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2:25
承载着灵魂的军刀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06次 在云南省腾冲县“国殇墓园”的陈列室里,我见过一把日本军刀,没有一个字的解说。那刀只是一把制式刀,日本下级军官用的。它的故事,是亲手接受捐赠的博物馆的李正先生告诉我的。
那把刀曾是一位名叫沈荣棠的军人的战利品。沈荣棠,浙江海宁人氏,是中国远征军第二十团军预备二师六团二营迫击炮排排长。
1944年在攻克腾冲城的最后一次血战中,一个日军下级军官挥着这把刀突然跳出残破不堪、全无生命迹象的掩体,直接冲进久经拼杀已现疲惫的中国士兵群中。8名士兵,猝不及防,先后死在这把刀下。是排长沈荣棠用冲锋枪射杀了这个败兵,他是对着那日本军人泼水似的扫射过去,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战斗结束后,经团长方诚的特许,沈荣棠留下了这把夺去他8名弟兄生命的军刀。战后,他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双手捧起这把日本军刀,长跪堂前。他把自己8名弟兄的生命,把8年不能侍奉母亲而换来的民族解放的艰辛都凝聚在这把刀上,献给母亲。很快,沈荣棠又离开了家。内战开始了,军人沈荣棠再一次走上战场。最终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离开了大陆,他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再后来,在大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层出不穷。家里竟然藏着反动军官儿子留下的军刀——这在那个时代当然是反动派妄图变天的铁证。可对母亲来讲,那把刀是儿子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是人家8个儿子仅有的生命痕迹。老母亲把刀层层包裹之后投入了水井,并在临终前将这个秘密告诉了身边的亲人。
1990年沈荣棠从台湾返乡探亲,得知军刀尚存,便委托义弟羊坚将刀捐赠给大陆相关机构。1994年羊坚先生从报纸上得知在云南省腾冲县要建滇西抗战纪念馆,便与腾冲县相关部门联系。但腾冲方面答复,我们没有钱去取,你要捐就把刀送过来。那时候云南省的旅游不似现在这般红火,腾冲县这个边远之城更是不为人知,没有钱当是真话。但羊坚又哪里有钱呢?然而他有义,他知道死于这把刀下的那8位烈士的墓地就在腾冲,它应该重归当年的战场,去祭奠那些为胜利死去的军人。于是他把刀捐给了海宁市政协,并坦言希望在政协的帮助下让此刀回腾冲。海宁政协专门派人陪同他携刀赴腾冲县完成了捐赠。1994年6月4日,这把附着8名远征军战士英灵的日本军刀,在离开半个世纪的时候重回腾冲。
如今,承载着8位中国军人生命的那把刀依然孤零零地躺在陈列柜里,身边连一块介绍它最后一次(也许只有那一次)肉搏的说明牌都没有。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3:25
打工三十五年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208次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28岁走出山村,走进城市,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来务工人员。35年了,在城市奔奔波波,忙忙碌碌。果菜买卖、收啤酒瓶、做建筑工和水泥工、帮人装卸货物、当保安……只要是单纯靠体力就能挣钱的行当,有哪些我是没干过的,我还真数不出来。不过,也正是我们这种老实本分的老农常常免不了被人欺,被人骗。人家的63岁,已经儿孙满堂,正享清福了,我的63岁还在外地打工,靠体力吃饭。没办法,我就一个孩子,和我一样是在城市打工的,赚不了几个钱,他能养活自己,不伸手向老父老母要钱就不错了。干吧,干到我真正不能再干的那一天再说。
给私人老板打工免不了挨欺负
给私人老板打工,常免不了要挨欺负,谁会愿受这种罪呀?有些老板真不是人。有一次,有个老板从农贸市场买了20笼狗,要我们把这些狗抬上车。一群恶狗,在笼子里又吼又窜,像要冲出来把我吃掉。狗笼没有提把,要手贴着笼壁搬运。大热天,我扛着沉重的笼子,在那不停的跑来跑去。老板在一旁监视着,水都不给喝一口。抬完十几个笼子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虚脱了,太阳烤在身上火辣辣的,但是没有办法呀。老板还催促我快点,就在这时,不知哪条疯狗在我左手心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钻心的疼呀!一圈牙印清晰可见,还向外淌着血。我和老板说了,只希望他给我买一块创可贴。万万没有想到,他非但没有一点同情心给我买药,还反“咬”我一口:“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不小心造成的。”
一毛钱的创可贴,我要的只是一毛钱的救助,真的有这么难吗?何况现在药店那么多。木木的BLOG85nian。net我还没说要去医院检查,打狂犬疫苗咧。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都那么难!
我没有愤怒,气愤有什么用?他是老板,我是打工的农民,他还恨不得我一气之下不做了,走人!还可以少花一份工钱。那不行,受气也不能白打工了啊。社会有时候就那么不平等,你不得不服,有本事自己做老板啊。
那时候也真不怕死,咬就咬了。现在想想,真有点后怕,现在狂犬病闹得那么厉害,这个城市近几年每年都有近百号人死于狂犬病。我那时也没有钱,如果上一趟医院,我一个月辛辛苦苦赚的钱就没有了。还好我福大命大没有事情。
我也是有“车”一族
奔波了几年,我也有点积蓄了。1990年的时候,我花900多块买了一辆三轮车,我也是有“车”一族了!虽说是人力三轮车,有了它,拉货做小买卖就方便多了。刚开始是收啤酒瓶,拉着三轮车走街穿巷,拿个旧铁盘,边敲边喊:“收啤酒瓶、废旧纸壳啰。”有时候还得挨家挨户地问。那时候每个啤酒瓶的收购价是2毛5分钱,自己只拿5分。碰到好运的时候,收到一两个茅台的酒瓶,一个空瓶可以卖到好几块钱咧。不过喝得上茅台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这个工作需要洪亮的嗓子和坚韧的耐力,一整天的吆喝、拉车到处走不说,收效还不稳定。我们一般都是收小家小户的,数量不多,多则几十个,上百个,少则十几个。饭店大批量的,我的车又小又破,有时候拉不了。所以一天可以拉得十多块钱不错了。有时候,有些人见你收的价钱低,拼命抬高价,比如2毛5的,他要抬到2毛6,那些家庭主妇最麻烦,经常为了那一两分钱讨价还价大半天,不然就干脆不卖了,反正还有别人收。
收啤酒瓶又累又赚不到钱。不收啤酒瓶,那做些什么呢?有辆三轮车,还是方便得多的,可以运送货物,做点小生意,卖菜也可以。投点本钱,从郊区拉点菜来市场卖,赚点差价,本小利小,风险不是很大。
进货要赶早,凌晨一两点就要去农贸市场了。选菜,讨价还价,把菜拉回来,就天亮了,正好可以卖了。量力而行,能卖多少就进多少。菜是不能留过夜的,会坏掉的。必须在当天卖完,剩的越多亏的越多。比起蔬菜,水果就好点,留的时间可以稍微长点。总之,做果菜生意,最大的压力就是担心不能及时卖完,只要卖完,就有钱赚了。
讨工钱
我们同乡出来的,干什么活的都有,做建筑工的比较多,这种又脏又累、工资又少的活,城市人有几个愿意干?我们农民工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建工程的时候临时集合,工程竣工了好聚好散。吃,简简单单几块钱的盒饭;住,用水泥砖或板子搭起的工棚。有饭吃,有地方睡,有工钱拿就行了。
只要你会做,又做得好,就不怕包工头不要,跟着包工头走,哪有活往哪跑。虽然包工头不是什么好人,有求于你时就同你好声好气,啊,师傅左,师傅右的;没工作时,哼,你这老屁头!其实也没必要和包工头计较这些,只要有工作,有饭吃,他给我们工钱,其他的就不重要。最怕最怕的是,辛辛苦苦的做了工,结果不发工资。
2004年,我和几个老乡跟一个包工头去做工,在柳州市南环路铺路,做了半年,工程完工了,包工头跑了!其他一百多个农民半年的血汗钱也不翼而飞了。工资整整拖了3年,我们家里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小孩还要读书,都快要把亲戚朋友的钱借遍了,还不发工资,要我们向谁去借?工程公司负责人、领导,出事了一个推一个,后来连人都找不到了!当官的,小轿车一辆接着一辆换,房子有几套,送儿女去外国读书,如果老老实实拿工资,怎么会那么有钱?农民工就是做死做活,盖房子还要借钱。木木的BLOG85nian。net四十多万的工钱啊,一分血汗钱没拿到手,还说不能如数发了,要打7。5折,工资还打折!近年关了,拿不着工钱就回不了家。
