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宜的位置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93次 周国平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最合宜的位置，只不过这个位置常常空着，因为大家都忙着找别的东西去了。
去年夏天，我去苏州平江路，晚8点有民间艺人的昆曲《牡丹亭》演出。关于这个民间艺人，听说过一些江湖传闻：从未学过专业，但是天生喜欢唱，一年唱700多场《牡丹亭》。遇到对眼缘的人，可以多唱一个小时，只是因为唱的人欢喜，听的人开心。我对这种性情中人向来很好奇，也一向不喜欢专家之类的人评判出来的结果，民间的东西可能更原汁原味。
听过不同版本的《牡丹亭》，园林版的，青春版的，今天听听民间“流水版”的也不错。8点开唱，但因为天太热，我不想到处闲逛，6点半就来到临河茶馆坐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个无心插柳的早到，我有幸目睹了这位民间艺人的台下风采。真是不虚此行。进去，就是一位小姑娘和一位中年女人。中年女人穿着旗袍，很居家的模样，在吃饭。因为我是唯一的客人，便与她们随意地聊天。聊起《牡丹亭》，她笑着说，你都听过大腕的《牡丹亭》，为何来听这种民间的东西？我说，我是冲着吕成芳的《牡丹亭》来的。她笑着说，我就是吕成芳。真正把我吓一跳。她看上去那么幽默，那么居家，很难把她和戏里妩媚婉转的杜丽娘联系起来。她太有亲和力了，我们聊得很开心。她说，我没学过戏，就是一个业余的，但是喜欢唱，天天唱，唱起来就很开心。365天，唱700多场，连大年初一都是一场不落。替老板打工，老板开心死了，生怕我生病了。她还说老板因为有她在，很放心，基本不来。“我这个打工的可以替他罩着场子。”我听到这话，真乐坏了。她很自然地开着老板的玩笑。
她说，你待会儿可以看我化妆，来看戏的客人很难得碰上。她吃完饭，开始上妆，全套行头，开脸，画脸，拉头发，吊眼角，我第一次知道眼角是靠头发往后拉硬吊起来的，真不容易。她边化妆边同我聊天，聊民间的一些东西，兴趣盎然，她说这辈子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8点，演出开场。她一个人唱足两个多小时，中间还要串场解说昆曲、手势、身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民间的东西的确生猛、活色生香得多。她古琴、琵琶、三弦样样都行。她说了一个段子，我印象很深：她说以前古琴弦用的是蚕丝，现在是用钢丝，蚕丝细得多，声音轻柔得多，但是张生隔着墙还能听得到莺莺缠绵幽怨的琴声，现在即使就在一个屋子里弹古琴，也感觉声音微弱，不易听到，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环境太嘈杂了，环境嘈杂了，人心也乱了，很难得静下来。万物静中求。寥寥几句，古琴知识有了，精神理念有了，意境也有了……她教听众做杜丽娘扑蝶的手势和身段，说那才是大家闺秀，如果换作现代人演绎的小燕子，一定是一下子就扑上去了，她做的动作让大家忍俊不禁。她一个人，从《牡丹亭》的几个经典唱段，到苏州评弹，一段段下来，她说观众给她一个称谓：“昆曲奥特曼”。她唱戏感觉不到累，只有开心。她用评弹唱《白蛇传》、唱《秦淮景》小调、唱唐诗《枫桥夜泊》、唱《茉莉花》的苏式唱腔，用琵琶表达《琵琶行》的诗词……真正是吴侬软语，手到眼到，让人大开眼界。
她的知识面极广，非常用心，说唱时精气神很足。我想起了一个段子。一家小面馆的挑面师，经常批评老板：我见不得做事提不起精神的。这个挑面师对面的软硬、配料、汤料、口感十分讲究，多一分嫌多，少一分嫌少，做起事来分寸看相极佳。他就是镇店之宝，大家都冲着他来，看着就起劲，在吃面的同时提起对生活的劲头。
听完昆曲，月色清明，走出去在桥头坐了好一会儿。想起她用苏州话念的《枫桥夜泊》，那是真正枫桥夜泊的意境，它来自糯米腔的苏州。她说，一辈子做一件事就可以了。她没学过专业，就是喜欢，唱个戏，开心就好。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合宜的位置，做起适合的事你感觉不到累，感觉不到苦大仇深，它是一种享受。只是诱惑太多，大家都忙着找别的东西去了。我想起她跟我聊天时说起，在这里慢慢唱出名气来了，就有许多人来挖角儿，许诺一个更大的舞台。她说，我不是什么角儿，我就是民间艺人，我不需要什么大舞台，我就喜欢在小舞台唱，和大家近距离交流，接地气儿，让每个人享受到昆曲的好。
合宜的位置，若心思太杂乱，你便看不到。
完美吻合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87次 在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看来，他在作品中虚构的人物都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巴尔扎克在一篇小说中，虚构了一位年轻的修女贞娜。贞娜到巴黎去办事，大都市五光十色、满眼繁华的生活使她目瞪口呆。她既年轻又漂亮，有男人跟在她的身后，跟她说一些奇怪的话。在一座花园里，贞娜初次被人强吻，心怦怦直跳。她留在了巴黎，打扮成一个时髦的巴黎女郎，将修道院的钱花得精光。不久，贞娜来到大马路上，成了花花世界中的一名妓女。
小说中，巴尔扎克用了当时一个真实的修道院的名字。不料，这个修道院里正好也有一位叫贞娜的年轻修女。修道院院长看到小说后，立即把贞娜叫去，严厉地说：“你知道巴尔扎克先生写你什么了吗？！他侮辱了你，也诬蔑了我们修道院。他是一个诽谤者和渎神者。”
