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父亲的赎罪之路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非常听话，非常孝顺”，直到现在，提起儿子孙伟铭，孙林还是会竖起大拇指，“所以我拼了老命也要帮他。”为此，他四处筹钱、卖房。
“父亲就该做父亲该做的事，而儿子的事，就交给法律去解决。”2009年9月5日晚，央视《新闻周刊》，主持人白岩松称赞了身为父亲的孙林对儿子的付出，“父爱如‘林’”。
深渊
儿子孙伟铭出事那天的情景，至今仍被媒体反复提起：2008年12月14日下午5点左右，孙伟铭驾驶一辆黑色别克轿车，从成龙路往成都郊外的龙泉驿方向行驶时，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造成载有5人、自重1。3吨的长安奔奔车内4人死亡，1人重伤。
经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伟铭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为135。8mg/100ml，超过了标准值80mg，属于醉酒驾驶。
关于事发当日的记忆，孙林恨不得能永远从脑子里剜掉。
“那天是他姑爷爷80岁寿宴，祝贺完生日之后，波儿坚持要送我们去火车站赶火车回重庆，我第二天还要上班。”私下里，孙林更愿意称呼孙伟铭的小名“波波”。
酒席摆了二十来桌，从中午吃到下午3点，很多亲戚都是平时很少见面，“酒席上，晚辈肯定要敬长辈。”孙林记得那天儿子喝了大概七八两白酒，当时并没有显出醉态，“散席后，他还打了一阵儿牌。”
下午4点多，事发前一个小时，孙伟铭驾车送父母去火车站乘车。按照孙伟铭母亲李大琼的说法，孙家一直都没有喝酒的习惯，“儿子在家里都不喝酒，过年我们一家最多就买两瓶葡萄酒。”所以，当天李大琼只是叮嘱了儿子一句“慢点开”，根本没往醉酒驾车上想。
悲剧是在送父母离去后发生的。夜里12点左右，交警拨通了已回到重庆市家中的孙林的电话。“什么也没说，就说你儿子出了车祸，来一趟，拿点钱过来。”孙林当时以为就是出了一点小车祸，罚罚款就了事。
令孙林始料未及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从那一刻起，“迅速滑向了深渊”。
死刑
2009年7月23日的死刑宣判，对孙林一家的打击是“摧毁性的”。
这是中国首例因醉酒驾驶被判死刑的案子。
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保时捷醉驾案”、南京闹市区“五四死伤”案等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国内对酒后驾驶的惩戒日渐趋紧。
8月14日，公安部重拳出击，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要求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坚持“零容忍”。
宣判当日，孙林没敢踏进庭审现场的大门，是老婆李大琼和女儿进去的。
一审判决结束，孙伟铭不服，当庭要求上诉。7月28日，孙伟铭的辩护律师代其将上诉书交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请代转交到省高院。
奋斗
在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心里，儿子孙伟铭是个“可以打七八十分的好儿子”。孙伟铭不仅每周会定时给家里打电话，逢年过节也一定记得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买礼物。
而孙伟铭个人的奋斗史，听来就是一则励志故事。1998年，高中毕业的孙伟铭只身来到成都，一边打工，一边读自考，决心闯出一片天地。事发前，他是成都市一家中型信息公司的销售高管，一个月拿上万的收入并不是难事。在周围朋友眼里，他是前途无量的白领。
一起车祸，让重伤者代玉秀重型颅脑外伤，全身多处骨折，而刚告别校园不久的张志宇和金宇航，则在瞬间双双失去父母。
媒体最初的报道，受害者家属的悲愤和伤痛，激发了人们的愤怒。在公众印象中，孙伟铭成了一个飞扬跋扈、不负责任的“马路杀手”，以致一审开庭时，审判长宣布死刑判决时，现场还有人发出了欢呼声。
就在大家齐声要求严惩孙伟铭时，曾接受过孙伟铭资助的范小琼，却在四处求助媒体，试图反映“孙伟铭的人品并没有报道得那么坏”。从2006年开始，孙伟铭曾帮过原本素不相识的范小琼的孩子林芳，每月资助100元的生活费。
“对社会有好感，他才会这样做。”孙林怎么也不相信儿子是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如果他是一个平时就喝滥酒、没有正经的人，我今天一定不会这么拼命。”
孙林下决心要拯救儿子。
“救命稻草”
一纸《谅解书》，成了让儿子孙伟铭“起死复生”的救命稻草。
2009年8月4日，孙林设法找到了重伤者代玉秀的丈夫韩常进，试图聚集四家人，商量赔偿问题，达成谅解，以挽救儿子的生命。“只要款项到位，可以签个《谅解书》。”韩常进说。
在3个受害家庭中，孙林与韩常进见面的次数最多，“前前后后见了不下15次。”尤其是一审宣判后，在成都市锦江区法院组织的两次民事调解期间，每天都会见上两三面。
正是在这些频繁地接触中，韩常进的态度从最初的激烈，慢慢缓冲，变得平和，“毕竟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我相信孙伟铭不是故意的，他还年轻，还是个努力上进的青年。”韩常进说，自己周围的朋友，也和他持相同的态度。
赔偿款从最初的180万元降到了130万元，协商了4个小时，最终确定的赔偿款是100万元。
孙林承诺3个星期将钱凑齐。此后20天，孙林踏上了艰难的筹钱之路。
重庆市的一套100来平米的房子，是孙林和老婆李大琼、女儿女婿生活的地方。2000年，孙林一家告别了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日子，用半生的积蓄买下了这套房子。
儿子出事前，家里剩下的存款，只有两万元。房子抵押5年，换来25万元抵押款。
剩下的钱，只能硬着头皮去借了。
筹钱的这段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且关心起孙林来。成都一家家俬店的18名员工，甚至集体写了“请愿书”，请求法院“刀下留人”。
现在走在大街上，谁都认得孙林了。“路人都会嘀咕一句，这就是孙伟铭的爸爸。”李大琼说。
8月17日，成都市锦江区法院召集当事双方进行第二次民事调解。当初承诺的100万元赔偿，仍差11。7万元。张志宇和金宇航坚决不让步，而韩常进的态度则缓和许多。“他最后把这笔钱赔给我就是了，你们的钱照拿。”韩常进一心想促成《谅解书》的达成。
8月27日，孙林和受害者家属3家人，在律师事务所正式签订了《谅解书》。
《谅解书》中提到，“作为死者家属，我们对孙伟铭予以谅解，请求贵院对孙伟铭量刑时对此情节予以考虑。”
9月8日，法院终审判决孙伟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伟铭案已经尘埃落定，而对于孙林一家而言，“苦难才刚刚开始。”事后，母亲李大琼哭着说。
