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陈才宣养成了给爱人写信的习惯，何时再相见，家里如何，工作上有什么问题……所有能想到的事，都会化作白纸黑字。
最远时，他们相距数百公里；最近时，“我现在的位置和医院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可是部队事务繁多，不能抽出时间去看你。望你见谅。”陈才宣在信中说。陆彩英突然生出“过去看他”的冲动，她匆忙请假，把自己“寄”到了营房门外。“陈才宣同志，有人找你。”战友笑着通知陈才宣。陈才宣有些困惑，心底深处却生出隐隐的期待：是她吗？
陆彩英工作繁忙，请假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路途上，剩下的时间只够她整整陈才宣的军装，正正他的军帽，重复那些说了千百遍的叮嘱：“你不用担心我，工作第一位，不要辜负部队对你的期望。”
回程路上，陆彩英提着陈才宣买的水果懊恼不已：“来前这么冲动，竟然忘记把织好的毛衣给他带过来。”没过几日，她就收到一封信——陈才宣在她离去几分钟后就把这次相会的心情记录了下来。
4
两个人的信里，很快多了第三个人。第一次短暂的团聚后，陆彩英有了孩子。陈才宣欣喜若狂，继而垂头丧气：大家正投身于工作热潮中，他如何能请假搞特殊化？在信中，他把这个顾虑告诉了妻子，请求她的原谅和包容。
私底下，陆彩英不止一次为怀孕之苦哭红眼，孕吐最厉害时，她躲在厕所里抹眼泪。但是，她一如既往地在信里给予丈夫理解。
“我很好，你不用担心我和家里的事。”“医院首长和同志们都很照顾我。”陆彩英在每一封信里都这么说，然后把话题转向孩子的成长变化：“宝宝很乖，不会让我难受。”“宝宝今天会踢肚子了！”“医院的小朋友们都对肚子里的宝宝很好奇，想摸摸我的肚子。”“现在起身弯腰都有些困难了，最后两个月会辛苦一点。”
从十月怀胎到孩子满月，陈才宣只匆匆赶回来与陆彩英团聚过几次。看着妻子表现得和信里描述的一般坚强开朗，陈才宣终于放下心。回到部队，他摩挲着信纸，想像着孩子的模样。
“想想给女儿取个什么名字吧？”信不长，是陆彩英躺在病床上写的，生产后的疲惫抵不过让丈夫分享女儿诞生的喜悦。
陈才宣在营房里踱步思考：“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么，就叫‘奇志’吧。”
陆彩英收到信，含笑念出女儿的名字：“陈奇志，你就叫陈奇志。”女儿睡在小床上，眯着一双小眼看着妈妈手里的信纸。
5
当信封上的邮戳进入1975年时，信里叙述的文字不再温情脉脉：陆彩英即将转业，为了两个孩子和丈夫日后能进上海落户，她决定去上海郊区安亭镇工作。3年后的1978年，陈才宣转业归来，一家人终于团聚。彼时，陈才宣已年近半百，两鬓生花，而陆彩英略显肥胖的身体显示着一个女人15年的劳作变迁。
15年的鸿雁传书，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摩擦，悄然而至。
第一次领到粮票时，陆彩英发现一家四口人的口粮数额竟然比别人两口之家的还少。这是怎么回事？她忍不住跑去质问，对方的回答轻描淡写：“你们家，只有你是本地人。本地人和外来迁入的人，待遇当然不一样。政策就是这么规定的。”陆彩英愣在那里：当初牺牲了那么多，不惜把自己流放到这个偏僻的乡镇上，图的就是一家四口的上海户籍，可是，户籍还要分土著和非土著！
回到家，陆彩英躺在床上流泪，似乎有什么宝贵的东西在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刻溜走了，让她的心空落落的，找不到寄托。
陆彩英想起收到陈才宣第一封信时的惊喜，想到新婚时一天收到三五封信的幸福。那时，她向陈才宣汇报两个孩子成长的烦恼；女儿美术课的得意之作也被她装进信封，让丈夫感受身为父亲的甜蜜；为转业和户口问题，他们在信里激烈讨论，陈才宣作出“你在哪里，我和孩子就去哪里”的决定……原来，从生活里溜走的，是她习惯写进信里寄给丈夫的思念。
6
婚姻跨入第26个年头，陈才宣退休了。某日，他突然想起转业后自己塞进床底下的麻袋。他费力地把麻袋拖出来，慢慢清点一封封信，妻子写给他的信保留了336封。
陆彩英回到家，看到卧室一片狼藉。“我在整理以前的东西。”陈才宣从一堆信里探出头。