贞娜看完小说后，大哭一场。她来到巴黎，好不容易找到巴尔扎克，向作家诉说自己的圣洁，请求他为自己清洗不白之冤。
巴尔扎克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凝视着这个现实存在的贞娜，他不明白这个美丽娇柔的少女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我只知道，我所写的就是神圣的真理。”
贞娜再三请求，如果巴尔扎克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走投无路了。
巴尔扎克跳了起来，有些愠怒地喊道：“什么走投无路！你该如何做，我在书中不是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吗？”
“难道您想要说，让我留在巴黎？”贞娜惶惑地问。
巴尔扎克说：“就是呀！你需要脱掉这身黑道袍，让自己珍珠一般年轻而美丽的身体懂得欢乐和爱情。走吧，走吧，不过不要到大马路上去。”他抓过贞娜的手，把她送到了门外。
贞娜不能回修道院了，因为巴尔扎克没给她洗刷掉可耻的“污点”。她在巴黎的街头走了几天，彻底明白了巴尔扎克的话。
后来，有人在一家大学生酒馆见过正在工作的贞娜。她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快乐，幸福，而且动人。
骆驼和他的姑娘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75次 做菜跟写字一样，写字讲究语感，做菜讲究手感。手一抖，整坨盐掉到锅里，结果做出来的菜狗都咽不下去。有人用闹钟也掌握不住火候，而有人单凭感觉，就能做到刚刚好。一切技能最后都靠天赋，勤学苦练只能变成机器人，跟麦当劳的流水线差不多。
有个姑娘，是黑暗料理界的霸主。她煮的菜，外观千篇一律是焦黑焦黑的，不可思议的是里面依旧是生的，有时候还带着冰渣子。
我家小狗梅茜吃她做的排骨，吃前兴高采烈摇着尾巴，吃到嘴里后狗脸一变，好端端一条金毛当场绿了。它小心翼翼地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嗷嗷叫着，躲到墙角哭到大半夜。
姑娘在一家外企工作，很忙碌。尽管如此，她每个月总要找机会大宴宾朋。摆席的那天，她家的厨房就是一个爆炸现场。我们都喊她居里夫人。
她无所谓，眼巴巴望着你，你在她水汪汪的双眼的注视下，艰难地想挑到一个品相比较正常的菜。咸鸭蛋甜得像蜜；水饺又厚又圆，跟月饼似的；好不容易决定尝尝炒木耳，结果是盘烧煳的鱼香肉丝。
我的一个朋友叫骆驼，非常喜欢她，每次必连蹦带跳地去她家做客。
他能坚持吃完所有的菜。各种奇怪的食材在他嘴里，一会儿嘎嘣嘎嘣响，一会儿噗噗冒泡。因为菜烧得太朦胧，经常肉跟骨头分不清，他就一律用力嚼，然后咕咚咽下去。
后来两个人结婚了。
我问骆驼：“你这么吃不怕出人命？”
骆驼说：“她一个月就做一次，我就当自己痛经了。”
去年姑娘被查出来肝癌晚期，春节后去世了。
外面不时传来鞭炮声，连夜晚都是欢天喜地的。我放心不下骆驼，去他家拜年。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开着文档，我凑前看，是份菜谱。
我说：“你要出本菜谱？”
骆驼让我坐一会儿，他去做蛋炒饭。
我站在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跟他聊天。
他将米饭倒进油锅，然后撒了半袋盐，炒了一会儿，自己吃了一勺。
他咂吧咂吧嘴，说：“真够咸的，但是还缺点苦味。”
我突然沉默了，突然知道他为什么要写菜谱：他没能将姑娘留住，还至少能留住那味道。
骆驼又吃了一口，用手背擦擦眼睛。他哭了。
他说：“我挺幸运，找了个做菜独一无二的太太。她离开我后，能留给我复习的味道真多。”
他说：“还缺点苦味，你说那个苦味是炒焦炒出来的，还是索性真有什么奇怪的佐料？”
他说：“你看电视吧，我继续写菜谱。”
我说：“要不我们去喝杯茶？”
他说：“不了，我怕时间一久，我会将她做菜的方法忘记，我得赶紧写。”
我的眼泪差点涌出眼眶。
后来我劝他，老待在家里容易难过，出去走走吧。他点点头，开始筹备去土耳其的旅行。
他一去许久，我曾经想打电话给他，但是打开通讯录后，就放下了手机。
昨天下午我跟梅茜在自己的小店睡觉，一人一狗睡得浑然忘我，醒来已经黄昏。
骆驼推开木门，走了进来。我很惊奇：“你怎么找到这儿的？”他说：“人人都知道你在这里。”
我磨了杯咖啡给他。
骆驼喝了两杯，我说：“再喝该睡不着了。”他说：“睡不着就明天再睡。”
聊了许久。
骆驼真的去了土耳其，因为姑娘向往伊斯坦布尔，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学会做那里的食物。他想去尝一尝那些食物，这样就能在梦里告诉她。
骆驼说：“只有你没打电话给我。大家都劝我，别想太多，这样太辛苦，会走不出来。可是，走不出来有什么关系，我喜欢这样，我过得很好、很开心，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我的菜谱快写完了，我发现她会做的菜可真多。”
骆驼喝了好多酒，他醉醺醺地看着台灯，说：“我有一天看到过你写的一段话，觉得那就是我现在的人生，我很满足。”
“这个世界美好无比，全部是她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
他站到书柜边，摇摇晃晃找了半天，把我的书挑出来，撕了扉页，写了歪七扭八的一行字，贴在了小店的墙上。
他走后，我翻了翻自己的微博，终于知道是下面这段：