人类为什么作弊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217次 2007年，美国媒体在杜克大学的网站上捕捉到一条新闻，杜克大学的富卡商学院发生了集体作弊事件，网站的信息表明，这个闻名世界的商学院，有30多名学生涉嫌舞弊和撒谎。
学院给MBA研究生布置的期末考试题和决策模式有关。这次期末考试完全开卷，学生拿到题目后可以回家完成。
有些学生互相讨论过考试的题目，并商量答案。按规定，开卷考试可能随便查阅任何资料，但不允许学生互相商量和讨论。
人类为什么作弊
老师收到试卷后，发现不少学生的答案有雷同之处，于是开始调查。调查过程中，几乎没有学生承认自己作弊，而且都声称，可以查询自己的课堂笔记和其他内容，来佐证自己没有作弊。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富卡商学院的调查人员发现，在所有被调查的38名学生中，只有4名是清白的，剩下的学生都涉嫌作弊，还有一名学生涉嫌在调查中撒谎、提供不实信息。http：//www。85nian。net/archives/2343。html
经过22场听证会之后，富卡商学院宣布了处理结果——9名学生被开除，15名学生停课一年，且这门考试不及格，10名学生重修该门课程。
美国其他领域的舞弊也不少，在分析舞弊增多的原因时，学者们常常会提起一个因素，道德滑坡。
作弊借口——道德滑坡
《亚洲时报》曾经报道过一个发生在中国西部的、非常有意思的反作弊创举。中国无疑是一个考试大国，除了高考、中考外，公务员以及各级官员的选拔都离不了考试。甘肃武威市在招收公检法人员的时候，进行过一次反作弊的尝试。
主考单位在考场中布置了一群反作弊的高手——12岁的小学生。据后来统计，小学生在一个考场内平均可以抓到18名作弊者，而和他们一样监考的成年监考人员，一般只能抓到7个。
据考场的负责人说，他们之所以让小朋友监考，是因为“成年监考人通常非常谨慎小心”。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成年人在道德的敏感度上，已经衰退了。童真无邪的小学生对于善恶行为有清晰的判断，所以，他们在道德问题上更敏感，也更勇敢。
道德在面对金钱、权力的诱惑或者压力时，总是最先被牺牲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存在。
美国《管理学习与教育》杂志曾经刊登了一项调查的结果，调查是由唐纳德·麦凯布进行的，数据来自美国及加拿大54所院校的大约5300位调查受访者，其中包括623名在商学院就读的学生。http：//www。85nian。net/archives/2343。html
调查结果显示，在所有研究生中，MBA学生作弊最多。他们中有56%的人承认，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考试中抄纸条、剽窃、从网上下载论文等。
发布调查结果后，唐纳德·麦凯布说：“令我吃惊的是，有这么多学生承认作弊。”这反映出对作弊的道德上的漠视，成为学生作弊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此，美国众多的商学院都把道德行为作为核心课程。
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文章透露，美国人作弊泛滥成灾。
在商界，有约60%的大公司为抬高股价而虚报利润，安然作弊案就震惊世界；在体育界，除了兴奋剂外，足球教练常常在引进运动员的时候耍花招；在教育办，除了常规作弊外，学生们服用兴奋剂增强记忆力，谎称自己残疾而得到更多的考试时间；在税收领域，许多美国人认为可以顺利地逃税，据估计，约200万美国人拥有非法的海外账户。
美国会计学会会长史蒂文·阿伯雷齐特在分析会计舞弊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舞弊三角”。
阿伯雷齐特认为，舞弊产生的原因有3个：压力、机会和自我合理化。这3个要素就和热度、燃料、氧气这3个要素促成燃烧一样，促成了舞弊的形成。
尽管阿伯雷齐特的理论是用来分析企业财务舞弊的，其实适合一切舞弊行为的分析。我们提到的道德滑坡，其实就为舞弊提供了极好的“自我合理化”——“我只是为了通过这次艰难的考试”“我再也不能让我父母失望了”，这些借口攻克了道德的关卡，为自己的舞弊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作弊动机——考试带来的压力
美国社会学家麦凯布曾经说，作弊的重要原因就是学生们看到自己的同学在作弊．在一个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如果能通过作弊提高分数，那么将有更多机会去大企业实习、去华尔街工作。
所以，麦凯布认为，“在看到别人作弊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处在了不利的位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学生们的舞弊是可以预见的。
有一位曾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曾回忆他在日本经历过的考试：
有些日本大学考试，允许带词典、书本、计算器，凡是学生认为用得着的都可以带进考场。在考试过程中，随时可以翻书查找公式。考试题出得很灵活，翻书肯定是找不着答案的。
所以，词典、书本、笔记本，对应付考试基本没有什么作用。老师发了试卷以后就离开考场休息去了，根本不监考。
一个小时以后老师回来了，也不收试卷，而是把标准答案写到黑板上，让学生对照标准答案自己给自己打分。成绩高低不同，可同学们自报分数的
时候，表情都很自然，最少的才10多分。
这位留学生分析，他观察到日本学生之所以不作弊，有两个原因：决定学生学业成绩的，不是一次两次考试，还要综合出勤、对知识的灵活运用等
情况，假如有学生没有如实报告真实评分，将被视为不诚实，直接结果就是该门课不及格。即使以后上社会，这种烙印也会影响就业。
这种制度把压力从一次次具体的考试中分离，所以，学生不会为了——次考试而甘冒风险。
事实上，最难作弊的科研领域（科学家群体自我监督和气相监督是最为严格的）也可能因为压力而发生舞弊行为。在《背叛真理的人们》一书中毒
作者布罗德和韦德描述了科学家的压力．
“要获得成功，一个研究人员必须使自己的文章尽可能多地得到发表，确保能拿到政府的资助，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创造条件招收研究生，增加发表
文章的篇数，争取在一所大学拿到终身职位，撰写可能引起科学奖评选机构注意的文章，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并希望有朝一日被邀请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不仅在现代科研中存在着力争向上爬的压力，而且制度本身对真正的成就和表面上的成功都起鼓励的作用。”
制度造成的压力产生舞弊的动机。当考试成为评价学生的唯—标准，论文成为科学工作者的唯一标准，盈利成为上市公司的唯——标准的时候，在强大的压力下，舞弊的动机就非常充足。http：//www。85nian。net/archives/2343。html
即使最注重名声的英国广播公司（BBC），也曾经为了盈利而舞弊。2008年，英国电信局审查后发现，BBC曾经在过去的—年半内多次作弊，比如让自己的员工拨打竞猜节目的电话中奖等。最终，BBC收到了—张40万英镑的罚单。
