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蒙大拿牧场依然保持着一副谦逊的外貌，我刚在那儿见到的一位客人远比我预料的奢华：戴着一顶高高的白色帽子的主厨准备了美味佳肴，签了字的按摩单夹在桌前的画板上，传真机与复印机放在桌子的左边。
我下了四轮驱动汽车，见到了我的客人和他的妻子。他身体健康，体格结实。看起来他像经常进行户外活动的典范。钓鱼穿的背心是崭新的，很挺；所有必备的用具都是锃亮的，未曾用过，像工具棚里的工具一样挂在胸前。他那高筒防水胶靴上的毛毡像雪一样白。一张手工制作的渔网在身后摇摆着。钓竿从未湿过，更不可能钓到鱼了，钓线因未用过而闪闪发光。绕线轮朝后放着。
我想，这位是典型的初钓者，有钱人。可能像我经历过的许多富人一样要求很苛刻。
我伸出手与他握手，他也坚定地紧紧握住我的手。
他的妻子是一位迷人的女子，充满了自信，为我们照了相，然后挥舞着饰有沉甸甸的绿松石臂镯的胳膊与我们送别。
首先，我把他的绕线轮转了过来。他笑了笑，耸了耸肩。然后在主舍后面的草坪上，我们开始练习抛渔线。
使我吃惊的是，他几乎立即就要接上一根假蝇钓鱼竿，这种客人很少遇到。一开始，他只是高兴地看着，似乎被渔线在草坪上他的身影里流动的样子吸引了。
他笑着说：“我能在这儿站一天，只练抛线。”
我们不需要走多远就能到河边。暖暖的阳光使溪水的温度升高，唤醒了睡觉的虹鳟和山鳟，溪面上的石蚕蛾正在跳不规则舞。
我们穿着齐臀高筒防水胶靴，继续向里走，趟到溪中央，面向上游。我的客人抛线了，我给他指出抛假蝇的地方。
第一条鱼上钩时，他说：“噢，嗨！瞧那儿。”他很惊叹的样子。第二次，一条鳟鱼上钩了，他惊讶地叫喊着，高兴地在溪水中来回跳，我们高兴地收卷渔线，是一条20厘米长闪着光的野鳟。
“它不是很美吗？”他轻轻地说，这之后钓上的每条鳟鱼都是美丽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惊奇的，极好的。一条小溪红点鲑咬了假蝇，我把它钓上来，以便让我的客人能看清鱼身上红色斑点周围的小蓝圈。
“这是我曾见过的最动人的色彩。”他很坦诚地说。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他珍藏每一刻的方式，使我感到似乎是第一次探索假蝇钓鱼。我给他演示怎样在拉线的过程中避免假蝇脱钩，怎样在深水中钓鱼。问了多个为什么与怎么做之后，他都认真记下了，也这样做了。钓到的鱼，无论15厘米或是25厘米，都像宝石一样受到他的赞扬。
在下午晚些时候，我的客人因新晒伤的皮肤感到疼痛而不再垂钓。他垂下双肩，停下来，看着溪水，树木，最后看着我。
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两年前，我的病情很严重，医生觉得我根本不可能钓鱼。我对这事也没有把握，可是从去年秋天我的病有了好转，现在基本痊愈了。我的妻子为我买了这套装备，这次郊游对我们全家来说也是一种祝贺。”
我无法言语。盯着他，点了点头。他冲我笑了笑，继续抛线。后来，听到了远处就餐的铃声，我们才离开小溪。
他的妻子，正在小木屋的前廊里等候。她拥抱着他，问他钓得怎样。“棒极了，太棒了！”他很兴奋地说。他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一个少年跟着他进了屋，彼此打着岔给他讲这一天他们做的事。我看到长久以来一直悬在他们眉头的阴云已经消散了，他们最终能够像度假中的家庭一样简单地享受着快乐。
回来的路上，当我沿着赐给我们“了不起的”，“美丽的”，“令人惊奇的”鳟鱼的溪流行驶时，我才明白生命的内涵。原来，人能活着，也是件美好的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轻风徐徐吹来，这条崎岖的土路似乎也平坦了。
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长得不美丽，缺少女性的矜持。但是，她却能让人记住她，因为她“希望一下子成为明星”。
看“星空舞状元”是我的周五保留节目，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菊花姐姐。她曾经是网络红人，只是我对于菊花姐姐所知不多，网络中关于她的资料也很少——
菊花姐姐，本名程菊花，26岁，河南人。参加星空舞状元初赛最激情的选手。去年秋天某个周末，菊花姐姐参加了“星空舞状元”南京赛区比赛。这位其貌不扬的女孩大声地对着镜头说：“我没什么文化，但我就是喜欢舞蹈喜欢艺术。”菊花见了评委，面对“你认为今天的比赛会有什么下场”的刁钻提问，她回答说：“我希望一下子成为明星。”三个评委好不容易憋住了笑，在接下来的表演过程中，菊花豪放不羁、泼辣大胆、热情如火的舞姿，终于把几个评委都笑趴下。
这段文字是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她是几个网络红人中爆料最少的，她的出名与美色无关，与情事性事无关，既不曝隐私，也不骂街，更不恶搞，她只是真实——在2004年的星空舞状元比赛中的那十几分钟的亮相时间里，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希望一下子成为明星!”