陆彩英眼睛一热，赶紧从床下拖出一只大衣箱。打开箱子，里边整整齐齐都是当年他写的书信。669封，一封不少。
陈才宣翻找出当年的第一封信，忍不住念出声来。陆彩英含笑倾听，26年过去，丈夫的重庆话里掺杂了上海腔，而她的上海话里偶尔也会冒出些重庆俚语，但这一刻，他们仿佛回到了初次见面那天。那些溜走的思念，在丈夫并不清澈的嗓音中又慢慢被找回来。
陆彩英和陈才宣没想到，他们的信，感动了很多人。在爱情缺失的年代，４公斤重的书信，代表的是整整15年的坚守和近半个世纪的包容。这些信，打动了很多年轻人的心。
我们为什么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194次
目前，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首因。
遗憾的是，他们跌倒时往往无人敢扶。偶有雷锋传人试图冒险施救，不是被讹诈就是被法官庄严地依据常识判处巨额赔款，以至于跌倒受伤老人延误治疗魂归九泉的人间惨剧时有发生。有专家感慨：13亿中国人扶不起一个跌倒老人。
这样的道德境界显然与大国公民的素质相去甚远，为了激励更多人战胜内心恐惧，去扶危济困，社会各方人士群策群力，积极寻求保护这些敢逆潮流而动的救人勇士之良策。
首先登场的力量是公权力机关。卫生部9月6日公布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提出：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旋即引起各方热议。
这份技术指南很技术，考虑得相当周全，但对于非技术的普通公民要掌握，则有必要先去参加一个业务培训班，不然只能对跌倒老人退避三舍。但一提部门办班，笔者就担心个别机关会大喜过望——趁机敛财披上了神圣的道德外衣。还有一点，不少老人跌倒往往情况紧急，如此技术地救人势必延误施救，罪过仅次于见死不救，可见此指南有想当大的局限性。
多年来，笔者遍览诸多新闻，突生一感慨：中国公务员运气就是好得惊人，竟然无人遇到跌倒老人——全是百姓面对救与不救陷入艰难抉择。真心想说一句：与其有关部门发布技术指南，不如有干部冒着巨大风险去街头扶持老人，不仅对群众激励效果显著，也能捎带脚普及些救人常识，岂不两全其美？
还有一个可以起到强力模范带头作用的是富豪，反正慈善行为越来越像牟利和作秀，倒不如去街头扶起个老人，既能改善自身形象还能先富带动后福——不是从物质层面而是从精神层面。
鉴于出现这样的楷模尚需时间，加上道德疑似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人搀扶跌倒老人的信心似乎要依赖法治。9月14日下午2时左右，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昆明市麻园农贸市场门前路上，不少路人驻足围观却一直无人敢上前搀扶。热心的许女士想上前搀扶，又担心“蒙冤”成为昆明版的“彭宇”，最终她找来了两人作证才扶起老人。不少市民表示，如果再遇到老人摔倒的事情，他们也会像许女士那样，先寻找证人，再做好事。
但不是每次救人都能顺利找到证人，最好出门备好纸笔和摄影摄像装备，前者用于意识清醒的老人签字画押自证本人跌倒，后者用于证明自己没有加害意识不清醒老人。
这些所谓良策听着不仅操作困难，还有些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何以如此人人自危？
最近传出这样一个故事，宛如灰色世界一抹动人的亮色。
刘士胜和李孝香都是（合肥）新站区磨店社区沿河村的村民，两家并不熟。8月13日9时许，赶集回家的刘士胜遇见了李孝香的婆婆李家珍。出于好心，刘士胜开着电动三轮车带了老人一程。没想到，刚到村口车子翻了，76岁的李家珍一头栽到地上，过世了。刘士胜好心办了坏事，为了表达心中的愧疚，先后4次要给钱，都被老人的家属婉拒了。理由很简单：“反正我们家是不能为了钱卖了良心的。我也是这样教育孩子的。”
我承认被这个故事感动了很久，甚至因此产生了去搀扶跌倒老人的冲动。
李孝香家人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搀扶老人最重要靠的不是技术、证据，而是善良和感恩。
