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任总统罗斯福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297次 1944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
1944年总统大选之际，有传言称罗斯福不慎将他的爱犬法拉丢在了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上，为了找回法拉，他竟然下令派遣一艘驱逐舰去营救法拉。共和党人借此对其大加攻击，罗斯福大胆回击：“对于共和党人的攻击，我不在乎，我妻子不在乎，我的儿子也不在乎，但我的狗法拉，它在乎！”罗斯福语出惊人，迅速变被动为主动，重新赢得了选民的支持。
《先驱论坛报》的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连任之后有何感想。罗斯福笑而不答，请记者吃了一片三明治。记者觉得这是殊荣，很快就吃下去了。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二片，记者受宠若惊，又吃下去了。这时，罗斯福又请他吃第三片，虽然肚子已不需要了，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吃了下去。这时罗斯福微笑着说：“现在已经不用回答你的问题了，因为你已经有了亲身感受。”
罗斯福5岁时曾跟随父亲去见当时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小罗斯福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走时，总统却给了他一个奇怪的祝福：“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可是他却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任期达四届的总统，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初见时间:2014-11-20 作者:未详 点击:193次 有一种相逢，如惊雷炸响耳际，如闪电击中心扉，比光速更快，比梦境更神奇，有恍如隔世的穿越之感，让人倾心陌上，醉倒花丛。它的名字叫：初见。
清朝少有好诗词，人们却记住了一个名字：纳兰容若。纳兰有词云，“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最是这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任何一个敏感多情的人都会为之绝倒。是啊，茫茫人海，与君相遇，花开刹那，山河顿转，那是多么无法言喻的感觉。如果不能像刚刚相识的时候美好而又淡然，没有后来的怨恨、埋怨，那么一切还是停留在初见时的美好吧。
纳兰容若生活于满汉融合的时期，虽侍从帝王，却向往平淡的经历，以其超凡俊逸的才华在清代词坛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长于情深于情，其词哀感顽艳，有南唐后主之遗风，词句情真意切，很多句子辞采华美，夺人心魄，让后人念念不忘。
台湾诗人席慕蓉在《初相遇》写道：“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那份初见的美丽，如诗如梦，动人心扉。
是的，初见总是美。传说中，白蛇初见许仙，为他玉树临风的飘逸所吸引，遂萌生下凡之念，许仙见到白娘子也是忘情的，一把雨伞便充当了爱情的桥梁，由此，才展开了一段人妖相恋的曲折离奇故事。唐朝诗人崔护轻拈妙笔，绘下了“人面”，留住了“桃花”，那一份初见的喜悦，那一片粉红的桃花，桃花旁那张青春的面庞，不是一直闪现在诗卷中么？任结局模糊或凄凉，心中总有一份美好在，总为那动人的初见留一个圣洁的位置。
冥冥中，由命运之手操纵人生的初相遇，总是令人刻骨铭心。诗人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初见，“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恰是至妙之笔，没有哪一种感受比这种相遇更令人动容了：眼中全是她的笑，她的媚，她的明眸皓齿，是仙子降落人间，纵是阅尽天下美色，爱情却是排他的，除此一人，还能容得下谁呢？这样惊心动魄的初见，也为这对年龄差距很大的恋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马嵬之变，三尺白绫，君王掩面之时，眼前闪现的是不是贵妃“回眸一笑”的醉人场面呢？夜半无人，雨洒梧桐，君王辗转难眠之时，眼前浮现的是不是贵妃“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绝世容颜呢？而白居易自己，也曾在落魄送友之时，巧遇一位琵琶女，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复杂感受，伴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天籁之音，为后世留下一段经典的篇章，令人久久回味。
想当初，文坛异数张爱玲，在见到胡兰成之时，从孤绝清高的旷世才女，一变为满心欢喜的小女人：“见到他，我的心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显然，这是爱情的力量。才华横溢又如何？貌美如花又如何？个性飞扬又如何？在时间面前，这些都显得太匆匆和苍白，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前，她便是个水一样的女子，卑微而细心，为他颦为他笑。她当时肯定不知道，胡兰成竟然是个风流成性的不堪男子，及至最后，她决绝地与之一刀两断，却又无限哀怨地对他说：“没有你，亦不可能去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与爱情一同萎谢的，还有她的才华。但是，初见时的那些美好，晚年的张爱玲会忘么？当初的胡兰成，像一阵春风漫来，带着千山万水的花香和溪流的潮湿，给她的生活涂抹了绚丽的色彩。她独居异国他乡、孤苦无依时，有没有默默念起纳兰容若的这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呢？
