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鱼吃再学钓鱼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183次
只要在中国大陆待上几天，到外面走走，很容易得到两点鲜明的印象：一个是经济蓬勃发展，另一个是所得差距的鸿沟怵目惊心。
关于经济突飞猛进、锐不可当，已经有太多的数字和描述：无论在城市或乡村，总是看得到工地和大型起吊杆；早上6时不到，工地已经开始活动。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很多地区和很多人，都水涨船高地富裕起来。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因为幅员太过辽阔，有些乡村和偏远地区，似乎还静止不动。
贫富差距增加，带来许多问题。因此，企图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的措施，也陆续出笼。譬如，由政府提供资金，农村居民购买冰箱、电视、缝衣机等家电时，可以得到补贴。此外，开辟道路以改善交通，提供义务教育等等，都是从基本上打基础。希望能扩充经济活动的大饼，缩短城乡差距。
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发挥两种重要的功能呢？
首先，让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有资源挹注，和先进区域的差距不至于持续拉大。其次，每一个民众，都能直接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
基于这两种考虑，制发“国民消费储值卡”，其实是一个可行的措施。
具体的做法如下：国民每人发一张储值卡，含有芯片。政府根据前一年的经济成长率和税收，设定一个公式。根据公式计算，在每张卡上储值一定金额（譬如，100人民币）。持卡人在当年内，可以到一般商店（日用百货、超商等）消费，直到储值扣完为止。
仔细想想，这种做法有许多好处：储值金额有弹性，经济成长好/税收充裕，储值多，民众（特别是偏远地区）直接享受到果实。当政府财政吃紧时，可以减少储值的金额。持卡人直接用于消费，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增长，可以产生良性循环，引发乘数效果。发卡对象，可以有弹性，依年龄、地区、城乡，可以有差别待遇；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可以特别优待。
以目前科技的水平，芯片还可以发挥很多的功能；除了中央政府之外，省和地方政府，也可以在储值卡上加码，直接济弱扶贫，进行所得重分配。而且，储值卡可以和身份证结合，一卡多用。
当然，制发储值卡的做法，要面对很多具体的问题。譬如，偏远地区的店铺，未必有扣款记账的措施；有些民众，可能还住在天涯海角，道路交通到达不了的地方。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联系不易。
不过，即使有诸多困难，瑕不掩瑜。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储值卡的做法，还有一些潜在的功能：每个国民一张储值卡，每年卡里有一些资源可用，等于是把个人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国家就像一个公司，而国民是股东；公司（国家）赚钱，按时配发股利给股东（国民）。
民众对国家更有向心力，更有祸福与共的情怀。公共政策的拟定和推动，会得到民众更多的关心和支持。
区区100元人民币，对都会人口而言，不值得一提；对于偏远地区而言，每年农产值可能只有三五百元。
因此，每人100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除了改善生活之外，可以成为商业活动的资本，购买额外的种子或鸡仔羊仔等。
此外，储值卡的消费纪录，将是极其可贵的数据库。
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探讨诸多相关的议题。由这些最基层、最全面的数据里，更可以据此拟定各种公共政策。
拜现代科技之赐，储值卡的措施，事实上可以做到：在授民以渔之前，政府先让亿万民众吃到鱼。
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还是违法行径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122次
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社科院等十多个部门，针对小悦悦事件，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
这几天，小悦悦，陈贤妹，以及那18个我们不知道姓名的路人，他们于10月13日下午在佛山街头共同上演的那一幕对比强烈的悲喜剧，如巨浪般激荡在每一个国人的胸膛。有感动，有悲愤，有自责，有反省，但更多的是迷茫。鉴于“好人”和“路人”的比例是如此悬殊，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家人，会不会有一天成为下一小悦悦。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如果身处危难之际的是他人，是与我们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是该做“好人”还是“路人”。而这，原本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所有人都知道，停留在口头上的谴责和倡议拯救不了道德，需要拿出实际行动。因此，广东省在政府层面组织的这个大讨论，以及由此显现出来的相关立法倾向，就显得弥足珍贵。
道德领域的惩恶和扬善，用法律而非道德口水的方式进行，注定是一剂有争议的猛药，尤其是惩恶。在广东省的大讨论中，与会人士对立法保护见义勇为基本无异议，难点只在于一些具体操作环节。而对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各路专家意见不一，有赞成通过立法进行惩罚，也有人对“立法规范”持谨慎态度。
