娓娓与喋喋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86次 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讲多少句话。如果有一种工具可以统计，像步行锻炼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天文数字，其长可以绕地球几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几场。具体情形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说话如参禅，能少说就少说，最好是不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有人说话如蝉鸣，并不一定要表达什么，只是无意识地做口腔运动而已。说话，有时只是鼓唇摇舌，有时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时，却也是一种艺术。许多人说话只是为避免冷场，并不是要表达什么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本就不多。至于说话而成艺术，一语而妙天下，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要记入《世说新语》或《约翰生传》才行。哲人桑塔亚那就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他所指的“贵”不是阶级，而是趣味。
最常见的该是两个人的对话，其间的差别当然是大极了。对象若是法官、医师、警察、主考官之类，对话不但紧张，有时恐怕还颇危险，乐趣当然是谈不上的。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识见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真是最快意的事了；如果双方的识见悬殊，那就好像下棋让子，玩得总是不畅。要紧的是双方的境界能够交接，倒不一定两人都要有口才，因为口才宜于应敌，却不宜用来待友。甚至也不必都健谈，而最宜一个健谈，一个善听。谈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共鸣，更在于默契。真正的知己，就算是默默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
这世间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个健谈的人都需要一个善听的朋友，没有灵耳，巧舌拿来做什么呢？英国散文家海斯立德说：“交谈之道不但在会说，也在会听。”在公平的原则下，一个人要说得尽兴，必须有另一个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利，听话就是义务，而义务应该轮流承担。同时，仔细听人说话，轮到自己说时，才能充分切题。我有一些朋友，迄今未养成善听人言的美德，所以跟人交谈，往往像在自言自语。是音乐家，一定得能听音辨声，先能收，才能发。仔细听人说话是表示尊重与关心。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能赢得朋友。
如果是几个人聚谈，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人侃侃而谈，众人睽睽恭听，那人不是上司、前辈，便是德高望重之辈，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插口之权。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点烟、随声附和的分儿了。有时见解出众、口舌便捷的人，也能独揽话题，语惊四座。有时座上有二人焉，往往是主人与主客，一来一往你问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谈话的大势，也能引人入胜。
最自然也最有趣的情况，乃是滚雪球式。谈话的主题随缘而转，愈滚愈大，众人兴之所至，七嘴八舌，或轮流坐庄，或旁白助阵，或争先发言，或反复辩难，或怪问乍起而举座愕然，或妙答迅接而哄堂大笑，一切都是天机巧合，甚至重加排练也不能再现原来的生趣。这种滚雪球式，人人都说得尽兴，也都听得入神，没有冷场，也没有冷落了谁，却有一个条件，就是座上尽是老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良宵苦短，壁钟无情，谈兴正浓而星斗已稀。日后我们怀念故人，那一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
众客之间若是不甚熟稔，雪球就滚不起来。缺乏重心的场面，大家只好就地取材，与邻座不咸不淡地攀谈起来，有时兴起，也会像旧小说那样“捉对儿厮杀”。这时，得凭你的运气了。万一你遇人不淑，邻座远交不便、近攻得手，就守住你一个人恳谈、密谈，更有趣的话题、更壮阔的议论，正在三尺外热烈展开，也许就是今晚最生动的一刻。明知错过了许多赏心乐事，你却不能不收回耳朵，面对你的不芳之邻，在表情上维持起码的礼貌。其实呢，你恨不得他忽然被鱼刺鲠住。这种性好密谈的客人，往往还有一种恶习，就是名副其实地交头接耳，似乎他要郑重交代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恨不得回其天鹅之颈，伸其长蛇之舌，来舔你的鼻子。你吓得闭气都来不及了，哪里还听得进什么肺腑之言。此人的肺腑深几许，尚不得而知，他的口腔是怎么一回事，早已有各种菜味，酸甜苦辣地向你来告密了。至于口水，更是不问可知，早已泽被四方矣，谁教你进入它的射程呢？