著名学者钱钟书与杨绛的初见，则造就了一段世间难得的美满姻缘。1932年，22岁的杨绛在清华园偶然碰见了钱钟书，从此出双入对，珠联璧合。若干年后，杨绛在《我们仨》里打趣说，“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而钱钟书回忆初见情景时曾作一首七绝赠杨绛：“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靧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大意是说，初见杨绛时，钱钟书眼前一亮，如醍醐灌顶，暗自揣测，不知她小时候是不是用红花和雪来洗面，这样的娇柔白嫩。两人相濡以沫63载，共同营造了最纯净的婚姻，钱钟书曾总结道：“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人生若只如初见。悲也罢，喜也好，所有往事都将化为红尘一笑，只留下初见时的惊艳与倾情，忘却那些也许有过的背叛、伤怀、无奈和悲痛，该是何等美妙的人生境界！
若如此，记取最初也是一种幸福，因为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岸边杨柳青青，陌上繁花盛开。
上善若水时间:2014-11-20 作者:未详 点击:289次 我有一女友，眼睛高度近视。前不久，她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玻璃茶杯，收拾残局的时候，她并不直接把玻璃碎渣丢进垃圾箱内，而是用塑料袋单独装好，有意摆在垃圾箱旁边显眼的地方。问其原因，女友说担心拾荒者黑灯瞎火地在垃圾箱内“寻宝”，会被碎玻璃划破手指。她认为靠拾垃圾为生已经够不幸了，如果再遭遇个无妄之灾，温饱和生存就成了问题。
无独有偶，我那年过六旬的老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垃圾也有一套独特的方法。
母亲长期以来养成了把垃圾分门别类包装的习惯，过惯了苦日子的她总是念念不忘从前的清苦生活。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普遍缺少油水，只能用潲水养猪。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母亲认为剩下的油汤油水、剩菜剩饭直接倒掉太可惜。所以，每次饭后，她总是亲自参与收拾碗筷，不厌其烦地用塑料袋把残羹冷炙打好包，区别于那些准备直接丢掉的果皮纸屑。母亲在处理汤汤水水的火锅时，显得特别有耐心，她甚至要等火锅冷却以后，另行打包处理，存放到固定的场所，买菜的时候送给近郊的农民拿回去养猪。母亲这么做并不是标榜自己具有多强的环保意识，也不是为了图回报，只是出于对粮食的一种本能的爱惜。在她看来，糟蹋粮食就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女友和母亲的爱心和善良深深地蕴藏在心底，这种推己及人的小小善举常常让我感叹。一件事情，于己也许只是举手之劳，于他人却是方便实惠和体贴关爱。
女友和母亲发自内心的善行，真的像流动的水一样，泰然、安详，而且温暖。
饽饽酒时间:2014-11-21 作者:未详 点击:111次 儿时有次跟奶奶回故乡，一天奶奶带我去走亲戚。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阳光静静地洒在田间的庄稼花草上，庄稼花草沐浴着阳光静静地生长开放。天地之间，一派安详平和宁静。行走间，奶奶忽然弯下身子，采起了一朵喇叭花一样的紫色花朵，递给我说：“这是‘饽饽酒’啊，你放到嘴里抽抽试试，味道很好的。”
我有些漫不经心地接过花朵，把它吸管样的根部放在嘴里一吮，立时就有一股米酒样的醇香沁入心脾。看到我脸上有些惊奇的神情，奶奶就笑了：“你知道这花儿为啥叫‘饽饽酒’么？它是土地爷爷给庄户人的想头啊。一个人要是干活累了，过日子烦了，就摘一朵‘饽饽酒’抽抽。一边抽一边闭上眼睛琢磨琢磨，又有‘饽饽’又有酒的，心里也就踏实了，也就能知道过安稳日子的好了。”
生长于自然界的万物，最本质的属性是安宁，因为它们植根于安宁的大地。就像“饽饽酒”，它静静地萌芽、静静地长大、静静地开放，安详而从容。即使被人有些蛮横地摘掉了花朵，它那丰润厚实、泛着泥土色泽的墨绿叶片，依然静静地依附在大地上，没有萎靡，没有哀痛，仿佛在无怨无悔地默默期待着又一个花开的轮回。
在经历了繁华喧嚣之后，人们往往会怀念那些曾经的朴实淡然。对于那些心境诗意敏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心，那都是对于自然的一种态度。
领导排名：一件严肃的事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111次 2014年6月5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为增强纪委监督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湖北省委明确规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在党委（党组）中的排位，不论资历先后，都排在副书记之后、其他常委（党组成员）之前。
这一消息在中纪委网站公布后，“领导如何排名”成了近日的热点话题。
“我们这里的纪委也联系过我们，要求纪委书记在常委中的排名要靠前。”6月8日，四川一组织系统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但他们没有一律靠前，只是在同等条件下，才让纪委书记的排名靠前。
该官员对湖北的做法不予置评，“其实，只要有制度保证，哪怕纪委书记排在最后一位，也能发挥监督作用。”这名组织干部还说，领导干部排名靠前还是靠后，其实对干部待遇以及日后的晋升完全没有影响。
但在讲究等级秩序的中国现实政治中，对领导的排名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既要有综合平衡，又要有特殊考虑，就是同一个市内，对每个区县的标准都不一样。这名官员承认，“对领导的排名，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曹广晶为何排第三”
在湖北，不仅省委对纪委书记的排名规定引发关注，还有另一位副省长的排名也引人注意，就是刚刚担任副省长的原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
今年3月，中央巡视组通报三峡集团存在的问题后，曹广晶和总经理陈飞同时被免职，一时间引起大量猜测。不过，二人很快双双履新，曹广晶在今年5月获任湖北省副省长。
目前，湖北省共有7位副省长，排名第一的是常务副省长王晓东，第二是副省长郭生练，排在第三的，正是刚刚任副省长的曹广晶。个中原由，就涉及“领导排名的复杂性”了。
