海上。
有人指责媒体对人们的不安全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他们是亚马孙森林中报警的吼猴，是泰坦尼克号前端的了望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3年《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出现反向情绪。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
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跌破及格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群体间的摩擦和冲突增加。
《商业周刊》称，“2017年中国经济或现拐点”。第一条是人口红利为零，第二条是基尼系数要突破0。6，第三条是投资转换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3跌到1：0。7。
我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未遇之变局。
个人的不安全感受制于社会大结构变量、制度变量及全球化变量。消除全社会不安全感的唯一方法是变革而不是维持现状。某学者感叹，与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发现大家都是明白人，对社会局面的危险性、改革迫切性没有太大分歧。问题是，私下交流时每个人都无比焦虑、扼腕、摇头、拍案；但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又成了沉默的大多数，难得糊涂。这是改革迟滞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30余年后，我们突然发现没有一个社会群体有安全感，从百姓到企业家再到官员。社会亟待达成自上而下的共识，大家需要坐下来谈谈。
据说，缺乏安全感的人喜欢把伞买大点再大点，那就大家一起做大这把伞。
一个社会好不好，第一看人们有没有梦想，第二看个人梦想能否实现。
我们村是怎么没的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102次 过去几十年，和许多农民一样，纪彦峰和家人把离开农村当做成功的重要标志。他们成功了，可在纪彦峰的诗《我们村是怎么没的》里，那成功还有另一面。
大哥出门去干建筑，嫂子给工地做饭，
孩子在市里上学。
二哥考大学去了北京，二嫂是山东的。
妹妹嫁给了粉刷工，住在了县城。
后来，爷爷死了，埋了爷爷。
52只羊，卖了！1头牛，卖了！
葬礼上把1头猪杀了。吃了！
牛圈羊圈都塌了。地没人种，荒了！
再后来，奶奶也死了，埋了奶奶。
葬礼上把鸡都杀了，鸡蛋，吃了！鸡窝塌了。
大黄狗，送人！大狸猫，去流浪了。
大哥在市里，给孩子攒大学学费。
妹妹和妹夫筹措买房首付。
二哥的小孩需要人照看，父亲退休后
父母一起去北京带小孩，父亲在小区口摆地摊。
土豆卖了！黄豆卖了！玉米卖了！
谷子碾成米，卖了！向日葵榨成油，卖了！
被褥衣服，运到北京！锅碗瓢盆家具，送人！
一场雨后，院子里长出荒草。
菜地的篱笆，倒了。窗户纸让大风刮干净了。
又一场雨后，山洪冲进烟囱，冲垮了灶台。
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一茬接一茬疯长。
偌大的山，山下偌大的村庄，
只剩下两孔窑洞，像两只深陷的眼睛，
黑洞洞地盯着村口。
只剩下村口弯曲坎坷的路，蜿蜒向远方……
最开始，纪彦峰对家的概念没那么强烈。他从小就不断地挪窝，由于父亲是小学老师，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纪彦峰上了4所小学，村里、镇上、乡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临时住所里。初中住了两年校后，父母终于在镇上安了家。一年后，纪彦峰去了子长县城读高中，从这时起，家就变成了一个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后来，爱好文学的纪彦峰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他很想成为大学老师，但身为长子，他不可能继续读研读博。毕业后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机会，来到山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下来，有了一定积蓄，在淄博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2007年年底，他搬进了这套房子，结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个项目，纪彦峰被调到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已经过了30岁，也到了要孩子的时候了。
2012年，他买下了自己所在房产公司在郊区开发的楼盘，付了首付。春节之后，纪彦峰回了一趟山东，出租了那套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变卖房子里几乎所有东西，只有几百册书，封存在地下室里。
这是他经历的第3次变卖家当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陕北农村老家，而是城市里。虽然不用卖粮食，不用杀猪，但同样的场景让纪彦峰感觉空落落的。
“我为什么对家这么在意……我真的没有家。”纪彦峰念叨着。