我们讨过好多次工钱了,也闹过好几次了,可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却迟迟没有兑现。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看看老乡,再看看我自己,外表看上去比真实年龄还老,常年被水泥腐蚀的粗手,皱纹越来越密,越来越深。衣服有哪天不是灰不溜秋的,有过几天干净整洁?命是这样,抱怨没有用,祖祖辈辈是种田的,我书读得不多,又没有什么本事,想一下子就当大官,发大财啊,不可能。不过,我从山村里出来,去过那么多地方,见了世面,比起祖辈算是一种进步吧。
受骗与上当
有了车,我就一直做车夫,我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比较自由。
我们十几辆车在这都成行了,一般都是主顾有什么需要主动过来找我们,和谁谈的价钱合适就去了。就有些人抓住民工急于找事做,想赚钱,而本身防范意识差的弱点,对农民下手作案。
2007年2月6号那天上午10点多钟,一个男青年过来,说请我去某某路帮他搬运东西,给我50块,用的士送我过去。我看条件还可以,就跟他上了车。小伙子递给我一瓶易拉罐的饮料,我见他喝了,自己也打开喝。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小伙子挺面善,我是个民工老头,能把我怎样?很快,那瓶饮料我一下子就喝完了,就开始觉得不对头了。全身软软的,脑子也不清醒了,到了哪我也不清楚了。奇怪啦?这是怎么回事?我就问小伙子:“阿弟,你刚才给我喝什么?”“啤酒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摸屁股荷包,扁的!手机不见了!掏胸前口袋,空的!200多块不见了。我才恍然大悟,我挨骗了!被人灌迷魂汤了!我怎么回到家的都不知道。我拼命想,但是那天从早上10点半到晚上8点之间的事情,一片空白。450块钱的手机,200多块的现金就这么没有了,对于别人来说可能不多,但那一分一角都是我的血汗钱啊!后来我听说,我们车行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就在6号那天下午,也挨人灌迷魂汤了……手法一模一样。同样的经历,小韦的损失要惨重的多。700多块的诺基亚手机,900多块的现金,这是他刚刚和老板“结账”回来的工钱。
碰到这种事,谁不恼火?报警,一点证据没有,又没有当场抓到人,车牌号什么都没有记。警察怎么查?再说,钱财都已经被骗走了,报警也没有用,东西又不会马上找回来的。我们通常是这样想的。
还有,我要讲我的一个工友被敲诈的事。这个工友在外面租房子住,有天一个年轻女的,敲开他的门,说没带钥匙进不了家,想借个手机,叫朋友回来。这个工友不好拒绝,就借给她。她打完电话就不走了,不断地挑逗这个民工……突然,一个男青年冲进来,女的就故意哭哭啼啼,说这人耍流氓。男青年不依不饶,推推搡搡,扬言要把这个民工扭送派出所。这当然不是好事情啊,女青年闹得要死要活的。男青年借故说,去派出所还是私了?你选吧!想想,还是私了吧,自己也是有老婆有孩子,有亲戚有朋友的人,丢不起这个脸啊。不料,男青年一口价就是“拿800块来!”事后想想,这就是一个骗局!早知道,就应该强硬点,去就去,去派出所把他们的假面具揭开,身正不怕影子歪,还怕女的丢不起这个脸哟。
谁来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谁帮农民讨公道?受骗上当的只有打崩了牙往肚里吞。也许,这不是我们该想的,能想的,可想的。
城市人对我们的态度
城市人的冷漠,我是真真切切领教过的。
我的大哥患有一种病,叫“蚂蟥痧”,长在舌根下面。发起病来,会马上昏迷,不省人事。用烟头或燃着的火柴头去熏舌头下面,才可以醒过来。大哥一般不出村子,村里人都知道他有这么一个病,碰到昏倒还懂得怎么救他。去年4月份的一个中午,他女儿打电话回来说接他到城里转转,他却坚持自己去,下午就踩着单车自己一个人去了。木木的BLOG85nian。net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
他骑车到城里去,病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路上发作了。大哥昏倒在路边,当时已经是晚上了,没有人理会,他又不能动,不能说话,在路边躺了一夜,第二天天没亮就走了……
大哥的离世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如果有个人陪同他去,也许他就不会死;如果女儿来接他,他就有得救了;如果过路人能够帮他一把,也许就能活下来……太多的假设了。我悲伤,路人就这么冷漠吗?报个警也有那么难吗?
有时候,我们去给人家铺地板砖,走进家里喝口水,女主人就很不客气地责怪我们,鞋那么脏,走进来把我的家弄脏了。碰到人家好点的,主人就会说,师傅你不用脱鞋的,直接走进来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很感激,很温暖,我们也能得到城市人的尊重了。
城市人对民工的态度,因人而异,有些人是看不起我们的,有些人则给予我们基本的尊重。出来打工只能说比种田好点。但是还在农村的人,见我们出来打工,总认为我们是来城市淘金的,赚大钱的,其实有多奔波,多劳苦,多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不称职的父亲
奔奔波波大半辈子。早知道以前多读几年书,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了,以前老那么贪玩,不想读书。后悔啊!到了我孩子又是,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还是很优秀的哦,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我那时自豪啊,家里有希望了!读完初中升高中,读大学。但是,没有想到,他升初中后就学坏了,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整天无心学习,逛东逛西惹是生非。
我和老伴都常年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照顾他,两个老人家也管不了他。爷爷奶奶说了他,他还顶嘴,后来,竟然发展到要用扁担打爷爷,这个败家子!我回家知道后,抓住他痛打了一顿,还是他奶奶拉住我,不让我打,抱着我的腿哭天喊地的。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这么狠地打过孩子,从那以后,他更加变本加厉了,几乎不回家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打工挣钱。要不,谁来养活这个家啊?
城市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一天不做事,位子空缺着,大把民工抢着做,那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就撂下了,生活的压力大,我不得不舍弃孩子了。我也想过,把他带在身边,让他在城市读书。可是户口迁移、高额的学费,都是很大的问题。
我承认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没有好好教他,也始终觉得对不起他,如果多一些关心、多一些温暖,也许他就不至于走上歧途。现在,他也成家了,人也成熟了很多,我只是希望他,好好教孩子,不要再步他爷爷和爸爸的后尘了,要摆脱农民工的命运。农民工,不是个轻松的字眼!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3:44
跪教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97次 总面积56。4平方公里的羊福乡,下辖6个村,42个村民小组,84个自然村寨。这个河谷深切,地形险峻之地,“赶集在路边,雨天烂泥齐裤边”,出生9个月时,可怕的灾难便降临到他头上,小儿麻痹症无情地剥夺了他双下肢行走的权利,从此两腿萎缩瘫痪。痛苦的父母,一次次抱着这可怜的孩子放声痛哭,这给陆永康带来了难以诉说的一生之痛。
“从我记事起到做手术的50多年间,我这双脚从未站起来过,为此,我不得不跪着一步一步地在地上挪动。我从学走路到10来岁,不管春夏秋冬,一直都是裸着双膝跪地,天长日久,两膝都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一到冬天,结茧的地方就会被冻得直流血,身后,常常拖出一串长长的血印。因跪行山路太用力,膝盖磨损经常引起血泡,大腿上部发炎,苦不堪言……”陆永康平静地诉说着往事。
14岁那年,陆永康央求父母让他去读书,在父母的要求下,老师同意了。从此,他每天双膝跪地行走,来到离家六公里外的孔荣村小学学习。但好景不长,“文革”席卷而来,小学被迫停课了。同学们都回家务农,陆永康却没有停歇,继续跪行到10公里外的甲雄乡小学就读,数九寒天,或炎炎夏日,崎岖的山路上都有他跪行的身影。然而,贫困的家境,没能让他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读完小学五年级后,他辍学了。
村里小学偏远,那年,最后一位教师也悄然离去。陆永康看着残破的校舍、恋恋不舍离开校园的孩子和空荡荡的教室,他突然萌生出一种念想:我能不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让他们尽早摆脱愚昧贫穷?