聚谈杂议，幸好不是每次都这么危险。可是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毕竟愈来愈快，无所为的闲谈、雅谈、清谈、忘机之谈几乎是不可能了。“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在一切讲究效率的工业社会，这种闲逸之情简直是一大浪费。刘禹锡但求“无丝竹之乱耳”，其实丝竹比起现代的流行音乐来，总要清雅得多。现代人坐上计程车、火车、长途汽车，都难逃噪音之害。到朋友家谈天吧，往往又有孩子在看电视。饭店和咖啡馆能免于流行音乐的，也很少见了。现代生活的一大苦恼，便是经常横被打断，要跟二三知己促膝畅谈，实在太难。
剩下的一种谈话，便是跟自己了。我不是指出声的自言自语，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唯勇者始敢单独面对自己，唯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一般人的心灵承受不了多少静默，总需要有一点声音来解救，所以卡莱尔说：“语言属于时间，静默属于永恒。”可惜这妙念也要言诠。
水语茗言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手捻茶叶，轻轻撒入圆润而中空的茶壶腹中，触感粗糙的颗粒滑过掌心，落在壶底，声响清脆而厚实；冲入滚烫的开水，氤氲白烟轻裹着有小瀑布气势的直泄水流，旋律由低吼转为频率较高的吟啸；迅速覆上盖子，约略是温习片刻回忆的时间，将茶倒出。白色瓷杯拥托着金黄的色泽，还有随茶叶而舞开的香气，啜一口，从舌尖到喉韵，是好茶，是属于我们家的好茶。
从小，古朴的茶，在每个晚上将我们全家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它是我们家特殊的沟通信物，流动着属于东方人含蓄而内敛的感情。没有太多钱被划分在营生之外，所以我们家橱柜里常是福利社的茶叶，泡出的茶味是咬舌的苦涩，印在辛苦生活的那些时光里。
生活在高雄，一切都便利，美中不足的是水质上吃亏，大部分家庭都不饮用自来水。在RO逆渗透、电解水等等进步的技术尚未风行时，提用山泉水几乎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民生活动。而我们家里永远有用不完的山泉水，因为爸爸的工作，就是给家庭配送泉水——将一桶桶装得满满的水，自佛光山上运至客户家中的厨房。
窗外的阳光，伴着微风，轻轻安抚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屋檐下的凉荫里，蛰伏着一辆深蓝色的大货车——身上几处剥落的漆，它中古年纪来到我们家，又劳动了几个春秋，一直被细心保养，依然掩不住岁月的沧桑。小时候总想象它能变成《龙猫》里的大公车，载着我环游所有我想去的地方，但它的行程太满，总陪着爸爸上山路和在都市的喧嚣里穿梭，风雨无阻，几无假日，所以根本轮不到我召唤它。
装满水的桶子送出去，爸爸就换回满满的一桶故事：中华一路的王奶奶的孙子今天又拿了张奖状，光华社区的张太太的儿子和媳妇又吵架了，鼓山区的李伯伯菜园子丰收，又多给了爸爸一袋青菜当小费……大车子、小桶子耐心地陪着爸爸和他们聊天，都市里的人们心中都有个寂寞的角落，它们倾听，再把空虚载走。
四楼五桶、一楼十二桶、十二楼两桶，有电梯的、没电梯的，堪用的桶子一个个安稳地把干净好喝的山泉水送达，满满的水，不摇晃叮当出一个“苦”字。还有一些桶子总被放置在家里走廊旁，过旧的、破损的，彼此安慰着伤。妈妈说，爸爸就是心软，几次新桶去旧桶回，多吃亏！但他总说，也没几个钱，就别跟老人家计较了。汗水、泉水、雨水，一个微笑、一声感谢、一袋饼干糖果，全酿成了爸爸醉心的甜美。
再辛苦再累，爸爸晚上回家总还坚持着要泡茶给全家人喝。我静静地坐在旁边等待，爸爸粗厚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把茶放在我小小的手中，看着绑着两根小辫子的我低着头捧茶啜饮；我长大了，活蹦乱跳，爸爸开启了茶杯的保卫战，一边提醒我玩渴了来喝茶，一边照顾着岌岌可危的小瓷杯，而我将茶一咕噜地喝下肚，也不听爸爸讲的泡茶经，只自顾自地说着今天弟弟又偷玩我的娃娃；再长大，我终于穿上了一身制服，晚上不再围在爸爸身边喝茶，而用书堆砌起自己的城堡。那些与压力奋战的日子，混合着一点叛逆，对家人出言不逊，却坚持把抱歉、关心搁在心底，隔离出自我的孤独。即便这样，每个孤独的夜晚，仍有一杯热茶陪伴着我。不善于表达爱的爸爸，用一杯茶，为女儿暖手、暖口、暖心。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许多家庭不再仰赖山泉水了，老货车和爸爸都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可我也离家北上读书了，不再做着龙猫公车的梦，也无法每天晚上喝爸爸泡的茶了。
家里来了一通电话，爸爸摔倒了，手受了伤，却还要我别担心，放假再回家。
我总算盼到放了假，放下手边所有的事，回到总是艳阳高照的家乡。爸爸在沙发上睡午觉，我心血来潮，溜到厨房泡了茶，冲第一回，敬陪伴着爸爸的老战将大货车和水桶们；冲第二回，倒进另一个茶壶里伴着回忆保温着；冲第三回，爸爸醒了。
妈妈叨念着：“你啊，都一把年纪了，需要爬楼梯送水的客人怎么不推掉几个？”爸爸伸了个懒腰：“唉哟，都是老人家，帮一下忙，不会怎么样啦！”
我摇头笑笑，心中有太多话想说、想叮咛。这不服老的家伙，手还贴着药布，又催着弟弟快下楼准备去载水了！真不知道谁是该被唠叨照顾的孩子……
“爸，别急啦！先喝茶。”爸爸笑着，慢慢喝了一口。
“茶叶放太多了哦！”
我想，他懂了吧。
在爱情面前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52次 听过一则笑话：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来自丈母娘。
