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青春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95次 赵薇的电影勾起我一堆回忆。坦率地说，电影里的青春，远不及我的青春出彩。我这出彩中有幻灭，有血色，也有让人往前走的力量。讲几个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有关暴力。1997年，我的一个师兄毕业前，把憋了四年的愤怒倾泻到另一个师兄身上，后者差点被捅死，前者被勒令退学。退学后他不敢告诉家人，也不敢回家，而是在法大（中国政法大学——编者注）东门开了家叫“卡萨布兰卡”的餐馆。我听别人讲过他的故事，他成绩不错，性情中人，写一手好文章。受他影响，我第一次看完《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记住了英格丽·褒曼。类似的血色故事，我毕业时也有一次，主角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用铁棍敲了另一个同学的头，血溅了一床。
这是充满压抑、愤怒、暴力的真实青春。要说电影，我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味道。
第二个故事有关死亡。还是1997年，本系一个女生被举报盗窃。同宿舍女生的化妆品、钱、内衣、床单……都偷，偷完写在日记里。她喜欢看别人着急的样子，她把偷来的东西一件件毁掉，享受摧毁别人心爱之物的乐趣。女生后来被开除。
其实她家境很好，是我们年级屈指可数坐飞机往返故乡的人。她能力超强，是学生会最能干、最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学生干部。她被赶出学校后我再未见过她，几年前有同学告诉我，她回家乡后，误入黑道，再后来又有人跟我说她死了，和吸毒有关。去年同学见面时说起她，无不难过甚至落泪，甚至包括当年恨她的人，一致认为那是种病，却被当做品质问题，最终把她送上了死路。
第三个故事有关爱情。我大一时喜欢一个女生，凭直觉她也喜欢我，可我不敢表白，便委托另一个哥们转交礼物。女生没收，还留下一堆难听的话。受委托的朋友安慰我说：“她太难看啦！你怎会喜欢她呢！”过了几天，他俩好上了。此后，无论在食堂、教室还是在路上，每次碰到我，他们都显得更亲密，生怕我破坏他们的感情（也许是我多心吧）。
爱情友情两路杀手，让我悲痛欲绝，此后在大学里，我没谈过像样的恋爱，只把恋爱当游戏，像个浪子——就这样演绎青春爱情故事，我归结为感情受伤。多年后，我和她在MSN上相遇。问起当年的事，她说：“少不更事，当时只想和你作对，就想和你作对……后来才知道为什么。”
她说完这段话，我多年的积郁瞬间化解，很爽，这段青春可以埋掉了。
那时校园里也有自杀，青春嘛，幻想过，混蛋过，甚至寻死过，都不稀奇。我在感情受伤时也这样，但回忆起来觉得好笑。后来，我跟别人说，多艰难多万不得已，都不能自杀，何况像恋爱失败、工作无着，真不是什么大事，别说站在十年之后看当下，就是一年后看当下，也都是小事，或者故事、可笑的事，甚至是别人的事。有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曾经让你悲痛欲绝的故事。尤其是青春。
不肖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20年前，我的班主任老师去了一趟美国，在那里住了一年，侍候孙子。她回国后，我恰好在老家，去拜访她，问她为什么回来，她说在美国住不习惯。她说她曾去过一个大广场，广场上有很多柜子样的小亭子，她以为是电话亭，结果一推门才知道是厕所。老太太在我们县里的大会上每年也是要坐几回主席台的，虽然她把这个笑话讲得很轻松，但是我觉得她也很不好意思。她去美国之前，大家都羡慕她教子有方；等她回国之后，大家又觉得她不能子孙绕膝有点凄凉。但我坚信她是幸福的，因为她曾多次鼓励我走出我们那个小县城，再者说，她是中学教师，她老伴也是，但她儿子却是大学老师，还是美国的。
过去的人常常谦虚，说自己不肖，意思是不如父母。事实上，渴望“龙生龙、凤生凤”的，那只是龙凤之家，大部分的父母都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至少我们那个小地方的人是这样。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大人这样教育小孩：你要用功读书，长大了才不会和我一样修地球——修地球不是高科技，是种地。