机会来了,村里决定恢复小学,但没教师,怎么办?村长决定,让全村识字最多的陆永康试一试。1968年9月1日,是他一生中难忘的日子。他第一次跪着走上讲台,30多个孩子用一种惊诧的目光盯着他。从这些学生眼里,他看到了一种渴求,也看到了一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几乎摧毁了他的信心。他定了定神对孩子们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我虽身体残疾,但是我的心理是健康的,我会尽力把知识传授给你们,使你们也能成为家乡的文化人。”从此以后,深山中又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慢慢地,陆永康从孩子们热切的目光中发现,学生们心里已接受了他。
“那时小学刚恢复,条件极为简陋,一间教室,而到学校上课的有30名学生,按层次分成三个年级,学生基础较差,只能进行复式教学,任务十分繁重。我当老师后,认真上好每一堂课,认真对待每个学生。我深知自己学识浅薄,于是便一边刻苦钻研,一边认真教学,总结教学经验,掌握教学方法。有弄不懂的东西,我就跪行到6公里远的中心小学去向别的老师请教。针对水族学生不熟汉语的特点,我还采用本地汉话和水语‘双语’教学,取得了一点成绩。”
不可思议的是,两年后,他所教的毕业班中42人有22人考取了初中,这在孔荣村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孔荣村山高坡陡,而小学坐落在一个半山腰上,学生连课间活动的场地都没有。于是,陆永康带着学生,利用劳动课,在学校门前一锄一锄地挖开了,学生放学后,他就一个人挖。整整三年时间,他终于在校门前挖出了一个篮球场。
拖着残疾之躯,陆永康除了教学外,还承担着超负荷的额外工作。农村孩子买不起学习用品,于是,每到油桐收割季节,他便带领学生上山捡桐籽去卖,卖得的钱为学生购买铅笔、作业本等学习用具;他买了一把推剪,给学生理发,当起了校内义务理发员,并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的努力感动了群众和村干部,村里划给学校三亩地,他种上了油桐树。三年以后,这些油桐树就挂了果子,给学校带来了不少收入。如今,孔荣村小学仍保留着学校的那片油桐基地,每年用卖桐籽所得的钱,为贫困生解决了不少困难;山村学校设施极其简陋,学校的墙壁、桌椅经常损坏,他就干上了木工活自己修理,并根据教学需要,制作了许多教具、模型。
这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在九万大山深处,点燃了求知的“红烛”,从此,知识之光普照着大山中的每一个孩子。
一个也不能少
陆永康的家里,至今保存着很多特制的废旧“船鞋”,每只足有两公斤重,这是他为保护自己的膝盖和小腿而制作的。
由于下肢萎缩变形,长期跪着行走,膝盖和小腿难以承受,他便用木头将中心凿成小槽,直刨到适合包住自己的膝盖和小腿,然后打磨光滑再漆上桐油,边上用废旧皮球钉上,底部再粘上轮胎胶,行走时系在自己的小腿上,便可保护膝盖和小腿不沾泥土也不受损伤,双手再各持一只特制的小木凳作辅助支撑,行走起来便安全多了。尽管如此,正常人一小时走完的路程,他却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走完。
“几十年来,你穿坏多少双这样的‘船鞋’?”我问陆永康。
“大概20双左右,这鞋套在腿上,能减轻痛苦。”他平静地回答。
他记不清了,36年的“跪行”,这模样奇特,也许根本算不上鞋类的“船鞋”,伴他走了多少山路。可这些“船鞋”,却伴随着他“跨过”了全村8个村民小组所有学生家的门槛。
孔荣村小学恢复初期,村里还有许多孩子没有上学,陆永康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利用晚上和课余时间,穿着特制的“船鞋”跋山涉水,挨家挨户进行家访,动员辍学儿童重返校园。家访,对陆永康来说太难了。因为行走不便,别人走一个小时的路,他得跪着走上两三个小时。孔荣村的村民依山而居,隔山相望,走却要耗时半天,爬山、过河、跨沟,就是正常人也要留个神。
孤身一人跪着行走在深山老林里,陆永康有时难免感觉害怕。听水族老人说,不管是鬼还是老虎,都怕铜的声音。于是,他的老父亲花了八毛钱,为他买了一个铜口哨,然后再绑一个手电筒在头顶上照明。
“听到树林里有动物的叫声或者觉得害怕了,我就吹吹口哨给自己壮胆。”陆永康说。
每当夜深人静,深山里不时传来阵阵的哨声,人们便都知道这是陆老师在家访途中。村民们熟悉了他的口哨声。每当此时,他们就自发地聚集在进村的山道上,“哦呵,哦呵”地齐声吆喝着迎接陆老师。
有一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陆永康去家访,经过一座由两根圆木搭成的简易木桥,此时,桥面积满白雪和光滑刺骨的冰块,桥下是5米多高的深沟,沟底乱石成堆,不小心滑下沟底去,后果不堪设想。陆永康满头冒汗,他小心翼翼一寸一寸地爬行过桥,上了对岸,背后突然传来一阵掌声,他扭头一看,原来是一批下村归来的乡干部。www。85nian。net木木的BLOG他们在岸边,目睹了他那惊险一幕,为他捏把冷汗,大家不敢吱声,更不敢和他一同过桥,直到陆永康安全到达对岸后,大伙不由地发出一阵欢呼声。
陆永康此时只有一个信念,那些该上学的娃娃,一个都不能少。为了做到这一点,无论寒风刺骨或是狂风暴雨,他都一如既往,只要能动员一个学生入学,再苦再累,他心头感觉是甜的。
忠诚的“跪行”,终于感动了村民。第二个学期,他的学生增加到了50名。3年后,孔荣村小学破天荒地有了150名学生。陆永康在这里一教就是13年,他跪着给孩子们上课,跪着和孩子们做游戏,跪着和孩子们一道行走在山间的小道上。
永生铭记的日子
2004年6月18日,成了陆永康永生铭记的日子。历时3个多月的治疗,这一天,陆永康终于在助行器的帮助下站立起来,挪动着行走了他人生的第一段路,虽然只有两分钟,2米远。此时,陆永康如获新生,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经过大大小小14次手术和长期的功能康复训练后,陆永康终于能比较自如地行走。科学和爱心,重塑了陆永康的双腿,结束了他56年的痛苦的跪行生涯。
当新学年的钟声又将回荡在羊福乡中心小学,陆永康那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课堂里。虽然他不能像健康人一样自如行走,可他对新的人生充满着自信。他用毛笔,写了一幅对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3:58
大明星的小角色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95次 2009年1月的一天,正忙看新片《让子弹飞》筹备工作的著名导演姜文。突然接到了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的电话。韩三平在电话中告诉姜文,说他为国庆60周年筹备多时的重点献礼片《建国大业》就要开拍了,他想请姜文来出演军统头子毛人凤。但话得说明白了,“毛人凤”的戏份总共只有三场戏。也就是说,来了就是跑龙套。
姜文,一个演过无数主角的“影帝”,听了韩三平的话。立即答应了下来,并且十分虔诚地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了,我们的爹妈要过生日了,作为一个导演及演员,我应该实实在在到一线来奉献一点力量,就以演好《建国大业》为祖国送上一份礼物吧。”
接下任务的姜文,没有坐等,而是主动去做足功课。姜文暂时放下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全面研究“毛人风”。有关毛人凤的书籍、图片以及影像资料,他都一一查看,为三场戏竟然考证了半尺多厚的资料。
2009年3月,姜文从北京飞到上海片场,他抱着半尺多厚的关于毛人风的资料,把韩三平和黄建新导演都看呆了,他们说:“我们看的毛人凤的资料绝对没你多。怎么演以你为准。”他们刚说完。姜文便敬了个军礼,敬礼的时候,姜文略微猫腰,十分有趣。韩三平一看忙问:“你敬得怎么和别人不一样?你这是什么新型军礼啊!”姜文笑着解释道:“这是毛人凤的标准军礼。毛人凤和其他留美留獒的国民党将领敬礼方式不一样。我考证过,毛人凤是从日式军官学校毕业的,举止有日本人的作风,行的是日式的军礼,在敬礼时习惯先撅一下屁股。”姜文有根有据,让韩三平和黄建新心服口服。