在这竞争越来越激烈、信息越来越开放的时代，爱自己女儿的母亲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把她经验中渴望的、错失的和未达成的事，综合起来以最实际与简洁的方式下一个结论。而这个结论，给喜欢上她女儿的男孩子们，与这些男孩子们的家庭，带来空前的压力。据统计，目前适婚的年轻男性，若顺着合理进展的财富累积速度，大概要等到42岁才能达到女孩们的母亲要求的标准，那时女孩们的青春却已不再。
只是，爱情本来是一个很私密的领域，当爱情进展到当事者面对对方家庭和其社会关系时，它立刻变成开放性的平台，忽然变得敏感、透明和善变。它总是很容易地随着现实而产生变化，呈现不同的形状，感染、强化你所有的需要。是的，无论女性还是男性，总是会在爱情的支撑下，放大了快乐、悲伤，强调想要看的部分、忽视不打算关注的部分，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只是生活永远是最现实的，它总会在你经过了一段不平常的时光后，把那些本该有的现实的部分填补回来。于是，你开始修补那些因为爱情而忽略掉的东西，当然也有人选择了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偏执。然而在现实世界里，金钱始终站在不能回避的位置，它可能改变不了你对爱情的初衷，却在往后的两人世界里，不断地投进变量，让两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面对现实的挑战。
其实丈母娘们的要求，常常是出现在两情相悦的时光里。女孩们总会努力说服自己的母亲求得成全与支持，这压力也会对男孩们产生正面的力量。怕只怕问题是发生在两人身上，当两人各自的状况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时，例如，女方收入高于男方时，很多的压力就来自当事者。这自己给自己的坎儿，就不是靠勇气可以解决的，需要两人用更多的智慧与沟通去化解。
爱情与金钱孰轻孰重，由此产生的问题的症结大都只存在于两人之间。所以，无论是贫是富，当两人的价值观一致时，一切问题都将找到解决的出口。反之，再美的爱情、再多的财富，也无法引领两人久居幸福之地。
有些人愿意从这样的角度理解爱情：爱情是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灵魂。寻找的动机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想透过寻找来认识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完整，以便面对未来的人生。愿意面对自己不足的人，通常都是谦卑的。所以在面对爱情时，人容易显现出某种程度的不自信，无论这次爱情的发生是主动寻找的结果，还是被动降临。在你心中还不确定对方是否爱自己之前，我们总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仰望对方的位置上，就算对方已经表示了肯定的态度，但因为太爱对方，我们仍有可能站在原来的位置，不敢起身。
爱情，真的是一门艰涩的功课，无论是在无知无惧的青春还是千帆过尽的中年，只要一发生，我们就都成了等待历练的学习者，需要重新检验自己一次。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一切都是稀罕的、使你渴望的。特别是男性，一旦有了追求某人的冲动，他们常常会通过武装自己、让自己变得强大，来博得对方的注意与好感。其实这都是因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所做出的弥补，也因此他会在爱的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企图以对方的好恶来改变自己以求协调，除非他笨到以为强迫是有效果的。而女性在面对一个让她心动的追求者时，往往也会有类似的反应，留出让对方展现的空间，并且隐藏自己觉得不恰当的缺点。两人就在这一进一退中寻找到了交集，这一交集渐渐扩大，使原本不相干的孤独灵魂，合成一体。
所以，在爱情来临时，觉得对方样样都比自己好，是合理的。这也表示你是真的心动了、在意了。但是千万不要被这样的反应搞乱了自己，反而要凭借着这样的心情，来调整自己、优化自己。同时也不要忘记，如果对方也心动了，其实他也同样忐忑地渴望着，期待着，向着你喜爱的方向调整自己。爱情对相爱的两个人是公平的。所有的差异，都是为了让彼此在爱情里有更强大的协调的动机，而绝不仅仅是对比的度量。
如果在爱情里遇到以物质条件来度量的对方时，请相信，此刻他不是真心爱你，以后他也不会因你而改变自己。你若心动了，那只是一厢情愿，不是爱情，除非你有自信能改变对方，然而这个世界上，若是对方没有意愿改变，还有谁有能力去改变他？基本上当一个人先以世俗的外在标准去度量别人时，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衍变成爱情的，除非他已经被自己的野心征服了。而爱情若经常落在权衡、对比物质、外表的优劣，那么即使有了爱的触动，也很快会被消磨殆尽。当你一旦发现自己有了这样的想法，请先调整自己。而当你担心自己在世俗的价值或外在条件上不够好时，若你是真心地爱着对方，就请你诚恳地问对方。若是他在意那些方面，就别强求，因为你们之间不可能有爱情。若是他真心爱你，可能他根本没有你担心的那些想法，而且还正担心着自己还有许多配不上你的地方。千万记住，这样的询问只要诚恳深入地沟通一次即可，老提是会坏事的。
我还是愿意相信在爱情里是没有比较的，如果产生某方面不足的感受，正是爱情给予自己思考调整的机会。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有因生命中的变化而产生的自觉，都是让自己成长的机会，我们透过对方的眼睛看到自己的另一面，也透过两人的关系而互相调整着步伐。