“现在国外、港澳台、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过，但现在做梦还是小时候爬过的那个山，小时候放牛放驴去过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东待了六七年，从来没梦到。”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陕北自然环境恶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饭，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窝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从有意识起，纪彦峰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想走出去。
这些年，亲戚们都成功地“抛弃”了村子。
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里最早出去的人。
父亲说，等我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觉得这不可能，连奶奶都没做到。”
只有父亲总念叨着要回老家。为了给二爸帮忙，父亲在学校办了内退。父母几年前搬到延安市，在农贸市场开了个以卖面皮为主的主食摊子，但这几年做得并没有什么热情。父亲在城市里没有朋友，父亲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在延安，他过得不舒服。
父亲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妹妹。高考前夕，由于学业压力过大，纪彦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症。之后这几年，父亲带着妹妹去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亲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说到回农村，纪彦峰认为这不现实，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纪彦峰的老家在陕西子长县南沟岔镇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来户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户，200多人。
春节回老家时，又走了一两户人家。没有新的人回来，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长大出去挣钱。
在陕北农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着上坟。
纪彦峰特别羡慕生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不用背井离乡，就能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城乡能够均衡发展，不要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乡二元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裂缝，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农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补。
城里的压力从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纪彦峰和所有人一样，要考虑房子、车子、工作，以后也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他计划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父亲有退休工资，母亲没有，母亲在老家参加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还需要自己掏钱。跨地域的医疗保险，还在政府手里攻坚。不太遥远的将来，是一个巨大而叵测的黑洞。
纪彦峰有个侄子也在北京，一年也见不了一两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
手袋里的灯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我收到过一个很新颖很奇妙的小礼物，扁圆的形状，洁白润滑，小巧精致，像一个银色的贝壳。送给我的人解释说，这是某个大品牌专门为女人打造的手袋灯。把它放在手袋里，女人在听歌剧、看电影时，突然想起要在手袋里找东西，只要轻轻一碰，它就亮了，照亮了手袋，照亮了手袋里的东西，而且不影响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省去了可能出现的翻找和折腾，避免了由此产生的坏心情。
很快，不少朋友都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奢侈的灯。坐在电影院的时候，就有朋友把头伸过来，要求看一看我手袋里的灯。可是，我没带，总是没有带，特意没有带，以后也不会带。
我喜欢送这个礼物的人，也喜欢这件礼物。但我很不喜欢这个礼物透射出来的一种信息——一种对物质生活的精致要求。一个女人，一年中间也许偶尔有一次，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想从手袋里找一把钥匙，一包面巾纸，或者是一颗薄荷糖。这种有可能出现的小小不便，奢侈品的研发人员都已经考虑周全，并且采用高科技方法去应对。