据《泰晤士报》报道，英国独立电视公司也因为节目作弊收到过英国电信局567．5万英镑的罚单。
看来，只要还存在压力，存在机会，也有适当的借口和理由，作弊与反作弊的战争就会继续。只是，反作弊的时候还要多考虑作弊的原因。
两个老骑士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77次 见到宋德福老人时，我马上想起了堂吉．诃德。不过，堂吉先生是手执长矛与风车作战的，悲壮而滑稽，宋老爷子却是抓起铁锨与风沙对抗的，没有滑稽，只有悲壮。他们都是骑士。滑稽的骑士也是骑士，悲壮的骑士则是骑士的本来风度。
这是古浪县海滩子镇上冰村，古浪绿洲处在沙漠最前沿的村庄，前面就是如大海一般浩渺的腾格里沙漠。乘车离开古浪县城，朝沙漠的方向走去时，和往年见到的情形大不相同。绿洲农田的庄稼已经收割了，空旷的田野却并不空旷，树木和各种沙生植物显得分外精神。今年的雨水多，大片大片气焰嚣张的沙漠老实了。
沙漠是植物最厉害的杀手，风助沙势，沙助风狂，所过之处，摧枯拉朽，一切生命都要让位于死亡。同样，植物也是沙漠的死敌，而植物却是需要水的滋润的，水之于植物，如同战士手中的刀枪。沙漠中生长着梭梭、红柳、花棒、沙枣等等，这都是节水耐旱的植物，它们的阵容虽显得单薄，但也足可暂时绊住随风横行的沙漠的腿脚了。
走完了绿洲，终于来到了抗沙前沿阵地上冰村。有上冰村，便有下冰村，两个村庄原来都属于冰草湾。冰草是一种草本植物，根系极为发达。人口繁衍，村庄扩张，只好一分为二。人在扩张时，沙漠在整装待发，人在为自己的些许成就得意洋洋时，沙漠趁势反攻，人不但把沙漠还给了沙漠，把绿洲也还给沙漠了。
冰草湾只剩下了名字，阻击沙漠的冰草已难觅踪影了。大风起兮，沙尘遮天蔽日，田园顿时黄沙浪漫，半截屋子沉没黄沙，一碗饭吃完，碗底落下半寸厚的沙粒。有些人携家带口，挥泪离开村庄，有些人四顾茫茫，徒唤奈何。但，也有人起而抗争。
宋德福老人就是一个。在摧枯拉朽的沙漠面前，宋德福老人显得太孱弱，太渺小了。这是一场不公平，不对等的战争，战争还没有开始，战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沙漠无语，但，沙漠就是这样认为的，它对横在面前的宋德福不屑一顾。宋德福无语，他揉一揉钻进眼里的沙子，抡起铁锨，在沙海的波峰浪尖上，剜出一个沙坑，栽上了一棵树。然后，他挺进大漠深处，一棵，两棵，成千上万棵，成百万棵。仿佛一根根针，将跑得飞快的沙漠牢牢地钉在了大地上。
8年的时光，中国军民以简陋的武器，凭着一腔忠勇，一腔热血，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还是八年时光，宋德福老人仍然以简陋的劳动工具，凭着一腔忠勇，一腔热血，给万亩黄沙披上了绿装。外围是防风固沙的沙生植物，往里走，是果园。老人捧着猩红甘甜的大枣坏笑着说，我把亲戚朋友骗了一个遍，前多年骗，去年骗，今年照样骗，我骗他们帮我栽树，我没有钱雇工人，但，树不可不栽，沙不可不治。果子成熟了，我少卖一些，留下送给他们吃，他们高兴了，就帮我栽树，亲戚朋友的孩子来了，我给他们吃果子，哄高兴了，他们也帮我栽树。
万亩草木堵住了风口，逃离的人陆续回来了。凌厉的风照样可以透过防风林，可是，这是清风，是干净的风，饭碗里只有饭，没有沙粒了。诗人谢荣胜在这里挂职村支部第一书记，他给村里办起了阅览室。草木在这里扎了根，现代文明在这里扎了根。雨后不久，沙丘上的植物还带着露水，我爬上一个制高点，向腾格里沙漠深处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望不断的深秋季节黄绿相间的各种植物。
本来这里是被沙漠侵吞了的绿洲，现在又变成了绿洲，人们正在以骑士的姿态，从脚下的绿洲出发，挥舞绿洲向沙漠深处挺进。
两天后，我来到了武威凉州区长城乡洪水村。
长城乡名不虚传，残留的长城断断续续，从遥远处来，到遥远处去。当年用来抗拒对手的壁垒，如今在沙浪面前一筹莫展，许多城堡并没有倾塌，却被黄沙掩埋。金戈铁马之声早已化为历史深处的感叹和幽怨，而从前的抗敌前线，如今又变身为抗沙前线。曾经的敌对双方早已偃旗息鼓，融为共存共荣的一家，共同面对的却是共同的敌人。他们此前的所有纷争，无非是为了争夺在脚下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权，而今，沙漠以席卷之势，让所有生命的生存愿望化为最后一滴眼泪。
在这里，我见到了另一个沙漠骑士王天昌老人。
乍一见，我首先想起的仍然是那位中世纪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同样，没有堂吉先生的滑稽，有的只有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世悲壮。与宋德福老人略有区别的是，王天昌老人手中有一杆枪。两米长的枪杆，圆锥形的大约一尺半长的枪头，枪杆的另一头是锄头。这是王天昌的发明创造，被人称之为沙漠枪。使用沙漠枪的基本套路是，先用锄头刨去地表一层干沙，再调换方向，枪头插入沙中，用脚使劲踩踏，当枪头完全没入沙中时，拔出来，将树苗从枪头刺出的圆孔中植入。
一棵树就这样在流沙中生根发芽，成为阻截沙漠侵袭的新的长城。王天昌老人率领老伴，还有儿子王银吉，每人手执这样一杆枪，抗战八年，给一万多亩流沙披上了绿色。
至今，王天昌老人提起长孙的病故，仍然泣不成声。长孙十四岁那年，突然生病了，王天昌率领全家正奋战在抗沙前线，他以为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半大小伙子，偶然生病没什么要紧，这一错误的“以为”，给他，给全家留下了永久的伤痛。长孙人生最后的愿望，竟是让爷爷背着他，来到治沙工地，他望着爷爷辉煌的治沙业绩，幸福地闭上了一双少年清澈的眼睛。
我见到老人那一天，正是日近正午时分，天空阴云密布，凛冽的寒风扫地而来，他与老伴、儿子，一人一杆沙漠枪，在冬天来临的前夕，抢种梭梭。他盘腿坐在冰凉的沙地上，我也盘腿坐在冰凉的沙地上，大风一波波袭来，沙丘上的草木迎风摇曳，而沙粒则被牢牢地钉在原地。说起孙子的病逝，他黯然神伤，说起治沙来，立即又志气高迈。所有的治沙经验都是从无数次的失败中得来的。起初，他在流沙中栽树时，挖坑四十厘米，眼看一大片树苗栽活了，一场沙尘暴，树苗被连根拔起。他没有气馁，心想，大风可以吹走四十厘米的流沙，我便挖坑八十厘米，吹走一半，还剩一半，只要树根不被拔走，就有存活的希望。
他成功了。
说到这里，他忽地站起身来，傲然昂起头颅，灰白的头发迎风招展，高大的身躯像是扎根于沙漠深处的一棵大树。他说了一句粗话：我就不信，我对付不了这驴日的风！这是一句粗话，在厅堂里这样说话，肯定不雅，可是，这是抗沙前线，面对的是给生命制造灭顶之灾的沙患。电视台记者也在现场采访，有人悄悄建议，播出时，把这句话删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是我在抗沙前线听到的最精彩、最男人气、最有英雄气概的一句话。
真男人，真性情，真英雄，真本色。谁能看得出，灰头土脸的王老还弹得一手好三弦。他坐在条凳上，头颅高高扬起，眼望一眼望不穿的大漠，转轴拨弦三两声，忠臣孝子气纵横。他弹的是凉州贤孝，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哀婉悲凉，风送弦声，弦外传音，王老一家栽种的树木，在风与弦的和鸣中翩然而舞。
公交车记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219次 公交车记
一