天地广大、生命匆忙，爱情绝对是值得珍惜的，如何思考面对、如何享受爱情，都是值得虔诚去面对的功课。请凭借客观的自觉，放下无谓的自卑或谋略的企图，迎接一次爱情。而那个真心爱你的人，可能也正看着你美好的一面，渴慕着你。
包容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与娄师德同时代的狄仁杰，是由娄师德向武则天推荐而当上宰相的。狄仁杰是一代名相，可谓杰出人才，称之为“千里马”并不过分。娄师德自然也堪称为“伯乐”，但他从不以“伯乐”自居，从不向人（包括狄仁杰本人）透露他就是推荐“千里马”的“伯乐”，即使当了宰相的狄仁杰对他颇为轻慢，他也不介意。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娄师德能知人识人吗？”狄仁杰眼睛也不眨地说：“我与他同朝为官，没听说他有这样的长处。”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我之所以知道你狄仁杰，就是娄师德推荐的，他也可以称得上是慧眼识人才了。”狄仁杰这才感慨万分，说：“我为娄公的盛德包容已久，竟然看不出一点蛛丝马迹啊！”
武训死了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09次 武训行乞兴学，遇见不肯用功的学生，跪地不起。全体学生鸦雀无声，肃然起敬，因此个个专心读书。
在武训的时代，虐待自己可以产生谴责别人的力量，但现在恐怕不行了。有一位教师，眼见课堂秩序混乱，批评无效，内心十分痛苦，就站在讲台上猛扇自己耳光。学生哄堂大笑，课堂秩序更没有办法维持了。
你可以原谅别人，可以责备别人，断然不要将棍子打在自己身上而希望别人觉得肉痛。
器物精神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69次 杭州的菊英面店开在中河南路上，靠近雄镇楼。未上《舌尖上的中国》之前，在那里吃碗面需排队半个小时，有人在朋友圈里吐槽，说现在吃面要排队一个小时了。
菊英面店我经过了几次，但都不是饭点。这家面馆最吸引我的倒不是那里的“片儿川”，而是每年7月至9月，面馆会放两个月的暑假，这在整个杭州是绝无仅有的。老板说，钱是赚不完的，让员工有休养生息的时间，这才是老板该有的生活态度。
菊英面店的老板真的是有“态度”的。一般面馆搞卫生，抹抹桌子、拖拖地就可以了，而在这家面馆，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连吊扇上的灰尘每天也要抹一遍。
我认为这是久违的“器物精神”。什么是“器物精神”呢？就是对物件的钟爱，也可延伸至对所从事的工作注入情感和人生态度，再说得大一点，就是精神追求。
菜场里有十几个肉摊，其中有一个摊位与众不同，体现在刀具上：别的摊贩的刀具或是黏着肉沫子，或是血淋淋的。他的呢，时常用一块纯白的毛巾擦拭，每一把刀都闪耀着银色的光芒。他的案台也干干净净，一丁点儿木渣也没有。他不像是在卖肉，倒像是在西餐厅工作。有人买肉，他一刀下去，手顺势一拉，一块肉就割了下来，没有一点儿拖泥带水。
这也是“器物精神”。
我没有与他交流过，许多客户说他的肉摊清爽，清爽是外在的东西，其实里面是有文章的。
中国其实是一个具有“器物精神”的国度。在明代以前，无论是中国人的科技发明水平，还是生活水准，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当然，中国人的器物精神也远远地高于西方人。最能体现中国“器物精神”的就是瓷器和丝绸。瓷器的功能本来就是盛饭盛菜，用个陶钵和竹筒也能实现，但中国人把它艺术化了。瓷器出口到西方，让西方人叹为观止，他们发现原来吃饭的器具也可以做得这样精美。丝绸同样把衣料这种生活必需品艺术化了。
反观当下的“器物精神”，大家都奔着利而去，从小到大都只想一个问题——怎么赚到更多的钱。很多人没有精神追求，所以一家生意极好的面馆一年要放两个月的假，是让人不可思议的；天天耗费时间擦洗店面的里里外外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
也有人把“器物精神”等同于“工匠精神”，但“工匠精神”只是它的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就是器物的美化，甚至艺术化。你制作一个物件或是完成一项工作，不仅仅为了实用，也是内心所需，自觉而为，然后乐此不疲。
就像那个卖肉的师傅，这样普通的行当，其中也可以包含人生的态度。
台湾的主人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74次 我到了台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我两眼放光，因为又发现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点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边那个巷口，会准时拥出不少男女，拎着样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边，秩序井然、蔚成建制，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等我吃完便当返回街口，人们退潮般忽又不见了，训练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闪行动”和“传销组织”中做着大胆猜测。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居民们在排队倒垃圾。