“复杂”主要在同级别官员之间，不同级别的官员，按职务高低排序没有问题。同级官员，一般遵循“谁先提拔任职谁排前面”的原则。曹广晶之后的四名副省长排序依次是许克振、梁惠玲、甘荣坤、曾欣，其中许克振的提拔时间是2012年，梁惠玲是2013年1月，甘荣坤是2013年8月，曾欣是2014年3月。
不难看出，上述四人完全是依照就任副省长的时间先后来确定排序的，为何曹广晶到任后就能打破这一规则？
区别在于，此四人在担任副省长之前，都是厅级干部，许克振是省发改委主任，梁惠玲是鄂州市委书记，甘荣坤是北京海关关长，曾欣是省长助理兼公安厅长。他们当副省长时都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新提拔”的干部，排名主要按被提拔的时间为顺序。
但曹广晶不一样，他在2010年担任三峡集团董事长时，已经官至副部级了。他此番入鄂，已不是“新提拔”，而是“平级调动”。对这样的官员，在排名时不是看他当湖北省副省长的时间，而要从他被提拔为“副部级”的那年起算他的资历。
由于曹广晶是2010的“副部”，早于其他四人，所以尽管是后到，但排名仍然在四人之前。但他要排在自2005年开始任副省长的郭生练之后。
一名组织系统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官员排名的普遍规则是，官员平级调动后的排名主要看资历，也即根据担任“同一级别”职务的年限长短确定排名，而不是看任现职的时间先后。
2014年1月，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空降”至福建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是2008年12月提为“副部”的，在福建省委常委中，常务副省长张志南是在2008年1月提任副省长的，厦门市委书记王蒙徽是2011年升至副部级的。李书磊排名在张志南、王蒙徽之间。
2013年3月，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马正其调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时，是任“总局领导”时间最晚的一个。但他排名靠前，仅次于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刘玉亭。原因在于马正其是“老资历的副部级”，2002年就担任重庆市委常委，比另几位副局长任“副部”的时间都长。
在政府副职中，对非中共干部的排名同样是看资历，不关政治派别。福建副省长洪捷序、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都是党外人士，由于任职时间长，现在排名仅次于常务副省长，北京党外副市长程红，排名也只在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和“常委副市长”陈刚之后。
不过，有些官员资历虽老，排名却靠后。北京市委常委苟仲文就是一例，他2002年就担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2008年到北京担任副市长，2013年7月改任市委常委，这时就不算平调了，而是“提拔”，只能按“后提拔的在后”在常委中排名最末，但他却是副书记以下的常委中，担任“副部”时间最长的一个。
“同时任命”的干部怎么排名
在干部任用的实践中，经常会同时任命同一部门几个副职，对他们的排名同样要论资排辈，主要就是看他们在任新职务之前所担任的职务高低、年限长短。
今年4月，张广智、王晓光同时被任命为贵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张广智排在小他4岁、兼任遵义市委书记的王晓光之前。组织系统官员解释，这样的排名，既不是因为张广智年长，也不是因为他兼任省委宣传部长。原因是任省委常委之前，张广智是甘肃省副省长，王晓光是遵义市委书记，也就是说张广智之前的职务比王晓光要高，所以排名靠前。
同样的事情2011年在江苏省委换届时也出现过，那次换届后，江苏省政府秘书长樊金龙和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同时新晋省委常委，虽然之前都是厅级干部，但秘书长是省政府党组成员，属“省领导”，进常委后排名自然在前。
但并非所有“同时任命”的干部，在任命前都有明显的职务高低区分，有的在任命前级别是相同的，那么谁先到那个级别谁就排在前面。
2013年5月，原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调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与他一起“空降”的还有原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任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此二人调任时都是副部级干部，不存在职务高低，但李伟比姜志刚早一年担任副部级干部，他是2010年升任广电总局副局长的，而姜志刚是2011年升任国资委副主任的，结果李伟排在姜志刚之前。
在李伟、姜志刚到北京工作的2013年5月。两位厅官刘俊臣、孙鸿志也同时被任命为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当时刘俊臣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长，孙鸿志是工商总局广告司司长，两人获任工商总局副局长都是“新提拔”。
他们在提拔前级别相同，提拔后级别也相同，而且还是同时提拔，对他们的排名该作如何处理？
解决办法是“翻老底子”，看他们担任“下一级职务”，也即正厅级职务时间的长短来确定排名。刘俊臣是2003年12月在国家工商总局担任打假办公室副主任时被明确为正厅级的，而孙鸿志是2004年9月担任吉林省煤炭局局长时官至正厅的，以9个月的“劣势”排名居后。
排名对提拔不重要
资历虽然重要，但也不是惟一的排名条件。特殊条件下还要看官员的具体分工。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中，刘鹤排名就在吴新雄之前，但论资历，吴新雄显然比刘鹤要“老”。吴新雄2007年1月就任江西省省长，已是正部级，连任17届、18届两届中央委员。而刘鹤是2011年担任国研中心党组书记才升至正部级，只是18届新晋中央委员，但目前，刘鹤的主要身份是中财办主任，中财办是正部级机构，而吴新雄的主要身份则是国家能源局局长。虽然吴新雄是正部级干部，但能源局只是副部级机构，排位在中财办之后，吴新雄也因此排名在刘鹤之后。