公交车是城市里最为直接的生活剧场。车窗是频繁调换的电视屏幕，司机是那个态度傲慢却不容易被换掉的主持人，座位上和走道站满了没有台词的本色演员。舞台上间或演出温情、偷盗、骂娘的奇特情节。
通常，我是从熟悉一辆公交车开始熟悉一个城市的。
在公交车上，我最喜欢听学生和女人说话。
那些放了学的中学生，讲述的都是明清笔记小说风格的故事，他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不是在讲课，而是给他们表演幽默的节目。譬如他们嫌弃老师的鼻音太重了，手指头是兰花指，粉笔老是拿不住，还有上衣太小了，老是露肚脐眼。孩子们的对话让我觉得荒唐又吃惊，当时我正在一所大学里代课，虽然课节不多，但也总会往黑板上写字。我一下子就想到自己，会不会也有兰花指，会不会在写字的时候上衣一直往上飞翔，露出学生们在宿舍里谈论的笑话内容。
女人们的谈话则趋向于“金瓶梅”风格，胸罩的价格，夜晚睡眠不好的原因，邻居家的动静很大，好色同事的一些暧昧细节，奶粉涨价导致自己必须多吃一些好东西给孩子提供奶水，所以身体就胖了，等等。有的女人说话很慢，不轻易谈论私人的生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下汽车家具或者前几天和一个香港来的女人喝茶的情景。有的女人则很恶俗，批评楼上邻居，每天十二点钟孩子都哭个不停，一定是因为两个做那种事把孩子弄醒了。有时候，她们说话间还会相互讽刺，然后哈哈大笑，她们占据着车厢里大把的座椅，有老年人过来也不让座，把公交车完全当成了咖啡厅。
我如果正好站在她们身边，便会死死地盯住一个女人看，把她看羞了去，让她沉默为止。
我把公交车当成了我的日常手册，我在一次又一次疲倦不堪的拥挤中发现了自己的勇敢或者孱弱，智慧或者懒惰。
二
我经常坐的二路车是一班绕城的公交，路线出奇的曲折。小偷扎堆在这趟车上作案。
有一次看到一个外地人在公交车上号啕大哭，他的五千元现金被偷了，那是他给母亲做手术的钱。他是一个长相结实的中年男人，哭得很真实。
公交车停在了半路上，有人打了110报警。
我带头给他捐了十元钱，全车有不少人给他钱，他一边谢我们，一边号啕大哭。
全车人都被他的哭声打动，整整一天的时间，我的心情都没有转变过来。
那一天，我给办公室的同事，楼下银行的朋友，一起喝酒的其他朋友一一地描述那个男人的哭泣。有一个朋友怀疑地问了我一句，不会是专门表演的江湖骗子吧。他的话让我的心咯噔一下，但我马上就否定了他。我说，江湖骗子的哭也很像的，但是，鼻涕不会那么流出来。很明显，那是悲伤欲绝所致。我仿佛生怕自己遇到了骗子一样，拼命地搜集自己对那个哭泣的中年男人的印象，衣服，说话的口音，眉头，说话嘴唇时的颤抖。虚假的表演和生活的真实永远是有区别的，表演的动人，更多的是借助曲折的情节和很漫长的铺垫。可是，这个男人压根就没有说任何关于母亲的病，他只是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哭，用眼泪复眼泪，用疼痛复疼痛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果然，第二天，报纸报道他的事情，经过公交反扒民警的两天努力，该中年男子的五千元现金找到了。而且警察又捐了数千元钱为他的母亲做手术。
这是我见过的最圆满的一次被盗事件。
公交车总会给我一些超出生活表象的一些结论让我思考，比如假相。
是夏天，车上的人很多。我被人挤到了一个角落里，紧挨着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注释一下，她不是孕妇。有两个人从远处跑过来，全车的人都看到了，透过后视镜，司机也应该看到了。可是他并不停下来，而是加大了油门，车像愤怒的公牛一样奔跑起来，把两个年轻人甩在了后面。车上的人很挤，但是再上两个人还是可以的。我大声地叫喊，说，司机，你这么不讲道德，人家都追上来了。
我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一个中年女人说，现在不是不允许拒载客人了吗？
可是，那个司机却不冷不热地说：“那两个人是小偷，经常扮作赶公交车的样子，上车来就直喘气，然后脱衣服什么的，顺便就开始掏钱包了。”
一下子，全车的人都不再报怨司机野蛮了。
那个司机帮助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个假相，原来，大夏天里，奔跑着追赶公交车的人，并不全是有急事的人，也有可能是小偷。
三
我家附近的公交车站牌很多。有一次，我提前下班，在公交车站牌旁边的一个旧书摊前停了下来。我在那里翻一本旧得发黄的手抄本中草药的书，内容很私密，却很好看。
我在那里看书的半个小时里，有一个老太太跑过来问了我两次时间。我看着她提着的两大包袱衣物，以及她地道的豫西口音，知道她是从乡下来的，等着人来接。
我看书看累了，站起身来看着她，听见她不停地唉声叹气，以为她丢了钱，就问，老人家是不是丢了钱。她看着我，很感激地说：“不是哩不是哩，我等我闺女哩，都半个小时哩，咋还不来哩。”她每句话都加一个哩字，让我觉得很新鲜。
正要和她说些别的来缓和一下她的焦急，她的女儿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冲过来，大声说：“妈，你等急了吧。”
谁知那个老太太却一下改口说：“没有，我刚刚下车，公交车特别慢，我刚下车。”
那个女儿舒了一口气，把行李放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和老太太一起慢慢走了。
我看着老人家，觉得特别感动。
有一次，从火车站回家，坐了一路人比较稀少的公交车。
车上有一个穿长裙子的女孩，她在等车的时候就大声叫喊着，想要随便找个男人嫁了什么的。
她长得过于一般，且装扮俗艳，说话所选择的词语大多粗鄙。声音很大，总要占领别人。总之，我和车上所有的人都对她白眼。
公交车过一个立交桥的时候遇到了红灯。那个女孩竟然拍着车窗大声对着一个正在打扫道路的清洁工大声叫喊，妈，妈，妈。
她的母亲听到了，张着嘴巴说了句什么，但离得太远，风把她的话吹到了别处。
车上装扮俗艳的女孩子不管，大着声音对她的母亲说，我去给你换衣裳，衣裳。
这次她的母亲仿佛听到了，向她挥挥手，表示同意。
那个女孩子不说话了，车一下子安静起来。
全车的人都被女孩子教育了。她在公交车大声叫她的母亲，而她的母亲竟然是在立交桥下打扫卫生的清洁工。
这是多么值得炫耀的母亲和女儿啊。
我的心为这个长相粗俗的女孩柔软了一路。
有一次，大雪覆盖了我们所在的城市，道路瘫痪了。我从单位步行下班，走到住处附近的时候已经完全黑了。我发现有一辆公交车坏在了十字路口，有一只尾灯一晃一晃地提醒着其他车辆。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绕过这辆公交车，我向西走，拐入一个黑咕隆咚的小路。那条还没有正式挂牌的小路就是我们小区所在地。
黑暗中我三番五次地被雪和黑暗滑倒，手上身上全是泥。突然，我身后面递来一股灯光。是递来的，是那个已经坏了公交车的司机，听到我摔倒的声音，把车前灯打开了。
那灯光曲折地照耀了我的一小段人生，让我对公交车司机这个职业有了温暖的理解。
公交车，是一个阶层的表征，它界定了大多乘客的物质和精神状况。但同时，它也是最精彩的一个剧场。我们自认为看懂了它，却往往被它的节目戏弄。
别做尴尬的超人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150次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是一个私家车的最新车贴。社会风气何以变得如此？当“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我们有了更深的思考。