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运动。我曾很纳闷台湾的街道很干净，却看不到垃圾桶。原来，在台湾不仅随地扔垃圾会被人鄙夷，而且每个人必须是垃圾的第一个处理环节。台湾规定市民需用专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类，分为“可回收”“不可回收”“厨余垃圾”……在指定地点、时间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连马英九都亲自上阵示范。由于垃圾袋需付费，更由于民众已建立减少垃圾制造的自觉意识，仅台北市就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日掩埋2501吨垃圾减少到现在的每日掩埋55吨。垃圾焚烧量大大减少，空气质量大为好转。
想象一下，2300万人口的台湾，每天傍晚在固定时间，成千上万的居民在路口整齐划一地分类和运送垃圾，风雨无阻，这画面实在有些让人震撼。
肯定有人要夸台湾民众就是素质高。可是，大量的历史图片和文本记忆表明，过去的台湾也是垃圾遍地、蝇蚊成群。你要是批评餐馆老板乱扔厨房垃圾，他还会瞪眼睛。又有人归功于台湾保留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美德。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大力宣扬传统道德文化，每一间教室都挂上了“礼义廉耻”。可是这项运动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湾仍旧肮脏不堪。官商勾结、警匪沆瀣一气，人们互不信任，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
为什么传统文化和美德20年不显灵，忽然就大放异彩？我问过很多台湾人，他们也莫衷一是，有的人甚至奇怪地看着我，反问：“爱护环境不好吗？待人礼貌不好吗？”当生活已习以为常，置身其中的人们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我仍然每天看到人们拎着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车响起那标志性的音乐，他们总是低声交谈、邻里融洽的样子。有一天，我忽然有个阴暗的想法，忍不住问一名卖“面线”的摊主：“既然专用垃圾袋的需求量这么大，有没有商家生产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这样商家赚钱、居民省钱，反正收运垃圾的人员也不会仔细检查是不是正版垃圾袋。”他显然没准备充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想了一会儿才说：“这袋子卖的钱是用来做环保的，我们买商家的假冒货，政府怎么有钱做环保？”我又说：“管政府做什么，你悄悄得点好处就可以了。”他看着我，有些恼怒地说：“要什么好处，这里就是我的家，这样做对不起自己啦！”
“这里就是我的家！”我曾访问过的方荷生也这么说过。我被什么触动到了……过去台湾垃圾遍地，也许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台湾全民参与“垃圾不落地”，其实是在参与一项每天进行的社会管理。
当台湾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管理者真心诚意地进行道德建设、呼吁社会责任，但一切由管理者决定，民众不会认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无权参与社会管理，也就无意遵守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污成为常态……当台湾转型，哪怕并不十全十美，可这里就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主动配合，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权益。人性就是这样，参与度是与道德感成正比的，无权利，就无义务；无参与，也就无责任。
一天，我在台北市“议会”，问一名工作人员：“要是议员包庇官员怎么办？”他说：“怎么会？议员巴不得有斗官的机会呢。”我又问：“要是官员贿赂他，怎么办？”他说：“多少红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一旦被发现，下次选民就不选他当那个选区的议员了，他就亏了。”我继续追问：“要是红包大到让他无法抵挡诱惑呢？”他耐心地解释：“就算这名议员私结官员，民众还可以找其他议员，那些议员正愁没有出名的好机会呢。”我近乎耍赖地问：“要是这个官足够大，把其他议员都买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多大的官，陈水扁的官够大了吧……”
这样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过马路，我心血来潮地问陪同人员：“如果老人摔倒在路边，你们敢不敢扶起来？”她看了我一眼，回答：“当然会快快扶起。”我追问：“如果老人说是你撞倒的怎么办？”她一脸震惊，问：“老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觉得自己有些阴险了，但坚持问：“要是老人没钱治病……”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不会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也就是我们说的医保）计划，为什么要诬赖别人？”