拯救跌倒老人先要唤醒更多人的良知——因为做这件事本来就没道理，该属人性的原点——本能。
右耳更善于倾听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204次
俗话说：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最好站在对方的哪一边？答案是右边！要想更好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好站在对方的哪一边？答案是左边！
意大利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人类右耳更善于倾听，这是由大脑结构决定的。
右耳善于倾听被科学家称之为“右耳优势”。因为科学家们相信，如果信息是经由右耳来传递给大脑的话，那么这些信息将会由更富于逻辑性和语言处理能力的左脑来处理。此前一些研究利用先进仪器，大量使用成像技术，记录并观察自由活动物体的神经活动，以提供大脑分工的生理证据。
而意大利基耶蒂大学的心理学家卢卡·托马西、达尼埃莱·马尔佐利等人的研究有所不同，完全在人类自然的社会交往中进行。
研究人员在一家嘈杂的晚间俱乐部进行测试，286位志愿者的背景音乐是嘈杂的，结果72%的人用右耳倾听，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符。在第二个试验中，160位志愿者在听无意义的、低语的声音，研究人员观察他们是用哪一只耳朵在听。结果表明，有58%的人用右耳，有42%的人用左耳。在第三项试验中，研究者们在大街、商场、酒吧等公共场合进行“暗访”，他们有意识地对着176个不知情的“受访者”的左耳或者右耳索要香烟。结果他们发现，当他们通过目标人群的右耳来陈述这一请求时，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研究人员表示，左右耳习惯的偏差主要来自大脑结构的不对称，这在人类行为表现上就表现出左右耳使用习惯的差异。由于人类大脑两个半球处理的信息是来自对侧的神经信息，右耳听到的声音则是由左脑半球来优先处理，而左脑半球更具逻辑性，更善于解码口头信息。
人类自古以来在社交活动中就有偏边倾向，不只是语言沟通，在情感表达方面也如此。这是因为人类左右脑半球在情感方面的分工也不同，它们分别负责积极与消极的感情与行为。因此，如果对着别人右耳说话，话语就被传送到大脑中情感更为积极的左脑部分，这也是右耳更善于倾听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证明了当某个请求是通过右耳来传递的话，那么得到积极回应的概率就高。
这项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能和少数几项其他研究一起证明，人类大脑不同半球的自然分工对人类日常行为的确有很重要的影响。
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
时间:2014-12-20 作者:未详 点击:209次
1983年，上海一家百货商店内，众多消费者在抢购上海产的手表。上海牌手表是当时上海人的三大件之一。中国老品牌，比如“飞跃”牌球鞋“友谊”牌护肤霜”宫灯”牌杏仁蜜“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你还能列出几个？
当国家形象成为中国崛起的焦点话题时，品牌的意义就显得格外突出。美国一家民调公司的调查表明，在全球各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品牌所占比重在不断加重，其中以日本、德国和美国领先，分别为38。5%、36%和34。3%，而中国的品牌对国家形象的影响仍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中国的“老字号”民族品牌消失了，一些新品牌脱颖而出。中国民族品牌的消亡与新生在经历着一个艰难的演变过程，它也在重新构筑着中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