那个化名张军的上海白领好心捎了一位自称胃痛的男子，结果遭遇“钓鱼”——男子上车后突然拔走车钥匙，随后冲出多个交管执法人员，坚持认定张军涉嫌非法运营。随后车被扣，并被罚款一万元。
张军的遭遇让人感到既然防不胜防，不如干脆杜绝，于是，就有了那个车贴。这就好比现代版的农夫与蛇，而且面对的还是一条故意装冬眠的蛇，那么真是会有一段时间看见草绳就怕的。
2006年底，南京市民彭宇也面对过同样的难题。他在公交车站好心扶起一名跌倒的老太，并送其去医院检查。老太被查出胫骨骨折之后，与其家属一道一口咬定是被彭宇所撞，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赔偿13万。最终，法院“推理分析”做出判决，彭宇须赔偿原告4。5万。判决书中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4。5万，是彭宇做好人的成本。张军必须面对的，则是1万元罚款和一场未卜的诉讼。而在最新发生的钓鱼事件中，刚刚在新公司上班两天的司机孙中界的成本还额外包括一小截自己的手指——为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砍掉了自己的左手小指。韩寒在他的博客里评论说：逼良为娼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你一逼，人家好歹也为娼了，但是诬良为娼真的很少见，何况还是利用私家车主的公德心。
而就在彭宇事件之后，有媒体报道当一位老人摔倒之后，无人上前搀扶，老人于是只能高喊：我是自己摔倒的……
这的确是在挑战我们的道德感。当一个社会做好人的成本如此之高，当做好事的最终把自己陷于被动，那么善的初衷和行为一定会被打折扣，会迟疑，最终会如那张后车窗的告示一样，被杜绝。这是令人心酸的结局。
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善良是美德，要宽容和仁慈，要乐于助人，这些心理氛围的美感伴随我们成长，踏入社会，行事为人，都要以善的初衷，趋于一个善的结果。但现在，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尺度？我们还要不要做好人？
好事是一种道德感的体现，并没有一定和必须。但有些事情，尽管不是你的义务，还是会触及你的道德底线。所谓人性之美，是人会越过自己的私心、胆怯等自然属性，实现无私和正义。
但我们要提醒：即使想做好事，想要帮助他人，也应该同时注意自我保护。
你要做好人，最好掌握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了解更多的救助技巧，量力而行。而现今社会，做好人好事也有了更多安全正规的途径。至于日常生活中，则还有更多随手可做的好事，尽管微小，却正是这个良性循环的开端。
有效保护自己的办法
首选是寻求公共帮助。除特殊情况外，最有效、最专业也最安全的帮助他人的办法，是寻求公共帮助。例如拨打110、火警、急救等电话。
有图有真相“钓鱼事件”之后，就有网友讨论说应该在车里装上摄像头，那么真相就一目了然。毕竟，这是取证的最好最直接的办法。随身携带的手机或是照相机也都可以留下现场的图像信息，作为事后证明自己的最有说服力的工具。当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不动声色。
录音做好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请及时按下随身携带的可录音设备（比如手机、音乐播放器等）的工作键，然后巧妙引导对方，进行还原事件真相的对话。如果够谨慎，这样的工作可以在一开始就进行，因为等到发现自己深陷困境的时候，往往都为时已晚。
为自己找证人。如能事先为自己寻找证人，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比如同伴或是现场目击者等，他们能够证明你的动机和行为是出于善意，很大程度地缓解做了好人但“说不清、无法证明”的尴尬处境。
确定是自己熟悉的环境遇到想出手相助但又面临不可知的危险的时候，请确定当时所处的是自己比较熟悉的环境，这在客观上能够帮助你有效地实施自我保护。如果你是孤身一人，这点尤为重要。
量力而行要确定正要做的事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愚勇。比如你完全不会游泳，那么也不要情急之下跳入水中想要救起溺水者。
既然斗智，可以迂回网上流传的一份安全宝典里说，如果你明明已经投币了，但司机却一再让你买票，那么请注意他很有可能是在提醒你有人正觊觎你的钱物。这样的司机的确够仗义——既做了好人，又没有将自己暴露在坏人的视线中。这告诉我们，做好事可以选择一些迂回的办法，不至于见义勇为之后，陷自己于危险。
生活里随手可做的好事
为好人作证前面提到做好人也应该自我保护，必要的时候为自己寻找证人，能证明自己的动机善良，避免做了好事反倒陷入困境。那么同理，如果此刻你刚好在现场见证了全过程，请为他们作证。这样你不但能帮助好人脱离困境，本身也值得赞许。让正义得到声张，好人得到保护，这才是良性循环，也能带动发生更多的好人好事。
拾金不昧也有前提,因为我们也听到看到不少以为自己在拾遗,结果却是陷入圈套到最后反被讹的事情。遇到这种情况,请参照上文的自我保护法。
只要参照自己丢失物品之后的着急和难过,就应该体会这是件一定要做的好事。
报警、叫救护车路见不平如果无法拔刀相助,那么至少可以打个电话请求专业人士的救援。一个电话并不会让我们损失什么,所以该打的时候请拿起电话。
还有更多做好事的途径
无偿献血。想想原本危在旦夕的人,因为一袋血而逆转生死,你会觉得这件事很了不起。
捐骨髓。这当然需要比献血承担更大的风险和痛苦。但真的,很了不起。
器官捐献。在自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依然能够帮助他人。只是需要克服中国的传统观念,同时也要做好家人的思想工作。
捐款。汶川地震后全国人民都在做的好事。
做义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无论是助老助残还是其他工作,都能为他人带去温暖。
助养贫困儿童。通过可靠的机构或个人,助养贫困山区的儿童,帮助他们接受教育,同时也是让他们能够在未来更好地把握自己的生活。
灾后救助。汶川地震后,成都的出租车司机自发组织无偿有序地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也从各地自发前往灾区,力所能及帮助救援、灾后重建以及心理疏导,对灾区人民意义重大。
志愿者。北京奥运会和即将到来的上海世博会,让我们发现,做志愿者不但能收获帮助他人的成就感,还有荣誉感。
一定要做的好事
让座公交车、地铁,乃至延伸到一切公共场所的座位,请乐于让给那些比你更需要它们的人。
善待流浪的小动物动物同人一样,也会有很多需要帮助的时刻。请善待你遇到的流浪狗、流浪猫或是其他小动物。
环保利人又利己,双赢之举。比如垃圾分类、随手关灯、离开座位时关闭电脑显示器、少使用一次性产品……
善待身边的人网上曾有帖子提倡在寒冷的深夜里买东西就不要和街头小贩讨价还价了,谁都不容易；或者黄昏时候买走卖花阿姨最后的几枝花,好让她早点收摊回家。这些小小的温情也许更多的是在温暖我们自己,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261次 这个故事会怎么收场呢？