其实，这种对生活的精致和完美的追求，在我们的时代已经到达了病态的地步。它甚至已经开始威胁到我们居住的环境——空气、土壤、山川、河流。可是，我们仍然乐此不疲，精益求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很多年以前就有哲学家提出一种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的年代已经接近尾声。人类通过科学研究所能知道的，大都已经知道。所能做到的，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即使还有探索和研究，也就像那个手袋里的灯一样，大部分属于锦上添花，不再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放慢追逐物质需求的脚步，返回到我们自身，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探索一下哲学的智慧、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意义呢？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完一本好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一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我们是不是缺少了什么？
据说当年苏格拉底走在雅典街头，把集市摊贩卖的东西一件一件看过去，最后感慨地说，这里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他用不着的。这个不崇拜物质的人，因此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独立的人。
而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永远在追求各种各样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们停不下来，甚至没有想过要停下来。
敲开最好的可能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181次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密密麻麻。我家方圆一公里内，我就见到过十几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ofRomsey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90%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十几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憋住”的文明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217次 据说从前正宗英国绅士出门，都要随身携带雨伞，因为英国天气善变，得时刻提防突如其来的雨，躲雨的惊惶以及湿答答的头发贴在脑门的模样，都可瞬间把一个绅士生生变成落汤鸡。
茨威格在《昨日世界》里描述诗人里尔克经典的绅士范儿：“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是这样的斯文；纵然发出笑声，也都是表示出那么一点意思后就立刻收敛。轻声细语是他的一种需要。再也没有比喧哗嘈杂和感情上的激动更使他心烦意乱……除了举止的慢条斯理，整齐、清洁、安静也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每当他不得不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坐在一家嘈杂的饭馆里时，都是使他心绪不宁的时刻……”应该说，里尔克应该是文明的终极产品了。
从微末角度，文明的一个功能，是使人对自己的身体进化出羞耻感，一句话，管住自己的身体，别让它随时随地发出异样的声音。不说像里尔克那样处处完美，一个普通人也应有最起码的认知，你得约束自己，不要在人群中旁若无人地打嗝、剔牙、挖鼻孔、擤鼻涕、放屁。
学生时代老坐第一排的人或许有记忆，总会在上完某位老师的课之后发现自己额前的刘海都被他讲课喷出的口水打湿了。记得蒙田在一篇文章里，讲他的一个同僚用手帕捏着鼻子排山倒海擤完鼻涕以后，把手帕放回口袋，蒙田一直牵挂着这样一块手帕装在口袋里，那难受劲……我个人最无法忍受的，是一个人讲话时嘴巴里唾液泛滥，每当这时，这人讲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进去，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关注他何时把口水吞下去。
朱利安·巴恩斯的一篇小说《警惕》，写一个人本来打算去音乐厅听演奏，但他总被音乐会上各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激怒，他的音乐会之旅逐渐变味了，忘记聆听真正的音乐而去捕捉各种噪音，对制造噪音的人提出警告，比如“探身戳一下”某人的背或在中场休息时拐弯抹角地讽刺，巴恩斯写道：“那些阻止我们堕落到纯粹野蛮状态的文明的残迹就是憋住。”
当人们不再互相问好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98次 有一段时间我在伦敦住，大不列颠给我的印象除了完善的交通和遍地的风衣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了。我还记得住进宿舍的当晚，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外面下着伦敦常见的绵绵细雨，内心愁苦万分。这时听到有人敲门，然后几个白人很热情地冲进来，兴高采烈地说有个party，邀请我去参加。尽管这在一个中国人看来非常突兀，但我还是跟着去了，并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夜晚。