一名组织系统的干部认为，排名先后对干部升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拿省长缺位后，新省长的人选来说，如果不是空降或异地调任，而从本地副职中晋升，几乎都在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三者中产生。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在常委中的排名也是按资历来排的，即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排名靠前，也很难升任省长。
“交流提拔”干部时，排名靠前的也未必占优势。2002年北京市委换届后，排名最后的市委常委孙政才，2006年就升任农业部长，目前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北京市政府换届后，排名最后的陆昊2008年已升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目前是黑龙江省省长。大多数排名在他们之前的北京市领导都在他们之后才提拔，有的一直到退休也没有提拔。
尽管如此，但排名在各地都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组织部门至今还保持一个习惯，在任命下级官员时，直接在文件中明确该官员的排名。2013年6月，安徽安庆市委组织部长汪卫东调任合肥市委组织部长，安徽省委组织部发文时就明确名列时任宣传部长林存安之后。今年1月，浙江任命原湖州副市长沈建平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也明确名列副主任潘晓波之后。
排名不仅事关同一部门的副职之间，当一个部门出现两个正职——行政首长和党组（委）书记分设时，由于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一般行政首长排在党组（委）书记的前面。中央部委目前党政分设的主要有外交部、广电总局、科技部，部（局）长都排在书记前面。
在日常公务活动，不同部门的领导会有时出现同一场合，他们的座次排名一般会根据部门在政府中的序列排名为准。在国务院部门序列中，排在第一的是外交部，其次是国防部，之后依次是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
但如果有专项工作要做，则哪个部门牵头就排在第一，其负责人也排在前面。今年3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成立，就是文化部牵头的，新闻报道中文化部负责人排名在前。
当“上面”和“地方”的同级官员在一起时，一般都是“上面”的官员排在“地方”官之前。今年5月14日，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到广州考察，名字就排在同行的广东省副省长邓海光前面。
今年5月7日，教育副部长杜占元到湖北咸宁考察，名字排在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之前，同行的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名字也排在湖北教育厅厅长刘传铁之前。
突围美国高校“最难录取季”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61次 美国高校录取率下降的“寒流”，就连那所培养了令哈佛、耶鲁都感到“惊喜”的学生的上海复旦附中都感受到了。
2007年，汤玫捷成为《纽约时报》特别报道版的主角，而她的中国母校——复旦附中，也在那时被更多美国人所知晓。这所学校完善的对外交流系统曾多次受到美国知名教育学家安·赫伯特的褒奖。
被美国人看好的同时，是骄人的名校录取率。复旦附中每年400多名毕业生中，有80多人会被国外高校提前录取，其中进入美国知名学府的占大头，有60多人。
“往年，在美国大学的提前录取阶段，我们一般会有20来个学生被录取。今年被提前录取的只有一两个人。”直到今年4月，美国高校正常录取批次名单放榜后，复旦附中升学指导办主任丁恒悬着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正常录取人数基本与去年持平，63人进入美国高校就读。”
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因为申请人数众多，中国学生正遭遇美国高校“最难录取季”。在253472份美国常春藤联盟校的申请中，只有8。925%的申请人被录取，其中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4所名校更是创下历史录取率新低。就连一向受中国留学生青睐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今年的新生录取率也首次下跌至20%左右。
如何从美国高校“最难录取季”中突围，成为中国学生关注的焦点。
严峻形势下的
“提前录取寒流”
2013年12月，美国大学提前录取批次名单公布之时，复旦附中的高三学生小李就感受到了“严峻的形势”。
上一年的提前录取阶段，复旦附中有两名学生被耶鲁大学录取，1名学生进了普林斯顿大学；而2014年的提前录取阶段，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超级名校都没给复旦附中的学生抛去橄榄枝。
尤其是一名在USAMO（美国数学奥林匹克——记者注）竞赛中获得金牌的女生的“失利”，多少让小李感到阵阵凉意，“按照去年、前年的形势，她这种人被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提前录取一点问题都没有，今年，她在4月的正常录取阶段也没有被这3所名校录取。”
记者了解到，USAMO竞赛在美国地位极高，这项比赛的金牌全美只有十几名在数学方面极具天赋的学生才能得到，而这些学生，往年是美国各大知名高校的“宠儿”。今年的金牌得主未能被录取，竞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上海建平中学的高三学生江皓章，托福得分115分（满分为120分）、SAT得分2360分（满分为2400分），拥有在河北、河南和非洲肯尼亚当义工的经历，还会自己谱曲制作专辑。即便是这样的“好苗子”，在美国大学的提前录取阶段也没能如愿以偿。
美国大学录取学生分为EarlyDecision（早期决定阶段，即提前录取后不能更改决定），EarlyAction（早期行动阶段，也是提前录取的一种，但可以更改决定选择其他学校）和RegularDecision（正常录取）三种类型。其中ED、EA均为提前录取，一般在招生季上一年的12月放榜；RD为正常录取阶段，一般在招生当年的4月放榜。