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开花，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都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这世界是你的遗嘱，而我是你唯一的遗物。
“老头儿”三杂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114次 我们家“老头儿”虽然被人戴上了“最后一个士大夫”“学者文学的代表”之类的帽子，杂七杂八的东西也知道一些，但是很不成体系，有杂而无学。
老头儿之杂，起码有三，看杂书，写杂文，吃杂食。
父亲看杂书的习惯，早在上大学时就有了。他在聊天时说过，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开的课，他是喜欢的上，不喜欢的就不怎么上。像闻一多先生、沈从文先生的课，他是听得很认真的。朱自清先生的课，有时就溜号，因为觉得朱先生上课一板一眼的，不太适应。他大学肄业后，生计无着，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推荐他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不干，说：“这个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认真听，怎么给我当助教。”这下他可傻了眼。
不过，父亲白天上课虽然有时溜号，晚上却没闲着，总泡在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有时一直看到天亮，然后回宿舍睡觉，接着逃课。我问他都看什么书，他说：“没准儿，就是瞎翻，看到有意思的就读下去。有一次看到一本《饮膳正要》，里面有一道驴皮汤，翻完之后还琢磨，这东西能好吃吗？结论是，不好吃。”《饮膳正要》是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
老头儿虽然是搞文学创作的，但是家里像样的文学书却很少。“文革”之前，我们家里的书满打满算不到一书柜。别说什么孤本善本，就是人们熟知的中外名著、大师文集，都和他嘴里的牙一样，残缺不全。他曾说过，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和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索林。可是家里的《鲁迅全集》只有第一卷，沈从文的书只有195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选集，废名的作品集则一本没有。
家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书，但老头儿书却读了不少。他在剧团的同事说，团里资料室的书都让他翻遍了。他在剧团宿舍的床头有一个凳子，上面摞满了书，睡前总要翻翻。他在1972年底给大学同学朱德熙写信说：“今天我还为剧团买了一套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及其长编。那里的说明都是一段可读的散文。你说过‘中国人从来最会写文章’，怎么现在这么不行了？对于文章，我寄希望于科学家，不寄希望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家大都不学无术。”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很少有像样的书可看，但老头儿并没有闲着，但凡觉得有些意思的书刊，都要拿来翻翻。老头儿重入文坛后，很快就恢复了以往的语言风格，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与他看杂书的爱好是分不开的。
老头儿书看得杂，懂得的东西也多，文章内容自然也杂。
他不是书法家，但是谈过对书法作品的印象。他不是专业画家，也写过关于中国画的文章。
他还写过一本《释迦牟尼传》，里面有大段大段韵文，据他说是参照佛教经典风格写的。父亲去世后，他的小同乡王干对我说，老头儿以前应该读过佛经，因为他的文章中涉及佛教的用语都十分精确。这些我们确实不清楚，因为只见他写过《受戒》，却从来没见他读过一部佛经。
老头儿的文章中，有许多是写吃喝的，他还编过一本《知味集》，收录了几十个文人谈吃的文章。他和我说过，这本书只有王世襄先生和李一氓先生的文章最好，一是真懂吃，二是会写。王先生一生坎坷，但对于生活始终持乐观态度。李一氓是老革命，又是文人，他在文章中写了不少当年在缺吃少喝的情况下如何改善伙食的故事，让人知道革命者其实也很懂生活。老头儿很赞同他们的人生态度，无论环境怎样，都不忘品味生活。这其实也是他的风格。
看杂书、写杂文之外，老头儿还喜欢吃杂食，自称是个杂食动物。他生在高邮，在昆明、上海、北京住过，还跑了不少地方，对各地的吃食都很有兴趣，都想品尝一番，特别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去内蒙古，专门要试着生吃羊肉。
有一年他和一帮作家到广西桂林，放着宾馆的大菜不享用，非和贾平凹到街头吃小饭馆，最后相中了老友面，好像就是酸笋肉丝面。以后两人一走进小馆子，贾平凹就高叫一声：“两碗老友面！”老头儿对贾平凹印象不错，除了觉得他有才外，还因为两人曾经是“面友”。
老头儿也会做上几样拿手菜，在朋友中间有点名气。
