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又是一个黄昏，夕阳迷迷蒙蒙的。这个城市的一切，都是迷迷蒙蒙的，像一个梦境。
浅乐拖着落满灰尘的行李箱，高跟鞋踏在青石板路上，踏踏响，敲碎了一巷子的清寂。
只不过，这一次，是离开，永不回来。
在追求爱情的路上，跑的太快了，便失去了初衷。
细雨，黄昏。古旧的廊檐和天蓝色的波西米亚长裙。水滴四溅，青石板路上，炸开一朵朵清凉的小花。
那不是穆远一个人的前生，也是浅乐的。
用我的手指划过你的心，留下一阵疼痛后，便消散不见。
最残忍的爱就是，他用最后的爱和激烈，给你留一个永久的念想，然后转身天涯。徒留你，原地搜寻，困惑，愧疚，余情不了，却毫无落处。
你是不是觉得比别人穷
时间:2014-12-24 作者:未详 点击:209次
“你有比别人穷的感觉吗？”
“不但有，还无处不在。”
在北京某大型门户网站工作的陈文深有感触。他今年25岁，美国留学回来后，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称自己目前是典型的北漂一族，“比别人穷的感觉”无处不在：靠工资基本买不起北京的房子，房租就花去了收入的四分之一；过快上涨的物价已经让他不敢去商场买衣服了……
“甚至走在大街上，看到豪车从身边经过，尽管自己没有强烈的需要，但是确确实实的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买，‘自己比别人穷’的感觉也会油然而升。”他说，作为一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白领，在这个社会中，实际上觉得生活得比较惨。
事实上，有陈文这样感觉的人并不鲜见。中国社科院刚刚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0年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中，公布了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
收入高也感觉穷
“难道只有1／5的人这样认为吗？我认为应该远远大于这个数字。”看到这个数据时，北京的公务员马丽（化名）说。“我的工资吃喝养家后，剩下的也就够过年给家人同事领导送礼串门的。”
在北京一家知名财经日报工作的胡涛（化名）虽然收入要远远高于马丽，但是同样也有“比别人穷”的感觉。
“我的收入虽然上万，但我的房租每月花掉将近3000，出席重要场合，吃、穿又花掉一大笔开销，由于职业原因，交通、通讯和娱乐方面也不能太差。一个月下来，能攒下的钱不堪入目。”他说，他最担心的是等自己跑不动了，不能再支撑高强度的熬夜写稿工作，那时候工资肯定比现在低很多，他该怎么办。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乏这样月收入不菲，但缺少“富足感”的80后。这些毕业于名牌大学名牌专业，供职高新科技、媒体、外贸等企业的小白领，没有一丝“富足”的感受。
“这些年我的月收入一直在涨，去年我终于拿到一万元的月收入，但我却不敢自信地说：‘我成万元户了’”。一位在北京一家动画设计公司做设计师的年轻人带着调侃对记者说。
大学毕业后人职香港某着名电视台的深圳女孩杨怡则告诉记者，每当看到好多人在香港买名牌包包时，“自己比被人穷”的感觉最为明显。
“穷”是相对的
“你是不是觉得比别人穷”，这种直观感受很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比如在某段时期，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网络新闻，以及电视、电影都在讲述富人群体的故事，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跟他们比起来。我怎么那么穷。
一般来讲，人们知道别人差的事比较少，知道别人强的事比较多，这是个认识上的问题。人们普遍存在的“贫穷感”其实有一种“这山望着那山高，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好”的心态。
除去这种心理因素，感到自己比别人穷的受访者在谈到为什么穷时，他们更倾向于归咎于社会大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等；而较少归咎于个人层面的原因，特别是个人层面可控制的因素，如家人是否努力，是否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等。无论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地区，认为自己贫穷的首要原因都是“缺关系少门路”，而认为自己贫穷的第二大原因均是“现今社会是一个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社会”。
专家表示，这样的调查结果其实并不出人意外，在一定程度是中国社会现状的反映。中国低收入者不断受到通货膨胀的掠夺，而低收入者的收入上涨速度比较慢，高收入者收入上涨更快。比如房地产，有房的富人房产升值了，不用上税。而低收入者工资上涨却要上税。当前的税收政策是向着富人的，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中国贫富差距会不断拉大。快速增长的财富大部分流人到国家财政、资本所有者的腰包，流人到了少数人的口袋。
由于社会两级分化，贫富悬殊现象太严重了，这种太大的落差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使得有些人觉得自己是穷人。这个“穷”是加引号的，是相对的穷，不是过去穷得连饭也吃不上。