谨慎当然是必须的。公权力无度界入公民私权及私德领域，在一个宣称要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的国度，任何时候都值警惕。然而揆诸一些法治成熟的国家，对见死不救者“大刑伺候”却是常态。比如199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就有“怠于给予救助罪”，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或唤起救助行动，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扣50万法郎罚金”，美国有的州法律则规定，一个人发现陌生人受伤时，如果不打“911”电话，有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当然，他们同时也有“保护好人”的法律，比如著名的《好撒玛利亚人法》：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救助中出现的失误，给予法律责任上的赦免。
要不要立法惩治见死不救者，关键在于如何认定见死不救这一行为，它是私德问题还是违法行径？笔者倾向于后者。眼见同类处于危难之中而漠然视之，甚至在自身并无任何危险的情况下都不愿伸出援手，哪怕打一个报警电话，此种行径已经违背了比一切成文法律更高的自然法。法律与道德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当法律所维护的公民权益因道德防线薄弱而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时候，法律就有必要适时跟进。
其实，立法惩治见死不救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秦代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其四邻、电、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当论。”《唐律疏议》记载，“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力势不能救助者，速告附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
因此，无论是基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对见死不救者施以法律惩处，都是匡扶正义、挽救世道人心的理所固然。当然，在“保护好人”机制不完善的当下讨论这个问题有些艰难，但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遗憾的是，不仅是法学专家们“谨慎”，相当一部分网友也非常“谨慎”，经济观察网发起的相关调查中，有超过5成网友反对立法惩罚见死不救。
立法惩罚见死不救，意味着“见死必救”就成为一种法定义务。反过来说，如果见死不救仅仅是一种不受法律制裁的道德低下的行为，那么“见死必救”这一人类最正常不过的行为就上升为一种道德高标，如此一来，就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现实生活中，我们把太多正常的行为贴上了某种高尚的道德标签，就如我们经常将公务员的正常履职行为表彰成优秀，以至于当人们达不到这个标准时，不觉得有任何羞愧。然而，佛山阿婆陈贤妹一次自然而然的人性流露，让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坐在办公楼里，有着本科、硕士、博士文凭的衣冠楚楚之辈，道德水准还不如街头一个衣衫褴褛的拾荒老人。
在这种情形下，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反对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足以说明无论我们表面上如何强烈谴责那18个路人，但内心深处依然给自己留有退路，还在想着有朝一日可以毫发无损地混迹于18个路人之中。如果是这样，在这场道德大讨论中，我们依然是看客，是不在案发现场的路人，我们不想作出任何改变，不希望有任何外在的约束力量对自身可能存在的见死不救行为进行惩治。那么，小悦悦的身受重伤，18个路人的冷漠，以及陈贤妹的善举，除了掀起一场舆论狂欢，不会有任何意义，就如同惊鸿一瞥，纵然引起众人仰望，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我们希望在危难之际有道德高尚的人物挺身而出，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也必须尽到最起码的义务。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对处于危难中的同类施以援手，在今天不应仅仅是道德义务，而应上升为法律义务。对同类的悲悯和关怀，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根本的东西。回到2011年10月13日下午小悦悦被反复碾压那个噩梦般的现场——停下匆匆的脚步，将重伤的小悦悦扶到路边，或拨打110、120，真的就那么难吗？
有不少网友持有这样的看法：现如今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其根源在于社会，在于制度，不是个人造成的；先将彭宇案主审法官送上断头台，再来讨论要不要立法惩治见死不救，要不要扶助他人。我相信，比绝大多数网友更有理由抱怨这个社会的是陈贤妹，她长期被时代逼至墙角，忍受制度的冷落和艰辛生活的煎熬，她更有理由见死不救。但是她没有抱怨，她做了一个“人”应该做的。
不错，我们的社会还存在很多问题，我们的很多制度还远远称不上完善，这些问题和缺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民道德滑坡，因此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与其成天抱怨道德沦丧、制度不公、法治滞后，不如行动起来一点点改变它，而改变它的力量，就在你我手中。
青春期遇见“公元前”父母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76次
青春期是人生的一个薄冰期。尤其是女孩儿，心思更加细腻，情绪更加敏感，就像走在快要解冻的脆弱冰面上，随时都有可能“咔嚓”裂开一个洞，跌进去，被坏情绪浸得满身冰凉。
在这种起伏不定的善变情绪中，发生冲突最多的，自然就是每天与自己在一个家门同进同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父母。
第一次与父母发生摩擦之后，这种不快可能会越来越多，像电光火石一样，在心中“忽忽”地燃起小火苗。其实，你并不是不爱自己的父母了，但也确实是对他们感到不满。随着不断地成长和学习，你每一天都在认识新事物，不断发现新鲜、有趣的东西。而父母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与自己没有分歧的，对于你想做的事，父母往往赞同的少，反对的却很多。