一个是煮干丝。这本来是扬州的名菜，但他进行了改良。一次他受作协之托在家中招待聂华苓，做了一道煮干丝，结果客人把碗里的最后一点汤汁都喝得干干净净，让他很是得意。还有一次，朱德熙来家里吃饭，一大碗煮干丝还剩一小半，他就对夫人何孔敬说：“你不吃了吧！”随即把碗抱过来，吃了个底儿朝天。朱伯伯平时很谦和，对夫人也很好，但真碰上合口的东西就不管不顾了。真有意思。
老头儿的“三杂”对他的文学创作多有裨益。
老头儿多年的朋友黄裳先生写过一篇《也说汪曾祺》，追忆了两人的交往故事，还对他的一些作品进行了评价，都十分精到。真的是懂老头儿。
“才子文章”这等评价，也就是黄裳说得出来，因为他看清了里面的道道。
如今，老头儿和黄裳都已离去。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他们该有许多闲聊的话题吧。
老头儿和王世襄先生也属于“杂交”。两人都喜欢写些关于饮食的文章，都能做两道菜，彼此又都认可，一来二去就有了联系。他曾经写过一篇《食道旧寻》，里面谈到王先生：“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世襄以此为一乐。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过去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听黄永玉说，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此事不知是否可靠。如不可靠，当由黄永玉负责！”
王先生接着写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的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澄清，说自己去朋友家做饭，自带食材、调料是有的，因为一般货色不尽合用，但连圆桌面都用自行车驮去则是没影儿的事。有意思的是，王先生在文中先说自己才疏学浅，怎敢厕身于学人之林，后面又说自己做的菜既不能称作“学人菜”，“名士菜”就越发地不敢。他老先生真是谦逊得可以，都是人们公认的多少行当的权威了，居然连“学人”的帽子都嫌大，不愿戴。
老头儿住在蒲黄榆时，有个周末的上午，王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地址，说是要过来一下。进门之后，他打开手里拎的一个布袋子，跟老头儿说：“刚才在红桥市场买菜，看到茄子挺好，多买了几个，骑车送过来，尝个鲜。”那是个大夏天，王先生上身一件和尚领背心，下面一条短裤，光脚穿了双凉鞋，和胡同里的老大爷没什么两样。两人没说几句话，王先生就起身走了。蒲黄榆在红桥市场南边，王先生家在北边，为了送这几个茄子，他老先生一来一去得多骑半个多小时。那年他好像已经78岁了。
那一辈文人的交往，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经济总统”的革新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89次 李健熙是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第三个儿子。由于父亲一心扑在事业上，李健熙很小就被送到乡下奶奶家寄养，13岁时又被送到东京读书。在那青春敏感的岁月，异乡的孤独让李健熙养成了内向的性格，被朋友戏称“呆若木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读完本科后，李健熙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拿到了MBA学位。1966年，他进入三星下属企业“中央日报-东洋电视台”，并在第二年与该台会长的大女儿洪罗喜结婚。
因为行为风范酷似其父，三兄弟中李健熙最受李秉喆赏识。1987年父亲病故，45岁的他接过了三星集团的管理权。那时的三星集团已是韩国的制造业龙头，业务横跨石化、造船、航空、金融、电子、日用品等领域。作为这艘“航母”的掌舵者，李健熙在就任后前5年十分安静，以至于1993年他突然“急转舵”时，不少人猝不及防。
1993年1月，三星总部大楼27楼大会议室，李健熙与下属公司的社长们面对面坐下。他缓慢而坚定地开口：“让我们重新出发吧，这是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最后一次机会了。”社长们听了都很不解——当时的三星已是韩国第一，一片欣欣向荣，还要出发什么？但李健熙却敏锐察觉到了平静下的危机。
2月，李健熙带领下属公司社长前往美国洛杉矶，考察三星产品的境遇。时任三星电子半导体部门副社长的李亨道回忆称：“当时我们去了很多电子卖场和百货商店，看到三星的电子产品被放在不起眼的角落，落满灰尘。”这给了李健熙很大的刺激，而让他决定彻底改革的，是一份报告书和一盘录像带。
这份报告名为“经营和设计”，来自一位叫福田的日本顾问。李健熙在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飞机上打开了这份报告，里面的内容让他的心凉了半截——福田列举了三星的一系列问题：员工都很优秀，但研究结果传达不上去；陷入国内第一的自负中，不进行创新；不提前做好准备，而是出现问题后花钱消灾；管理人员太过浮躁，只会评价业绩和结果……“我是做好递交辞呈的心理准备才写这份报告的。我在两三年间向经办负责人提交了3次建议书，提出了10多条改善方案，可是都遭到了拒绝……三星的水平太低了，绝不可能在和世界优秀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福田写道。
