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这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院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半路的亲人时间:2014-07-19 作者:未详 点击:74次 我躺在病床上，听着护工客气却缺少温情的声音，倍感悲凉，想起一句话：一个人不管多大，失去了父母，就成了孤儿。
正如我眼下。
于是心里的痛令伤口的痛更加剧烈，转向白色的墙壁，默默落下泪来，并没有回应护工的话。她在问，中午吃什么。
完全没有胃口。
护工诺诺的，不知再说什么——这样的雇佣关系，本就无太多话可说。
气氛略显尴尬时，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回过头来，看到梅姨。
我意外——这些年，和梅姨的关联是因为爸爸。六年前，我去读大学的时候，她开始和爸爸一起生活。
比爸爸小了近十岁的妇人，和城市里所有中年妇人没有任何两样，除了好像不似同年龄的人爱穿鲜艳的衣裙。印象中，梅姨总是穿得极素净。
我对梅姨的印象很浅，一方面，虽然没有反对她和爸爸的婚姻，但心里多少有一点儿本能的排斥；另一方面，她来我家时，我刚好离开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并且因为她的缘故，所有的假期，我都是离校最晚、回校最早的那一个。也说不上讨厌她，只是没有丝毫亲近的愿望。
但是我爱爸爸，不会让他为难，所以，在一起时的礼貌还是有的，那些短暂的相处时间，我对她都客客气气的。
觉得客气已经足够了。
而梅姨好像也不是个多事的人，对我的客气，回应的是同样的客气，并不做那些嘘寒问暖的样子，也不刻意拉近彼此的关系。
这样反倒好一些。
毕业前夕，我找好了工作，本想租房子搬出去住，没想到，爸爸已经替我买好了一套房子，并对我说，现在住的房子，他想以后留给梅姨。
我在愣怔之后选择了默认。爸爸并不算富有，那套房子，想来也花去了他毕生积蓄。况且，我从来对爸爸的财富没有觊觎之心，他愿意，就随他吧。也不能指责梅姨什么，虽然对房子的事，心里还是有一点芥蒂。
然后我便搬了出去。隔一段日子也会买点东西回家，只是看望爸爸。
和梅姨之间依旧客客气气，她收下我买的东西，我吃她做的饭菜，偶尔也会打包一些带回去，比如葱油饼、小馄饨或者小瓜鸡蛋馅儿的包子。
梅姨厨艺不错，她嫁给爸爸后，爸爸倒是胖了一些，也开朗了许多。
以为日子也就会这样过下去，梅姨陪着爸爸过完后半生，而我，会恋爱结婚，有我的生活。却没想到爸爸会出事，在一个午夜，被突发的脑出血夺走了生命。
从那天起，我成了孤儿。
半路的亲人
没有想到梅姨会来。她说：“本是想让你带我去你爸爸墓地看看，可是你的电话打不通，后来打到了你的公司，才知道你病了。”
我有些尴尬，讪讪地支吾：“只是阑尾炎，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不也得有人照顾？”梅姨看了护工一眼，又把目光转向我，低声说：“你这样，你爸会放心吗？”
刚刚止住的眼泪忽然又盈满眼眶。
原来，爸爸还在我和她中间。依然在。
伤口在慢慢愈合，医生说，愈合得很好。而梅姨明显憔悴了许多，睡眠的缺乏让她有了重重的黑眼圈，老态毕现。那些夜晚，我不管什么时候醒来，梅姨都是醒着的。白天她也没有怎么补觉，一日三餐、洗洗涮涮便花去她很多时间。
然后办完出院手续，梅姨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跟我回家住几天？现在你自己恐怕不行，还是需要人照顾的。”
我点了点头。如何拒绝她呢？
于是，在爸爸去世一个月后，我回到了以为不会再回去的曾经的家。
家里还是老样子，一如爸爸在时，甚至门口还摆着爸爸的拖鞋，卧室的床上，爸爸睡的那边，枕头、被子、睡衣，一应俱全。
我坐在床边沉默良久。那天晚上，第一次，我听梅姨讲了她和爸爸的事情。
梅姨和爸爸是在一家老年活动中心认识的，梅姨有个女儿，早早去了国外，很少回来，而我也要去读大学，他们的生活都有些孤单，走在一起，起初只是为了做个伴。但是后来……后来他们朝朝暮暮、一餐一饭地相处，爸爸的善良、纯朴和细心，梅姨的勤快、体贴和包容，让他们对彼此越来越有好感，感情也越来越深……
梅姨的叙述很简洁，她说：“其实人和人之间，除了血缘注定的情感，大多是慢慢相处以后，慢慢相爱的，比如爱情和友情，而有些亲情，也是如此，因为有些人，是半路上才做了亲人的，比如我们。现在，虽然你爸爸不在了，可我还是他的妻子，你还是他的女儿，我们，还是亲人。至少，他不在了，我还想替他爱他的孩子。”
我怔住了，这是我不曾想过的梅姨和爸爸之间、我和梅姨之间的情感真相。可是我必须承认，她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心里暖暖的。我必须承认，我这样一个所谓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情感的认知上，远没有梅姨深刻。她可以为了爸爸去爱我，我却从没有想过，为了爸爸接受她——上天赐予我的半路的亲人。
我愿意从现在开始，和她相依，然后相爱。
那天晚上，睡在梅姨旁边——爸爸曾经睡过的地方，听梅姨睡得平静而安稳。我知道，那一刻安然睡去的，还有天堂里的爸爸。