为了不给剧组添麻烦,姜文进剧组的时候,还带来了自己直接做好的一套标准的国民党军装以及准备好的相关道具行头。见姜文戴的是一副蛤蟆镜。黄建新就说这个不对啊,姜文说,这个真“对”。然后,姜文翻出他考证过的资料,韩三平和黄建新一看才知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流行的就是他戏的这种眼镜。
作为蜚声国际的著名导演及演员,姜文仅为了三场很短的戏,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准备得相当充分,真正做到了“招之即采。来之能战”。
正式开拍的那一天,姜文一进片场就一副飞扬跋扈的模样,与他扮演的历史人物相当契合,一个活脱脱的“毛人凤”跃然而出。正如总导演韩三平评价的那样:“姜文戏不多,但真的精彩。姜文不愧为‘大明星’,而明星之所以能成为明星,正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勤奋更出色。明星就是好演员,好演员就是品质的保证。”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4:08
硬币的另一面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最近,我在家里大扫除,孩子们都来帮我。在翻腾箱箱柜柜时,儿子找到一枚包在一块手帕里的深褐色的硬币。“妈妈,这个可以给我吗?我想用它玩收银机游戏。”他问。我看了一眼硬币,它立刻把我带回到那个年代。“你可以玩我其他所有的硬币,但这个不行:,”我意味深长地说,“它很特别,我再也不会见到给我硬币的那个女人了、这枚硬币的价值远远大于它本身的币值。”
1991年,我曾在尼日尔度过了5个月,那是一个荒凉的非洲国家,沙尘暴肆虐,酷热难当,遍地乞丐;街上顽重会不断地把双手伸到你跟前,高喊着“卡多!卡多!”(卡多是法语“礼物”的发音,尼日尔曾是法
国殖民地)后来,我和一个朋友前往邻国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健康诊所去工作。“布基纳法索的环境要好很多.就连咖啡的味道也更好。”当地人向我们保证。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开始卸行李。
我带了一只皮箱和一个背包。当我把背包放在两腿之间,伸手去取皮箱时,两名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慢慢靠近,后座上的男人突然抢过我的背包,摩托车疾驰而去。几秒钟之内,二人就消失在
茫茫夜色中。
背包里有我的护照、钱、旅行支票、照相机、一张机票和其他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最近的澳大利亚领事馆也在埃塞俄比亚,我深陷困境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严密看管着自己的东西,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所有当地人,忍受着当局的粗暴盘问,所想的就是赶快离开这个人间地狱!
一天,我在布基纳法索的街上散步,一个瘦高的老妇人走过来搭讪。她把手伸到我的面前,嚷着:“卡多!卡多广我受够了!这个国家让我感到厌倦和恶心:贫穷、腐败、酷热、肮脏,还有窃贼和低效率的官员。我用法语坚决地告诉她:“我没有‘卡多’,我没有钱!两个星期前,一个贼偷走了我所有的钱,现在,我走不出你们的国家。我不会给你任何东西!”乞讨的女人专注地听着我的话,思索着。然后,她咧开那掉光牙齿的嘴笑了,把手伸进皱巴巴的衣服里。
“那么,我会给你一个卡多。”她说。她把一枚深褐色的硬币爽快地放在了我的掌心。我吃惊地看着它!这枚硬币虽然微不足道,但对这位老妇人来说,足鸲她吃一顿肉的。那一刻,我感到了富裕的可耻与慈善的谦卑!她给了我一份贵重的礼物,那是我曾经捐赠的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相对于她的贫穷,她送给我的这枚硬币是无价的!我的看法被老妇人施舍的一枚小小的硬币改变了,我看到了布基纳法索人民的美丽,并深深赞赏穷人们那安静从容的高贵尊严。我希望永远不要与这枚珍贵的硬币分开,因为硬币的另一面写着真正的慈善与谦卑!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4:25
当爱恋注满今生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他,安德列﹒高兹,法国哲学家,作家。她,是他的英裔妻子,名叫多莉安。当清扫女工看到房门上用图钉钉住的单薄的纸条,她知道,男女主人公刻骨铭心的缠绵爱情已经落下最后的帷幕。字条上字迹寥寥:“告诉警察不要上楼。”这是一个名叫沃斯弄的村庄。与外面的道路隔开一段距离,是他们居住的雅致楼宇。卧室的床上,他们并排安卧。他们服药了结了一生。那一年,他八十四,她八十三。那一天,是2007年9月22日。
床边的小桌上是一些信札。信中他们向友人诀别,并理性而现实地期望他们能一起火化,灰骸合于一处。此处已不需再多文字,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写下一篇感人的铭文,并且公开发表,来纪念他们的婚姻。文章大受读者的嘉许和赞美,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他一生思考、创作留下的任何一部作品。
这篇题为《与妻书:真爱往事》的作品,是一位心间载满恩情的丈夫写给羸病中的爱侣的长达七十五页的情书。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他说:“你啊,今年已经八十二岁高龄。你的身形已不再挺拔,较之从前,甚至矮了六公分,体重也只剩下四十五公斤。但你依然容颜美丽,风韵动人。一起厮守着,我们至今走过五十八个春秋。如今,我对你的爱,胜过往昔。”平实朴素的告白,满是至爱与感恩。万千读者被深深打动,尽管事实上这封情书只写给一个人。在情书中他坦言,他的一生,尽管一直在思考,在记录,并有幸与让﹒保罗﹒萨特这样名满天下的大哲学家成为朋友,但如果没有妻子的存在,也会变得“毫无意义,琐碎苍白。”
“我们所共同经历的风雨晨昏,一颦一笑,汇聚起来,便是爱情的全部真谛。我们的爱,浸渍,塑造着你我;两心相依,彼此是各自的依托和诉求。当我写这些字的时候,回望走过的一生,更渐渐领悟,一路有你,生命的意义从此不同。”1947年,他们在瑞士的卢塞恩相遇。那时,她的名字叫多瑞恩﹒凯尔,一个23岁的英国女生。她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身如蓬草,在战后的欧洲辗转漂泊。而他,那时的名字叫做杰勒德﹒霍尔斯,犹太血统的奥地利人。24岁的他,身无分文,前途暗淡,更不知道脚下的哪方土地是自己的故国家园。他们在打牌的时候相遇。是他主动提出邀请,于是一个生性腼腆的奥地利男子,和一位活泼开朗的英伦女生相拥而舞。那一刻,窗外大雪飘飞。
他,1923年出生在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罗马天主教徒。童年,索然寡欢。1945年,他大学毕业了,取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次年,在瑞士的一次会议上,他结识了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两人知道他对道德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于是鼓励他继续探求。如果说这次相识是他哲学探索之旅的开始,那么,是他与妻子的邂逅正式开启了他的写作生涯。
那时两人都是伶仃的漂泊者。她生于伦敦,童年时被母亲抛弃,后来在英国海滨的一处居所中由她的“教父”抚养长大。