我有个小学同学，辍学早，出去打工早，结婚生子也早。在江南生活的他一度自我感觉十分富裕，就把两个孩子都送到贵族学校去上学，他的理由是：自己辍学打工转而做买卖，虽然挣点钱，但毕竟很辛苦，孩子们到好的学校上学，以后才会更风光。为了让孩子当贵族，他本来宽裕的生活变成苦苦支撑。越是支撑，他越觉得悲壮，要给孩子最好的，生怕孩子被同学看不起。但是，这俩孩子的富二代路线并不能一直走下去。到了高中毕业，他们虽然学会了认识名牌服装、流行歌星以及新潮电子产品，但是这些并没有把他们送入大学。于是，我的小学同学只好让他们跟着自己学做买卖。但是，人家贵族学校出身的人根本就看不上他那日渐没落的生意。大的说：“爸，你看我一身名牌去跟你站街头，协调吗？”我同学说：“不协调，那我就给你们做一身工装呗。”小的立即插嘴：“爸，你的工装要找哪个牌子定制呢？”
前不久，他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的电话，问我能不能帮他想想办法，帮俩孩子入伍。问题是部队的服装也不是名牌定制的呀。我就劝他让孩子再复读，还是走考大学的正途。他叹息一声，然后就转而问我的孩子怎么样，我说还小。他说：“不要老想着让他过跟你不一样的生活，应该让他跟你一样，他才能体会你的难处。”
父母的最后时光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33次 即使到现在，数个月过去了，我有时一到中午还会突然想起，“天啊，我还没给父母打电话！”接下来才意识到——我根本就不用打，他们都已过世。但至少在过去30年，也许更长的时间里，我总是在上午大约11点时打电话给他们。2009年9月，母亲去世，次年1月父亲也走了，我在65岁时终于成了孤儿。
有人说当父母双亡时，你才真正成年。如果这话是真的，那我则走完了一段长得离谱的青春期。事实上，我应该感到欣慰，我父母做了很多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做的：漫长的退休生活中他们互相照应，高龄时又在短期内相继过世。尽管他们的身体有诸多不便——父亲眼睛看不见；母亲耳朵听不见，又有关节炎——他俩一直住在自己家里，直到90岁。
不过，做我父母的独生女也不容易。父亲是我见过的最粗鲁的人。他对任何客气的询问如“爸，你冷吗，你要一件羊毛衫吗？”的习惯性回答是“不关你的事！”父亲不但粗鲁，还总爱大吼。他声称，大吼是因为母亲耳背，但这好比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母亲说耳聋是父亲大吼造成的。我恨透了父亲的吼叫，但我更恨母亲的耳聋。她有助听器，但很少用。如果当我打去电话时她正好戴着，她会说：“等我把助听器拿掉。”像许多耳背的人一样，母亲认为说话可以代替倾听，所以她总冲我说个没完，根本不让我插话。
我父母很少提要求，但一旦提出，就不容反抗。有时我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厨房的灯泡坏了，你能来一趟吗？”
“今天不行，爸，我有采访任务。清洁工不能做吗？”
“她明天才来呢。你叫我怎么做晚饭？”
“但，爸，你眼睛根本看不见，换不换有什么区别？”
“养个没良心的孩子真是比毒蛇的牙还可怕！”
一次母亲要去验光师那里配老花镜，父亲让我在上班时间开车送母亲去，尽管路程只有5英里。“你就不能叫辆出租车？”我建议道。“出租车！”这个词总让他火冒三丈，甚至有中风的危险，果然，父亲狂吼道：“你觉得我们是钱做的吗！”“我不是那个意思，爸，我愿意为你们付车费。但我太忙了，我开车来回要一天。”“随便你，大小姐，我陪你妈坐公交车去。”“好吧，好吧，我开车来送她。”
还有那些奇怪的购物清单——“你能帮我带一件黄色薄羊毛衫吗？”母亲会说，“要考特尔质地的，不能要克林普纶或达可纶的。”她对人造纤维有百科全书般的知识，但这些名字我从未在商标上找到过。选内衣总是一个大问题。父亲只肯穿一种针织全棉背心和衬裤，而这种内衣早已绝迹了。绝望之余，我注意到滑雪穿的保暖内衣样子和这种内衣长得差不多。“这是什么破玩意？”他手一摸就开始吼道。显然，内衣用了丝般的材质。“商场里早已不卖你要的那种了，爸，这是新款，所有人都穿它。”“我不赶时髦！”为了给我父母买东西，我总是跑到远离市中心的郊区，在昏暗的店铺里还能找到上世纪那些年代生产的存货。
母亲有糖尿病，不应该吃糖，但她总是求我给她带“一小盒糖”，我通常会答应她，心想这点糖害不了她。但当她去世后，我才发现，她的房间里到处是巧克力和太妃糖，她私藏的糖够她吃几辈子的。
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几十年都可算相安无事。我每天给他们打电话，每隔一个周末会去看他们。但到2006年末，母亲宣布，他们的身体撑不下去了，不得不搬进老人院。我在布赖顿找到一处地方。“爸，”我在开车送他们去的路上恳求道，“你千万不要冲那里的人大吼，别人会不喜欢的。”“不用你操心！”他说。我指望母亲会帮我说话，但令我吃惊的是，她竟站在父亲一边：“用不着你告诉你爸该怎么做。他们必须接收他，他就这样。”但不管怎样，几周后，他们在那家老人院里安顿下来，似乎还挺开心的。