有多少人有成名的愿望，却只是放在心底，有时甚至用不屑来伪装，可是，菊花却毫不掩饰，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
时隔一年，她又出现在2005舞状元的赛场上。电视上的她，个子不高，体态丰满，表情有些害羞，当她走进考场，三位评委都和她打招呼，都说她变漂亮了。
与回放镜头相比，她瘦了，白皙了，衣着得体了，表情在朴实之外多了几分妩媚。
评委们回忆，说她是去年的那次比赛中带给现场快乐最多的一位选手。
她有一个经典动作，就是舞到酣畅时，豪放地将脚上的鞋子甩掉。评委曹启泰开玩笑说，自从看了她的表演之后，金星老师现在回家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甩鞋子，她家墙壁上都是鞋跟印。
熟归熟，那天的她仍然没有通过比赛，她虽然笑着退场，眼中却含着热泪，看得出她真的很在乎。
三位评委都很保护她，评委扬扬说菊花是一个单纯的女孩，不想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当有记者来要菊花的电话时都没有给，只想让她过一种相对安静的生活。
最爱开玩笑的曹启泰则语重心长，请她一定要做到对得起自己。他的表情凝重，看得出他真的希望菊花一路走好。
金星评委说，菊花年年开，希望你明年还来，让我们看到你一点一点的变化。
看到这里，我有些感动。
安迪霍沃说：“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15分钟名人。”菊花，便是这样的一位“15分钟名人”，用她的真实、勇敢与执著。
而她的这份真实、勇敢与执著，也为她赢得了评委的尊重，甚至是保护。
菊花年年开，每一年都有新的风采。
“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在维尔玛·丹尼尔的书《欢庆快乐》中，她给了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一个全新的解释。她曾经采访过一个去阿拉斯加拜访爱斯基摩人的人，那人的话使每个人有所领悟。
“永远不要问爱斯基摩人他多大了。如果你问，他会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他们中的一个人就对我这样说。
“当我第二次问他的时候，他说：‘不到，就这样了。’这对我来说还不够。于是我问他‘不到多少？’然后他说：‘不到一天。’
“爱斯基摩人相信到晚上入睡时，他们就死了，对世界来说是死了。
“然后当他们在清晨醒来时，他们重新复活，获得新生。因此，没有哪个爱斯基摩人能活过一天。这就是爱斯基摩人说他不到一天大的意思。那天还没有结束。”
“北极圈里的生活是严苛残酷的，起码的生存成了主要的奋斗目标，”他解释，“但是，你永远看不到一个面带担忧焦虑的爱斯基摩人。他们学会了每次只面对一天。”
你学会了如何把担忧和焦虑抛到一边，生活在每一天里吗？
今天是你余生的第一天。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1年9月6日下午5时。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的学习讨论中，我以一种近乎失态的焦灼，希望会议结束，然后，迫不及待地“打的”回到母亲的住处。快到家时，我又打电话过去，想尽快和母亲说话。铃声空响，我希望她是到楼下散步去了。
推开门，像往常一样，我喊了一声“妈妈”，无人应声。我急忙走进后边一个房间。妈妈呻吟着躺在地上。我扑过去，是的，是扑过去；一把抱起她，想让她坐起来，问她怎么了。她只是含糊不清地说着：“我费尽了力量，坐不起来了。”我看着床上被撕扯的被单，看着母亲揉皱了的衣服，知道她挣扎过。一切挣扎都无用。左边身子已经瘫了，无法坐住。她痛苦、无奈、无助得像个孩子。这个曾经十分刚强的生命，怎么突然会变得如此脆弱！
可是，无论如何，我明了那个下午我焦灼、急切、不安的全部原因。一根无形的线，生命之线牵扯着我的心，没有听见妈妈的呼喊声，可我的心却如紊乱的钟摆，失去平衡，以从未有过的急切，想回到妈妈的身边去。也许，只要她的手触摸一下我，或者，她的眼神注视一下我，我心中失控的大火就会熄灭。
