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分与“受虐”教育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05次 为什么每一场测验和排名给这些不过10岁的小孩子带来的都是深深的焦虑和自责呢？
上周，我10岁的儿子告诉我，他在语文测验中得了58分。
58分？！按正常反应，我会马上从椅子上蹦起来，从他手里抢过试卷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得了这么失败的分数。但跟中国的学校打交道多了，我知道不应该这么冲动。
我平静地望着他，问道：“全班平均分是多少？”他答：“46分。”46分？我心里迅速算了一下，58分比46分高了12分，好像还不差。但是，在我决定是微笑着拍拍他还是严厉地教训他之前，还需要知道另一个关键信息。
我接着问：“班上最高分是多少？全年级呢？”他怯怯地承认说：“是75分。”
我想了想，58：75，我应该接受这个成绩吗？还是冲他发火，或者把卷子先拿过来看个究竟？
我又问：“你在班上排第几名？”这一回，他高兴地回答说：“第五。”第五名！他明显很骄傲这一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58分虽然不是75分，甚至这个比例也不相当于100分里的90分，但他仍然在全班50人中排第五。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好了，我也能够接受。
在跟孩子一起经历了4年的中国小学教育之后，我已经知道，分数要在比较后才有意义。这次测验前5天，儿子在另一场数学测验里得了91分。但他的名次呢，只有第18名，42人里排第18。换句话说，有17个孩子得了比91分高的分数。
两周前，我在他的课堂练习本上瞥见了一个奇怪的数字，用红笔写的8。儿子见状想藏起来，但我眼疾手快地抢了过来。这个8是怎么回事？我审问道。他很不情愿地承认说，自己在这场语文小测验里得了8分。
我怒视着他问：“为什么只得了8分？”他一副很沮丧的样子，双手抱着头，差点要把头发揪下来。“因为每错一处，老师就扣掉5分。”他接着又解释说，8分其实并不算很差，因为按老师的计算方法，如果某小朋友错太多处的话，甚至可能得到-400分。
当时他看起来像是随时都可能爆发的样子，所以我也没敢问他全班最低分是多少。也许是-150，当然也可能就是他的8分。他看起来已经很难过了，所以我没再问。
后来我和一些中国朋友说起这几件小事。一位大学毕业不久的朋友叹了口气说：“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来不‘鼓励’小孩，是一种‘受虐’教育。”另一位19岁就从复旦毕业的智商很高的朋友则耸耸肩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学生即使成绩很好，也不够自信，自我感觉不够好。你永远觉得焦虑，害怕自己从那把竞争的梯子上摔下来。”
21年前，我的这位朋友上的是某中学的提高班，每学期都会淘汰分数最低的5个人。她告诉我，尽管她现在很有成就，但当年，有几个月当她发现自己的成绩接近被淘汰时，真是恐慌难言。
我自己大部分学业都是在美国完成的。美国的标准比较简单，小学生的分数只要不在88～90分以下，就算不错。但现在，我不得不认真衡量每一个8分、58分和91分。我已经明白，这些分数的绝对值并不意味着他考砸了或是考得很好。它们只有放在“上下文”里才有意义——他排第几名？
但是，当我看到孩子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50几分和70几分后，我不禁想：小学生的打分制度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变成一种只会直线向前、让孩子可以预期自己的进步，从而感觉更自信和有掌控的方法？为什么每一场测验和排名，给这些不过10岁的小孩子带来的都是深深的焦虑和自责呢？
即便我儿子的58分是个足够体面的分数，它还是比100分差了42分。那个得了75分的孩子，回家后又是不是真的感觉像个冠军呢？或许，他回家后是在想：我还要多学习几小时才能在下次考试里得到90分？
一位代课教师的人生答卷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15次 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他在贫瘠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学生。他已贫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时日越久，扎根越深。然后，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连根拔起”，他自问“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棱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野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今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等待命运的裁决。