我有时候在路边抽烟，会有伦敦青皮跑过来借火。对方点着之后，不会匆匆而去，而是热情地攀谈起来：“我听说你们那个国家……”或者“我们那个女王就别提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甚至有一次我在海德公园的椅子上吃盒饭，一个遛弯的英国老头居然停下来跟我套近乎，提醒我风大，小心吃坏肚子。说完，他就像邓布利多一样跑着消失了。
后来我回到熟悉的祖国，这种事情就没有再发生过。在机场借完火的中年人面带忧虑，紧皱着眉头快步离去；蹲在路边吃盒饭会被当做民工而遭受歧视，还会招来几只轻佻的野狗；搬到新的小区永远不会听到有人敲门，除非来的是做人口登记的警察。
跟我的同胞比起来，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像越狱的犯人又回到熟悉的牢房。我见到乞丐仿佛一阵风掠过，面对陌生人的搭讪像处女一样警惕。曾经有一次，一个路边迷路的小学生向我借一块钱坐公交回家，我仔细盘查了她的学生证后才给了她。等她道谢走了之后，我才怔怔地回过神来，头一次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一切的发生既平常却又让人感到怪异，因为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在我小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多隔阂，在乡间，夜不闭户是常有的事情。基于社区邻里关系而建立的基层组织构成了中国社会最稳定的基石，而随着90年代以后城市化大规模展开，消费主义席卷一切，这些传统的东西都在逐渐被抛弃，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信任，都变得越来越淡，我们都成了这个国家的陌生人。
罗伯特·帕特南写过一本叫“独自打保龄”的书，描绘了美国社群生活是如何走向衰落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正如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热衷于各种有组织的生活，闲暇时间在和邻居喝茶聊天中度过，喜欢建立各种俱乐部。卡波特的小说《冷血》对此也有过很细致的描述，这种公民参与和互助的热情成为美国爱国主义的根本，于是，“一代人在那里互相问好”。
然而，后来这些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制度不同，但中国和美国的某些轨迹是相同的。美国人从俱乐部里的热闹繁荣演变成了独自打保龄球的一群人，中国人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宅男宅女。当普遍的冷漠被推向极致的时候，18个路人对躺在地上的小悦悦视而不见，或者摔倒在地的老人被众人围观，就不再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到意外的事情，而是一个必然结果。
我们一边匆忙赶路，一边抱怨着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却从未想过问题处在哪里。我们的传统秩序已在悄然远去，但新的秩序却没有因此而扬帆起航。当我们已经习惯了人与人之间冷漠以对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能否以自己的切身行动来为这个不够友好的世界增加几分暖人的温情呢？
别把人生过成速溶咖啡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185次 晚高峰时的北京实在没有什么幸福和快乐可言，一号线和十号线换乘的那一段路程，好像火车站的候车大厅，天天上演着春运的戏码。还有大望路一带的几个公交总站，排队的队伍长得看不到尽头。而走在路上的人，也都是行色匆匆，人人脸上都挂着急事。曾经在路上听一个女孩跟她身边的朋友说，在北京3年，她从来不知道上班的路上有哪些风景。我也知道有的人在北京多年，每天上班都路过北海公园，但是从来都没有进去过。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急行军一样的人，而它每一天都在变化，不停地有高楼拔地而起，有的地方一年不去，再去时已经变得像是不属于这个城市。其实这个城市本来的气质与它现在的速度与节奏完全不搭，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座适合奋斗的城市，相反，它应该属于慢生活。这个城市的旧时光里有提笼架鸟的闲人，有划过蓝天的鸽哨，有缓慢流淌的光阴。他们曾经是这座城市最美的画卷，构成了城市的底色和灵魂。
它现在的节奏与它的气质自相矛盾，一个曾经情致盎然的城市就这样毁于速度和节奏。
这个世界流行一切都要超前，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要听音乐接受教育，每个人都在往前跑，生怕落于人后。但这个世界上跑在后面的人永远存在，每个人所想的只是落在后面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就好。
当然，这个世界是如此不同，不是每个人都选择了这样的节奏。放眼望去，这世界上仍然有那么多懂得享受时间的人，曾经看过一个关于二郎寿司的纪录片，是一个美国人拍的。二郎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他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做寿司。从到鱼市场挑鱼，到后期的加工，到米饭的火候，甚至是盛米饭的器具，二郎都极其讲究。他的小店只能坐下10个人，来吃的人需要提前一年预约。他的寿司里卷进了时光的味道，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精心制作，所以它成为米其林三星级餐厅，据说去过的人吃一次就忘不了二郎寿司的味道。这样的店在今天的中国是开不下去的，时间是如此奢侈，人们恨不得一分钟当成一个小时来用，磨工夫出细活的事没人愿意干了。