仅仅两天之后，当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永远地告别了她生活了81年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生命的很大一部分走了，随着她，被带走了。我猜想，一个人的理论生命也许会很长，但他就这样一部分一部分被失去的亲人、失去的情感所分割，生命终于变得短暂了。
没有医药可以医治心灵的伤痛。也许只有“忘记”。可是，对于亲人，要忘记又何其难！只好寻求书籍、寻求哲人，让理性的棉纱，一点一点吸干情感伤口上的血流。那些关于生与死的说教，曾经让我厌恶过，现在却像必不可少的药物，如阿司匹林之类，竟有了新的疗效。
有一则关于死亡的宗教故事。说有一位母亲，抱着病逝的儿子去找佛陀，希望能拯救她的儿子。佛说，只有一种方法可让你的儿子死而复生，解除你的痛苦：你到城里去，向任何一户没有亲人死过的人家要回一粒芥菜籽儿给我。
那被痛苦折磨愚钝了的妇人去了。找遍了全城，竟然没有找回一粒芥菜籽儿。因为，尘世上没有没失去过亲人的家庭。佛说，你要准备学习痛苦。
痛苦，需要学习吗？是的。快乐，像鲜花，任你怎么呵护，不经意间就调零了。痛苦，却如野草，随你怎么刈割，铲除，终会顽强地滋生。你得准备，学习迎接痛苦、医治痛苦、化解痛苦。让痛苦“钙化”，成为你坚强生命的一部分。不过，这将是困难和缓慢的学习，你得忍住泪水。
有个作家，在旅游时有过一次自认为“大概非死不可”的体验，他说在他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父母妻子，而是没写完的故事。
不了解创作者艺术特质的人，听起来好像很无情无义。
创作者大概都能体会其中的意义。凡是人，便不难找出一条生路，但那没写完的稿子，能倚靠的只有写出他的那个人。
他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儿子，然而他在濒死剎那，想到的是自己没写完的故事。那一刻他更加确认自己的职志，写作是他惟一想要发光发亮的舞台，他应该淌血尽力才是。
不是每个人都渴望一样的东西。凡是在精神世界上已经找到方向，总想活得有目标的“狂热分子”，都喜欢求仁得仁。
对他们而言，最美丽的死亡，应该在他们最热衷的舞台上降临，让他们得以终生奉献，谱出最后一个炙热的休止符。
仿佛是命运的巧合，在阿尔卑斯山发现了冰封了五千多年的冰人欧兹的德国登山家赛门，六十七岁时回到了发现冰人的阿尔卑斯山山区，只身攀爬超过两千米的高山，失去了音讯，后来有人在顶峰附近的山沟发现他的遗体，那个地点就在他发现冰人、因而扬名世界的山区附近，所以当地的山友盛传，他故意在此走完生命的终点。只有如此，才能死而无憾。
要不，年纪那么大了，为什么还要挑战危险的山区，其实在他心里，狂热与死亡，已是同一义。
不是很久以前，全球十大摄影师之一的理查德·艾佛登也在工作中死去。八十一岁的他还在拍照，他说：一天没拍照，就像整天没睡醒一样，连生命的最后片段，他都在为摄影工作。
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已成名，此后近六十年，他的朋友说，他用“蜂鸟击翅”一样的精力，从不间断地在拍照，从来不曾厌烦，也不想退休。
米开朗基罗到了八十几岁，临死之前还为手上未完成的雕刻作品费尽心神，希望那座“圣殇像”和以前不一样。
毕加索画了一辈子，在他去世之前，仍不断想着，怎样创新他的艺术，他的心态永远是个好动的孩子，不肯玩重复的游戏。
画家雷诺阿晚年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手指已不能握画笔，他还把笔绑在手上，坚持继续作画。
爱了一辈子，直到最后一刻，那就是真爱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到老了都想含饴弄孙，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安安稳稳死在家中的床上。这些求仁得仁的人，为世界开创了不一样的形貌。
求仁得仁，生命的句点形状依然闪烁如金，在我心中，这才是一辈子的浪漫。