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行动也发起。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未明确清退时间表”，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仍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他和青春：理想，嘱托，扎根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大军，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面庞消瘦，严重的眼疾甚至让他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
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自认为是毛泽东时期的教育赋予了他“崇高的革命热情”，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表率。”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老家农村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三十多个孩子代课。
但仅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
事实上，王建林若从城市返回农村选择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可能还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教委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影响他们一生。”
他穿上那套整洁的军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用着哥哥的名字。
“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他时常挑着担，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用衣角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王建林任职的1980年代末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刺激了适龄受教育者的激增，也凸显了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他们原先是农民，然后被称作“民办教师”，后来改为“代课教师”，最高峰时有58万之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生命的吊诡——实现梦想，却以失去哥哥为代价。幸而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22年间，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
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最中央的低洼处，也是雨水的肆虐之地。昏暗教室让王建林几乎贴在黑板上写板书。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痛，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以让孩子们幸免于漏斗般的屋顶下。
一位曾经的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他时常挑着担，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用衣角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买煤取暖已难添一笔一纸，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一个废旧喇叭在孩子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唐诗。
1997年夏天，一场眼疾找上了王建林——眼睛像灯泡一样肿起来，视线模糊、疼痛怕光。最后他只得蒙上纱布，靠记忆讲课。一个乡教委干部得知后为他申请了300元医疗费，这部分恢复了他的视力，同时也留下后遗症。“心里亮堂就行。”日渐失明的王建林笑着请记者放心，“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王建林同时带3个年级的20个学生，用的是复式教学，即一个老师同时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不同的课。这从他留在教室里的板书可以看出来：学前班学拼音，一年级学生字，二年级学加减法。而王老师在传统方法上钻研的“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法，更曾在一些教育刊物上发表过论文。