在旅行的路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辞了职上路的人。有的时候会不理解，觉得荒废了赚钱的大好时光，但是之后又会觉得很有道理，等你不缺钱的时候，你还有力气做自己想做的事吗？这永远是一个矛盾体，只是当你有能力去抉择的时候，还是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吧！
近几年，身边不停地有人在奔跑之后选择慢下来，放弃赚钱的机会，静下心来做一些喜欢的事情，甚至是生一个孩子。没有什么事情是停不下来的，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用最好的时光去换取。如果在某一个时刻，你想坐在阳光下，静静地听花开的声音，那么就去做好了。多年后你会发现，或许你并不很羡慕那些跑得飞快的人，重要的是，你应该过你想要并且能够达到的生活。
母爱的自省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126次 英国某家报纸曾给读者出了个讨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结果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亲爱的先生们：在我。”
就这几个字。一针扎准了痛穴。
有一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个小学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没有童年》。
在一片对“外因”的讨伐声中，我周围却有一拨妈妈，以敢让自己触礁的勇气，站出来说——“对不起孩子们：在我。”
中国的文化里，缺乏足够的自省力。如果一切都是体制之过，那么，构建这体制的人到哪里去了？
对童年的亏欠，谁来说一声“对不起”？
临近母亲节，有妈妈在写“病了的母爱”。
不用说，天底下最疼孩子的是妈妈。可今天的妈妈，知道孩子哪儿疼吗？
忽然听见孩子们背地里扎堆喊“疼”——
“父母皆祸害”——是某个网络论坛发出的痛陈之声。参与这个论坛的孩子，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万！一幅题为《母爱》的漫画：妈妈伸出手臂抱住孩子，怎么爱他都不够，干脆化身千手观音——无数臂膀环绕起爱的暖兜。孩子如同掉进蛛网，挣扎不得。
病了吗，母爱？
母爱，本应是温暖传递的一环。从前说起母爱，人们容易想到棉花。领受布衣的柔软，感觉棉被的慈祥。你会看见门口遮阴的老树，灶里烧煮的南瓜。母爱，把人安顿得很平和。
从前的妈妈，像一个自然形成的村落，有植物的滋润气息，鲜亮、清香。檐下一兜兰草、木盆、农具……萝卜青菜也好，歪瓜裂枣也罢，都是大地的孩子，一个也不会被忽略。可城市化的进程，把村落变成了大厦。妈妈住到楼里，空旷的客厅，水晶吊灯缺少温度。院子的栅栏，围着些奇花异树。无名草木似乎消失了一般。
如今母爱的流行模式之一，是横刀立马的“中国虎妈”，举着儿女第一的记分牌。
爱默生说过，成功，如流感一样，是一种侵袭所有体质的疾病。
病了的母爱，感染了一种“病毒”——迷失于数字化的伪成功。忘记了数字背后的孩子，忘记了——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童年。
病了的母爱，有火烧火燎的倾向，对孩子过度介入的趋势。妈妈在分数竞争中奋力参与，脚步是匆忙的，目光是焦虑的，身影是慌张的。很有点刹不住车似的失控感，好像一松手就出局了……
据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百分之三十的妈妈，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孩子的成败上。比如“直升机”妈妈——一种新类型的母爱：妈妈像直升机一样，时刻在孩子周围盘旋。通常“头上顶雷脚下带火，功架到位身手利索”，会突然从空中俯冲而下，解决孩子的问题。还有所谓“护墙型”妈妈，“套娃式”妈妈……
“祸害”一词，同样触疼了许多妈妈。孩子感觉到疼，妈妈却弄不清疼的来处。
这是一个疼痛的“链接”——妈妈也感觉到不间断的疼，真说不清，有多少伤疤纵横在心。孩子或许是你最大的快乐之源，也可能成为你最大的疼痛之根。
对妈妈来说，孩子的生存前景和生命需要之间太难平衡。
中国很少有人知道，美国现在最具特色的高等学府，有着世界上最破旧的学校大门。门槛却比哈佛、耶鲁大学还高——这就是“深泉学院”。
我儿子学校有个同学，打算放弃哈佛、耶鲁大学，去这个优秀学生的乌托邦。
瓦尔登湖边，似乎出现了新一代的梭罗。
“深泉学院”的创办人卢西恩认为：物质世界充满罪恶，真正的人要倾听荒漠。沙漠有一种深沉的人格，如果你专注地侧耳倾听，就能捕捉到它的声音；如果你正为物质奔忙争斗，那么就听不到。
以分数来衡量成功的单一标准，很容易忽略孩子的心灵成长——那种施予爱和同情他人的能力，对美和快乐传递的能力……而这一切才构筑了成功的精神维度！
那次和友人一夜长谈，问及她可打算要孩子，她竟然脱口道：这年头哪敢要孩子？不是说养不起，而是——你扛得起一个生命的成长之疼吗？世界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多变，妈妈从来也没像今天这么难当！
被称为“世界第一女记者”的法拉奇，“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几乎成了勇敢与正义的象征，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顿时变得十分脆弱，“仿佛一颗子弹击中了我，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可怕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有一天你会带着责备冲我哭喊：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希拉里干脆引用一句非洲谚语：养育一个孩子，要举全村之力。她说如果你想在美国任何地方打开愧疚的闸门，那就谈孩子教育吧，这话题能把我们很多矛盾的感情引发出来。