一位悠闲的老人，守候在闹市区的一条繁华马路上。无数的行人从他身边匆匆掠过，如同群群鸥鸟飞越搁浅的轮船。老人睿智的目光巡视着众人的脸庞，不断地轻轻叹息。偶尔他会走到某位行人的面前，有礼貌地拦住他或她，悄声地说一句什么话，然后把一样东西塞进那人的手里，微笑着离开。
深夜了，老人回到一家俱乐部，对负责人说，我已经对每一个我确认的人，发放了奖金。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家富裕的俱乐部，突发奇想，拿出了一大笔钱，委派对人的表情很有研究的专家，到城市最繁华的地带守候一天，由专家判定的每一位快乐的人，会得到一笔奖金。
负责人说，唔，你做得很好。只是，我猜想，那笔钱，一定不够吧？
老人说，我连那些钱的一个零头都没有用完。整整一天，成千上万的人经过我面前，但是我能确认他是快乐的人，只有22名。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份资料的时候，十分诧异。正常人当中，快乐的人是如此的稀少吗？当我带着这团疑问，开始观察周围的时候，才发现，答案果然令人震惊。围绕我们的，多是惆怅的脸，忧郁的脸，焦灼的脸，愤懑的脸，谄媚的脸，悲怆的脸，呆板的脸，苦恼的脸，委屈的脸，讨好的脸，严厉的脸，凶残的脸……
快乐的脸如此罕见，仿佛黄梅季节的阳光。快乐的脸不是孤立无援的面具，在它的后面，是一颗快乐的心在支撑。快乐的奖无法发放，真是一个悲剧。
最后一辆搬运车离去了。那位帽子上戴着黑纱的年轻房客还在空房子里徘徊，看看是否有什么东西遗漏了。没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没有什么了。他走到走廊上，决定再也不去回想他在这寓所中所遭遇的一切。但是在墙上，在电话机旁，有一张涂满字迹的小纸片。上面所记的字是好多种笔迹写的：有些很容易辨认，是用黑黑的墨水写的；有些是用黑、红和蓝铅笔草草写成的。这里记录了短短两年间全部美丽的罗曼史。他决心要忘却的一切都记录在这张纸片上——半张小纸上的一段人生事迹。
他取下这半张纸。这是一张淡黄色有光泽的便条纸。他将它铺平在起居室的壁炉架上，俯下身去，开始读起来。
首先是她的名字：艾丽丝——他所知道的名字中最美丽的一个，因为这是他爱人的名字。旁边是一个电话号码，153611——看起来像是教堂唱诗牌上圣诗的号码。
下面潦草地写着：银行，这里是他工作的所在，对他说来这神圣的工作意味着面包、住所和家庭——也就是生活的基础。有条粗粗的黑线划去了那电话号码，因为银行倒闭了，他在短时期的焦虑之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工作。
接着是出租马车行和鲜花店，那时他们已订婚了，而且他手头很宽裕。
家具行、室内装饰商——这些人布置了他们这寓所。
搬运车行——他们搬进来了；歌剧院售票处——他们新婚、星期日夜晚常去看歌剧。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是最愉快的。他们静静地坐着，心灵沉醉在舞台上神话境域的美及和谐里。
接着是一个男子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朋友，但是由于事业兴隆冲昏了头脑，以致又潦倒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得不远走他乡。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名单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位亲戚——母亲。这是他的岳母。她一直小心地躲开，不来打扰这新婚的一对。但现在她受到他们的邀请，很快乐地来了，因为他们需要她。
以后是红蓝铅笔写的项目。用工介绍所，女仆走了，必须再找一个。药房——哼，情况开始不妙了。牛奶厂——订牛奶了，消毒牛奶；杂货铺、肉铺等等，家务事都得用电话办理了。是这家女主人不在了吗？不，她生产了。
下面的项目他已无法辨认，因为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就像溺死的人透过海水看到的那样。这里用清楚的黑体字记载着：承办人。