这个阶段，女孩儿最怕的就是被父母打扰。宁可上网聊天、打电话，也不愿意理睬父母，因为说了也白说。女孩儿认为，父母简直就是“公元前”的人，让他们真正理解自己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搞不好自己还会白白受一顿数落。你觉得自己必须走一条不同于父母的路，但却还不知道这条路在何处。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为了对抗父母的窥视可真是绞尽脑汁——我坚决地认为他们在窥视我。那时，我最喜欢的事是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
其实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无非就是戴着耳机听听音乐、翻翻小说、写写日记什么的。但只要父母一进屋，在我身后走来走去，我就如坐针毡。我怀疑他们故意进进出出，装作找东西，其实就是来窥视我。有时候，我恨不得能在头上顶一棵隐形草。
有一次，我坐在桌前看书时无意间一回头，妈妈正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着我。不知道她当时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却如临大敌。我发挥所有的智慧来对付这块玻璃。先是在桌上放了一面镜子，让它对着玻璃窗，谁的脸在玻璃上一露，立刻被我尽收眼底。但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也做不到每时每刻盯着镜子。终于有一天，我找了个借口，在玻璃上贴了一张画。
除了反窥视，我还觉得自己越来越忍受不了父母的指责。那些话听到耳朵里，厌倦得简直想去死。有一天，在房间里，听着妈妈在门外唠叨，我突然怒火攻心，顺手就拿过桌上的书撕了起来。从那天起，一直到学期结束，我的数学课本都没有前15页。
当时自己不知道，情绪起伏的一个原因，是体内荷尔蒙的作用。而无辜的父母，只不过是做了荷尔蒙的替罪羊。等到你慢慢过了青春期，就会发现，其实父母也不是那么落伍，那么愚蠢，那么不可理喻，那么面目可憎。
等到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生活，可能会离开父母，远走他乡。独身行路的时候，你才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家才是永远的依靠，只有父母才是不变的守候。
到那一天，你会想：当年，与“公元前”父母狭路相逢的时候，如果自己能稍微侧侧身，该有多好啊！
爱情重八斤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2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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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宣33岁时，连刚入伍没几天的新兵蛋子都开始关心起“陈干部的终身大事”。拗不过众人的热情，陈才宣决定相亲。女方是杭州某野战医院的儿科医生，25岁，上海人。
1963年的一天，陆彩英值班时有些心绪不宁。同事给她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33岁，淮安市涟水县某部的连队干部，重庆人。
见面的那一刻，有些突兀。病房里突然多出个戴着口罩的陌生军人：“陆彩英同志，你好。”陈才宣一慌张，竟然向陆彩英敬了个军礼。陆彩英忍俊不禁，点点头：“你好。”陈才宣脸涨得通红，坚持不肯摘下口罩。“你不怕热吗？”陆彩英落落大方地打量对方。“到医院来，不是要注意清洁卫生吗？”陈才宣给自己找借口。陆彩英笑了，突然觉得这场相亲很有意思。陈才宣呆呆地看着陆彩英，慢慢地把欣喜写在眼睛里：这就是一见钟情吗？
回到部队后，陈才宣忍不住有了写信的冲动——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小时，可是他几乎已经认定对方就是自己携手终身的伴侣。“陆彩英同志，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您见了面。我希望在我们认识的过程当中，本着一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所应有的品质和道德来慎重地对待个人问题……”信寄出去了，陈才宣突然感到不妥：“万一她对我不满意怎么办？”
那天，陆彩英正在治疗室给孩子们打针。“陆彩英，你的信，淮安来的！”她的心跳突然加速，对周围人的打趣假装镇静，但她拆信的手微微有些颤抖。
夜晚，陆彩英坐在桌前冥思苦想如何回信，她突然意识到：“难道这就是爱情？”她寄出了第一封回信。
陈才宣几乎每天都要给陆彩英写信，他在文字里勾勒她的一颦一笑，每每落笔时又忍不住要把激情掩藏在“毛主席语录”后面。他们第二次见面时，已是第二年的初夏。陈才宣站在门诊部门外，一眼就把陆彩英从一大群白大褂中认了出来。
1964年7月30日，陈才宣不知道这是自己第几次摊开信纸——但这次肯定是最神圣最庄严的。下笔时，由于他用力过大，差点划破信纸：“我希望我们能很快建立起幸福的家庭！”
陆彩英没有回信，她觉得“终身大事”的答复不能简单地揣进邮递员的绿色挎包里，那样太慢，而且太随意。她冲进医院传达室，谢天谢地，没有人占用电话：“陈才宣同志，我答应你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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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递员继续充当陈才宣和陆彩英的红娘。在信里，他们确定了新生活的起点：1964年国庆节。同样，在信里，他们讨论了结婚形式：无须酒席，不宴请宾客，组织两家人集体游西湖。
那天，他们不是第一次观赏西湖美景，但身份的改变让他们的心情大为愉悦。陈才宣正大光明地牵着陆彩英的手，故意落在人群后边，说着只有两人才明白的悄悄话。“新人来照相！”众人嚷嚷着。
这是他们惟一的结婚照，但陈才宣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照片。国庆节一过，他跟随部队去了安徽。陆彩英把照片夹在信里寄给了陈才宣，三寸的黑白照片上，他和她都那么俊俏，他悄悄把手挪到她腰间，笑容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