少年作家子尤2006年因病离世，这是他离开时说的最后一句话。
读完这句话，我恍然觉得，把它放在某部悬疑小说的卷首也合适。那样的话，那部小说的故事或许要用倒叙法去慢慢写，慢慢讲。
人生原来伤感，它才不给你慢。它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眨眼，就总会想，退休后怎么过？是去儿子的公司当个识文断字的看门人，还是去京郊租来的民宅里种一畦韭菜肥一架丝瓜？
这活当然是这位活得短暂但率性的少年的临终呢喃，也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想法——因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是李敖还是李白你是比尔盖茨还是施瓦辛格，你都是一个故事，都有“收场”的规定动作。
几年前，《财富》杂志做过一个专题讨论，其中的两个议题相当有趣：一是财富之外是不是没有别的目标；一是坟墓之外是不是没有别的终点？这两个疑问虽然很难简单回答或者耶斯或者闹，可仔细想，它关注的，其实正是一个故事的结尾该怎么写——如果我们可以写的话。
一天，看过电视上的王石专访。在电视里，作为登山爱好者王石说着说着就从登山转移到了人生。他的大意说，比起上山来说，下山才是真正的目的——因为如果你上山上去了却没有下来，那上山的意义也就冰冻在风雪之中了······
我理解，王石的“下山说”其其实就是子尤的“收场说”……而其实，有太多的名人们至少从来没想王石那样认真想过关于下山或收场。
几年前，我读翻译家黄灿然随笔，他写过一则名为《临终遗言》的文字。据他介绍，历史上不少伟人的临终遗言，除了少数例外，大都像电话簿一样乏味。
拜伦临终遗言既缺乏想象力又不浪漫：“现在我要睡觉了，晚安”；歌德临终遗言被怀疑做过手脚，叫“我要更多的光”，而酒店大亨希尔顿留给后代的话虽然与他印在名片上的泰投颇为相称，但未免太鸡毛蒜皮了：“记得把浴帘拉到浴缸内侧”……这个热爱生活的家伙临终前担心的，竟是盥洗间的卫生。
黄说，当临终者心中想着其它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地狱或难言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还想榨取他们的真知灼见，是否太不公平了？
黄的这个设问，真是一个好问题——顺着它，我想，其实人生的收场粗分只有可控不可控两种——我们只要在可控的那个部分里有所思有所得有所反省有所畏惧，足矣。
至于“不可控”的部分，其实你我无妨率性而为，不收场也是收场，正如不了即了，一了百了。
道光的特供早餐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142次 道光皇帝所居的时代与其他各位皇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这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红线，皇宫内计划经济，皇宫外市场经济。比如明朝，皇宫里的平时用度是，每年财政得安排120万两银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怕没有这个预算吧。皇宫里的计划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府采购，采购什么，到哪里采购，都是有规矩的，坦白地说吧，这种经济是以特供为主要形式。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的，何况这种经济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墙壁，也没几人能够了然。但是，道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可以看得懂。据说，道光皇帝很有节俭美德，“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皇帝节俭之德没人可以比，“然帝或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索”，他想吃东西了，首先都要问个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
有天早晨，道光想吃粉条汤，他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实并不复杂，除非就是放些辣椒，加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府马上就报了一个落实方案，呈道光审批，他看了报告，傻了眼，他看不懂啊，报告上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七万五千两。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粉条吗？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出来：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建设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采购员等一干人马吧；您想吃粉条，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粉条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须经费六万两；常年费须一万五千两。”内务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
问题是，道光是个节俭的皇帝，问题更是，道光皇帝知道这个行情，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
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个冤大头了呢？在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大头，那么唯一的，就是百姓当冤大头了。
道光这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利好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皇家特供粉条挂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结果呢，他的饭馆被封了被取缔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几天，道光想吃粉条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买不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的，四十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消受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府的一干人马喝西北风？可是，私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大清帝国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吗？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打击了，马上就给取缔了。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汤不可得，可叹也！”呵呵，当了皇帝，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大气，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失去了求生一条路而叹息呢？谁为百姓失去了生活而哀民生之多艰呢？