在后面的括号里写着“埋葬事”。这足以说明一切！——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棺材。
埋葬了，再也没有什么了。一切都归于泥土，这是一切肉体的归宿。
他拿起这淡黄色的半张纸，吻了吻，仔细地将它折好，放进胸前的衣袋里。
在这两分钟里他又重新度过了他一生中的两年。
但是，他走出去时并不是垂头丧气的。相反地，他高高地抬起了头，像是个骄傲的快乐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尝到一些生活所能赐予人的最大的幸福。有很多人，可惜，连这一点儿也没有得到过。
病锈在肉里，痛在骨头里。月光抓住命里的河流，入海，逃亡成另一种疾病，在庭院或者山冈居住，你是如此理解着肉体里的辛酸。病把手搭在骨头的肩上，从骨头上剥去了一层鲜亮的光泽，再剥一层，剩下霜与发黑的寂寞，紧贴在日子上。
人在逃亡着，在疾病的声响里，在茱萸，艾草，菖蒲，车前草之间，从一种病逃亡到另一种病，他们说你在康复。你看到自己一天一天在变薄，变薄，已无法返回童年的辛酸。
一路下来，路在变短，房屋变矮，流水变窄。
人生不过是另一场巨大的病，在日子里痛着，折磨着。它走过爱，恨，情，仇，走过悲喜交加的命。
病载着命，命载着你，在河道中颠簸着。
躯体像一座开始融化的冰山，不舍昼夜地崩溃着。
一些清风翻着宁静的旧药方。明月三钱，松柏两棵，阳光四两，清心一颗，世间的箴言，笑对生死，剩下半筐清脆的鸟鸣，在绿叶间翻腾。
病活在它长短不一的日子里。我们活在长短不一的疼痛中。
进入它的内部，踩出了细节。我们在病中，找着自己的日子。
一些疾病在体内涌动，养活了一些人。
一些疾病在身外走动，死去了一些人。
著名整形专家麦教授接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例，病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要求麦教授为他取下脸上的面具。他告诉麦教授，这个面具是用特殊的仿真材料做成的，他戴上三十多年了，现在，他想还原自己的本来面目。最初，麦教授完全看不出这个男人戴着面具，不过，当麦教授用手去触摸他面部的时候，就感到了一些异样。很轻微，只有他这种经验丰富的专家才有可能觉察得到。那张面具——确切地说是一张面皮——在触感上有些粗糙，弹性不佳，像是因放置过久而失去水分的面团。
那个男人不愿意透露他的姓名，在病历上。他用了一个字母Q来代替，医院默许了这个特例。问题是，麦教授仔细地检查过，Q的面具已经和他的面部组织完全结合在一起了，要把它分离出来有很大的难度。
Q陈述了他的病史。在病史里，他没有提及面具的来源，因而我们也无从得知。Q说，在戴上这个面具的最初，他也很不习惯。他只是白天出门的时候戴，晚上他就把它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自然，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后来，慢慢地，他习惯了，就再没有取下来，渐渐地忘记了面具的存在。
他来自异乡，没有人知道他戴着一张面具。对他来说，这张面具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温文尔雅，喜怒不形于色，谁也别想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他的内心。他的脸上始终是一种温和的微笑，像春天的太阳。人们只是偶尔有些惊讶，他的修养太好了。他很少和人发生争执，即使有，也是心平气和的。从他脸上，你当然看不出一点伪装的成分。事实上，这种长期的自我熏陶，确实磨平了他性格中仅有的一点棱角。
他的仕途是一帆风顺的。有句俗语说，再刁钻的主子也喜欢恭顺的奴才。他认定，这是一个真理。事实上，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沿着仕途的阶梯爬了上去。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没有少受气，没有少看上司的脸色。偶尔，内心的他产生了激烈的反抗，他觉得自己太窝囊了，真想爆发一下。但是，最终他还是克制住了。他的面具遮掩了他的内心，没有人看出他的身上存在着这样强烈的对立。