“他们当时都有一种浸入骨髓的不安全感,”一位友人这样说,“于是他们携手打拼,彼此呵护,…她为他保管资料,帮他做研究,与他倾心交谈,每当他有作品问世,她就是第一个读者和唯一的评论员。”1949年9月,他们结婚了,并迁徙到巴黎。依照法语的特点,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多莉安。50年代,意识形态的氛围疯狂而炽烈。他加入法国国籍的要求尚未获准。等待中,他作出一个决定:出于安全的考虑,开始用笔名写作。于是此后他在文章上的署名变成“安德列﹒高兹”。“高兹”,是一个工业小镇的名字。这个小镇生产过一种眼镜,是父亲当年服役时军队统一发放的。尽管他从来不曾对父亲有过太多好感,但这个笔名成为他对父亲一种独特而隐晦的纪念。
当爱恋注满今生
他的很多观点现在看来仍不过时。比如,他强调工作之外,还应有其它人生追求,我们要懂得寻求两者间的平衡点;他指出有必要设立公众福利的保障性下限;他还警示我们全球化的过程带来很多四处潜伏的环境方面的隐患。此外,他义正词严地反对核武器,是“生态政治学”理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
高兹生性害羞而谨慎,活在他自己的理想世界里。朋友戏谑地说他是“一只钻进图书馆的老鼠”。妻子精明,乐观,脸上总挂着笑容,是他的天性的绝好互补,代他与身边的真实的世界应酬周旋。婚后不久,他们便决定不准备要孩子。一次,他这样对《解放报》的记者说,“多莉安是我的,我可不想与人分享。要是我们有了孩子,我一定会特别嫉妒。”“彼此只属于对方”,他们的这种信条与当时的潮流以及他们所融入的圈子有些格格不入。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各自夜夜笙歌,绯闻不绝,但他和她,用友人的话说,却“一如既往地坦诚忠贞,彼此的躯体和灵魂不曾有过丝毫的猜忌和动摇。”
他们在巴黎的寓所总是宾客如云,这里面有他的追随者、弟子和思想界的同行。而且,宾客们总是能准时享用到绝对正宗的英式下午茶。在外人看来,他和她收入拮据,却总是过着优雅精致的生活。还是妻子的话给出了答案,“生活,可以贫困,但不能潦倒。”
1968年的学生运动,让高兹和他的文章声名鹊起。而那时,妻子的身体状况已开始令人担忧。1965年她按照计划进行了背部手术,需要进行X光检查。X光技术中需要用射线不能穿透的碘化油作对比剂,而这种化学物质会带来可怕的副作用:粒子留存在她的颅腔中,同时还结成宫颈囊肿,巨大的病痛愈演愈烈,残酷地煎熬着多莉安。
于是夫妇搬出了巴黎,在巴黎东面80英里的沃斯弄一处宽敞的楼房中安顿下来。多莉安苍老了,病痛有增无减。
2006年5月,高兹与他的出版商麦克﹒德勒姆取得联系,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这便是作者只写给多莉安一个人的“淌着泪水完成”的《与妻书:真爱往事》。德勒姆后来回忆说,“我们当即意识到,这是一篇至真至美的伟大作品。”
他与她,相逢于战后的喧嚣乱世,相互依偎,走过五、六十年代的狂躁岁月,最终一起离开尘世,兑现了彼此用平等的灵魂订立,一生的时光封存的爱的盟约。《与妻书:真爱往事》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最为令人难忘的,莫过于结尾处作者写给自己英国妻子的坦荡无拘而余韵悠长的绵绵情话:
“我们都怕对方先自己而去。那么,期待奇迹发生,如果真有来世,我们依然携手。”
附:
与妻书:真爱往事(节选)
作者:安德·高兹张玲译
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你的背影:你在拉霍亚海滩上踏着海水漫步。你52岁了,依然充满迷人的魅力。你的这一形象,我最喜欢。
一等到你的诊断结果出来、手术日期确定,我们就去你设计的那所房子住了一个星期。这房子真是神奇,里面所有的空间都呈梯形,卧室的窗户正对着窗外一片林子的林梢。
第一晚,我们没有睡着,我们都在聆听彼此的呼吸声。后来,一只夜莺开始鸣唱,另一只夜莺也开始在远处遥相应和。我们彼此没有太多的言语。白天,我在院子里挖土,不时地抬头看看卧室的窗户——你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凝望着远方。我知道你肯定。是在练习如何驯月良死神,以便能够毫无畏惧地同它进行斗争。你沉静之时是如此美丽,如此坚定,令我难以想象你会放弃生命。
我放下《新观察家》的工作,开始休假,在医疗中心的病房里陪伴你。第一天晚上,我完整地听完了从敞开的窗户外传进来的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它的每一个音符都铭刻在我心里。对于在医疗中心度过的每时每刻,我都记忆犹新。皮埃尔,我们的医生朋友,每天早上都过来了解你的最新情况。他对我说:“你要面临的将是极为紧张的时刻,你会永远记住这一时刻的。”我想知道,肿瘤专家认为你还能活5年的可能性有多大。皮埃尔告诉了我答案:“5%。”
你出院后,我们就回家了。你精神极佳,令我激动不已,而且倍感安慰。你从死神手里逃过了一劫,生活又焕发出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在一次宴会上,你见到了一位朋友,他立刻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久久凝视着你的眼睛,对你说:“你已经见过生命的另一边了。”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回答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说了些别的什么。但是,他随即对我说:“那是双怎样的眼睛啊!现在,我明白她对你意味着什么了。”
你已经见过“另一边”了,你已经从那个没有谁能够生还的地方回来了。一位英国浪漫主义者曾以一句话来概括它:“生命是唯一的财富。”
在你逐渐康复的那几个月里,我下定决心,要在60岁时退休。木木的BLOG85nian。net我开始数着日子算,看离退休还有几周,最后终于可以离开了。我引以为乐的事情就是下厨房做饭,搜寻能够帮助你恢复精力的有机农产品,以及订购医生推荐你服用的特制药物。
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人,总是会问自己这一生是如何度过的,自己又希望这一生该如何度过。我有一种感受:好像我并没有真正地活过,好像我总是远远地观望着自己的生活,好像我只在一个方面得到了发展,而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却显得那么贫乏。你的生活比我丰富,而且一直都是这样。你在各个方面都那么欣欣向荣、生机蓬勃。你的生活闲适自得,我却总是奔波忙碌,仿佛我们的生活只有在以后才能真正开始。
我曾问自己:哪些东西是无关紧要的,我需要放弃,以便将全部身心都倾注到最为重要的事情上去。然后我惊诧地发现,尽管有过20年的合作,但在我离开《新观察家》时,无论是我还是别人,竟不曾感到丝毫的痛苦。我记得自己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到最后,对我而言,只有一件事情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我无法想象,假如你不在人世,我该如何继续写作。你是最为重要的,若没有你,其他一切——无论当你在的时候它显得有多么重要——都将失去意义,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离开都市迁居到乡村,已历时23年。我们先是住在“你的”房子里,那里弥漫着沉思冥想般的和谐静谧。而这种和谐静谧我们只享受了3年。有人开始在册近建造核电站,我们被赶走了。我们又找了另一处房子,很老的房子,冬暖夏凉,有一块很大的场地。那是一个能让你快乐生活的地方。
那里只有一块草地,你用树篱和灌木围了一个园子,我在那儿种了200棵树。有那么几年,我们还去旅行了几回,但是无论什么样的交通方式,都难免颠簸劳顿,令你浑身疼痛。蛛网膜炎逐渐迫使你放弃了大多数特别喜欢的活动。你把自己遭受的苦痛掩藏了起来,我们的朋友都觉得你“状态非常好”:你从未停止过鼓励我写作。在我们房子里度过的23年里,木木的BLOG85nian。net我有6本书付梓,还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访谈录。