同一天，李健熙还收到了一盘三星内部广播组制作的录像带，内容是在三星的洗衣机生产车间偷拍到的情景：洗衣机上盖开关部分的一个塑料部件大了一点，无法安装。员工们竟若无其事地用刀削掉2毫米左右后继续组装。也就是说，这些产品从生产出来时就是次品。
怎么会这样！李健熙暴跳如雷：“秘书室室长、总经理、社长都对我撒了谎！病菌侵入到家里，却被隐瞒了5年、10年！”他马上打电话给身在首尔的秘书室室长：“让各位社长和高管全到法兰克福集合！”三星核心经营层200余人匆忙搭上了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
这次会议持续了16天。会上，李健熙宣布：“现在是产品信用和形象的时代，每个次品都是侵蚀公司的癌细胞！现在开始，三星会放弃以数量为主的经营，走质量路线。除了老婆孩子，其余全部换掉！”一名参会人员小心翼翼地开口：“会长，我们还不能放弃数量。”李健熙听到这话，把手上的茶匙狠狠摔在桌子上，踢开门走了出去。房间里的人从没见过李健熙发这么大的火，脸都吓得煞白。不少人以为，李健熙只是一时气话，他却用行动证明了改革才刚开始。
李健熙的第一项改革，是抓质量。《李健熙传》中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在韩国飞往西雅图的飞机上，一位坐在头等舱的中年人将手中的滑盖手机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紧锁的眉头预示着他将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到了地面，他拿出手机，拨号给市场部经理，说出了一句让身边工作人员惊异的话：15万部手机全部召回，所有代价我们承担，以后不再生产这样的产品！”当时，三星生产的手机频遭投诉，李健熙竟下令全部召回并当众销毁，在业界引起巨大震动。同时，李健熙还要求把每件次品生产的全过程记录下来，力求找出原因，从根源上杜绝不合格产品出现。
李健熙的第二项改革，是重研发。在三星电子的价值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创意并试验，不解决问题不许回家。李健熙还提出了“朝七晚四”的上下班制度。之前，三星员工都是“朝九晚六”，不少人下班后就去吃饭、喝酒。李健熙认为，改成四点下班，员工一般会在公司留一会，多出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
李健熙对人才的重视，也体现在薪酬和奖金上：在三星，只要有实力，就不用受年资或职位的束缚，核心人才的年薪比社长还多两三倍。
李健熙的改革在初期并不顺利。1994年，他投资三星汽车，但当时韩国汽车产能早已过剩，汽车公司很快债台高筑，李健熙被批为“一事无成的管理者”。1998年，李健熙捐出20亿韩元个人财产给公司偿还债务，承认自己投资失误。美国《财富》杂志称赞他为“为错误的投资决策承担责任的CEO”。
一次失败并未阻止李健熙改革的步伐，他大刀阔斧地整编，只保留三星最有盈利前景的核心项目，如消费类电子产品、金融、贸易和服务，将其他边缘的、亏损的领域全部放弃。2000年，三星公司上市股票市值达98亿美元，几乎相当于现代公司、LG公司和SK公司股票市值的总和。更重要的是，它引领了韩国企业重视质量的风潮。
在李健熙心里，似乎没有成功，只有永远的危机。2010年，他曾说：“三星如今推出的大多数产品和业务将在10年内消失。我们应该重新开始，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2013年三星手机出货量创下新纪录，但李健熙在2014年初依然呼吁变革：“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力度推进创新，引领行业趋势。”
工作之外的李健熙是个安静的人。他居住在首尔幽静的汉南洞富人区，没事爱和狗谈心。李健熙从小钟情于电影，曾梦想成为电影导演。一周里总有几天，他会带着三明治到露天电影院，看上午9点场的电影。晚上则是他的工作时间，他常常几小时一动不动，陷入冥想。“有一次，我连续48小时独自在家，看书听音乐。等我出门时，已经解决了问题。”
有媒体认为，李健熙是“韩国标志”，他的低调、回避社交代表了韩国企业家的风范。路透社记者这样形容他：“李健熙说话轻声细语，公众场合罕见他的身影，但只要他咳嗽，韩国就会感冒。”
对于三星来说，李健熙一直是教父般的神圣存在。人们都希望，这位七旬老人能够引领三星继续走下去。
知止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113次 据说尊贵人家的宴请，干鲍的个人分量只得半只，燕窝也不会超过三汤匙。所以许多人参加越高端的聚会，越会暗自抱怨吃不饱，必定要在路边摊补充一碗打卤面。
知止，的确是一门学问。前段时间我跟同行讨论著书选题，我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现在无论什么素材，如粤剧春秋、美食沉浮、音乐世家等等，无一例外都要与重大的人文背景相关，不牵扯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类，便多少感觉这样的书写没有意义。有这样的纠结是很可以理解的，就连《舌尖上的中国2》也因为某些地方过于人文、置食物于不顾，而受到观众的批评。可见这种倾泻式的处处人文，总有一天会像“心灵鸡汤”一样，再鲜美也挡不住反胃。
登山者被反复问到为什么要登山，托词而答“山在那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许只是单纯写景，但都被赋予了无限的人文内涵。