连夜大雪把常山小学裹成一片白色。虽然是假期，但1月16日这天，王建林还是认真清扫了每个角落。“看不到孩子，我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
王建林的学生现在大部分已经走出大山，各有所成。不久前，一位已成为兰州白领的学生感慨于母校的困顿，组织同事送来了一批体育用品，让他甚感欣慰。
王建林有着西北人倔强和尚义的古风，他鼓励学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而非功利和实用的追求。
一名他的昔日学生跨入大学后想献身慈善事业，王建林成了这个村子里唯一的支持者，“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
2005年，一名记者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时常眯着眼睛的代课教师。报道引来关注，王建林开始受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一次在兰州被安排住酒店，走进豪华洗手间他竟“尿不出来”，他说当时他一下子想起学校那间露天的简易茅房，“孩子们还在受苦，我却享福了”，想着竟独自伤心起来。
他和家庭：忠孝之间
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王建林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22年间，王建林的月薪从40元蜗牛般增长到200元，但分享这点收成的不只他一家五口，还有大哥留下的两个孩子。“作为一个男人，我很惭愧。”王建林常自责于让家人生活得太苦了。他没像别的代课教师那样因生活的艰辛而兼职打工，一是眼睛不允许，二是多少觉得有辱斯文。他和妻子张英芳揽下了一单织地毯的活儿，供某款豪华轿车乘客踏脚之用。
密密匝匝的毛线让他几乎把眼睛贴到了梭子上，时间一长就流泪。老伴制止了他的这个自残行为，把他推到屋外。
南方周末曾在2005年和2008年报道西部代课教师，发现代课教师们是“村里最穷的人”。有些边远地区，一些代课教师甚至数十年拿着40元月薪度日。同工不同酬现象虽广被批评，但仍无助于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
桀骜不驯的王建林不以为意。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给他一套西装，他喜欢这种穿戴整洁的感觉，廉价皮鞋也一擦再擦，“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了，我是村里两代人的老师。”
王建林的家处在山坳深处，门帘已被寒风撕破，墙壁的图案也斑驳难辨。面对家业凋零，农民王建林和教师王建林时常陷入对峙和矛盾，“这个家，我亏欠太多。”
王建林的父亲逝世于1996年盛夏。此前老父已常常抱怨腹部发胀，王建林以为只是胃病，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轮车把父亲拉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只剩下一个月。
从县城回来，父亲开始吐血。王建林陷入内疚和恐惧，瞒着父亲偷偷做了口棺材。老人早已觉察时日无多，弥留之际他嘱咐儿子三件事情：种好庄稼，照顾母亲，办好学校。王建林道歉说没有尽孝，父亲说把村里孩子教好就行。
而另一个同样炎热的夏天，突发心肺病的母亲也在呼吸困难中痛苦离世。再后来，由于无暇照顾，女儿的癫痫症越加严重，最终影响了智力，18岁还在上初一。
王建林带着妻儿离开空落落的家，住进学校。村民们回忆，开学的时日，每天傍晚，都会看到这个瘦削的男人带着一行孩子穿梭在沟壑田野间，夕阳把他们映照成一支喧闹而豪迈的队伍。“没有王老师，娃娃们将来还是泥腿子的命。”一位村民说。
2007年8月，由爱心人士出资，王建林出地的新常山小学落成。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顶上，由此真正成为一处地理和心理的制高点。正式开课的那天，王建林和孩子们在平坦干净的夯土地上追逐奔跑，笑声、欢呼声交织着旧喇叭中的轻音乐，响彻山野。
他和“他们”：幸存者，遇难者
纵使在尊师重教的“状元县”会宁，代课教师也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在这里，政府每年将过半的财政支出投放于教育，培养出6万多名大学生和惊人的升学率，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区无异，这里的代课教师仍处在没被关注的角落。
据会宁县教育局统计，会宁自2007年以来已有158名代课教师离岗，剩余的771名也将采取“个人自愿，政府补偿”的原则清退。然而补偿标准官方却不愿透露，“主要是钱太少，不太好说。”当地一位教育官员说。
这与该县在2004年进行“代转公”尝试时的勃勃雄心大相径庭。当年177名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获得转正资格，但3年后，这个曾广受赞誉为“会宁创举”却以“流产”告终。“我是幸存者，但站在无数个遇难者身上。”王建林说。1995年，他曾成功通过一次“代转公”考试，但核对个人档案时却发现他一直顶替着大哥的名字，这成了王建林教坛生涯的一次回光返照，此后由于学历问题，他再也无缘转正。“过去等‘代转公’，感觉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清退了，算是判死刑了，但我们做错什么了吗？”