许多客人从世界各地前来造访,我也接受过许多次访谈。我肯定没能坚持按照30年前的那个决定去身体力行:自在安适地过好眼前的生活,将你我共享的多彩人生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关注。现在我重温当初自己做出决的那一时刻,深感时日催人。我手头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工作。我再也不想“等以后再好好生活”——如乔治,巴塔耶说的那样。
我现在依然很在意你的存在,一如我们的早年岁月。我想让你感受到这一切。你将你整个的生活和你整个的人都献给了我;而我,也企盼能够在剩下的日子里,将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4:40
雾是我的女儿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15次 雾是我的女儿,徘徊在窗外,在街口,在路灯下。雾是我的女儿,深邃、神秘而难解。不知道这场雾游荡有多久,弥漫有多远;我只知道在雾里深处的什么地方,一定有我女儿的踪迹。中年心情的父亲如我,坐在客厅等候女儿的夜归。她只是去赴男友的约会,我却好像与她有了一次久别。我是不是应该到雾里去寻她?是不是需要驱车去接她?犹疑不决的问题,雾般缠绕着我的思绪。
什么时候开始,我才发现女儿变得沉默?什么时候开始,才知道我与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对话?强烈感受这些问题存在时,她已然是一位披着长发、楚楚动人的少女了。望着她弹琴的背影,我痛悔有多少美好的时光已经轻掷。
就在三年前,妻神秘而仓皇告诉我,女儿的月事来了。我一时还不能意会那代表什么意义。还记得几天前,她与朋友在后院爬树。就在那株枫树下,她弯腰捡拾一片早红的落枫。阳光穿过枝桠,投射在她发亮的脸庞。她问我要不要把这片叶子夹在书里?然后就放在我摊开的书页。我还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无尽止延续下去;我还以为只要从窗口望出,她就在草地上奔跑。想必是在我构思一篇文章,在我冥想一段政治评论的时候,女儿趁机长大的。那总是发生在我看不到她的时光里。她在我的世界,在我的时间突然失踪。想必是在我远行的时刻,在我聚少离多的日子里,她决心向童年告别。
我是那种具有父权的男人吗?这是我不知道的。我常常向她提醒,不要把我当作严肃的父亲,而是一位可以对谈的朋友。她的功课做坏了,与朋友吵嘴了,做错事情了,我都乐于平静坐下来与她讨论。我容许各种话题可以交谈,毫无禁忌。我仍清楚记得这样一次对话,在我重病躺在床上时。“你会死掉吗?”她以着轻脆的英语忧心问我。我说:“大概是吧。”她好奇追问:“如果你死了,愿意选择葬在山上或坟场?”我从未遭遇过这样的问题,一时之间只好回答:“最好是在山上。”这时她的表情似乎有了些恐惧,但却又忍不住提出她最关心的问题:“你会变成骷髅吗?”从来没有人是如此慰问病人的,我还是诚实回答:“是的。”她听了后,脸色微变,然后立刻放弃慰问,退出房门。
充满想像的女儿,喜欢问一些猝不及防的问题。那种高度浪漫的性格,想必遗传自我。我深深相信,两人对话的空间何等广阔。在冬夜里,我在炉里生火,就知道她会自动伏卧在炉前,借着火光读书。那种温暖,无须依赖任何言语,也不是来自燃烧的木头,而是存在于她与我的透明心灵之间。她喜欢与父亲一起享受着炉火,谈一些无谓的话题。她依旧是那位眨着梦幻眼睛的小孩。在摇曳的火红,我斜睨她的卧姿。那种无邪的神情,谁也不能确信她即将是一位少女。
我决定返回台湾时,知道女儿是不可能与我同行的。在异域诞生的她,早已习惯了英文的思考与阅读。自她出生以来,我就已投入长途漂泊的岁月。由于政治的理由,我度过一段漫长的放逐生涯。从西雅图移住洛杉矶,又从洛城搬到圣荷西,我未曾为她许诺一个稳定的家居。每当她熟识了一些朋友,又因为我的迁居而必须与她们告别。那样小小的心灵,早熟地尝到无数别离的滋味。作为思想犯的我,可以不必认同陌生的土地,可以不必把美国当作我的家。然而,我不能不为她思量。在那片土地上,她获得生命;竟由于她父亲的政治信仰而被迫过着流亡的日子。她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生地,但至少有理由选择她想定居的地方。我知道她爱极了圣荷西谷地,那里阳光的金黄,树叶的翠绿,天空的碧蓝,已经化为她肌肤的颜色,也已成为她人格形塑的一部分。
在我必须回到台湾时,她终于还是选择了圣荷西。
我是具有父权的男人吗?我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迫她与我返回台湾吗?返乡时机于我是成熟的时候,我变得何其残忍,毅然把家留置在异域,使她失去了一位父亲。
在我失踪的那段空档,女儿想必是朝着她的世界奔驰了吧。她的内心,她的思想,是如何发生剧烈变化,我是看不见的。每当与她重聚,我总会在她的身上、她的语言,发现我非常不熟悉的部分。
面对我时,女儿沉默居多。沉默得像一个深锁的秘密。我只能踮着脚尖绕着秘密的四周探寻、观察,这样一位少女对我越来越成为一团谜。在她与我之间,是如何筑成一条宽长的鸿沟,已是无法追问的了。也许是有了情感的寄托,或是有了思考的出路,她似乎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与我对谈一些无谓的话题。
在困惑的时候,我不免有些狂想。倘然她也走在台北的街头,身着高中制服,肩背学校书包,随着人群穿越十字路口。倘然她也像台湾的新新人类,白天应付考试,晚上飙车飙舞,我会不会也恓恓惶惶担心她会出错?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已学会如何为自己下判断、作决定,更学会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当她静静阅读一叠厚厚的小说时,我忍不住问她读什么?是言情小说吗?她说,不是的,是有关原始人类的虚构小说。她希望有一天变成一位古生物学家(paleontologist)。什么是古生物学家?那是研究化石、恐龙的一种学者。她耐心为我解释。我缺席的时光里,她已发展出属于她个人的兴趣;而那样的品味,已不是我能理解的了。
那天我坐在客厅,她说要出门赴约。是男友的约会?她点头称是。十七岁的女儿,刻意为自己化妆。淡淡的胭脂,轻施唇上。魔幻写实的技巧,恐怕也比不上她的干脆俐落。一转眼之间,她已变成一位陌生的少女。我是多么自私想留住她,多么想与她讨论有关古生物学的学问。我拼凑不出任何理由请她留在家里。门铃已响,她的男友已在等待。我只能看她开门,看她从容跨出门槛。门重新关上,我仿佛失去了一位女儿。
女儿是那窗外的雾,已是那一片我难以领会的雾。在雾里深处的什么地方,一定有她的踪迹。她要游荡多久,要徘徊多远,都是我的未知。我错过了这一生许诺的信约,失落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时光。雾涌大地,涌来我从未理解的秘密。中年心情的父亲如我,是失去恋爱滋味的男人,撑起满窗的等待,咀嚼满屋的寂寞。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4:55
回来吧,父亲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10次 15岁的崔诚一直是个乖乖男,今年中考刚结束,正在过一个没有压力的假期,但是爸爸给他布置了新任务——每天跟家教待一个上午,学习、聊天。崔先生对记者说,孩子这么大了,说话还扭扭捏捏,像个女孩一样,以前都点名要女家教,这次他硬是给儿子找了个男家教,希望带他回到男孩子的样子。
崔先生称,自己工作一直很忙,儿子从小到大都是妻子带的,妻子喜欢女孩,有时候把小崔诚打扮成女孩样,儿子长大后却越来越安静、胆小,前一阵他教儿子学自行车时,儿子竟然吓得哭了;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
这个父亲意识到儿子需要男性的引领,但他做得远远不够,儿子需要的不是男家教,而是他本人,需要他亲自参与到儿子的生活和教育之中。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杜布森认为:“让一个男孩和一个合适的男人在一起,这个男孩永远不会走上邪路。”
2008年6月15日,父亲节,芝加哥“上帝使徒教堂”,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在总统竞选集会上,向黑人父亲们大声疾呼:“回来吧!父亲!”