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其实有时恰恰是一种不着一词的意会，是一种对内心的默默召唤。就像一朵玫瑰，我们很难完全区分它的形式和内容指向，因为它们完全融为一体了。一个工匠把手艺做到尽善尽美，其人其物本身就很人文，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拔高。所以“适度”是最高的褒奖，因为恰如其分让人觉得是这么回事，心悦诚服。而那些情真意切却离题万里的表白，就是过度的滥情，无论多么高妙，都变成了阻碍和负担。全身上下堆积名牌的暴发户为我们所不齿，但是过度人文的毛病几乎人人在所难免，一不留神就显得过于语重心长。
一部《红楼梦》，有人看到的是兴衰史，有人感慨的是情为何物，还有人记住的是《好了歌》，而对于“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这句话，同样可以自成一盏灯。犹如足以淹没我们的养生大潮，不就是一个“少”字吗？少吃、少喝、少荒淫无度，自然就身心健康了。所谓“时代病”，也无非是我们拥堵的欲念无法实现而显露出的症状。这是一个高度膨胀的年代，包括我们的抱怨和谩骂都高度雷同，毫无节制的发泄或大打出手时有发生。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的信息都一泻千里，让人有刹车失灵之感。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出发、奋斗、成功、拥有，还有反思、内敛、节制和知止。
旅行要趁早？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92次 从小我就从隔壁老婆婆口中听说，三峡边有个丰都城，是人死后灵魂归宿的地方，谁家死了人，只要去那里都能再见到；城中有条阴司街，白天人赶场，晚上鬼逛街。酷爱听聊斋故事的我，当时真的想被人牵着小手去看看，但当时作为留守儿童，没有这样的机会。而三峡大坝蓄水后，丰都老城已成为江水中的废墟。再也见不到。
大一点读《三国演义》，很仰慕诸葛亮的八阵图。这个石阵其实离我家并不远，位于重庆奉节的鱼腹浦，也就一天车程。我无数次在梦中领悟它的绝妙：按遁甲分成生、伤、休、杜、景、死、惊、开八门，变化万端，可比十万精兵。但家长总是说，读书那么忙，有什么看头，长大了再去。现在，鱼腹浦早已被江水吞没，只留下一首“江流石不转”的诗供我缅怀。再也见不到。
或许是童年阴影的影响，在大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疯狂地完成着旅行计划，最长的一次4个月未归家——旅行中有失望，也有庆幸。失望的是很多景色已不如前人所说，变得糟糕市侩；庆幸的是，我也抓住了许多美景消失前的尾巴。
如那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穿越完川滇大环线后，我在古城里住了两日，旅馆是标准的藏居，有百年历史；老板在庭院里栽满了茶花，异香扑鼻；晚上我们在花前席地而坐，吃烤鸡喝米酒。不幸的是，2014年1月，一场大火将客栈与古城一起烧成废墟。再也见不到。
如那神奇的九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随一位叔叔一起进山，那时没有那么多路标，没有那么多车，最关键的是没有那么多人——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山水对灵魂的洗礼”。2001年我带母亲又去了一次，不料，什么洗礼都不见了，鞋还被抢位置照相的大妈踩掉了一只。一切成为回忆，再也见不到。
旅行的最大成就无疑是发现，正如麦哲伦与麦哲伦海峡，约瑟夫·洛克与“消失的地平线”。可惜的是，我们正好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发现之后往往是无尽的破坏。我曾与雅安市一位市领导聊到牛背山——这是一个摄影天堂，2009年，一位摄影师在当地老向导的带领下发现了它，并封此地为“中国最大观景平台”：站在山顶，泥巴山、瓦屋山、峨眉山、夹金山、四姑娘山和二郎山在前，贡嘎雪山在侧，大渡河大峡谷在后，几乎天府之国的所有名山峻岭，都成为了眼前的玲珑盆景……
这位领导说，他们正在筹备修一条公路，因为牛背山目前只有一条采矿大车碾压出的机耕道，完全不能满足大批量游客的好奇心，去年就有游客不听劝阻，冒风雪上山，最后导致数千人被困。我反问他：“你觉得，一群连老天立的规矩都不听的人，会遵守人定的规矩吗？修路让他们进山，牛背山的安静还会存在多久？牛背山的环境，又还剩下多少年寿命？”
是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我错了，但依照敬天爱人的原则看，我宁愿犯这样的错。
旅行要趁早，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它很适用。
生活与平衡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84次 印象中物理学上似乎有这样一个概念，是说当一个物体所受的几股力量相互抵消时，这个物体就达到了受力的平衡状态。将此定理更换到人生哲学的角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现生活的平衡并不简单，我们往往需要做一番努力，抵消一些东西。