台湾的全民健保，曾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称为“台湾奇迹”，可是它也常常被诟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没病，也要一个星期跑几次医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国工作，却要坐飞机回台湾看牙……由于政府补贴太多，台湾民众就批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在养懒人。
对于台湾健保，台湾民众时时防贼一样防着马英九，他们说这个领导人力挺健保，其实是为捞政治利益、攒民意。马英九只得解释：过去五年世界动荡、金融危机，但台湾的社会安全网之所以一直发挥作用，这与完备、低廉的健保有绝大关系。他重申，健保对“病”和“穷”的民众，是很重要的保障。
说实话，台湾也问题多多，两党之争影响办事效率，失业率上涨，一个项目的上马得吵好多年。台湾转型也并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个人都有一张从容不迫的脸，每双眼睛里都透着主人的尊严。他们配合“垃圾不落地”，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不怕官，因为自己才是这座岛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讹路人，因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门口会有一个捐发票的爱心箱，人们买完东西就自觉地把发票投进去，最大限度地保证发票中奖的彩金能惠及病穷群体……
传统很容易消失，道德也不太靠得住，台湾人并不比大陆人更有道德，但他们从容不迫地活着，确信自己才是家园的主人。
无为的妙用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04次 日本人学习《老子》之后，努力地加以应用。以老子所推崇的“无为”来说，就可以用在治疗心理疾病上。
譬如，一个朋友患了忧郁症，住在医院休养。你去探望时，可以试试“无为”的方法。你到了病房，看他一眼之后，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三个小时之内，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做，让病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你在的时候，与你不在的时候完全没有差别。如果你在的时候就像你不在的时候，那么你不在的时候，就会像你在的时候一样了。病人心里若是出现这种体认，孤单寂寞的情绪则将减少，而忧郁的症状也可能随之减轻。
由于“无为”，不说任何话、不做任何事，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压力与要求。患者的心思可以回归平常与正常的处境。反之，一般的探病方式则是“有为”。你一进入病房，立刻为他拉开窗帘，插上一束你带去的花，然后开始像审问犯人似的，问他：“病情好些没有？”“何不看开一点？”“不要想太多啊！”“还有什么需要吗？”这些问题实在是白问，因为病人正是面对类似问题而无法招架啊！
“无为”是指无所作为，但是结果可能是“无不为”，亦即：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到。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让一切回归自然，不要再加上人为的目的与操作。人一说话，就有某种意念，因而也就出现听懂没有，以及能否做到的挑战。人一行动，就是在操作某种状况，因而会有结果的成败、评估与检讨等等。当然，我们不可能一天到晚不说话又不做事。但是，如果心中存着“无为”的观念，至少不会制造或增加更多的困扰及压力。
最近有些朋友因为社会上的现象而心情恶劣，我接到这样的诉苦电话时，自然不可能一句话都不说，但是我心中还是想着“无为”，这时可以用庄子“重内轻外”的方法。所谓“轻外”，是指减少外界事物对自己的影响，不要被别人的言行左右，努力将一切状况看成因果链条中的一环。所谓“重内”，是指增强内在世界的力量，一方面让理智去运作，学习斯宾诺莎所谓的“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另一方面不妨转移焦点，阅读一些经典作品，汲取哲人的智慧。
世间的事情，既复杂又纠结，是是非非不可能一言而决。我若想彻底明白一件小事，将难以避免地追溯扩展到所有的大事上。
既然如此，何不退一步，回到自己心中，先问问自己：“我能够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愿意做什么？”我能够做的是自己分内的事，尤其是在开发潜能方面，可以就“知、情、意”三方面规划一幅成长的蓝图。不要说天尚未塌下来，即使天下动荡不安，我们也可以在求知、审美与抉择上，让自己日起有功、自得其乐。说得具体一些，我考虑了现代人的“能够、应该、愿意”之后，认为阅读经典是能在“知、情、意”三方面都产生惊人效果的选择。对于已经离开校园的上班族来说，生命路线要从以前念书时的“走向社会”，调整为现在的“走向自我”，再求取双方的平衡。这种平衡要想获得源源不绝的动力，上上之策即是阅读经典。
中国人无法向脾胃妥协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55次 人对食物的好恶有时是说不准的，同一种食材或同一道料理，有人视作珍馐，有人却弃如敝屣。这也许可归为先天味觉的差异，但我以为，影响最甚的是孩提时的记忆。儿时美好的饮食经历，常会让人终生恋恋难舍，令人回味起那萦绕在唇齿间的美好滋味。