江皓章在ED阶段申请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没能被录取；EA阶段申请了一所文理学院，获得录取；RD阶段被杜克大学录取。他告诉记者，他也向耶鲁和斯坦福递交了申请，但均未获得面试机会。
江皓章告诉记者，他的同学们在ED、EA两个提前录取阶段，申请全美排名前十的好学校，几乎“全军覆没”。而江所在的建平中学，每年约有10%的毕业生进入美国知名大学，“当时大家都挺紧张的”。
SAT泄题、GPA作假
引发“信任危机”
上述种种的“担心”，在后来的正常录取阶段被证明是多余的。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和复旦附中升学指导办主任丁恒均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他们的学生在今年4月放榜的RD阶段，收获了与往年基本持平的美国名校录取率。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ED、EA两个提前录取阶段表现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中国学生，能在后来的RD阶段一下子迎头赶上？一些从事国际教育交流事业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问题并不是出在学生身上。
2013年5月和10月，有着“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传出“泄题风波”。泄题地点，5月那次在韩国，11月那次有传闻说发生在中国香港。其中韩国的那次泄题得到了证实，导致原定5月4日举行的考试提前3天被迫取消。
至于香港那次的泄题传闻，在参加考试的学生中间被传得“有板有眼”。网友“张明远”称：“在香港考试时，收到有人免费分发的小纸条，里面的作文题和当天考试的作文题一模一样，据说答案是从澳洲来的，主要是利用当天时差。”
一名长期为高三毕业生赴美留学服务的教师告诉记者，“泄题传闻”确实影响了一些美国名校的提前录取工作。
复旦附中的高三学生小李说，自己和身边那些申请美国高校的同学，确实在提前录取阶段被美国高校要求递交证明成绩的“补充材料”。小李的SAT成绩为2200分，他告诉记者，这个分数在往年“足够了”，但在今年“明显低了”，“今年2300分以上的多了去了”。
不仅如此，很多申请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还发现，在提前录取阶段，SAT的作文分似乎并未被算在学校的考察范围之内。前述教师曾与美国一些高校的招生官打过交道，“去年12月的提前录取批次，他们确实谨慎了一些，因为吃不准学生成绩到底是真是假”。
影响判断的，除“吃不准”的SAT成绩外，还有不易分辨真伪的GPA学分积点。
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格外重视“学校诚信”。他告诉记者，近年来，为了营造国际知名高中的假象，不少高中在GPA积点上盲目“包装”学生，个别学校甚至与出国中介合作一起“包装”孩子，“试问，到了美国，时间长了，对方学校会怎么看我们国家输送出来的孩子？”
这种谋求短期效益的做法正在破坏中国高中在美国高校心目中的形象。前述教师告诉记者，美国的知名高校如今已给中国高中拉了一份“名单”，“很多学校在审核学生材料时，不是先看学生条件，而是先看你来自中国的哪一所高中。”
据悉，哈佛、耶鲁、斯坦福等顶尖院校，每年都会到中国几所信誉良好、生源优质的中学进行招生宣讲。就像跨国企业到名校招聘应届毕业生一样，美国名校也更愿意录取“诚信”高中的学生。
复旦附中的丁恒和建平中学的杨振峰都向记者表示，美国高校今年“录取率”虽低，但那些高中名校的录取率并未产生较大波动。
闪闪发光的“幺蛾子”
即便遭遇“最难录取季”，还是有人能够突出重围。拿着托福116分，SAT测试2200分的“略低分”，复旦附中的高三学生小李被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的国际关系专业录取了。
这个专业，在全美大学外交系中排名第一，校友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现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数十位美国州长和国会议员、数十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王室成员及外交官。据悉，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每年最多录取两名亚洲学生。
今年，SAT成绩“略低”的小李受到了美国考官的亲睐。
美国考官给了他3个月的时间写一篇文章——分析一件当下的国际大事，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在这篇分析世界环境问题的文章里，小李出了个“幺蛾子”。
他建议每个国家的环境署都拿出49%的股份来，在某个正规的国际平台上上市，每年定期向世界各国的股民公布环境监测数据和环境治理方案。让各国老百姓根据“年报”自由选择购买哪个国家的环境股，“做得好的地区，股价上升，会有更多的钱来治理环境；做得不好的，没人买股，股价就跌。买了自己国家股票的人，为了提振股价，还会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
总结经验时，小李甩出了3张牌——长期坚持组织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高中期间赴美国西德威尔中学交流一年经历，外加一篇充满想像力和创意的文章。
西德威尔中学给他的推荐信功不可没。这所学校受到克林顿、奥巴马的青睐，他们的子女都在这里就读。同时，这所学校还是小李母校复旦附中的友好学校，每年复旦附中都会有学生被送往那里交流学习。
在中国学生GPA积点、SAT成绩“吃不准”的2014年，来自一所美国顶尖中学的推荐信远比托福、SAT满分成绩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为何多名在SAT测试中考出2400分满分的学生未被名校录取的一个原因。
建平中学高三学生江皓章告诉记者，今年在提前录取批次被录取的华裔学生，大多来自美国高中和中国内地的国际班，“SAT成绩未必是最高的，但却是与学校‘性格’相投且可信的学生”。