我原以为母亲至少能活到100岁，但没想到她92岁时就走了。她在洗手间里跌倒，摔断了腿，得在医院里待3周。可出院后她呼吸也开始有困难，只得又回到医院。一次，我去探视母亲，我们好几年都没有好好谈过话了。也许是因为她躺着，或许因为她总算能集中精神，抑或是因为父亲不在场，总之她头一次能听见我的话，即使我并没有很大声。我开始道歉——为所有的事情，为我的忙碌，为我们曾有过的争吵。但她打断我，说：“原谅我。”然后合上了眼。几天后，她离我而去。
她的葬礼在伍德维尔火化场举行，父亲把它当做是一次愉快的短途旅行。他享受着和老人院的女性工作人员同坐在抬尸官的加长轿车里的感觉，并打趣地说她们有多漂亮，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葬礼上，他充满感情地唱着颂歌，当棺材开始移动时，他高喊：“永别了，亲爱的！”对他来说，那仿佛是愉快的一天。事实上，那之后的好几个礼拜，他身体一直不错。他似乎也适应了没有老伴相陪的新生活。但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酒喝得越来越多。
父亲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是：他突然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父亲不断询问我：过得怎么样？工作顺心吗？换过几家报社？现在在哪家报社做？薪水高吗？一天，我打电话说周日不能去看他——我要和几个朋友外出。“什么朋友？他们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你也不知道！”我顶嘴道，但父亲竟然毫不生气：“嗨，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认识他们。”“埃里克和苏姬，你满意了？”我愤愤地说，然后挂断电话。我的老天，他的询问让我一下惊醒：好像他按了某个按钮，我突然又回到了15岁！那时他也总是这样问我：和什么朋友去喝茶？她住哪？她父母是做什么的？她成绩好不好？我对这些“拷问”既反感又害怕，因为这些问题总逼着我撒谎。当我说我去同学家喝茶时，我其实是去公交车站约会男孩子。50年后，他天真地问我周末和什么朋友出行，让我一下子回想起了过去的一切。
父亲去得比母亲还要突然。一天早上起床后，他摔倒在去洗手间的途中。父亲的葬礼是母亲葬礼的翻版，只是少了他的歌声。我致了悼词——我对父亲的描述是坦率的。到现在，试图美化他没有任何意义。我爱他，他也爱我，但他很难接近。
至于母亲，我从未真正了解过她。不过，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看见母亲朝我走来，她不再因为受关节炎的困扰而佝偻着，而是腰杆笔直，身姿挺拔。当她走近我时，她比我高那么多，我非得踮起脚尖才能亲吻到她。难道这意味着我终于原谅她了吗？原谅她变老、原谅她变聋、原谅她变得刻薄和无聊？我还能再忆起我儿时崇拜的风姿绰约的母亲吗？看来现在可以了。
人生是选择的总和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79次 几个月前，我乘晚班飞机抵达印度海得拉巴。下飞机后，我发现几乎没有出租车。过了一会儿我才搞清楚，当地的司机正在进行大罢工。我耐心等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车。半小时过去，我连出租车的影子也没看到。正当我准备给朋友打电话时，身后飘来一个沙哑的声音：“先生，去哪儿？”一个40岁左右、面带微笑的男人朝我走来。“现在都在罢工，你打不到车的，我的车就在不远处。”他热情地递过来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他的英文名字罗摩、联系信息及所在出租车公司等细节。
简单的几分钟交流后，他的谈话风格和流畅的英语让我吃惊不小。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司机利用机场位置偏远而宰客的故事；我也听说过一些司机善于花言巧语取悦乘客，从而狠捞一笔的旧闻。所以，有两个选择摆在我面前：信任他或者等朋友来接我。最后，我选择了第一种。
事实证明，接下来的45分钟谈话十分有趣。
“你说你有英文硕士学位？”我好奇他的英语说得如此好。
“是的，坐监狱时修完的学位。”我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话，沉默片刻后，罗摩接着说：“我被指控谋杀，入狱5年。那时我才20岁，有着浓厚的学习兴趣。”
“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罗摩笑着说：“我保持积极的态度，在狱中完成了学业。”