是我摧垮了经济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143次 是我摧垮了经济
作者：陈思进来源：《发现》2009年第11期
前几天一大早，进办公室之前，在过道上习惯性地看一下墙上的电视，正在播放CNN财经台的BreakingNews。那天正在专访一个老头儿，瞄了一眼标题：“IbroketheEconomy！”（是我摧垮了经济！）一开始我还以为Countrywide或“两房”的前CEO在忏悔，再定睛一看，是《财富》专栏作家StanleyBing，文风以幽默风趣见长。不过，怎么可能是他摧垮了经济呢？于是我站定下来听他细说。
他正儿八经地数落道：“我这儿有一份今年涨幅最大的10只股票名单，很可惜，我没有拥有任何一支。这绝不是巧合，只要我一买这些股票，它们就跌。好吧，那我就买指数，等我一买指数，指数也跌了。你看，本来好好儿的楼市，两年前，我刚在曼哈顿买了一套公寓，房价就开始下跌了……”
听得我哈哈大笑，不禁想起了我的哥们儿项羽（与“霸王”同名同姓）。他炒股多年，有一天很神秘地告诉我说，不知道为什么，真是邪门儿，任何一只股票，我没有买的时候，它一个劲儿地涨，当我一买它，就立马下跌。你看Google股票，它从100元起价，我嫌它贵，可它一路涨到300元，我买了10股，没想到，第二天就跌回到250元。当我忍不住220元时刚卖掉，它又开始上升，到了400元时我又买了10股，可没几天又跌回250元，一气之下我卖掉了，可随即一路疯涨到700元，分析师都说这是一只至少大涨到1000元的股票，我不信邪，一咬牙又买了10股。可就在我刚买下的当口儿它掉头下滑，当天下跌到500元，这次我不卖了，干脆做股东，目前它一直徘徊在300元到400元之间。现在我老婆称我为“股神”了。
记得刚进华尔街时，我的部门大老板Mike，请我们几个新人到一家法国餐厅撮一顿。这位Mike是犹太人，是华尔街有名的金牌财经分析师，常上电视帮大伙儿选股。能和大腕儿零距离接触，自然不能放过机会，大家连连发问，询问投资技巧。Mike允许每个人提一个问题。我正为401K不知投资在哪儿而犯愁，逮着这个机会便问他退休金买什么股票好。没想到他回答我：“我的退休金只买Fix-income（固定收益债券），而且都是政府担保的。买股票？我们华尔街人怎么能用自己的钱去买股票，你没有听过‘OPM’？我们只玩儿OtherPeople’sMoney！这是我给你最值钱的一个忠告。切记，切记！”
这话我一直牢记心中。可是，在点COM疯狂时，实在经不起诱惑，下海玩了几把，结果以亏了5万美元告终，这才真明白Mike这句话的价值。
前年底从纽约回多伦多，临行前朋友们为我饯行。我这帮哥们儿不是博士就是硕士，好几位也是华尔街“高手儿”，几乎都在股市中扑腾了十几年。平时说起股票经来都侃侃而谈，指点江山，个个吹嘘自己眼光如何准，买什么赚什么。这次大伙喝高了，酒后吐真言，没有一个人从股市中赚到钱，最多的亏了50%，最少的也亏了20%，有一个老兄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是打个平手。
再回头看电视，Stanley还在振振有辞地“忏悔”着：“我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谁叫我买股票股票跌、买房子房价跌、买指数指数跌呢？”
最后主持人笑问他，那么这会儿你还想投资什么？Stanley拿出一个咖啡罐，打开盖头一看，里面全部是现金：“我不投资了，只有把钱放在咖啡罐里。不然的话，好不容易有点儿起色的经济又要下去了，我可不想做千古罪人……”
熟人的成本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185次 我们常常讲的人情面子，主要是指在熟人之间运作。民营企业很多领导总有一个感觉：熟人多了好办事，要用熟人，用熟人可靠。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用熟人实际上也不是都能赚钱的事，不一定用熟人就能给企业带来利益；另外，熟人通常不会给你个人带来很大利益，相反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成本上的过度支出，收入是递减的。
再举个例子。你开车违规了，闯红灯了，被警察拦住了，你一看那警察是个熟人，他对你说：“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你说：“对不起，刚才没看见红灯，打了一个盹儿。”对方说：“没事儿，过去吧。”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有面子。为什么？别人闯红灯会被警察拦住了处罚，而这个警察当着别人的面管你叫大哥，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人际关系模型，在第三者面前管你叫大哥，是给你面子。你又有了面子，又省却了50块钱罚款，你今天就很开心。然后你说：“兄弟，没事儿，改天一块儿吃个饭。”他说：“行。”
第二次路过这儿，不是闯红灯，而是拐错弯了，一看又是这哥们儿，这回不道歉了，你说：“又是您当班啊？”对方问：“最近买卖不错，要请客啊！”你说：“行啊，改日喝酒！”又省了50块钱，面子大了去了！但因为觉得麻烦了人家两次，都被拦住又放了，你会找理由请他吃饭，还这个人情。跟警察哥们儿一吃一喝一高兴，花费肯定超过100块钱。警察这会儿觉得很有面子，因为你请他喝酒，而中国人喝酒时要敬酒、要吹捧，他的感觉肯定好得不得了。俩人关系于是由一般熟人变成亲密熟人，甚至是家人那种，更有面子了。于是，吃完了以后，你多问了一句：“最近弟妹忙什么呢？”警察说：“你这弟妹不争气，一天在家没啥事儿，找工作特别难。要不上你那儿找个活儿干，能开点钱开点钱，别让她在家待着？”你说：“没问题，哥们儿的事儿嘛。”因为你不答应是不给他面子，答应了就是给他面子。于是他又敬你一杯，然后散了。过两天警察媳妇儿来上班了，怎么开工资呢？按照当下的标准，工资不可能太低。这工资月月都得开，每月至少1000块，还要买保险，加上其他杂支，差不多2000块钱，每个月都得给。
上班3个月之后，警察兄弟打电话来了，说：“大哥你那公司咋管的，这么乱！媳妇回来见天跟我说，您好好管管您手下，不能老欺负我媳妇，她不就是没上大学嘛，没上大学也是人。”第二天你上班，被迫变法儿让人都知道她老公跟你是哥们儿。而这时你可能已经不开车，也不可能违章了。同时你也对这位警察媳妇不耐烦了，对警察说：“弟妹在这儿不舒服，干脆让她回家。这样吧，她不用上班，我每月给她开一千二，一年给她发两万四。”这就是中国人的博弈，你花了钱，一年搭进两万四，还不好意思停这工资；最后钱花出去了，又早晚得罪了哥们儿。