江所在的建平中学曾因在高二非假期阶段大胆拿出两个星期学习时间让学生当义工而受到诸多关注。迄今，这一做法已在家长们的“微议”中坚持了两年。
校长杨振峰主张在自然状态下培养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看得懂中国的学生。这一育人观点，与哈佛、耶鲁等美国名校的招生标准颇为契合。
哈佛、耶鲁招生官曾在与杨的对话中表示：“我们不在乎孩子的分数有多高，我们更看中他是不是一个诚实、有良知、有人类意识的人。”
智慧城市魔方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109次 数据改变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北京，可以通过智慧停车诱导系统，提前预订车位；在上海，可以通过无线医院系统网上免费预约，无线药房将会提前为你准备好药品；在佛山，可以利用电话或者网络购买食品，通过手机短信快捷取货，等等。
这些都是已经出现或者正出现在我们身边的细微变化，改变并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作为智慧城市的一部分，这些曾经被视为“乌托邦”的图景，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回答“什么是好人”一样困难。每个机构、每个城市、每个企业，乃至每个个体……都有基于自己立场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然而，不管有多少种涵盖政务、交通、医疗、教育、能源、生活服务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应用，智慧城市都需要一个明确的基本架构。碎片式的“智慧项目”并不能构建智慧城市，不认清这一点，智慧城市难免落入“拼图游戏”的尴尬困局。
舶来与本地化
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由IBM提出，其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为：充分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在IBM的构想中：永不堵塞的街道、安全放心的食品、取之有道的能源等，都是可以实现的理想生活。这曾被业内专家看做是全球关于智慧城市设计的“最佳模板”。
智慧城市一说在引入中国后，其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发展创新，实现了“本土化”。
比如，华为对于智慧城市的构想是：有效利用物联网、通信网、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技术，让平安的城市、高效的政府、绿色的产业、幸福的民生变为现实。
而中兴通讯认为，作为城市管理者主体的城市政府，其核心需求在于：用现代科技手段更好地协调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城市交通、市政、安全、经济产业和公众服务等各方面作出统筹规划，保证城市经济高效低成本运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管理、民生服务高品质，实现城市运营的“智慧化”。
神州数码软件工程院院长谢耘则认为，智慧城市最大的特征是“融合”，它首先是在构建现代城市管理和服务平台的过程中，将政府职能与信息技术充分融合，解决医疗、交通、能源供给、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管理服务问题；与此同时，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业态的融合，还能催生一系列新产业，为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式’智慧城市中，‘智’指智能化、自动化，代表城市的智商；‘慧’指灵性、人文化、创造力，代表城市的情商。”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规划设计所总工程师王爱华说，完整的智慧城市就是“智商+情商”的组合，其在智能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的参与性和创造性，要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和物的智能。
“各地的建设者必须明白：智慧城市不是装备的智能化，而是城市管理和治理的智能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发展改革处副处长郑明媚对《瞭望东方周刊》强调说。
“三个一”架构
拨开纷繁芜杂的各种应用，智慧城市的内核是一个基于信息通信技术（ICT）的高度有效运行的系统，这个系统实时搜集城市每个个体的信息（通过RFID、传感器、摄像头等），传输到互联互通的各个数据库，再经过分析（云计算和大数据），获取一定的应对和处理机制，从而提升整个城市管理系统及各个分支系统的效率。
中兴通讯副总裁徐明说，目前业内对智慧城市的“三个一”架构已经有了共识：一张网络，一个城市数据中心，一个平台。
首先是网络——通信网、互联网及物联网的统一与融合。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这是目前许多数据和信息借以传输的通道。
核心是集中且通畅的城市数据中心。
第三是一个共享的系统和平台，在此基础上提供各种智能的应用。
通信与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基础，从而实现城市的数字化。只有在数字化的前提下，才能谈智慧化，没有数字信息基础，智慧城市就无从谈起。
“获取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只有一座城市这么个复杂的系统才有这么大的数据，而我们需要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才能获取智慧。”徐明说。
智慧城市，正是建立在全面充分的大数据基础上的。
来自城市各个角落、各个层面的信息交互起来、分享起来，才能够实现数据的挖掘，这是智慧化的关键步骤。这个步骤，不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更是城市管理思想问题，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就必然有中国的特色和需求。