这让王建林感到无助。清退政策出台后，一位乡教委干部曾征询过他的意见，是否愿意自动请辞。王建林倔强回绝，说不花钱干也行，“就当我是一名教育志愿者，我死而无憾。”
1月17日，王建林穿上皮鞋，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课教师王映斌。他们相识于2年前一个复式教学研讨会上，后成为同命相怜的至交。
王映斌的院子晒满了玉米粒，但丝毫没有丰收的喜悦——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整天呆坐于床上。为养活一家五口，王映斌下课后就到乡上工地做苦力，然后连夜批改作业。
王建林心痛好友的劳苦和师道尊严的沦丧。王映斌随后说起几个自动请辞的代课教师，他们成了农民工，但工资却是教书时的10倍。王映斌说实在没辙了，那也是条出路。现场陷入了沉默。
回到家，王建林表情沉重。窗外大雪铺天，王建林加炭取暖，陪坐南方周末记者至深夜。还说起了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一个慈善组织邀请了包括王建林在内的数十名乡村教师集中首都培训，以提高西部教师队伍素质。在一次交流会上，一个以嘉宾身份出席的律师得知有代课教师在场，不留情面地问主办方：“都要清退了，为什么还要花钱培训他们？”这挑战了王建林的尊严，他抢过话筒回敬：“你可以把教师分三六九等，但孩子是平等的，他们都需要教育。”沮丧中的王建林随着浩荡人潮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我看着远处的毛主席像，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回忆。
民工父亲的“幸福”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203次 搬入新居不久。这天，我面朝着宽大的落地玻璃窗，端坐在电脑前，凝神气定地专心地打着字。光线很好，明媚的阳光像瀑布一样成桶地泼洒进来，周遭氤氲着暖暖的气氛：温暖、清亮、宁静。心情，也沐浴在一片暖融融的气氛中。
突然，大门响起一阵“丁丁、冬冬”，很不规则、很杂乱的敲门声。像宁静的湖面扔进了一块石子，打破了这份宁静和惬意。我心里好生纳闷，嘀咕道：门上不是有门铃门吗？为什么还要这样乱敲门？
我轻声轻脚地走到门边，摒住呼吸，从猫眼里往外看去：只见是一个陌生人。他，头发蓬乱，脸上的灰尘和着汗水，渍渍点点，眼睛里露出一种焦灼和茫然的神色。他是谁？想干什么？一连串的疑问在我脑海里闪现。我警惕地将门打开一条缝隙，并做好随时关上门的准备。问道：“你找谁？”
只见那人脸一下子胀得彤红。他从口袋里抖抖擞擞地摸出－包皱巴巴的烟香来，从里面抽出一支递来过来，脸上堆满了虔诚地笑意，嘴里嗫嗫嚅嚅地说道：“同志，我就是在您住的这片小区干活的民工。我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能不能同意？”
“什么事？你说吧？”我推开他递过来的那只香烟，一脸狐疑地回答道。
见我态度缓和、平静，没有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他的脸上流露出－种激动，脸涨得更红了，语速急促地说道：“是这样的，我的儿子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他就要从老家到城里来看我了。孩子说，他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父亲在城里盖了多少漂亮的房子，城里人住得舒服吗？我想，孩子来了后，我能带孩子到您家看看吗？如果他看到城里人住上他爸爸盖的这么好的房子，心里一定感到非常自豪和幸福的，不知您能不能同意？房子盖了许多，可我从来不知城里人住在里面的情况，我很难对孩子描述清楚，否则，我只能带孩子在外面看看了，那样，我担心他会有一种遗憾的。”这位民工一口气把话说完后，两眼露出渴望的眼神望着我，一脸焦灼和企盼。
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民工父亲，是为了让乡下的孩子亲眼目睹到自己在城里的“杰作”，真是－个心细的父亲啊！我也是一个父亲，自己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或者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不是也喜欢在儿子面前表现一番吗？那是一个做父亲的自豪和骄傲啊。想到这，为了不辜负这位民工父亲这份小小的愿望，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了。
这位民工见我爽快地答应了，激动地不住地连连称谢，一幅唯唯喏喏的样子，嘴里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您可真是个大好人啊，我问了好几家，人家一听我要带孩子来看看他们家，有的－句话也不说，随手就将门咣地关上了，吓了我一大跳；有的说我脑子有问题，竟直莫名其妙；还有的跟踪我，怀疑我是坏人，一直看着我进了民工工棚。今天，我可遇到大好人了啊。”这位民工的脸上－片喜悦，荡漾出一种明媚。