小时候，在猪还未被大量经济化饲养前，所有内脏都是被视为珍品的。那时节还未被抗生素污染的猪肝，甚至是被当作补品看待的。记得那时每当父亲熬夜通宵写稿时，第二天早晨，母亲便会为他煮一碗佐以姜丝、小白菜的猪肝汤补元气。那汤头是如此诱人，常让我忍不住在一旁流口水。这时，母亲总会分一小碗汤给我，碗里虽只有青绿的小白菜，但那份香气已够我解馋了。这份记忆让我长大后，对猪肝、小白菜完全无法抗拒，不管是热炒还是煮汤，小白菜永远是青蔬中的首选；至于猪肝，或卤或煮也是诱人异常，即便它是堪虑的食材，仍令我难以不动箸，这全拜儿时记忆所赐。
笋类也是令人难以抗拒的珍品。过年时，客籍母亲总会以高汤熬煮笋干。经曝晒腌渍过的笋有一种特别的鲜美，那天然的酸涩经浓郁的高汤润泽后，是年节期间大啖鱼肉后解腻的良方，且它经煮耐熬，甚至愈煮愈润口，是我们家必备的年菜。至于端午后出土的绿竹笋，同样以高汤炖煮，起锅前撒上一撮九层塔，那爽脆清香也让人停不下筷子。我们姊妹仨同是笋的拥护者，所以母亲总以直径40厘米的大锅伺候，我们一餐就能解决好多鲜笋。这也使得我至今面对各式笋料理，都只有举双手投降的份儿。
自小也常听父亲说起属于他的乡愁滋味，醋熘鸡子儿加些姜末可解想吃螃蟹的瘾（顶好让蛋白蛋黄分明些，再保持些稀嫩，就完全是大闸蟹的风味了），腌渍后的胡萝卜炒鸡丝则别有一番风味，香椿拌豆腐也是家常美味，还好这些菜肴在台湾都置办得出来。
最让父亲念兹在兹的是荠菜，从小就听父亲形容它的好滋味，直至回到老家才终于明白它令人魂牵梦萦的理由。以鸡子儿香煎最能显出它的鲜美，那是一种难以形容、会让人上瘾的滋味。回得台湾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觅，才终于搞懂，此仙株产期忒短，晚冬初春时节才看得到它的芳踪。我曾试着在自家院子里撒种，培育了几年总不成气候，收集半天只够炒一盘鸡蛋。后来把眼光向外放，才发现它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贫瘠的马路边、公园的杂草丛里，至此开车分心得很，但也因此找着了许多荠菜群聚地，竟然多得可以包一顿饺子，只是遗憾已无法和父亲分享这份美味。
童年每值端午，母亲包的是标准客家粽——蒸熟的糯米拌以炒香的虾米，以及切成丁的香菇、猪肉、豆干、萝卜干，再包进粽叶中蒸透。相对于别人家大块肉还加了咸蛋黄的粽子，这客家粽还真有些寒酸。而父亲包的粽子更是简单，除了圆糯米什么都没有，煮到透烂蘸面糖吃。唯一引起我兴趣的就是它那造型，呈长圆锥形，被父亲命名为“胜利女神飞弹”。但等到长大后，大鱼大肉吃腻了，我才发现客家粽的Q弹（闽南语，柔软而有弹性）喷香是其他门派的粽子无可比拟的。至于父亲的白粽子，更是愈年长愈能品出它的清香隽永，单纯的糯米香、粽叶香，佐以绵密的糖粉，是足以让人翘首巴望一整年的。
这次去芬兰出差，一下飞机便听闻早到一个星期的几位《联合报》记者，已在四处寻找中国餐馆。此事被我狠狠嘲笑了一番——中国人总是如此，好不容易出门在外，不好好享受异国餐点，却只想回到自家厨房取暖。不想，才吃了两天的培根、火腿、面包、沙拉，我的脾胃也犯起了思乡病。还好有先见之明，带了几包泡面，晚上回到旅馆，一碗热腾腾的汤面下肚，真是南面王不换。
待到第六天，终于自打嘴巴地跟着那些先来的记者先生小姐，在赫尔辛基觅得一中餐馆。打开菜单，每小盘热炒平均合六百台币，贵得吓死人，这样的价钱在台湾的“九九”快炒，可点六盘菜还有零钱找，但一行六人包括我在内谁也没抱怨，全员埋头大吃，盘盘见底，约莫把人家的饭锅都给清空了。
为此，我老有股冲动，想到芬兰开家面馆，在那半年落雪的国度，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会是多么熨妥脾胃呀！开家火锅店也一定生意兴隆，若外国人吃不惯麻辣锅，用酸白菜、青蔬西红柿打底也可以，甚至在路边摆个“关东煮”的摊子都好……天马行空做了老半天的白日梦，才发现全是白搭，因为西洋人不会用筷子，以刀叉吃这些汤汤水水的料理肯定是很折磨人的。
面对西洋人的冷锅冷灶，中国人无法委屈自己的脾胃，便得想出许多办法。出国留学也好，移民也罢，行囊中绝不能少的就是电饭煲，除了可以烹制白米饭，还可以蒸煮一些简单的中式料理，书市上就有人贩售电饭煲食谱。也因着中国同胞的坚持，异国的唐人街便应运而生，因此各式食材也多半能买得到，如此的不和光同尘，真不知是好是坏。
自小养成的胃口就像烙印，想祛除都难，这大概在中国同胞的身上尤其明显。
让世界无奈于我时间:2014-11-10 作者:未详 点击:132次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自居，对自己的演员身份若即若离。究其原因，“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
让世界无奈于我
演员这个职业其实有点矛盾，戏演得好的通常都不是那些宣称自己热爱表演的人。像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影迷涵盖老中青三代，却经常以戏子自居，对给予自己荣耀的演员这个职业没有太多好感。但无太多好感不代表不敬业，他尊重自己的职业特性，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也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10集的电视剧拍上100天、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都是常有的事。剧组里的人想法都很单纯，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投入和回报是否成正比根本不在创作概念里。为了晒黑皮肤，导演可以带着演员们去水库边晒上一个月太阳；为了演一部40分钟的独幕话剧，全剧组可以去车间实习3个月。更夸张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拍《末代皇帝》，一部30集的电视剧竟然拍了整整3年，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停工一天会损失多少钱，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户。