写作是一场绝望的竞赛时间:2014-07-19 作者:未详 点击:133次 2013年10月10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当爱丽丝·门罗的名字从彼得·英格伦的口中说出后，会场一阵骚动和欢呼声。人们举起相机和手机，对着英格伦的大脑门不停地拍摄。
大西洋的另一岸，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一大早在推特上“代表全体加拿大人，向当代短篇小说大师爱丽丝·门罗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
门罗的好友，加拿大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则在推特上说：“我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爱丽丝，赶快接电话啊。”
而此时，门罗正躺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的家中，安然地睡觉。最终，是女儿把她从睡梦中叫醒。这位想象力丰富的女作家没想到，今年自己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她说：“你知道，我来到西部，是要处理很多家务事的。”
82岁的门罗老太太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采访中她甚至一度哽咽：“这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虽然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老人却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形容这份“美妙”。
门罗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她也是在该奖项设立的100多年里，第13位获此殊荣的女性作家。而在此之前，她3次荣获加拿大总督小说奖，以及英联邦作家奖、欧·亨利奖，还有布克国际文学奖等。
门罗觉得，写作“是一种绝望，绝望的竞赛”。在过去的大半生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写作。”门罗说。
她生活在加拿大西部一个只有3000居民的小镇，这是她第二任丈夫出生的地方。这里距离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有3个小时的车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住在一个带小花园的家里。
家境贫寒的门罗只读完大学第二年的课程，随后就嫁给詹姆斯·门罗，来到温哥华的郊区，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在随后几年里，她连生4个女儿。怀孕期间，门罗一直“像疯了一样”写作，因为她觉得，“以后有了孩子，就再也不能写作了”。
写作对主妇门罗来讲变成一件奢侈的事。孩子们还没到上学年龄之前，门罗在她们睡午觉的时候写作。等孩子上学了，她就在她们上学之后写。她和第一任丈夫开了一家小书店，去打理书店之前，在家做完家务后的空余时间也用来写作。
她对自己每天的写作页数有一个定量，强迫自己完成，“这是一种强迫症，非常糟糕”。
有一段时间，她要照顾4个孩子，她试过一直写到凌晨1点，然后第二天一早6点起床。
在她有些绝望的时候，1968年，门罗37岁，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舞》终于问世——这部集子的写作时间差不多和她大女儿年龄相仿。而这本迟到的处女作一炮而红，为她第一次赢下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
她赢下了一座分量十足的奖杯，却没有守住那份海誓山盟的婚姻。如今，前夫詹姆斯还在用心经营着那家据说只卖平装书、遭许多书商鄙视的书店。门罗的获奖，给冷清的书店带来不少生意。
随着声名鹊起，她反而成了加拿大文学圈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离者”。她搬回了自己出生的安大略省，在克林顿小镇定居下来。
有记者称她在避开与文学界的接触方面是个“高手”。“我想我是个友善的人，但不好交际。”门罗淡淡地回答道，“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已经丧失了自信。我会听到太多我不理解的谈话。”
她从不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公众意义上的作家，她说：“唯一会阻止我写作的就是把写作当成一份职业。”
在小镇上，门罗只知道一名“其他作家”。那是一个住在一幢年久失修的房子里，光着上身坐在屋后的走廊上，伏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的男人。“不管是下雨天还是晴天，他每天都坐在那儿，”门罗说，“我不认识他，不过，我真是好奇死了，他究竟在写些什么？”
门罗是个绝好的聆听者，她小说中的许多素材，都来自她听到的小镇上的故事。她写的基本都是在这个小镇上演的平民爱情、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