“那你为什么要杀人？”我继续问。
“我没有，我是无辜的。”他平静地说。
“什么？”我彻底惊呆了。
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罗摩说：“当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我，每天清晨起来我都有一个选择，决定当天发生的事情是好是坏。当坏事发生时，你可以选择成为受害者，或者从中学习到什么，我选择后者。”
“是的，道理没错，但是做到并不容易。比如你无辜被逮捕，这让人怎么忍受？”我有些替他鸣不平。
罗摩说：“生活中，很多事情会砸到你头上，反过来，你也可以有力地回击，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你遭遇的每个状况都是一道选择题，你可以选择自己如何应对，如何不让别人影响你的情绪。不管怎样，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日后的生活方式。如今我出狱了，依然过着美好的生活，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罗摩先生留下最后一句话：“当我们做出的选择是遵从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为了取悦别人时，做选择就会容易一些。”
如今，仔细想想以前的时光，我恍然意识到，人生这场戏的最终结局，其实就是一个个选择叠加起来的总和。
观念的水位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97次 每当我对改革的未来表示“审慎乐观”时，就会有朋友提醒我：你是不是太幼稚了？
好吧，可能是。但也可能是他们摸着大象腿的时候，我恰好摸着了大象鼻子。
我心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了，船自然浮起来。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上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近些年我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
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
比如政府部门财政预算公开——政府财政预算向来含糊不清，人们长期对此气定神闲，但最近几年媒体上常常出现讨论和批评；比如国企被优待，银行从来给国企贷款多于民企，但是近几年公众不服气了：“国企占了70%的资源，而民营企业解决了70%的就业、50%的税收……”印象中城管在20年前追打小贩比现在凶狠，现在却屡遭热议。这几年民工的孩子在城市上学其实比过去容易，但是现在要拆并一所民工子弟学校，便会引起轩然大波……总之，公众的视力突然变好了，过去睁只眼闭只眼的事情，今天却开始“大惊小怪”。为什么？观念不同了。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和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30年前，中国家长或老师打孩子似乎天经地义，今天则往往遭到舆论唾弃。20年前，人们提到同性恋还往往表情惊骇，今天，至少在大城市里，谁要有个同性恋朋友，不会受到歧视。10年前，要是有人跟你说起“业主委员会”，你可能一脸茫然，今天你则可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所有这些，都是问责意识或权利意识渗透进生活之机理的体现。
观念的力量可不能小瞧。当年老老实实给地主打长工的农民，就是被灌输了“剥削”这个观念后，理直气壮地剥夺了地主的土地。30年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观念倒了个儿：同样的行为，过去叫“投机倒把”，现在叫“市场经济”。
有人说，中国人是利益动物，除非物价暴涨、股市崩溃、食品安全大乱……中国人不会参与社会变革。要我看，这是混淆了变革原因和变革导火索——变革导火索可能是民生问题，变革原因则是意识形态悄悄地解构与重构。一只蝴蝶的降落可能会使一个体力接近极限的举重运动员扔下杠铃，但不会有人说蝴蝶的重量是导致该运动员失败的原因。
还有人说，水涨未必船高——如果有人硬要压住船呢？此可能性当然有。历史的发展既非单因，更不必然，否则就成了“历史决定论”。不过，正如我不相信民众是纯利益动物，我也不相信“上面”的人都是纯利益动物。精英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民众的观念对他们也具有渗透性——当然，民众的观念加上民众的实力，渗透性肯定更佳。所以问题很可能并不是水位够但船没反应，而是水位积蓄还不够。今天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和问责意识刚开始积蓄，势能不足，转化出来的动能也自然有限。