他的面具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秘密，连他的妻子也不知道。在她面前，他偶尔会有脾气。他发脾气的时候，仍然是一副笑脸相迎的样子，起初，她颇感怪异，但后来就习惯了。她并不知道那是一张面具，只是觉得好玩，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还能保持这副笑脸。妻子叫他笑面虎，他笑纳了这个称谓。他觉得对自己来说，这个绰号还是贴切的。
对这张面具，他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了，仿佛那是他与生俱来的。只是偶尔，在他的内心里，他也隐隐为自己戴上面具的生活感到一点悲哀，但是，想到自己的成功和得到的实惠，他觉得这种牺牲还是值得的。
去年，他退休了，离开了那个城市。这天，他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妻子。妻子最初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后来明白了，大哭了两场。她完全不能接受，一个和自己生活了半辈子的男人竟然一直戴着面具，她连他的真实面目都没有看见过。之后，他们打算暂且瞒过自己的儿子，以免已经上了大学的儿子心灵遭受伤害。
麦教授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最后确定了最佳手术方案。为慎重起见，麦教授还请来了他的同行——声誉卓著的洪教授来担任他的助手。手术非常精细，整整进行了十二个小时。那张面具被完整地剥离下来了。手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比想象中的还要好。
半个月后，Q脸上的纱布被取掉了，麦教授用他臀部上的皮肤对他的面部进行了植皮。新的皮肤长势良好。但是，出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就是，Q的面部神经因为年久废用，已经完全失活。整个脸看上去没有表情，像是一具新鲜出土的木乃伊。
从医学上来说，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麦教授想尽了办法，没有奏效。最后，麦教授不得不万分遗憾地对Q提出建议，他的那张面具需要重新戴上。
老妪至少有一百岁了，干瘪皱缩的脸，满满的都是纵横交错的皱纹，使人不经意地想起久旱不雨的大地。岁月是一块沉沉的巨石，把她薄薄的背毫不留情地压得弯弯的，让她看起来像一只佝偻的虾米。
每回走过这条大路一个热闹的公共走廊，我便会看到她。
她总是坐在地上，兴致勃勃地把一张张捡来的纸皮抚平、折好、叠高，然后用绳子捆成一扎扎。那儿有家水果店，长年长月都有捡拾不完的纸箱和纸皮。捡拾纸皮，无形中为她解决了年老无依的狼狈、三餐无着的凄凉。每天，她都怡然自得地赤裸着一双污黑粗糙的大手，在被太阳灼得微微发烫的地板上走来走去，一看到纸箱纸皮便捡拾、折叠、捆绑，重复又重复这单一得有如机械一般的动作，如圣人般庄严，如学者般专注；有孩童般的欢愉，也有老人家的慎重。
那是一个微风轻拂的下午，空气里静静地氤氲着水果甜香的气息。我低着头颅选橘子，她垂着脖子折纸皮。就在这时，镁光灯出其不意地闪了闪。我们同时抬起头，拍照的是一位游客。他蹲在地上，相机毫无敬意地对准她，“咔嚓、咔嚓”地拍。镁光灯得意地闪了一次又一次。在这一刹那间，老妪那双看似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不是晶亮，而是火亮。她毫不犹豫地以枯皱的手抓起一块厚纸皮。用叫人吃惊的力道狠狠地朝他掷过去。游客吓了一跳，本能地避了避，身子失去平衡，整个人难堪地趴跌在地上。老妪不说话，冷漠地瞅着他。他灰头土脸地爬起身来，悻悻然地走了。
老妪若无其事地站起来，捡回刚才被她用力扔出去的纸皮，干扁得看不到唇形的嘴巴抿成一道短短的直线，固执地透着一种不容他人亵渎的自尊。此刻，明晃晃的阳光落在她所剩无几而又顽强不掉的白发上，反射出一种令人难以逼视的亮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