几天后，这位民工父亲果然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我家。小男孩约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黝黑的皮肤，结结实实的身体，－双眸子很亮。见到我，小男孩有－种怯怯的样子，但看到我热情和蔼地抚摸着他的头，才显得放松起来。他父亲在旁堆着－脸的谦意，不停地说道：“乡下孩子，不懂事，请多包涵。”
父子俩换上我递上来的鞋套，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也许是笫一次踩上木地板，他们好像生怕将木地板踩踏了似的，步子迈得格外地轻、缓、慢。我看到，此时，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俩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扭捏和拘谨。做父亲的好像在努力地显示出一种老练和成熟，只见他边弯下腰，边对儿子讲道：“叔叔家住的这套房子就是爸爸建筑公司盖的。当时在盖这栋楼房时，我负责砌墙，你别小看了这砌墙的活，必须要做到心细、手细、眼细，不能有丝毫地偏差。你看，当时在砌这面墙的时候，这面墙上还留有－个洞口，和邻居之间是相通的，为的就是运送砖块、水泥、黃沙等材料施工方便，待房屋建好后，再将这洞口堵上，从此，两家再也不相通了。现在，我要是不说，你可一点也看不出啊！哦，对了，我的中级工考试也通过了，现在，我也是有文凭的建筑工人了。”
孩子的父亲，边向儿子努力地介绍着，边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建房时的种种细节中。看得出，他在竭力地想向孩子描绘出自己在城里打拼时的一些细节，让儿子感受到自己在城里工作的情景。儿子听了，不停地望着他的父亲，眼睛里流露着－种自豪和骄傲的神色，只见他，又用另一只手握了握父亲的手。父亲的腰板似乎又直了许多。面对此情此景，在一旁的我，心里也有一种温暖和甜蜜的感觉。
一会儿，这对父子就看完了我的新居，俩人几乎是一步一趋地退向门边向我告别。突然，这位民工父亲伸出两只手，一下子紧紧地摞住了我的手，感动地说道：“今天，是我进城打工以来过得最幸福的一天，我能进入到城里人家，感受到了一种城里人家的温暖，这种幸福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看到这位民工父亲的眼睛里泅上一片晶莹。
没想到，在我看来一件简单、普通的事，只不过让对父子进了我的新房看了看，竟让这位民工父亲这么激动。就这一下子，我感到，我和这位民工父亲心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周遭氤氲着一种温暖。
父子俩互相搀扶着下楼，只听到孩子对他父亲说道：“爸爸，您真了不起，盖出这么好的房子，城里人住的真舒服，如果我们在城里也能住上您盖的这么好的房子就好了。”儿子的语气里有种羡慕和向往。父亲爱怜地摸了摸孩子的头，说道：“傻孩子，这怎么可能呢？不要乱想了。我想，你只要在家里把书念好了，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就行了。”
孩子仰起稚气的脸，掷地有声地说道：“怎么不可能？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我一定要让您和妈妈住上您在城里盖好的房子里，和城里人－样的生活。”
听了孩子的一番话，这位民工父亲情不自禁地将孩子往怀里搂了搂。我看到，这位民工父亲的腰杆努力地挺了挺。顿时，他在我眼里一下子感到高大了许多：一个父亲的伟岸和坚强。
我的人生从50岁开始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73次 松原泰道是日本的佛学大师，生于1907年。
65岁那年，他发表《般若心经入门》，因说法精妙，一举成名。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四方讲学，开专栏，年年推出新作，迄今著述超过130部，成为日本佛学界的一个奇迹。
日本的和尚与我们有别，像松原泰道，他是龙源寺的住持，却能像俗人一般结婚、生子、吃肉、喝酒，百无禁忌地享受人生。原来，日本从明治时代开始允许和尚结婚，当时百废待兴，各种宗教空前活跃，清规戒律都取消了。
问到松原泰道此生的成就与作为，他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以我的经验来说，五六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由此人生可分为两段：50岁前，是打基础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往往为立足社会、养家糊口而疲于奔命，基本上是为别人活着；50岁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奠定，职责也已完成，这才到了实现自我、创造自我最有价值的阶段。”
在传记《我的航迹》一书里，松原泰道说，他平生所求，就是“说别人听得懂的话，写别人看得懂的字”。在漫长的传教和写作生涯里，他悟出了“大道至简”的规则。