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一直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而言，变化不在今年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也许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我一个“剩女”朋友在恋爱屡屡碰壁后说：其实，彻底绝望还是挺难的。我想也是。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口渴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挺难。
喜宴的江湖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97次 梁实秋曾在文章里说了一个故事：湖南某地办喜宴，受邀的亲友都不送实物，只送现银，从一钱到七钱不等，根据各自的经济能力、亲疏远近而定。送不同礼金的客人虽然同席吃喝，待遇却是不一样的：送一钱者只能吃一道菜，送三钱者可吃三道菜，送五钱者可终席，送七钱者主人会额外加菜。上菜时，旁边会有人敲锣，高声提醒：一钱之客请退……N钱之客请退……
梁实秋对这段古籍里记载的轶事难以置信，称之为“乡曲陋俗”。其实，我倒相信真有其事。摆满了杯具和餐具的喜宴，本来就是一个大的江湖。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喜宴，到了酒店才发现，酒席被分为两个区域。不明就里的我刚想走进其中一个宴会大厅，就被主人善意地拦住，指示我坐到另一个大厅里去。一问才知道，两个大厅，一个是接待城市宾客的，另一个是接待农村亲友的。原因自然是因为，农村亲友封的礼金，普遍不及城市宾客。参加这样的喜宴，我虽然是坐在丰盛的酒席旁，亦是如坐针毡，食亦无味，菜上数道便匆匆告辞。
不过，相比起更雷人的喜宴，这不过是小case。某地的一场婚宴，为了防止来客的礼金中夹带假钞，主家当场拆开红包，用验钞机逐一查验。女方家长的上司当天也作为嘉宾受邀出席，不幸的是，他的礼金中就有一张50元的假钞，于是在验钞机的语音提示下，众人的目光齐聚他身上。嘉宾被闹了个大红脸，当即怫然变色，抽身离去。见开罪了上司，新娘的母亲一着急，心脏病犯了，当场晕倒在地。
有雷人的东道，也就少不了刁钻的客人。我有一个熟人第N次再婚，仍筵开数十桌，只要是点头之交都“罚款单”伺候。大伙碍于情面不得不去，就串通起来捉弄他，把所有礼金凑集到一起，买鞭炮一放了之，然后把购物发票放在了红包里。我相信等筵席散后，主人拆开红包清点礼金时，定会跳脚痛斥我们这批“刁客”。
当人的价值观过于商品化，行为方式就会受功利思维的主导，喜宴也会变味。
“哄客”时代的成名闹剧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66次 100年前，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让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那是那个年代对时代荒诞性与精神异化的精准注脚。100年后，导演哈维尔·吉亚诺利在《超级明星》中让马丁变得万众瞩目。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变形记”。
生于巴黎郊区的马丁碌碌无为，在一家电子产品回收站工作，与几个有轻度智力障碍的同事一起拆卸报废的电脑。他每天在固定的传送带前做出固定的动作，在固定的时间午餐，每天早晨走过固定的路线，乘坐地铁去上班，晚上回到独居的家中。本来，他将一直如此，直至死亡。
但是，有一天一切都被打乱了。那天早上，马丁坐地铁时，看到一位年轻姑娘羞涩地望着他笑。这个沉闷的男人以为自己即将迎来一段艳遇。对面的女人打断了他的幻想，谦卑地问他：“您能否为我签个名？”马丁开始疑惑，这个半生庸常的男人从未被如此郑重地对待。他笑着询问原因。那位女士解释说，是帮自己的朋友要的。语气中仿佛马丁理应知道，以自己的声名给公众签名是一种义务与礼貌。马丁羞涩地推辞。但车内开始骚动起来。几乎所有人都掏出了手机，粗暴地用摄像头对准马丁，大声呼喊他的名字。他瞬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成为了一个超级明星。