在演讲中,奥巴马说:
在建立我们生活所依附的基石中,最重要的是家庭。我们必须认识到并予以肯定的是,每位父亲对这个基石能起多么关键的作用。
但如果我们坦诚的话,我们应该承认有太多的父亲不在其位,有太多的父亲失踪,有太多的父亲未尽到父亲的责任。
统计资料告诉我们:生活中没有父亲的孩子将来陷入贫困或犯罪的可能性高出5倍,他们将来弃学的可能性高出9倍,将来被关进监狱的可能性高出2()倍,他们更有可能出现行为问题,更有可能离家出走,更有可能在未成年时就当上父母。由于父亲的缺席,我们社会的基础变得更加薄弱。
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男子汉榜样
男孩对男性的认识是从父亲开始的。从父亲身上,男孩学习如何举手投足,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关爱女性。每个父亲都很容易从男孩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每个儿子长大以后,也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像父亲。
研究发现,充满男子汉气概的男孩,其父亲的教养行为往往是果断的、具有权威性的。相反,如果父亲在家里是软弱无能的、母亲是具有支配性的,那么,男孩对男性的性别认同就会受到严重伤害,男孩会表现出过多的女性化气质。那些攻击性行为很强的男孩,往往有一个软弱、不起作用的父亲,而那些害羞、自卑的男孩,其父亲大多行为专横,对男孩漠不关心。
模仿是男孩性别角色形成的基本途径。父亲提供一种男性的基本模式,男孩通过观察与模仿学习男人如何待人接物、如何处理问题。心理学家麦克·闵尼的研究结果指出:与那些一星期内接触父亲不到6小时的劈孩相比,每天与父亲接触不少于2小时的男孩,更有男子汉气质,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开放,他们更具有进取精神,也更愿意去冒险。
父亲是男孩的玩伴,习惯用男性特有的力度和行为风格对男孩产生特殊的吸引力。美国心理学家谢弗研究发现,在擗戏中,父亲会严格地按照社会所规定的性别角色标准来要求男孩玩那些适合其性别的游戏,否则,父亲就会惩罚男孩,这使得男孩更好地习得了男性的角色和行为模式。
父亲的养育方式更符合男孩发展的需要
父亲的养育方式往往跟母亲是;不—样的,在绝大多数的文化和社会阶层中,父亲经常用不同的方式来抱孩子,而母亲通常每次都用相同的姿势。在父母抱孩子的动因—亡,母亲抱孩子主要是为了照顾他,而父亲抱孩子则更多是通过身体运动和孩子进行游戏交流。
在亲子互动上,心理学家拉姆研究发现,母亲经常与孩子玩她习惯玩的游戏,而父亲则吸引孩子玩那些具有力量感的、刺激身体的和不可预知结果的游戏,或者孩子不习惯、感到新奇和开心的游戏,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的是稳定性和安全感,父亲:给予孩子更多的是变化性和多样性。父亲教育孩子,往往只给他们划个大框框,为孩子留下较大的自主空间。
当面临冲突时,母亲倾向于迁就孩子,而父亲则更注重“立规矩”。在孩子遇到困难时,母亲倾向于立刻帮助孩子,而父亲却往往迫使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智慧、能力,从而使孩子在意志品质上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得到充分锻炼。
总之,父亲在培育男孩的男子汉气概,在培养男孩的独立、负责、冒险和进取精神,在培育男孩的强健体魄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父亲和儿子都属于男性
男人和女人或许来自不同的星球,只有男性才能从根本上去理解另外一位男性。
儿子成长中所面对的难题,极有可能是父亲小时候曾经的困惑。父亲成长的经历与经验,更有可能成为儿子解决问题的钥匙。父亲和儿子有几乎同样的大脑结构,他们的体内涌动着同样的雄性激素。父亲的视角更能贴近儿子的视角,也只有父亲能理解在儿子血液中澎湃的雄性激素对他意味着什么,理解什么是性、什么是爱。如果您承认男性和女性有显著的差异,那么您就会认识到父亲在儿子的成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父亲对男孩“更重要”这种说法,并不是要否定母亲在男孩养育过程中的重要性,我们只想强调父亲在培育男孩的男子汉气概方面发挥着母亲无法代替的作用,父亲是男孩成长为男子汉的引路人。
为生歌唱
发表于 2015-2-6 15:25:08
让女儿当尖刀还是当蜗牛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214次 如果你家里没有在读的高中生,你一定搞不明白尖刀与蜗牛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也是最近才弄懂这两者也可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女儿今年参加中考,因为两分之差变成择校生,花了3万元择校费进入全省唯一一所百年中学。后来才知道,高一年级12个班800名学生,够统招分数线的超不过200人,加上120名左右的定向生没有交钱,缴费生多达400余人。因为是择校花了钱,孩子觉得非常内疚,一下子沉默下来,无精打采。
其实女儿天资聪颖,也还算用功,至少初三一年基本就没在零点之前睡过觉。所以我们一直在安慰她,鼓励她利用初三暑假这个难得的假期重拾许多因中考而放弃的爱好,比如排球、绘画、吉它等等。可是才逍遥了两天,女儿就没心思玩儿了,原来她的同学已经都报名上分班辅导课了。
我们这才知道,进入高中要进行分班考试,学校将根据成绩把学生分到不同等级的班里,不同的班级师资配备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女儿的同学这边一下中考考场,那边就已经报名准备上课了。
辅导班的老师据说都是重点中学的一线教师,有些就是分班考试的出题老师。看到同学们都如此上进,女儿也心慌起来,犹豫着是否也赶紧去上辅导课。从内心来讲,我们实在不想让她再这么紧张下去,只希望在孩子青春岁月里除了读书和考试以外也能留下其它快乐的回忆。最终快乐了一个假期的女儿参加了分班考试后被分到了平行班,平行班上面是实验班,实验班上面是竞赛班。
据知晓内幕的家长们说,即使平行班也分普通的和较差的及特差的3种,女儿很幸运地分属于平行班里较好的一个班。
分班尘埃落定后,被种种花样搞得焦头烂额的家长们暂时消停了,而属于孩子们的战斗又开始了。女儿说,她们学校与其他重点中学相比已经算是相当人道了,因为虽然大家心知肚明哪个班是竞赛班、哪个班是实验班,但统一的称呼还是以序号排列的,而有的中学干脆就直呼其名了。好班有叫尖刀班的,有叫火箭班的,差班则形象地取名为蜗牛班。正在青春逆反期的女儿对这种现象痛恨之极,甚至说,如果自己被分到蜗牛班就宁死也不去上学了。在庆幸女儿不至遭此厄运的同时,我不禁为那些蜗牛班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不平,如果一个人一生中时时想起自己曾被冠之以蜗牛称号,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教育如果不能首先教给人自尊还有什么意义?教育成果如果不是火箭与尖刀就是蜗牛的话,国家的未来会变得多么可怕!