我亲历过一个母亲的酸甜苦辣，在求助的漫长过程中，明白了得病的不只是孩子，更是妈妈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身的黑夜。早就有人指出了“我们身上的鬼”，那就是“人在人上”。
细观妈妈们的内心，大都有“鬼”：太渴望孩子成功。这本来也正常，该质疑的是成功的定义，仅仅是高分、高薪、高人一头吗？
某些“祸害”，是不是这“鬼”闹的？成功学大行其道，病了的母爱，是不是隐形推手？
记得有一天，和我斗气的儿子扔过来一句话，硬邦邦地砸疼了我：听说过吗？有一种毒药叫成功！
毒药？
毒着呢，它逼你交出整个童年。
难道你不想成功？
假如我对自由的向往，超过对成功的渴望呢？假如我只是一辆自行车，你为什么指望我成为一列火车？与其变成气喘吁吁的火车，还不如做慢慢滑行的单车，至少我是快乐的。
如今一些女孩，不是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
嗨！成功是人一辈子的毒，戒也难的。我单车单骑可以吧，自己运送自己可以吧。都做人上人，谁做人中人？
我后脖一阵发凉。
惊讶于卡夫卡的洞见：以睿智的目光重新打量生活道路，可看到最坏的事情，并非识破显而易见的恶行，而是看穿那些曾经认为是善的行为。
眼前闪过市场热销的《成功学》、《名人堂》……哈佛大学一位财政专家算了另一笔账：如果要用市场营销的方式让孩子在小、中、大学等都取得名次，可太不简单。如此下来，就是经销他们的灵魂，这会摧毁他们整个人生的意义。
由此看到孩子内心的艰难处境。那疼，不是踢球受伤的疼，而是他们目光中的硬，身体上的紧，童年的缺失……
史铁生一再说到心魂的黑夜：写作……是探访心魂的黑夜。
真正的拷问，在于能否撕开自身黑夜，承认心里有“鬼”，并对孩子说出生命真相。
今天缺少的，不是虎妈，而是更多的正常母亲。
忘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107次 从小就知道一个成语——废寝忘食，然而我们有多久没这么做了？
连吃饭都会忘掉，那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必然是有意思到你专注至极，连自己都忘掉了。
如果我们不会“忘”事情，代表这阶段的我们活得不够好。
一个总经理在京都玩，玩到超过了时间，连开会都忘掉了，甚至连飞机改期都忘了，试想，他这京都之玩该是多么专注入迷，这种情境，令人多么羡慕，令人多么赞佩。
若他只是记得回程，记得返台准时开会，那他有啥特殊、有啥过人之处？
我们今日的问题，便是不会忘。
会忘，表示眼下他正专注于某事，以至于现在的事把它掩盖掉了。会一直没想起来，表示当时他的专注状态竟持续了颇一阵子，令那件被忘了的事再也浮不出忆海的水面了。
某次在旧书店，见一人自书中翻出好几张夹在书页的千元钞票，然后告知了老板，大伙聊了一下，皆曰：“这人亏大了，竟把钱藏在书里，却忘了。”出了店，我再想，他既忘了自己还有这笔钱，又何损失之有？
我们若能忘了曾经借钱给某人，不管是3000块或是20万，岂不正如同不曾把钱借出去过？
好些年前在美国，有一次，我想看某部电影。这部电影极重要，我已注意了很久，且已准备就绪，于是马上便要去看。突的一下，不知是忘了什么事，或是离城，或是奔赴哪儿，结果就忘了这回事。许多年过去也没想起。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看的时候我突然浮起某个熟悉的念头：这部片子是不是和我有过一个什么样的渊源？
当然，这部电影便是当年计划好久要去看的那部。但是，它还是被忘了。而且忘得一点也不痛苦。
小时候你一定为了太多父母亲没遂你意的事而哭而闹，然后在哭完5分钟后睡着，睡醒后却一点也没不高兴，全忘了。这种忘，多么美好，多么大量。
会不会古人专注某事，忘了吃饭，甚至连着忘了好几顿，结果发现肠腹更舒服；假设他原本有肠腹不适宿疾，这一忘了进食，反而激发他发明“断食”之意念，或亦未可知。
若是能忘掉自己有多穷，则不会天天埋怨，天天妄想发财。
若是能忘掉自己多有钱，则不会没事趾高气扬，期盼全世界都尊敬自己。
我常会有不少时候，什么也没做，却什么也想做，又什么也忘了做；这种时候，忽的一下子一天过去了，一下子一个月又过去了，一下子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而我也没察觉究竟怎么了。
会不会这其实就是最当然的状态？
假如人确实有时会自然处于真空，脑筋没啥念头，对外界没啥反应，会不会根本便是一种天然必须的“冰封”，令你在融解之前完全处于停顿，能源处于最小量的消耗，以备日后有急需之时得以大规模地提供？
且想一事，倘若人能活120岁，难保他不在生命中好几个阶段各冰封上个5年10年。
见到有些小孩，观看他的言行，见他已知道许多优劣，他已懂得势利，已懂贫富。为什么他有那么多的知？哦，对了，是他的家人已告知、已传递、已明示他这类见解。
我开始想，我的幼时完全不知这些事，或许是我家人没这么教育我，更或许是我的家人他们自己亦不知这些事。此其非他们便活在无知的状态？
欲做真人，便要少知。
便像有些人，他知道得太多，于是他什么也不知道。
养生心得时间:2013-08-19 作者:未详 点击:211次 我的夫人张允和，2002年8月14日去世了，享年93岁。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们很少吃补品，我想健康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饮食上，不吃荤菜、不吃油煎食物，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等；穿衣也很简单，舒服就行；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精神方面，第一是不生气。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吃小亏，不占大便宜。第二，要勤思考，上帝给我们一个大脑，不是用来吃饭的，是用来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会让人身心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