他怀着巨大的恐惧奔逃下车，寄希望于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找错对象的恶作剧。但他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所有网站的头条关注对象。突出的眼袋、臃肿的身材、滑稽的秃顶，自己像一头误入歧途的怪兽，被一群狂喜的人用手机和相机围猎。记者们到他的公司采访他的上司，打探他的私生活，摆弄着那些智障的同事们做出滑稽的表情。
走投无路的马丁接受了一档著名电视访谈节目的邀请，希望澄清事实。但互联网群氓的肆意狂欢与电视媒体合谋将事件推向更加极端的方向。电视主持人随口对马丁说了一句“你是个平庸的人”，却惹怒了观众，马丁突然变成了“平庸者”的精神领袖。他实在不知自己为何置身于如此荒诞的境地，问了一声：“为什么？”突然间，这成为了一个口号。人们围绕着他整齐地呼喊：“为什么！为什么！”他的反抗被迅速解构成一个笑话，顺畅地成为那个荒诞系统的助燃剂。善良的马丁仍寄希望于媒体，再次走进演播间。但一名心理学家一番南辕北辙的分析终于让马丁崩溃，他在镜头前歇斯底里地大喊。这原本是一次发自内心深处的抵抗，观众却再一次将其解读为一场华丽的演出，掌声雷动，两架摇臂摄像机不失时机地推向马丁寻找特写角度。全世界都开始模仿那声失控的尖叫。人们把自己的尖叫视频发到网上。它像骑马舞那样演变成一种风尚。
就在这种荒诞成为死循环的当口，在超市里，一位不喜欢他的中年妇女给了他一个耳光，马丁拽住她要讨个说法，但被周围的人拍摄下来。曾经的光环瞬间破碎，就如同当时他被万众欢呼一样，他开始被万人唾弃。
这是一部典型的荒诞现实主义作品，精准地指向互联网时代的病灶。安迪·沃霍尔预言的“15分钟成名”早已成为现实。全民媒体的时代可以塑造草根偶像，也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可以造就全民监督，也可以造成全民监视。
Twitter、Facebook，微博与签到网站，人们乐于暴露自己的生活痕迹与隐私，互联网原本平行于现实生活，但现在开始入侵现实。一个旨在帮助人类的伟大工具开始变得有了奴役人类的可能。从著名英剧《黑镜》到这部《超级明星》，在毫无保留地为网络欢呼了十几年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它的副作用以及它对人类的异化。它部分拉平了世界，部分冲破了信息封锁，但也开始露出獠牙。这个残酷的当代“变形记”随时可能会发生，或者，它正在发生着。
互联网恢恢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80次 其实即便没有斯诺登的提醒，你的上网习惯也早已随着一举一动被记录在册。
打电话订餐，肯德基接线小哥已经报出你的名字，问是否需要和上次一样的汉堡，或者今天该尝尝他们的豆浆，虽然是速溶的。航空公司在你注册会员之后，便了解到你更喜欢窗边还是过道的座位，是否经常要托运行李。还有你的医疗和财务记录，你在社交网络上和他人的互动，你上传到云端的上周到郊外旅行的照片。即便几乎没有任何网络痕迹如斯诺登者，我们也可以从他女友的博客中看到，这个人平日沉默寡言，很少与夏威夷的隔壁邻居打招呼，他的高中校长根本想不起这个名字。
Google知道你是谁，当然Facebook、Twitter也是一样。对于隐私，本质上我们变得越发漠然，而这恰恰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现实。
据IBM统计，全球每天产生250亿亿字节的新数据，现存数据中有90%是过去两年中产生的。如果觉得这些数字太冰冷，想想饭桌上那些手不离手机的同伴和自己，本质上，我们是多么热爱这一切啊。没有互联网的生活就和在禁闭岛中无异。
当你享受这一切便利的时候，也更多地把自己暴露在别人的注意力之下。你生活在自己很少意识到的玻璃鱼缸内。很长时间以来，你只感觉能看到地球另一端朋友家院子的样子是多么方便和神奇，即便Google也承认街景地图的部分数据采集侵犯了公众隐私。
或者想想看，你试图阅读过那些繁冗的隐私条款吗？至少我每次都恨不得旁边的下拉条能再短一些，能赶紧点击底端的“我同意”。Google当然提醒过它修改了隐私协议，但我没有半点耐心去比较前后的差别。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它的一系列产品。
无论是Google还是Facebook，其商业模式的本质就是强烈吸引用户暴露自己的更多信息，并借此获得更多利润。不过比起能跟朋友热烈讨论一本新书，你也不会介意亚马逊接下来可能向你推荐同一个作家的作品；或者当一个朋友通过Gmail跟你说起他新养了一只狗，Google就会在YouTube上推荐驯狗视频。