大环境的改变让陈道明很不适应。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电视剧《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拍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片酬他也不演，可一旦接下一部，他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串戏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因为“想保持精神的亢奋，不给自己犯懒的机会”。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有原则的统一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为了达到这种统一，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有自己的神韵，必须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很多电影、电视剧，你一看就知道衣服是假的，因为它没有长在演员的身上，让你一眼就能看穿是租来的、借来的。拍戏，尤其是古装戏，我认为应该有个‘化身’的过程，让这件衣服‘化’在你身上，怎么看怎么像是你的，所以拍多久，我就穿多久。”《楚汉传奇》拍了6个月，陈道明就把其中的几套戏服穿了6个月，其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即便回家，他也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自己。
拍摄电影《归来》的时候，陈道明也是最先对陆焉识的服饰产生了兴趣，他在落魄知识分子陆焉识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可是等到把剧组准备的衣服一穿上身，他立刻感觉不对劲。“为什么会有这种疏离感？就因为那件衣服是人为做旧的，我对那种脏和破是没有感情的，所以就勾勒不出人物的气质。”于是他请剧组重新准备了一套服装，他日也穿夜也穿，还特意将衣服挂进筒子楼的卫生间里，使其沾染上潮湿的气息。就这样，衣服在陈道明的陪伴下变得肮脏熟软，他跟陆焉识的距离也越来越近。“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就穿着戏服待在片场，巩俐也是这样，她喜欢坐在一个旧藤椅上发呆，我们很少交流，但是那种交叠的命运感和光阴感就渐渐培养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入戏了。”
“现在打开电视机，一会儿八路军，一会儿游击队的，可是看看演员的衣服都那么新。女战士在野外日晒雨淋、摸爬滚打，头发竟一丝不乱，还画着浓妆。很多人说了，这是审美需要。可是养眼真的是唯一追求吗？观众就那么肤浅吗？”对于现实，陈道明无力改变，所以他选择不干涉，但如果要他参与一部戏，比如饰演八路军，旁边搁一个打扮得明艳动人的女政委或者女卫生员，那他是不干的。
傲不是一件容易事
因为气势难掩、言论率真，陈道明往往被认为孤傲、冷漠，甚至难以接近。当初跟陈道明合作拍《一地鸡毛》时，冯小刚最担心的就是陈道明太孤傲，演不好那个处处讨好他人、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小林。陈道明仿佛看出了冯小刚的担心，主动请冯小刚到家中喝酒——平素他最讨厌在酒桌上跟人称兄道弟，但这次两人聊了整宿，干掉了一大瓶二锅头，也理清了演戏脉络。隔天一进剧组，他就像小林附身一样，十二分殷勤周到，处处赔着小心。剧组的机器坏了，从不求人的他二话不说跑到央视找关系又借了一台，每天收工后还要帮忙收拾东西，对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可是等到戏拍完，吃散伙饭的那天，他连个过渡都没有，“唰”的一下就离开了小林，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波澜不惊的表情，周围的人都大为诧异，冯小刚感慨：“你这变得够快的！”他淡淡一笑：“这就是我的职业，我就是个戏子。”
“戏子”这个词，含有很深的轻视意味，很多人都对其避之不及，陈道明却坦然笑纳。在他看来，现在的文艺结构跟旧社会的草台班子颇为相似，艺人努力迎合社会商业大潮的需要，甚至不惜丢掉底线，这点还不及旧时的戏子，所以他宁可当个有操守的戏子。圈内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的钱，那其他角色会请些什么人演？这部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这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拍一部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都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但他“只负责踏实演戏，不负责配合媒体塑造自己”。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他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冷了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