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张志全在建筑工地给人帮忙时，被一块掉落的石板砸中，当场身亡。孩子们陆续赶来，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体。邻居们都扼腕叹息：“张老头辛苦了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罪，孩子们出息了，他一点福也没享到。”邹林至看着披麻戴孝跪在棺材边的儿女，忽然觉得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竟是如此陌生。在她记忆里，4个孩子还是儿时的样子，放学回来叽叽喳喳地喊饿。而此时，他们不再喊饿，不再叽叽喳喳，不再是因过年没新衣服而哭泣的孩子。他们离她很远很远了，远到她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孩子们七手八脚忙完了丧事，一周后便急不可耐地离去。大儿子教高三，“高考好坏影响奖金和职称”。小儿子在合资企业，“回去就要出差”。小女儿更是电话不断，一颗心早就飞走了。邹林至看着孩子们像打仗一样收拾行李，又像风一样离去，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邹林至原本以为，孩子们会多待一两天，跟她说说话，为她的将来打算打算。她甚至在心里盼望着，有孩子能邀请她去住一段时间。可是，孩子们各自收拾行李，迫不及待地赶往车站，甚至没有一个人回头看看她，给她一个拥抱，哪怕一声嘱咐。
邹林至想起在棉花地里爬着摘棉花的日子，想起老伴一直到死都没能直起来的背……哭得无法停下来。
张志全的理想是“冬天去济南，春天去上海，秋天去北京，夏天我就回来坐在树下看蚂蚁上树。”曾经，累得无法坚持的时候，两人就畅想孩子们都考上大学的情景，可直到去世，他都从未去过北京和上海。两个儿子都说工作忙、住房紧张等等，从未正式邀请父母去看一看他们所在的城市。
邹林至睡了三天三夜，爬起来煮了碗面条，吃着面，眼泪又流了下来。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老伴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不用打针吃药，不需要儿女伺候。如果她病了瘫了，需要人照顾了，又能指望哪个孩子呢？
现在，邹林至每天掰着指头过日子，她明白，养儿防老已经是过去式了，她最大的愿望是也能像老伴一样，突然离世。
铁娘子的自信时间:2014-07-24 作者:未详 点击:165次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天，美国白宫正举行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讨论经济政策问题。在会议上，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当众严厉谴责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说她采取的所有政策都是错误的，根本不可能行得通。撒切尔夫人站在这位加拿大总理的面前，认真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一直等到他发完牢骚，撒切尔夫人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从容地向门外走去。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看到撒切尔夫人就这样走了，追上去拦住了她，对她说：“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他不应该那样说你。他完全是在胡说，你怎么不回敬他几句就走了？”撒切尔夫人看着里根，回答道：“一个女人必须知道，在男人完全幼稚的时候，不用和他一般见识。”
风住尘香花已尽时间:2014-07-24 作者:未详 点击:131次 一
后半夜收到的短信清晨才看见，想必是急事，便赶紧打电话过去——那端一个男人哭着说，他的妹妹自杀了。我的心顿时感到揪疼，在这个寒冷的春天，死亡几乎无处不在。
哭着的男人是我若干年前培养出来的一个编辑——一个来自湘南的农家孩子，忠厚而谦谨。我不经商之后，多年难有联系，此际能想起我，可想他在首都该是怎样的绝望而无靠啊。他说希望我去参加晚上的善后商略，我立马应承了。
当晚才知道，他的妹妹——那个我从前见过的清纯羞怯的女孩，随他来京打工，之后与一个男孩相恋，且赁屋同居了七年。但是男方的家长官员，因为门户之见，坚决反对儿子的婚约。男孩是爱这个女孩的，但是不敢面对父母的决裂威胁，于是女孩选择自杀。丧宴上，男孩及其父亲和男孩当警察的叔叔，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们的表情也都沉痛或尽量沉痛着。
我深知，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乡下，那是肯定要掀起纷争的。对于这样的江湖风波，我实在无力摆平。即便我这位兄弟和他的亲友如何愤恨不平，事实上，死者长已矣，法律是无从还他们一个公道的；而其他一切，更不能换回一个鲜活的年轻生命。我只能说，善后之事，以善为先，双方尽量尊重死者，善待生者，不要将悲剧再次扩大。
二