如果当初警察一上来敬礼说罚款50块的时候，你就乖乖给50块，任他扣分，你整天就会闷闷不乐，责备自己不留神，并开始小心驾驶。回家后媳妇问你为什么不高兴，你告诉她今天开车闯红灯被罚了，老婆就该骂你，说：“你牛什么，你跟警察不是哥们儿，市局又没人，就瞎闯红灯。咱家这点钱不够你罚的。”你会说：“行了，别说了，以后我小心就是了。”从此你就变成好公民，尽量不再违规、不被罚款。
很多事实证明，熟人关系是超越制度而且破坏制度的。
一个想讲给所有人听的故事时间:2013-10-13 作者:未详 点击:205次 不久前去河南省法官学院讲课，课后和一些法官一起吃晚饭，席间自然免不了谈论一些法律上的事。一个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年轻人忽然说想请教我一个问题，接着他讲到他们研究室正在讨论的一个请示案件。原告是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妇女，产前曾去某医院做B超检查，被医生告知胎儿一切正常，但分娩后发现婴儿有残疾（大概是一条腿先天畸形），于是她起诉该医院，主张精神损失赔偿，理由是：如果医院认真检查，则她在发现胎儿畸形后，可以做人工流产。现因医院的过失，导致残疾儿的出生，造成其精神痛苦，故诉请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医院的主要抗辩理由是：医生做B超检查确有疏忽，但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胎儿畸形并非由检查疏忽所致），故不属医疗事故，医院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本案引起的争议问题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原告究竟是由残疾婴儿还是其母亲充当？该不该赔偿？赔多少？等等。见我没有马上回答，其他人纷纷发表意见，还争论起来。
我注意地听他们说话，一直没吭声。但我早已知道我将会说什么。此前，同类案件我曾听说过，当时，我忽然想起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让我感动不已的故事，于是我就对当时在场的人讲了那个故事。而今天，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
当大家说完了，我就说到：“对不起，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
人们好奇地看着我，静下来。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开始了我的讲述：
很久以前，美国某个小镇上最有名的医生为一个难产的孕妇接生。情况很严重。医生小心地检查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忽然心里一紧：那是个女孩，但是没有双腿！他不由自主地想：这个残疾儿的出生无疑将是一场灾难，痛苦和悲伤必定伴随女孩和他父母的一生！能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比如，找个借口把在一旁帮忙的护士支开，悄悄地用手术钳夹着的棉花堵住胎儿的嘴和鼻子，只需要一小会儿，胎儿就会窒息死亡。毕竟是难产，谁能保证胎儿不会死掉？可是，能这样做吗？！激烈的思想斗争使医生感到呼吸困难，面色惨白。但仅仅过去了几秒钟，医生便做出了决定，没有双腿的女孩平安出生了。
医生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无腿的女孩和她的母亲。但是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医生一直耿耿于怀，他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一天，小镇学校举行小学生毕业典礼，医生被邀请参加。学生们表演了一些节目。演出快结束前，在美妙轻盈的竖琴声中，大幕徐徐拉开，柔和的灯光照在舞台中间的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身上，她穿着雪白的裙子，轻轻地演奏竖琴，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一群装扮成小天使的孩子捧着点燃的蜡烛，随着竖琴缓缓地走出来……医生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
毕业典礼结束了，医生站在草坪上和校长闲聊。一个妇女牵着一个小女孩走到医生面前，医生一下就认出来，那正是舞台上演奏竖琴的可爱的小女孩！那妇女指着医生对小女孩说道：“孩子，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说起的那位了不起的医生！”这时，医生已经惊愕地认出面前的妇女就是十多年前的那个难产的孕妇！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迅速移向小女孩的腿。见此情景，女孩的母亲微笑了，淡淡地说：“她装了假肢。”然后她提高嗓音激动地对医生说道：“我们一家人都对你感激不尽！如果不是因为您，我们就会失去女儿！要知道，我女儿的降临，为我们一家带来了多少快乐和幸福！我想，我的女儿一定是仁慈的上帝特意赐给我们家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故事讲完了。大家都沉默不语。顿了顿，我接着说道？“我觉得，当我们讨论本案中医院应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我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这就是那个残疾儿！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残疾儿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就是那个残疾儿，我们会怎样想？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的，这就是那个残疾婴儿根本不应该出生，他的出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一个由医生的疏忽而导致的灾难！可是，我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假如把这场纷争交给一个陪审团裁判，而假如陪审团的成员全部由残疾人组成，面对那个母亲对医院的指控，他们会不会做出医院有罪的裁决？如果你是一个用假肢走路的法官，你会不会判决医院应该向原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想想，当那个残疾儿长大以后，他会如何面对和评判今天这场法律的审判和法律的讨论！”
我有些激动，完全不像个法学教授。
看了看四周，大家都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