当日珍问他，你的长寿秘诀是什么？他爽朗地笑起来：“哪有秘诀？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活这么久！”他的长寿并没有遗传因素，母亲在他3岁时病逝，父亲在他30岁那年也因脑溢血猝然辞世。他小时候总是病怏怏的，到成年还是体弱多病，身体差到连参军入伍的资格都达不到。大学时，他还得了一场肾病，差点命丧黄泉。
这么一说，日珍越发好奇，进一步探询他的生活习惯。
于是，松原泰道娓娓讲述他每日的起居饮食细节：
每晚七八点睡觉，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起床后对着佛像，盘腿念经一个小时。普通人即便不念经，学着坐禅也很好，坐禅可以加深思维，把自己的感觉磨得很尖很尖，敏锐地感受到大自然的声息。
凌晨4点开始写作，到7点吃早餐，早餐一般就是一汤一菜一碗粥。早餐之后稍事休息，然后继续读书、写作。中午12点是午餐时间，吃一碗乌冬面，然后继续书斋生活。
傍晚5点晚饭，晚饭是一天最讲究的一餐，有鱼有肉有青菜，再喝一杯日本清酒，或者喝一小罐啤酒，偶尔会喝中国的绍兴酒（非常喜爱）。
晚上7点临睡前，再喝一小杯葡萄酒。
整天呆在书斋里，不运动，不下地劳动，不吃保健品，还喝酒、吃肉，松原泰道的长寿显得不可思议。也许，只能从精神层面寻找长寿依据。果然，他说，他一向看重精神养生法。
关于精神养生法的由来，他讲述了亲身经历的三个故事：
大学那年，他得了肾病，气息奄奄，却遇到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医生。这位医生诚恳地对他说：“孩子，你太忧郁了，你的病很大程度是心理导致的。我们能不能来个分工合作：外面的病由我来治，心里的病由你来治。”这番温暖人心的话鼓舞了他，他开始建立信心积极乐观地配合治疗，肾病很快就好了。
这次康复给他一个强烈的启示：心态健康最重要！
去外地讲学，午间到一间餐厅吃了一个便当，便当里有一个装筷子、牙签的纸袋，上面印了一阕歌词：“见也难，别也难；有哭泣，有欢笑；时光像秋风匆匆吹过，一生只见了这一回。”当时，有三个艺妓表演这阕短歌，优美而感伤。第二年，他再去这个地方，已经见不到这三个人了，就像歌里说的那样。
他意识到：一切稍纵即逝，对人对物都要用心珍惜。
1954年，北海道有一所寺庙请他去讲经。临出发前，天气预报台风登陆，对方来电话通知他不要上船。于是他退了票，换乘另一艘船。没想到，原定的那一班船，果然被台风袭击，全船沉没，死了1200人。听说船上有一个美国牧师，自己有救生圈，看到一个女人怀抱孩子却没有救生圈时，他把自己的救生圈给了女人，女人和孩子获救，他却淹死了。
这场悲剧震撼灵魂。从那时起，松原泰道觉得，他的生命是别人给的，他要学着多舍少取，回馈他人，要“用忏悔和布施之心创造万物共生的世界”。
他的精神养生法就这样形成了。
精神养生法还有个“三不原则”：不勉强，不浪费，不懒惰。
不勉强，指的是不好高骛远，做脱离常规的事；不浪费，指的是珍惜时间、珍惜身边事物、珍惜他人的善意；不懒惰，指的是自己的事不能让别人去做，不管年龄多大，都要鼓足热情继续学习。中国有个名叫百丈的和尚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说得很有道理。
我问日珍这次拜访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日珍说了两个字：感动。为什么？她说，她原以为，一位百岁老人会枯萎得如同核桃壳一般，没想到松原泰道的面容如此润泽、明朗，他的笑容如冬日阳光般温暖，话语间有一种与万物共生共荣的欣喜和感激。
近日，松原泰道正在写最后一本书《学习死亡》。他说，死亡就像不停地行走的钟，每一秒都存在，也许这是一本写不完的书。写不完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生总是半途终结的，我们只需尽力做好每一天，力所不及的事，就交给苍天吧。他的座右铭是：终生学习，至死方休！
我的人生档案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35次 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死”的杂文里说过，中国人过了五十岁，就会想到死的问题。大概那个时候鲁迅正在病中，“死”这个魔影开始侵袭他了。我们乡间又有句俗话：“人老三不贵，贪财怕死不瞌睡。”
也说到了死的问题。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愚贤不肖，在这个自然规律面前，都有共识与同感。让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临近老年的标志，是在我收到的信件里，喜庆帖子越来越少，而讣闻却越来越多。这些讣闻的主儿大多是我的同代人或比我年事稍长者，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一代的人。遇到较熟的朋友故世，我也常常到火葬场去参加告别仪式。每逢这种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角色，一般都被安排在前面一排的位置上，面对墙上用黑边围绕的死者遗像低头默哀。每当这种时候，一种幽默感就会在我心里油然而生：火葬场里旧人换新人，独独墙上那颗钉子——成不变，今天挂了这张像，我们在底下低头默哀，明天还不知道轮到谁在上面谁在下面。