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就像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业机构，都像吸尘器一样吸附关于你的各种信息。当你走入互联网这扇大门，无形中就已经“缴械投降”。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NSA（美国国家安全局）甚至拥有一台世界上运行最快的计算机，来破解保护信息的编码。
如果不想泄露太多隐私，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定期修改登录密码，清除电脑里的Cookies（一种在浏览器里追踪用户上网记录的文件），发任何内容前都请三思。噢，还有，试着接受一点：现实生活总比网络更精彩。
羞辱与拯救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174次 施尼茨勒是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在中篇小说《埃尔泽小姐》中，他讲述了一个关于羞辱的故事：与亲戚一起在意大利度假的埃尔泽小姐接到母亲的急电，被要求去向一名商人借一笔巨款，从而使父亲避免破产并免于牢狱之灾。在商人的客厅里，她被告知，要么脱掉衣服，让人观赏她那裹在“星光中”的“倩影”，要么走人。救父心切的埃尔泽小姐当着客人的面脱下了衣服，之后不久，她服毒而死。
这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有钱人的道德不过如此”。在《圣经》中，耶稣说，有钱人进入天堂，比一头骆驼穿过针眼都难。这话虽然偏颇，也未必就一点道理都没有——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赞同所谓的仇富。
羞辱一个人，手段或许有很多：诽谤、诟骂、痛殴等等都可以。但世上最恶毒的羞辱，恐怕还是从精神方面进行摧残。所以，面对谦谦君子，只要摧毁他的自尊就可以了。在一个淑女观念浓厚的时代，在大庭广众之下剥落她的衣衫，就足以要了她的命。埃尔泽小姐的死因就在于此。至于其他时代，挖掘别人家的祖坟，比起往别人家茶壶里吐口水，杀伤力不知要强多少倍。其卑劣，无需用言辞形容。
埃尔泽小姐当然不是第一个遭遇羞辱的人。《威尼斯商人》里，安东尼奥面对的也是同样的情形。为了成全朋友的婚事，安东尼奥去找刻薄的商人夏洛克借贷。因为一场意外，他的生意遭遇了损失，无法如期还债。面对这种情况，夏洛克要求在安东尼奥的胸口上割一磅肉——扭曲和异化后的人性，比野兽都可怕。
夏洛克的下场，极其不妙。他不仅没有得到那一磅肉，反而因为“割肉可以，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一特殊的解读而破产。把别人逼到绝境的人，自己的下场又能好到哪里去？
英国的考文垂曾以纺织业闻名于世，更是英国汽车工业的发祥地。在考文垂博物馆，有一幅著名的油画。这幅油画，今天已经成为考文垂的城市名片。画面上，一位美丽的女子全身赤裸、长发垂肩。她颔首低眉，骑在一匹战马的背上。画面的背景，是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关于这幅油画，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大约在1040年，考文垂的统治者麦西亚伯爵为了发动战争，向全体市民加税。当时，整个社会民不聊生。面对这种情况，善良的伯爵夫人为民请命，她苦苦哀求自己的丈夫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她的做法不仅没有效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羞辱。面对哭哭啼啼的伯爵夫人，麦西亚伯爵大怒。他提出，如果夫人赤身裸体地在城里的大街上走一圈，那么就可以减免居民的税收。
第二天早上，城里的大街上鸦雀无声。伯爵夫人如约裸身骑马穿越每条街道，所有的居民都躲在家里。据说，没有一个人探出头去窥伺这个圣洁的女人。事后，伯爵果然如约宣布全城减税。
从羞辱到拯救，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人性的高洁与猥琐，永远都谈不完也谈不尽。
不后悔的人生时间:2013-10-15 作者:未详 点击:215次 托尔斯泰晚年写了一部很薄、也很感人的小说：《伊凡·伊列区之死》，探讨一个问题：人一生中真正值得去追求的究竟是些什么？