面对随时发生在身边的不预之死，很多时候心渐木然。他们来过了，他们走了，他们给后死者留下一些伤痛、愤怒抑或遗憾，但似乎都无法减少这个世界的恶。
我的朋友给我发来他写的怀念妹妹的文字：大妹脸色红润，安详地躺着，有如熟睡。我细细地察看大妹脸上的每一个细节，稍舒的细眉、轻合的双眼、微乱的黑发……我似乎还能听见那隐不可及的呼吸声，似乎她一会儿就会起身，然后惊喜地叫我声“哥”。
我熟悉这些残酷的道别场面，我能隐隐听见那些无处不在的哭声。
无助的朋友说：“你看看我大妹的QQ空间吧，她在清明节决定了这一切，在五一实现了她的诀别。”我于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姑娘原本无话可说，但读了她留下的简短的十几篇日志后，突然悲从中来。我隐约看见了她二十几年的生命，活得那么委屈和纯净。她和无数被命运驱赶来此的寒门女孩一样，内心盛开着美丽的百合，戛然委地时往往都无人发现。正如她预谋死亡之时换上的空间留言——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
这些强烈想要挣脱贫困和歧视的乡村孩子，也曾怀抱爱与生的梦想，在别人的城市里盘桓挣扎。她们默默地劳作，殷勤而卑微地爱，不甘像父辈那样。直至诸梦幻灭，再自断花茎。“风住尘香花已尽”，这句李清照的词，是我在她的空间看见她读李清照的文字的标题。我所熟悉的词句，在此刻被她引用时，我似乎才真正读出其中的悲哀和无奈。
这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家女这样理解李清照：只是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要折磨这个女子，既给了她绝世才华，一个美好的开始，却又残忍地给了她一个“国破家何在”的凄凉收场。也许是为了看她会不会被尘世的惊涛骇浪湮灭，家破人亡的哀痛会不会将她摧毁；浮生浮世，她最后会不会拔节而出。毕竟上下千年的岁月，这样出色的女文人，除了易安，再没有第二个了。
面对这样一个短命女孩的这些文字，我内心深感恻然。
三
理想、爱情，以及对平等的渴望，也许都有彻底幻灭之际。当真正的绝望来临时，这个春天，一些倾向恶的男人，选择了屠戮别人的孩子；而一些倾向善的女孩，则选择了扼杀自己的生命。
这个冷酷的春天，大妹男友的父亲摊牌制止这场苦恋。大妹万念俱灰，让男友搬出了那个租来的寒舍，然后开始冷静地登录自杀网站，悄悄地学习自杀的艺术。一念既生，便再也难以放下。萌动此念时正好是清明，小小的她忽然有了许多怅惘。她写道：清明节到了，一些“不思量，自难忘”的愁绪，难以回避地涌了上来。想想远在天国的亲人们——慈祥和蔼的奶奶、背影瘦削的爷爷、驼背的外公，以及从未谋面的外婆……那些永远疼爱我们的长辈，那些永远也抹不去的温馨记忆，仿佛还留在昨天……在这素淡的日子，在心里默默焚上一抹素香，追忆他们，追忆那些悠远而温情的记忆，希望他们在天国都过得快乐。
我可以想象，她独自敲打这些文字时的低泣。她已经决意要追随那些逝去的亲人了，那个她自己都略显怀疑的天国，似乎还寄存着她的一点快乐的奢望。她淡定地买来胶布，严密地封闭了所有漏风的门窗。在劳动节假日别人的笙歌中，她点燃了特意买来的炭火，之后独酌人世间的悲苦。末日之夜，她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自己营造的温暖火焰和梦幻中，悄然入睡，在死亡的宁静中成全了她这一遭尘世行的爱与自尊。
四
她的QQ空间里一直播放着周杰伦谱的一首歌曲，那是一个叫容祖儿的歌手在低吟浅唱。
方文山的歌词仿佛为大妹量身定做——回忆像个说书的人，用充满乡音的口吻，跳过水坑，绕过小村，等相遇的缘分。你用泥巴捏一座城，说将来要娶我进门。转多少身，过几次门，虚掷青春。小小的誓言还不稳，小小的泪水还在撑，稚嫩的唇在说离分……
这个因为贫穷而辍学的乡下孩子，如果生于城市，生于富贵之家，那该是怎样一种命运呢？她在哥哥的影响下，一直在读书，毫无目的地书写着自己的感慨，她从许多名著中找到了自己。
她在情人节写道：《简·爱》的故事我们不会忘记，这是爱的尊严的最好演绎。简在面对爱情时的独立而充满尊严的姿态震撼了我们每个读者的心灵，我们看到了尊严的价值所在。
读完《平凡的世界》，她写道：在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里，他们演绎了恬淡平静的爱情，他们应该是最幸福的人。孙少平在最后和惠英走到了一起，历经磨难的他终于在惠英身上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慰藉，这份爱让人震撼和动容。人生本就平凡，不平凡的只是一颗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的心。正是因为这些不平凡的爱，让我们更加理解了爱，让这些爱变得更加的不平凡。
但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似乎给了她宿命的暗示。她在读后写道：她为了心爱的王子，喝下了能让鱼尾变成双腿的药水，忍受着每一步如走在刀尖上的疼痛，来到王子身边。但她最终也没有得到王子，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爱情。为了心爱的人的幸福，她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宁愿自己变成泡沫也不愿去杀死王子让自己活下去。她牺牲自己，成全对方的幸福，让我们为之流泪。这种爱恋苦涩而美好，正如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他们的爱总能给自己留下回忆和芬芳。这份爱如一缕阳光，有着童话般的纯净，但同时又洋溢着简单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这样，幻想破灭，她独自远行了。她只是加入了无数个这样的悲剧之列，之前和之后，一直都有这样卑微而纯净的死。佛经云：汝爱我心，吾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