所以我虽然进入人生的暮境，对死亡可谓泰然处之。一次，一位比我年长的朋友来看我，因为许久不见，我们在抽烟时，我问他：“还写写文章吗？”他听了竟漠然地说：“火葬场里又没有办刊物的。”换句话说，对我们这类行将就木的老头子来说，前进的唯一目标，就是快步或慢步地向火葬场走去。过去因为做文章吃过苦头，到了这个时刻，也可以一身轻了。不过我的想法与他有些区别：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活着就要消费，为了付饭钱，就得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也是一种自我精神安慰，并不是因为“人还在心不死”，还想捞点什么带到棺材里去。
记得外国有个作家说过：一个人只要经过两种出生入死的境界的磨难，就可以获得自由了，这两种境界就是战争与监狱。我生于乱世，有幸经历过这两种境界的考验。抗日军兴，我从日本弃学回国，投身抗战，曾在中条山前线军队里做对敌日文宣传翻译工作，上下火线，也算是经历过出生入死。那时候，经常跟着部队没日没夜地行军，在枪林弹雨里奔来奔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候长途行军，背上背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一个大酒壶，没日没夜地、迷迷糊糊地跟着队伍走，饿了割一块牛肉，渴了就喝—口土法造的白酒。人生就是这样——步步地走过来的。再说监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驿站。找从小习性顽劣，不肯安分守已，走—亡社会后又受了知识分子理想和传统的蛊惑，总是拒绝走做太平世界的顺民的道路。所以，命运之神对我的顽劣给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把我一次次投入监狱。1936年初我在北平读中学，因为参加“—二·九”学生远动而被捕；抗战后期我在徐州搞策反，被日本宪兵抓到牢房里，直到抗战胜利才被释放；到上海后不久又因为给进步学生刊物写文章，以“煽动学潮”罪被捉将官里；转眼到了解放，可以松一口气了吧，且慢，批判胡风的乌云又慢慢聚拢来了，终于到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一锅端到监狱去了，我又旧地重游，回到了相别6年的监狱。许多朋友在突然来临的灾难面前感到绝望，有的过早地去世，有的精神错乱了，我因为有了前面几次吃官司的经验，所以虽然在苦海里沉浮了25年，还不至于被命运之神吓唬住，我还是我。但在铁窗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扪心自问，也曾惶惑过：难道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度过？监狱里的事情看得多了，人生的许多梦也做醒了，因而就像那位外国作家所说的，人就获得了自由。
我十几岁离开家乡，以后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过不少地方，其中待的时间较长的地方，除了监狱，就算上海了。如果把在上海监狱里的时间也算上，那就更可观了。我常常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是动物，可是到了老年就变成植物了，不能跑东跑西了。上海对我来说，是个奇异的地方，尽管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却没有什么变化。我仍然操着十足的山西土音，上海人乍听起来觉得像一种外国话；而我的饮食，至今还是以面食为主，对大米、海鲜等上海的日常食品不感兴趣。不过上海人对我的顽固不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的居民就是由各地来的移民组成的，甚至连一些老外也加入进来。
我在1946年和妻子来到上海时，开始是一个靠卖文为生的知识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以前我对上海这个城市并不了解，只是从作家写的有关上海生活的小说里知道一些，但有‘三个名称一直没能搞清楚：“亭子间”“老虎灶”和“老板娘”。我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这三样东西。“亭子间”我想一定是带有亭子的古代建筑，是个美轮美奂的好场所，后来才知道亭子间是最不值钱的房间，多半为穷困潦倒的人所租住。“老虎灶”是上海一般市民打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称它为“老虎”，我百思而不解。至于“老板娘”，我—直以为是老板他妈。到上海后我住进了亭子间，打开水也是找老虎灶，而且和弄堂口的各类烟杂店的老板娘打着交道。就在这样的下层社会里我认识了上海。后半辈子我在大学里教书和生活，那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与市井生活又有了不同。尤其是近十多年来，因为年老体衰，腿脚不便，除偶尔因公务外出，我绝少进入市区，更不要说去闹市区丁，连老城隍庙也好多年没有去丁，尽管我很怀念这个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这样，我又渐渐变成住在上海的“乡下人”了。