作为通信巨头，中兴和华为都在积极布局4G网络。这对智慧城市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没有一张快速、安全和稳定的移动网络，许多视频数据便不可能传输。
中国的智慧城市厂商提供的服务不尽相同，但基本都会参考这种架构。
不同于一些集成式厂商，中兴选择了贯穿整个智慧城市三层架构的产业链条。除了采用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作）模式从前期就参与政府智慧城市项目的规划和设计，在应用层面，中兴也已有近20家涵盖各个领域的专业子公司。
政府数据开放是关键
对所有智慧城市的建设者来说，政府的数据开放是成败的一个关键。
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大部分接受采访者认为，政府各部门对开放和共享数据并不太积极，不大愿意放弃部门利益和权力。
“比如公安、城管和交通部门都有各自的视频监控系统，分布也不一样，当你出于需要借用其他部门的视频资料时，需要经历提交申请、签字的流程，中间会耽搁大量的时间。而一旦数据开放和共享之后，除了自己部门的数据之外，可以在有权限的情况下随时从后台调取所需的任何数据。这对于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是最好的落实。”徐明表示。
曙光集团副总裁聂华提出，除此之外，更重要的现实问题可能是，许多部门甚至连搜集和统计数据的工作都没做好，这种情况下如何共享？
“我曾跟工信部一位官员交流，他对此持不乐观态度。因为政府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数据准不准，他自己说了算。当数据开放共享之后，一些部门的弱点便会完全暴露出来，这是他们所不愿面对的，势必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型期。”他说。
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安全考虑”。尤其是“棱镜门”事件之后，信息安全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也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现实担忧。
“不安全，我们应该去讨论如何保证安全，而不是因此就干脆不做了。”神州数码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李继刚认为。
徐明则乐观地认为，在PPP模式下，当企业与政府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从顶层设计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规划开始，就跟政府达成了共识，要把各个部门的大数据平台构建在一起，未来他们的数据会存储在一个共享的中心。”
各个厂商也都有自己的一套安全体系。
“我们有系统化的安全方案，比如内外网的物理隔离，数据加密、分权限管理等手段。”徐明说。
李继刚表示，应该从政策和法规上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甚至应该是“强制性”的规定。但也应给予政府一定的利益补偿，“这些数据是有商业价值的，应该建立一个合法合理的机制，以便充分挖掘这种价值。”
近期由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要建立信息共享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本部门建设管理的信息资源可授权需要该信息资源的其他部门无偿使用。
“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也正在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纠正。”王爱华说。
犹太人的方便生活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犹太人的聪明才智为世人所公认，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在以色列生活需要有很高的智商，甚至得耍点小聪明。其实。生活在这个以犹太人为主的国家里，只需要根据别人给出的各种提示，按部就班。生活便会很方便。我在以色列住过一段时日，对此深有体会。
清晨。推开家门，便可看见对面人家在房门上张贴的画有一只狗头剪影的绿色卡纸，上面写着：这里养有凶猛动物。这是提醒各位街坊靠近时要注意。以免被狗的嚎声吓着。
走出房门乘坐电梯，只需要按一下所需到的楼层便可。以色列的电梯只有开门和楼层按钮，不用为关门而操心。到了安息日，乘坐贴有“Shabbatlift”或双箭头标志的电梯就更省事了。这种专门为在安息日里不工作的犹太教徒所设计的电梯每层楼都会停下来。只要在所到楼层上下便可。当然，除了安息日电梯外，还有安息日电话、安息日笔、安息日护士信号系统等等。
走在马路上，举目望去，路边都是有关路况的提示牌，譬如“下坡路段要慢行”、“要扶着老人过马路”、“再走10米就是过马路绿灯请求按钮”等等；这些提示牌要么只是简明易懂的卡通画，要么在卡通画周围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英语予以说明。
由于历史和宗教原因，以色列的许多城市没有十字路口。岔路口往往通过大小圆盘来分流汽车。岔路口的各种红绿灯、人行道标志设置得错落有致，无论在哪个角度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耶路撒冷是一座山城，我曾经的住所在一个小山丘上，往北100米是一个岔路口，站在家门口便可以看到人行道的指示牌。这个指示牌高10多米，刚好与站在小山丘上的人视线平行，而汽车红绿灯以及转弯指示牌只有0。8米左右的高度，汽车开到岔路口时，司机坐在车里不用抬头便能准确判断是否可以通行。
从第三大城市海法到沙漠小镇的6号高速公路。是目前以色列惟一一条收费高速公路。全长200多公里，收30谢克尔（1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67元）。高速公路全程没有一个收费站，当汽车驶入时，监控设备会自动拍下一张照片，驶出公路后再自动拍下一张照片，路费直接从车主的银行账户上扣缴，收据在一个月之内寄到车主府上。
在城际公路旁的高压电线上，每隔200米就悬挂一个红色的铁球，把整条线路勾画得清清楚楚。以免小型飞机“误入歧途”。