值得警醒的信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举世瞩目。但问题在于GDP高速增长，人均收入却增长乏力；住房、医疗、教育、社保、就业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压力在加大；贫富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平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表明国家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并没有相对应地转换成国民的切身福利，而部分民众对改革获益出现负面判断，更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
心穷更可怕
“其实这些人的感受更多是精神上的贫穷感。不能得到权力的保护，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让他们产生恐慌和无助。”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社会心理学室副主任石秀印认为。
“心穷比口袋穷更可怕。”上海外服心理援助中心顾思凯·分析，现在人们更加相信权力、出身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改变外在的贫穷缺乏信心。石秀印说，如果制度缺乏改善动力，那么这种信心的塑造动力都将微不足道。
很多人都提到社会大环境，如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等让人变穷，普通民众权利的被侵犯与难行使，并且由此引发的“权利焦虑症”，使得被访者产生穷人的感觉。
除去社会环境和心理因素，经济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通胀压力让老百姓越来越害怕，大家心里都在想，实在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钱明天还能买什么。”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每个阶层的收入都有差异，认为自己比别人穷很正常，级别待遇才会让社会形成一种向上的张力，激发社会成员有改变和提高自身境遇的动力，带动社会良性运转。
但是这么多人把穷的原因归咎于社会大环境的因素，显得就有些不正常。
负面效应明显
当富二代开名车炫富时。十万蚁族蜗居在北京地下室；当福建屏南县的财政局为官二代量身定做招聘职位时，几百万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当上海一个房管局长拥有30套住房时，无数家庭为一套房子倾家荡产……
现在的中国，这样的强烈对比并不鲜见。这种相对剥夺感，不仅会使人觉得自己像个穷人，还会产生挫折感，失落感，甚至愤怒感，而且会使自身的行为发生变化，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就变成攻击和侵犯。之所以转型期现在那么多犯罪现象，都是由这个相对剥夺感造成的。
从整个社会来讲，如果老百姓受穷的感觉特别明确，就很容易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嫉妒心，当这种不满足感特别强列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导致一些个体不稳定的行为，这种不稳定的行为一旦变多，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如果这样的社会现象发展下去，很容易引起仇富心理，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影响到社会创新能力。
“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时间:2014-12-24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标题很大，它来自孟德斯鸠的名言；事件很小，这是一位农民工“扒火车”的故事：贵州打工者黄思贵，乘坐上海虹口开往武汉汉口的动车，途经安徽合肥站时，临时下车抽根烟，动车只停靠两分钟，他误点了，情急之下，抓住车门，扒上动车，跟着飞驰了5分钟，车内乘客发现后，才紧急停车，被平安救下。
这是不要命的行为，而在一些文明人眼里，这更是“不文明行为”。不过，黄思贵没有在不能抽烟的车厢里抽烟而到车外“过下瘾”，也已是比较文明了。在那“想也没想”的时刻，他一定想到了车上还有他的行李，惦记着那么昂贵的动车火车票，想着自己落在半路上那如何是好，他恐怕是下意识地飞奔过去扒上火车。可这已不是铁道游击队时代的蒸汽机车了，没有掉下来丢掉小命还真算是他老兄命大。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确实不易。记得那段话吗：“我还是想借这个机会，先要感谢农民工兄弟姐妹们，你们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很大的力量，许多工厂、矿山，一些繁重的岗位，你们常年坚守在那里，城市的高楼大厦是你们盖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你们干的。”最重、最脏、最累、最危险的活是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干的，但他们拿到的报酬是最低的，甚至还不一定拿得到工钱。有人给划分身份等级——最高等：公务员（机关干部）；第二等：事业编制；第三等：事业单位招聘人员；第四等：企业职工；第五等：农民工；第六等；农民……你可不能将打工的民工与那什么“打工皇帝”唐骏相提并论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工黄思贵为什么飞身扒动车了。