所谓生活的平衡，首先应当包含精神的自在状态。罗素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幸福之路》，全书分为“幸福的原因”和“为什么不快乐”两部分，其中幸福的原因包括了家庭、爱情、闲暇、工作等等，不快乐的原因则有竞争、炽情等。这里的炽情指的就是某种不适当、过度投入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生活极度缺乏平衡的体现。照罗素先生的说法，倘若为了生活中的某一种要素，而牺牲了其他的许多，是万万不应当的。
罗素本人5岁的时候，曾经觉得人生不堪忍受，因为如果按活到70岁算的话，他才挨过了人生的1/14。直到他发现了数学和哲学中的乐趣，发现了当时所居住的彭布罗克邸园的自然之美后，一切才仿佛豁然开朗。从此罗素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以至于当他的威廉舅公郑重地告诉他，人类享受生命愉悦的能力将随年龄的增长而衰退时，他又惊又怕地流了一夜眼泪。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衡生活的一条重要途径即是增加生活的元素，多培养一些爱好，工作的时候专注认真，闲暇的时候“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像钱锺书先生那样心上没有挂碍，让轻松的灵魂专注于肉体的愉悦。这样使生活丰富起来，生活自然也就趋于平衡。
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精神的自在状态又取决于人们是否按内心所求来生活。每个人对平衡不同的标准存在于他们内心最隐秘的深处。对于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系列故事中那个树上的男爵而言，上树便是他所追求的平衡点。一天中午，这位男爵在同他庄重的家庭成员们进餐时，勇敢地拒绝了一盘蜗牛，随后出人意料地爬到了树上，并且再也没有正式地下来过。我想他之所以上树，是因为他之前生活的天平过多地偏向了无趣与呆板，为了平衡天平两端，他大概只得上树。男爵所做的，是打破了以往的生活，打破了不平衡。
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月亮与六便士》中那个以高更为原型的画家。某日他突然抛家弃子，舍弃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上去创作古怪的美术作品。这些看似与疯人无异的行径，其实恰恰符合他们内心所追求的平衡。
再次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视野当中，我看到丰富、适度、服从内心深处的冲动是平衡生活的要诀。学学村上春树，按时写作、跑步，专注于内心所爱，终于也就能理解和享受这样一种生活：“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
别着急把高考埋了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159次 高考结束后，网上有许多人转载一条注意事项：考上大学的同学注意了，千万要和没考上或弃考的同学搞好关系，等大学毕业了好去他们的公司打工。
铺天盖地的对高考的控诉中，这条“注意事项”蛮正能量的，而且，似乎为了证明此“事项”的公理性，有人还贴出两份名单。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徐文长、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哪一份名单上的人你比较熟悉呢？嘿嘿，第一份你都不认识吧？但他们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呢，落第秀才们。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当然不如第二份里的有名，所以，没中举的人有希望了！
这些，作为高考后的一种心理缓冲，挺好。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不少高头大马的批评人士一边拿着这两份名单痛斥高考，一边呢，又歌颂着牛津的才子状元们。
说实话，第一份名单里的人，我大都也很陌生。不过，我上网把这些人的生平业绩检索了一下，发现这些人有些是一代名相、一代清官，有些是一代史学家、一代文学家，最不济的也修过国史，参与编纂过《康熙字典》。因此，即便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朴素的正道来看，第一份名单上无疑有更多的人做出了贡献。但是，历史的拓扑学显然在当代发生了一些突变，或者说，采用了新规则和新术语。比如在关于高考的问题上，就一味在那里痛斥中国高考的种种“荒诞”，而全然不想，如果没有高考，大学各自为政的话，又会产生多么恐怖的荒诞。千千万万的寒门子弟，拿什么去应对自主招生？
因此，盲目地批判高考，盲目地拿着牛津哈佛的“自主精神”来反思高考，势必带来更深重的教育危机。毕竟，要批判高考太容易了，青春的日子、可怕的考场，谁提起来都可以倒出一肚子的苦水，惨烈点的，还有血泪、有离别。但是，那些乡村中学，没有什么能力强大的老师，死记硬背可能跟高考一样，还是最公平的法则。去年火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来自甘肃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人没有贵族学校出身的孩子精神，衣服更没有贵族学校的服装漂亮，但是，他们能一路杀到中场，靠的是什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背字典，背到晚上11点”，这就是他们仅有的方法和可能。因此，在暴风骤雨般的语文改革呼声中，我倒是觉得，千万不能快，尤其千万不要拿外国的思路来洗盘中国教育。