教育的不公平、应试教育的危害是人们吵吵了多少年的话题,只听到年年搞教改,却看到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越来越重。我总是给女儿讲,我们国家人多,选拔考试难一些可以理解。女儿回答说:人多就可以不把孩子当人?人多就可以践踏孩子的尊严?人多就可以把学生当蜗牛?我无言以对,反思过后又想:女儿既不在尖刀班,也不在蜗牛班,以此标准划分她将来会是个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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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6 15:25:22
我是北大穷学生时间:2013-10-09 作者:未详 点击:187次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就那样盲目的在人群里站着,十六个小时的时间里,我连口水都没喝上。父亲比我更惨,他和一个同去的亲戚被挤到餐车里,花钱买了个茶座,因为随时可能要换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个裂开的箱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十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在听着旁边的人说话,我不知怎么插嘴,甚至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插嘴。我就是那样地沉默着。这第一次火车旅行让我到现在为止都害怕坐火车,就像小时候吃腻的食品,一遇到适宜的场景,便排山倒海一样从胃里涌出来。
那时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级的时候是要到昌平校区的,校车拉着我们父子直接开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园区。经济上不允许父亲在学校逗留很长时间,父亲必须要当天赶回去。一下车,父子两人就赶紧忙着报到,买被褥,买生活用品。买完东西,父亲留下了回去的车费,把剩下的钱全给了我,有三百多块钱。中午,父子俩在食堂吃了顿饭,觉得饭菜很贵,也没舍得要什么菜,那算是我父亲来北京吃的第一顿饭了。下午,父亲要乘车去火车站。我们父子俩站在园区的那片槐树林里等校车。等车的时候,父亲说你不要不舍得花钱,该买的东西买,该添置的添置,又说了一阵诸如照顾自己,不是在家里,不要想家之类的话。接着我和父亲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慢慢地转过身去,望着那长满野草的球场,和球场远处的树林。我看见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过了半天,等他转过头来再看我,我发现他眼睛里依然残存着晶莹的泪滴。一阵悲伤的情绪从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涌出,说来好笑,那时我差点说出一句话:“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几年后,我在《鲁豫有约》节目录制现场,重新回忆到这个父子分别的场景,还是忍不住辛酸落泪。我知道当时我父亲为何落泪,在所有的学生里我显得那么弱小,穿的不像样,买的东西也都是最简单的。他走后,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茫茫未知的大学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费只是那微不足道的三百多元。
后来我堂兄写信给我,说我父亲是第二天下午赶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农业大学摆酒请客的日子,包了一场露天电影,放映员反复提到我们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亲风尘仆仆地赶到酒桌上,众人端起酒杯,等我父亲说话。堂兄说,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父亲,他们都在等着父亲讲讲伟大首都北京,讲讲万里之外风光的我。父亲还未开口,已经眼泪婆娑。他喝了杯酒,说了一句:“我们家的孩子在那里是最穷的一个,让他在那里受罪了。”之后,泣不成声。
父亲走后的一个多月,我是靠着那三百多块钱过活的。
吃的很简单,晚上的夜宵是晚饭时从食堂买的一个馒头,简单但过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着自己的大学。每天早晨早早起来到操场上读英语,上下午上课,晚上看看杂书,有时也和别人打打乒乓球。没有课的下午,我和球友们一起去踢球,踢得满身大汗,我还记得新生杯上的第一个球是我踢进去的,我兴奋得满场狂奔。为何能这么高兴,这么快乐,说句实话,我思想上没有多么深刻,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看淡苦难,看淡贫穷,然后超越,风雨过后是彩虹之类的,我是惯了。我幸福地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让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怜惜之感,或者说我对于这些富与贫,乐与苦根本一无所知,无知者无畏。身上只有三百多块钱,买书,买生活用品,吃饭,洗澡,穿衣,诸如种种花销,对此我倒没有什么过于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时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亲写来一封信,错别字连篇,后来我还拿此封信,对我母亲说,真看不出,你还上过高中。母亲笑着说,那么多年了,能记得这么多字,已经不错了。母亲在那封信里说,她想跟着建筑队出去,给人家做饭,一个月有五六百块。那封信让我十分难受和不安,我赶紧写信给母亲,说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这学了。母亲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做这种粗活呢?随后,我坐车来到北大的本部燕园,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三个小时,共一百块钱。这意味着我每周有四百元的收入,我赶紧写信给家里人说我找到了兼职,生活不太紧张了。这份家教是我大学里的第一份兼职,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车往燕园赶,再从燕园坐车去西直门,走一段路,到学生家上课,中午到,在附近吃点饭,上一下午的课。赶回校区的校车来不及,只能从西直门,坐27路,倒345,坐了345到昌平,再坐小公共到南口,从南口到校区是一段林荫路,我从小公共下来之后,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两边全是果园庄稼地,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每次看到校区门口的红灯笼,我眼都有点模糊,那种疲惫后的熟悉让我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温暖。我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拿到一百块钱的补课费,是多么的高兴,在西直门复杂的立交桥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为实在复杂,找不到27路车站,一半是兴奋得只顾着走了。
回到燕园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错的工作,帮一家文化公司写畅销书。最悲惨的赶稿,是一周之内我们三个人需要写十八万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课,所有的时间都利用在写稿子上。那时不像现在,有电脑,一切都是手写,稿纸一沓一沓地写完,再一沓一沓地买。白天写不完,晚上搬个板凳在楼道里写,六天的时间,我写了八万字,拿到了一笔一千八百块的预付金。这笔“巨款”让我兴奋异常,那时手已酸痛得几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对这种坐在屋里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职情有独钟。譬如几个同学帮人家写初中生阅读的稿子,时间太紧,忙不过来,找我帮忙,我一夜写了十二篇,篇篇通过。
从那以后,我退掉家教,开始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看书上,用在学习上,用在享受着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对于很多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上一门《东方文明史》的课,对楔形文字的起源感兴趣,北大图书馆查不到,我跑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后来写一篇论文,交给老师,老师评价很高。上白巍老师的《中国美术史》,我特意跑到故宫去看画展,跑到军事博物馆里看中国油画展,查资料,写论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学生一样,在学习,在努力,在收获,只是我的方式跟别人方式不太一样。我开始学着写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大二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我努力学习,每次期末考试前一个月都不怎么睡,背诵,查资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里。早晨考试,买带冰的矿泉水让自己清醒。我拿过奖学金,评过标兵,体育也获得了奖,也获得了北大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我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大三时,一位央视的编导来中文系男生宿舍找兼职,我当时是班委里的人,给她介绍了几位同学。她不满意,让我去试试。我带着浓厚的好奇心去了,那天恰好遇到了2002年北京那场恐怖的突如其来的大雪。我下午六点从北大南门出发,坐车去北三环的静安庄,平时四十分钟的路,我到晚上十二点半才赶到。整个马路上都是车,都是人。我们是推着车往前走的,从人大一直推到了静安庄。那天夜晚的北京城是混乱而又有秩序的。等我凌晨三点半从编导家里谈完出来的时候,马路上的车已经可以开动了。谈的不错,之后,我开始在央视十套,四套几个栏目做文案的写作和策划,几位接触到的电视人对我评价不错,收入也还可以。后来,我对文案写作已经很熟悉了,干起活来也如鱼得水,我决定退出来不干。这个决定大大出乎了编导的意料。她挽留我,我笑着说:我还想做些别的。
从大二下学期,我不再向家里要钱;大三下学期,我开始帮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费和学费。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开始写剧本。妹妹去上大学,上的是第三批录取的本科,家里打电话来说学费很高。我说没事,让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学,前后给她交了一万七千块,给了她留下三千块钱生活费,我说当年我是三百块开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从长春回来的路上,妹妹给我发来短信,她说:“哥哥,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会努力的。”我给她回短信说:“哥这么做,是因为有条件才这么做的,我只想让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学,就像当年我在北大读本科时那样。”
是的,这就是北大的生活:它让我感激,让我留恋。这里不会因为贫穷而让你止步不前,我的两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现在一个去美国读书,一个去新华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声不断。我们没有隔阂,我们谈论的是快乐和幸福,也不会因为你困苦对你照顾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实践,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你所走的那些路,看去那么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实却是那么艰难: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北大,这里有无数的年轻人,这里有无数的脚步。他们来来往往,有过陌生和熟悉,有过泪水和笑脸,有过朋友和敌人,有过丑陋和美丽。但当你真的把其中一个脚印放到镜头前,放大,放成八寸,放成十二寸,放成毕业像一样大的二十寸。你从中发现的是基于你自己身上的一种坚韧和力量,更重要的是,从那个脚印里我们欣然发现了自己那些悄悄遗忘的微笑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