我们都在这样的缠缚之中，历经我们各自的劫难。
哦，你是我的父亲时间:2014-07-24 作者:未详 点击:79次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是要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
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忌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唯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家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便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妈”——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了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14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14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师生公认的品学兼优的模范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正告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在我这样的14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我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掏心挖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作之合……但我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我真想恳求他不要再来，但第二天他仍然来了，在同一个时刻，一分钟也不差。呵，父亲，你这时正在海峡的那边为台湾农业的振兴奔波，你当然不会想到，你竟使你的小儿子承受了这样的精神折磨！我因此而深深地怨恨你。多少次望着那曾经挂过你的画像的白墙，我默默地想：要是父亲的形象也能像画像一样永远消失，要是我根本没有这样的父亲，那该多好。呵，我竟敢否认自己父亲的存在，我这罪孽深重的儿子！我为自己的念头吓坏了……从此，与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就成了我永远洗刷不清的罪名。我终于从北京被流放到了贵州安顺，正是传说中的夜郎国的所在。在我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张父亲的照片，这是我从母亲那里要来的。我从不敢翻出来，仿佛看一眼本身就是一种犯罪；但又始终保留着，我知道那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精神联系。不管看与不看，“他”存在着，这就足以给我越来越孤寂的心以某种慰藉了。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点慰藉竟使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中，当红卫兵从我的箱底翻出这张照片时，我再也逃脱不了“反革命孝子贤孙”的罪名。面对红卫兵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当时正盛行着“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革命逻辑，我也为自己的大胆（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还保留着父亲的照片）吓蒙了。我唯有低头、认罪、忏悔，说不上真诚还是不真诚，只恨不得割断一切与社会的联系（因为每一个联系都是一种罪恶），还一个一无牵涉的“自己”。因此，当后来学校革命师生给我平反，将父亲的照片还给我时，我几乎是毫不迟疑地将它付之一炬——事情过去很久以后，我才惊讶自己当时的平静。记得有一位学生提出了异议，他问我：“儿子为什么不可以保留自己父亲的照片呢？”我望了他一眼，只觉得他的问题提得奇怪。我已经心如死灰，以为人世间早已无感情可言，更别说父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