好小说如果没有好老师，绝对成不了好教材，这就像《红楼梦》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时候也会惨不忍睹。而且，“创造性思维”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永葆“创造性”呢？这些年，我参与评选了几届“新概念”作文，皇天后土，中学生的思维真是蛮有创造性，但是，怎么那么容易面目相似呢：冷漠的父母，焦躁的青春，远方的召唤，以及慌乱的性爱。每次我看到他们对性爱的描写，我都会翻到第一页再看看他们童稚乖巧的照片，啊，真是挺有想象力的！
在满篇满章的全球化青春臆想中，我总是给老老实实描写中学生活的孩子打高分。这是“新概念”给我的刺激，所谓的“新”，其实多么容易沦为一种新八股。而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调更容易弹。
而说回前面提到的名单，第二份名单中的人，也至少是秀才出身，差不多也相当于上了我们的二、三本线。第一份名单中的人如果是学霸，第二份名单中的人，也绝不是学渣。因此，比起那些只知道激情澎湃地跟风乱喊的“高考改革派”，我觉得网上一个孩子的态度更朴实：“高考结束当天晚上，我把教材装了一麻袋，在楼下的小花园里埋了。第二天，老师给的标准答案下来，我一估分，晚上扛个铁锹去小花园又给挖出来了。”
我的态度就是，别着急把高考埋了。弄到后来，重新挖出来，总是惹一身灰。再说了，想想那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都不简单。
难在选择时间:2014-11-07 作者:未详 点击:200次 最近，我读到库切中期的作品《铁器时代》，这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涉及的主题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尤其是在困苦、尴尬、备受羞辱的时代，在最难以选择的时候，选择，才更能体现一名知识分子或公众人物的良知。
卡伦，一个年迈的南非白人知识分子，很早与丈夫离婚，带着一个独生女。南非的现实让女儿难以忍受，她决意奔赴美国。卡伦尊重女儿的选择，送她去机场。临别时，女儿对母亲说，千万不要叫我回来，我永远也不会回来。她果真再也没有回来。女儿走了，留下年迈的母亲，留下南非——一个黑人孩子时常惨遭无辜伤害的罪恶之地。
整部小说就是卡伦写给在美国生活的女儿的一封长信。对于知识分子卡伦和作家库切来说，它其实是南非写给美国，是前辈写给后代，是白人代表黑人写给白人，是耻辱写给耻辱制造者，是一个罪恶之地写给看似富裕与和平之地的一封长信。
卡伦在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那天，接纳了一个名叫范库尔的流浪汉，他们“落到了不得不相濡以沫的地步，在互相撕扯中移步换形，在跌倒爬起的过程中彼此扶持”。与此同时，卡伦的寓所由于她对黑人孩子的庇护而受到警方关注，她亲眼看到一个孩子被白人警察戏弄，从单车上摔下来，身受重伤；骚乱之夜，她独自闯入黑人棚户区，目睹女佣可爱的儿子遭到枪杀……她感到深重的耻辱，感到国家和人性的“生命”比她这个癌症晚期病人更为垂危。她随时可以买张机票，扔下自己的国家，飞到女儿身边，安度人生的最后岁月。然而，卡伦在信中对女儿说：
“由于这次写作，一再把我从无知之境带入我终于有所解悟的地方，所以，不妨让我用全然试探的口气说一句，也许我最沮丧的是你的孩子永远都不会溺亡……他们将永远不会溺亡，他们的预期寿命是75岁，这数值还在上升。而我，生活在这水深能将成年人吞没的国度，这里人们的预期寿命在逐年下降，死亡没有什么可解释的。”
“他们不是我的孙辈。他们离我太远，无法成为我的孩子，无论从哪方面都算不上。”
可见，在这个全球充满铁器的时代，卡伦对美国却并不认同。
我们看到，陷入耻辱深渊的卡伦，在身体的绝症与现实的沼泽中，她的精神却在冉冉上升。随着肉体生命的日渐凋零，她反而与南非的社会现实愈益亲近，愈益与那混浊脏污的生存环境打成一片。她被放逐，被搜刮，被漠视，在极为绝望的境地里，她迸发出了无限的爱的光芒。她从一个远离自己女儿的母亲成为南非所有孩子的母亲，包括流浪汉范库尔；她从一个绝望的病人升华为绝望的天使。这个独居多年的老妇人骄傲于自己的坚守，也因此获得了晚年的爱情，尽管只是弥留时刻的爱，却是那么安详而活跃，宛如灯火吹熄前那闪亮的一跃。
在库切的小说里，卡伦的癌症成为铁器时代的一个隐喻。癌症喻示着走向绝境，没有出路。南非知识分子卡伦没有逃离，她宁愿在绝症中选择安乐死，宁愿最终躺在一个流浪汉的怀里；她的女儿再也没有回来。
有报告称，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精英流失率高居世界首位。富人把钱和孩子都送往国外，他们以为这样就逃避了雾霾，逃避了反腐，逃避了财富原罪……然而，真有所谓的“移民天堂”吗？卡伦心痛地告诉女儿，你的孩子哪怕活到七八十岁，颐养天年，他们对这个世界同样一无所知。“天堂”或许能换来安逸、恬适，能换来健康、高贵，但它能给予你哪一种文化认同、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