以色列酒店房间水龙头的手柄上由小到大依次排列着红、蓝两色的小圆点，清楚地标明出水的温度。有一次，我在地中海边的凯撒利亚度假。酒店服务员同时给了我一张电子钥匙和一把金属钥匙，并告诉我：如果电子钥匙失灵了，可以使用金属钥匙。
晚上。打开电视机收看天气预报。美女主持人用甜美的声音报道：“明天的天气与今天相同。”真是简明扼要。
这或许就是犹太人的聪明所在——为别人创造“智能化”生活环境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方便。
不只房子,还有诗和远方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151次 关于房子，我跟大多数人概念不一样。
我从小住在清华校园里，家是那种二层的小楼，外表看起来很普通，面积也不是特大，但是特别安静。这地儿都没动过，也没装修之说，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红色的，很老很旧。但我在那儿真觉得挺好。
有一个家，不仅仅是睡觉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房子多少年了，我们也在感慨：后边的院子多好啊，出门就是操场、游泳馆，还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四周的邻居，随便踹开一家的门，里面住的都是中国顶级的大知识分子，进去聊会儿天怎么都长知识，梁思成林徽因就住我前面的院子。
小时候有什么问题家里老人就写一张字条，说这问题你问谁谁谁。我找到人家家里，打开字条一看，哦，你是那谁家的孩子，那你讲吧，都是中国头把交椅啊。
这才是住处真正的意义吧，它让你透气，而不是豪华的景观、户型和装修什么的。
2007年，我们搬了出来，因为家人都在国外，我又不在清华教书，学校就把房子收回去了，后来我去了洛杉矶。去了美国，我一样是无房户，坚定的无房主义者。
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做编剧和开发，只卖出了两首电影歌曲。美国流行音乐是草根文化，美国卖吉他的黑人当我师傅都有富余，不是说他弹得比我好，是同样一个琴我们弹的都不是一个级别，出的声音都不一样。国外很多伟大的乐队，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在中国整个高校也选拔不出一个牛的乐队。为啥？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热情都分散了，赚钱的热情大过音乐本身，比如买房。
郑钧有一天跟我说，有些艺术家被抓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有些精神病人从精神病院逃出来，成为艺术家，你就是那后者，你的生活就像行为艺术。
不过，我肯定不属于时尚人士，因为从来不关注别人的流行趋势，也算不上中产阶级，如果我的钱只够旅行或是买房子，那我就去旅行。
平时除了听听歌，看看电影，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满世界跑着玩儿。大概去过30多个国家了，到一个地方就买一辆车，然后玩儿一段时间就把车卖了，再去下一个地方。
经常在旅途中碰上一堆人，然后很快成为朋友，然后喝酒，然后下了火车各自离去。之前还在欧洲碰见一个东欧乐队，我帮人弹琴，后来还跟人卖艺去了，跟着人到处跑到处弹唱，到荷兰，到西班牙，到丹麦……
我妈也是，一个人背包走遍世界，我妈现在还在流浪，在考察美国天主教遗址。
我妹也是，也没有买房，她挣的钱比我多得多。之前她骑摩托横穿非洲，摩托车在沙漠小村里坏了，她索性就在那里生活两个月等着零件寄到。然后在撒哈拉沙漠一小村子里给我写一个明信片，叫做“彩虹之上”，她在明信片里告诉我说，哥，我骑了一个宝马摩托，好开心。我看到沙漠深处的血色残阳，与酋长族人喝酒，他们的笑容晃眼睛……
因为我跟我妹都不买房，你知道你只要不买房，你想开什么车开什么车。你想，你一个厕所的面积就恨不得能买一奔驰。
然后她就开一宝马摩托，坏了，说整个非洲都没这零件，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吗？我在撒哈拉一个小村子里给人当导游。
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要被一些所谓的财产困住。
所以我跟我妹走遍世界，然后我俩都不买房，就觉得很幸福。
我妈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和我妹妹深受这教育。生活就是适合远方，能走多远走多远；走不远，一分钱没有，那么就读诗，诗就是你坐在这，它就是远方。
越是年长，越能体会我妈的话。
我的儿子想做厨师时间:2014-11-22 作者:未详 点击:160次 一
8月份，我送儿子去加拿大读书。由于历史的原因，两个儿子生在加拿大长在加拿大，更加喜欢那里的教育。在回国学了两年中文之后。他们终于还是希望回他们更加适应的地方继续读书。尊重孩子的选择，我放弃了让他们在国内的国际学校读完高中的计划。
话说在温哥华教育局，我陪儿子去办理入学手续，看到教育部编印的一份课外教育课程，里面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应有尽有，从一般数理化补习，到各种外语辅导，从跳舞打球培训，到滑雪、摄影、高尔夫……我甚至还看到一门“教你如何约会”的课程。
13岁的小儿子Adam，也拿着这么一份课程表在看，而且也看到了他感兴趣的课程。指着里面的一个班，他对我说：“爸爸，看，我想上这个班可以吗？”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发现，我的天才儿子（尽管不少老师私下里认为他弱智，而我坚持认为我儿子是天才。因为，发现天才的就是天才，把天才当做弱智的肯定弱智！），我的天才儿子看中的课程居然是一个烹饪班，教人如何做饭！
儿子当时听了我的问话，感到挺诧异，问我：“怎么，难道你不喜欢我学这个吗？我喜欢呢。”
我还真被他问住了。我突然发现，他对烹饪的兴趣发自内心，而且说到底也只是他打游戏、做功课、吃汉堡之外的一种兴趣。为什么我对儿子自然流露的一种显然不是不良习性的兴趣喜好。表示了这么大的反感？
我什么也没说。不是我不肯实话实说，而是我确实无话可说。因为，我知道我表示不快的那种心理，根本无法说出来，尤其不能说给我那天才少年儿子听。在加拿大出生和长大的他，根本不能理解爸爸背后那根本不登大雅之堂的职业歧视和一些根深蒂固的过时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