于是，我们看待黄恩贵的基调，是同情而非谴责。但看到报道说，“他正在被责令写检查”，我想问：凭什么啊？此刻，孟德斯鸠的那句名言涌现于脑海：“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孟德斯鸠认为：“政治法使人获得自由，民法使人获得财产。”我更愿意把这里的“民法”看成是广义的概念，一个国家的民法，是尊重它的公民的法律。惟有把每一个个人看成是“整个的国家”，国家及其政府及其官员才会在理念上、在行动上真正呵护公民的人权。如果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观照黄思贵扒动车事件，那么，黄思贵这个属于“无心之失”、也仅仅只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行动，就不必“被责令写检查”。他扒动车的危险动作，是无奈而为，已无任何“尊严”可言，又责令他写检查，更是没有把他当成有尊严的人看待了。
国家是为了保障每个具体个人的人权与尊严而设立、而存在的。孟德斯鸠的名言，体现的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这样的情怀与关怀，“以人为本”就是一句空话，就是一座海市蜃楼，就只有“以国为本”“以政府为本”，具体到黄恩贵，就会变成“以火车为本”“以铁道为本”，而不是“以乘客为本”，更不是“以人为本”。“思贵扒车”当然成不了“新成语”，但“农民工黄思贵扒动车”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入的思索。刚刚又看到一个关于农民工的新闻：7月14日，在郑州，睡在立交桥下的200名农民工，被子又一次被收走了。今年5月12日，他们的被子就被收走过一次。理由是“影响市容、不安全”。这些农民工如果租得起“蚁族的蜗居”，何苦要住在立交桥下？20岁的民工小樊说，他试过背着被子给人家修下水道，自己累不说，别人觉得“太穷酸”“修下水道”这样的脏活累活他们干了，但他们的收入远远不足以在城市“蜗居”；他们当然也是人，难道他们就不希望过上有温暖有尊严的人的生活，哪怕是最平凡的生活？
相比之下，被子被收走、扒动车被责令写检讨之类，对民工的人生来说，还实在是“小事一桩”。四川达州农民工程代富，到江西打工时，为中铁三局修建铁路桥，从5米高钢架上不慎掉下，颈椎骨折致使高位截瘫，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用工方给他一次性支付了20万元“了断”，今年春节期间，他们派人将程代富送回达州，“遗弃”在火车站广场马路上……我不能想像，扒动车的民工黄思贵如果也像程代富那样摔成高位截瘫，将会是如何的境遇？
不说把每个人看成“整个国家”，就是看成一个最基本的“人”，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真切切地做到呢？
别想摆脱书
时间:2014-12-23 作者:未详 点击:256次
我相信熟练的读者大概都有这样一种能力，去书店买书或是到图书馆找书，拿起一本书很迅速地翻一翻，一两分钟之内，就能大概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这个印象也许并不准确，但是它能够起到一个初步的导航作用。然而电子书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电子书是不能“翻”的，即使可以跳页浏览，你还是会觉得它慢。
意大利著名学者安伯托·艾可认为，即使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子阅读器，但书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是不能被改进、不会被替代的发明。就像剪刀、车轮或者勺子一样，这些东西自从问世之后，就几乎没怎么变过，我们一直在使用，也不嫌它们落伍，也许需要小修小补，但整个形态上的大规模的变化是不必要的。
法国知名电影学者尚·克洛德·卡里耶尔说，25年前，他在巴黎坐地铁的时候，总是会遇见一个坐在地铁站的长椅上好像在等车的人，这个人身边总有四五本书，天天坐在那里看书。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好奇，过去问这个人到底在干吗，这个人说了让卡里耶尔难忘的一句话：我就是在读书。至于为什么选择在地铁站里读书，是因为那里是惟一一个不用消费就可以一直坐着的地方，而且冬暖夏凉。“我很快走开了，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他的时间。”卡里耶尔说。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永远别想摆脱书。
在母亲与正义之间，你如何选择？
时间:2014-12-23 作者:未详 点击:133次
在“母亲”与“正义”之间，你如何选择？大多朋友几乎是脱口而出：当然是母亲。令人欣慰，尤其是在母亲节这一天。这曾经是一个困扰了很多人的哲学与道德、革命与改良、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也是让加缪与萨特最终决裂的问题。
上个世纪50年代，加缪的故园阿尔及利亚爆发战争，他被夹在了中间，他不愿像他的老友著名的哲学家萨特那样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反对伤及妇孺的革命，却也不愿意站在殖民者法兰西政府一边，因而遭到了两边的攻击。后来他解释自己的境况时说道：“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一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在母亲与正义之间，加缪选择站在母亲一边。他的道德勇气与诚实赢得了广泛的称赞，但把“母亲”与“正义”放在一起比较，也遭遇了众多的非议。以致加缪后来不得不修改了用词，用“爱”来代替“母亲”：爱与正义。
不管是“母亲”还是“爱”，把她们同“正义”相提并论，让人选择，在哲学与道德范畴的争议可能挺有趣的，可对于中国人，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既不是哲学思考，也不是道德说教，而是生与死的问题。从连坐、株连到灭九族，甚至灭十族，我们中国人可能对“母亲”与“正义”理解，是连加缪与萨特都无法想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