伊凡·伊列区是高等法院的最高长官，他有一个人人羡慕的漂亮太太，他交往的都是彼得堡的上流阶级和贵族。他从小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也善于应对逢迎。因为出身贫苦，所以从小就力争上游，立志要出人头地。他聪明又用功，很顺利地拿到人人称羡的大学文凭。进入法院以后，他比别人都用心办案，也擅长交际，所以就比同事更快地获得各种升迁的机会。在人生最高峰的中年时，他和美丽的太太搬进了彼得堡一所宽敞的豪宅里，开始用心布置这个家。就在挂窗帘的时候，他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了下来，从此卧床不起。
从小到大，他第一次有很多时间去看他周围的人，以及他这一生真正所拥有的一切。
他很用心地布置这个新家，极力想要摆脱中产阶级的品位，但从家具到窗帘，没有一样东西与和他相同社会阶级的人有任何的不同。就像他的一生，虽然他一直都不甘心当平凡人，但是也从来不曾追求过任何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正在追求的是什么，也从来不曾认真地问过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整个一生，他只是活在别人的期许和羡慕之中。所有他曾追求过的东西，都只是因为别人认为那些东西很体面，值得称许或羡慕，没有一样是他自己想要的。就像他的婚姻，不是因为两人相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两人条件相当，未来将是非常体面的一对。
卧病以后，他那爱慕虚荣的太太和女儿从来不曾真正关心过他。其实，他也从来不曾关心过别人。医生不在乎他的疼痛与忧虑，不把他当做一个有感觉、有思想的人，只是机械地从专业角度处理他的身体。这就像他在法院一贯的风格，他只想从专业角度把所有的案件冷漠而优雅地处理掉，冷漠到近乎残酷无情。即使发现当事人有冤屈或不得已的苦衷，他还是硬着心肠依法办事，所以他可以比别人更有效率地判决各种复杂的案件。他生病后，没有一个同事同情他，反而大家整天在打听他的遗缺可以带给哪个人升迁的机会，就如同他以往在类似场合中会有的一贯作风。把他和家人联结在一起的不是爱情与亲情，而是虚荣心和一家人的面子；把他和同事联结在一起的，不是同事的情谊或关怀，而是社交的利益和人脉网络的经营。没有人是真心地活着，大家只是活在别人的期许和羡慕里。
当他看透了这一切，突然发现自己从来不曾有过真心的喜悦和眼泪，不曾为自己的心愿而生活、奋斗，他的一生都是虚假的、空洞的、不值得的。他很想从头来过，尝试过一种更贴心、更真实的人生。但是，他已经到了绝症的末期，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在人生已经不可能再从头开始的时刻里，却对自己的一生感到后悔、不值得！那么，人要怎么过这一生，才会觉得值得呢？我们是否认真地想过？
我问学生：“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去准备你的婚礼？”很多人都表示愿意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筹备。那么，你是否曾经花一整天的时间去想想：什么是你这一生中最想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不曾有过，因为太忙了！国中开始忙联考，联考后还有联考，大学毕业还有研究所，研究所毕业后要想办法进园区。进了园区更忙，忙第一桶金，忙第一栋豪宅，忙第一次升迁，忙双B（指德国两大汽车品牌奔驰和宝马——编者注）轿车，忙得有家归不得，有些人连生小孩都找不到时间。
伊凡·伊列区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警觉到：追逐权势、名利与地位的过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而陪伴家人或者为自己积累人生智慧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因此，赢得权势、名利与地位的过程，必然会牺牲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间，也牺牲掉了我们积累人生智慧的时间与心力。结果，一个人在权势、名利与地位追逐上愈成功，往往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就愈少，在人生智慧上也就愈贫乏。一个外表靓丽而内在贫乏的人，注定只能吸引陌生人的羡慕，而无法赢得身边人的感情与善意。
所谓“赢得了全世界而失去了自己”，就是伊凡·伊列区的写照，但它也正是大多数人盲目追求的人生目标——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功，全心全力只为别人看得见的财富、名望和掌声而活，却失去爱的能力，以及自己全部的心灵成长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