人生就是这么兜着圈子，这么颠颠簸簸地度过。现在我走路要用拐杖，谈话要用助听器，成了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想想，觉得自己像个《封神榜》里的角色。回顾一生，自然感慨颇多。不过我并不怎样后悔，就像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的那样：“如果再让我活一次，人们问我，想当官吗？我说，不想。想发财吗？我说，不想。”不用说来世的事，就是今生今世，我也没有做过当官和发财的美梦，没有想过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我觉得既然生而为人，又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和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最后一点吃奶的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幸福的生日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30次 “看，有人给你送礼物来了。”
走出房门来迎接他的妻子，在说“你回来啦”之前，突然对丈夫这么说。弯腰脱鞋的丈夫发现鞋箱上放着一盆花。
“噢，这花很漂亮，好像是洋兰。那里来的？”
丈夫回答道，心里却突然涌起一种不详之感。
“不知道。我出去买东西时，花店送来的。我不在，所以寄放在邻居家了。”
他避开妻子的目光，仔细端详这盆花。细竹支撑着的修长纤弱的茎上开着3朵淡紫色的花。在另一棵茎的顶端，有两个胖乎乎的暗紫色的花蕾。几片干燥厚重的叶子耷拉在盆边上，整棵花赤裸裸地挺立者，上面好象只有花和蕾。
“上面还附着一张卡片。”
妻子说着，拿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祝贺你的生日。现在我仍然爱你。
为了不叫妻子发现他脸色的变化，他弯腰面对着鞋。
“这是谁送来的呢？”
“······哎呀，我也想不起来。”
“这就怪了。”
妻子仍下蹲在那里不起来的丈夫，咚咚咚向厨房走去。
这个混蛋！丈夫心里骂道，我的苦衷她一点也不理解。一股怒火在他的心里燃烧。
妻子打开了一瓶葡萄酒，为他庆贺生日。但飞来的那盆花，却使这个夜晚罩上了一层阴影。伺候孩子睡觉后，两个人在起居室里相对而坐，丈夫总是躲开妻子的目光。
“这样干坐着实在无聊。你好好想一想，就一点儿想不起来？”
妻子还是穷追不舍。在妻子没完没了的追问下，他哼哼唧唧地说，也许是过去的女友心血来潮送来的生日礼物吧。
“什么样的女朋友，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妻子突然板起脸来。
“你别急，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关系。”
“你知道我是怎样想的？”
看见妻子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丈夫狼狈不堪，手足无措。这下子糟了，我不应该瞒这她。都是那花引起的麻烦，我马上把它仍了。当他满腹懊恼地站起来时，泪流满面的妻子轻轻的说：“我不是开玩笑，你，已经不认识我的字了······”
他在风中长眠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63次 一个人一辈子尝遍三种极端，对普通人来说，可慕也可畏。有人如此行过，他就是中国画的先驱、中国美院的创始人——林风眠。他曾说，老虎、神仙和狗，我都做过了。
林风眠的一生有一种早熟的辉煌。不满二十岁便受蔡元培之召唤，负笈欧罗巴6年，又是由蔡元培力荐，26岁即被聘为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和学生年龄几乎相当，就统帅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学府，这样的经历在今人看来，决然不可想见。可不久后，就因为军阀阻挠艺术运动的开展，令他被迫南下。南下后，林风眠又受蔡元培之邀创办了现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杭州国立艺专。他留法的同学和外籍教师纷纷加盟，师资力量前所未见。
林风眠要学生打破画种界限，全凭创作需要来选取画法，他认为，绘画的本质是绘画，无谓派别，无谓中西。后来在中国乃至世界艺坛颇有名望的李可染、艾青、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席德进，都出自这黄金的十年中，都出自林风眠的门下。
而今人也许不能想象，从1939年到1942年间，林风眠都独自一人，在嘉陵江边过着一种隐居生活。直接的原因，就是在抗战流亡期间，林风眠因不堪北平与杭州国立艺专两校合并的人事繁剧，含泪告别师生。他开创中国现代艺术的理想，再次受挫。没有了容纳他高远志向的校园，没有了听他宣呈自己艺术主张的学生，林风眠转身，闭门，进入一条自我探索中国艺术的新路。在仓库里，他从早到晚不停地画，有时甚至一天可以画九十多张。他仍满怀抱负，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要为古老的中国创造现代艺术。泥墙上的画作，似乎在提醒来访的客人，这里身着布衣的主人，是曾经名动一时的大画家，中国最年轻的国立艺专校长。这种“隐”与“独”，尝到个中乐趣的人，亦能算半个神仙了。
“文革”来了。听闻好友傅雷夫妇双双自尽，他不愿信。在确认后，他首先将自己数十年来的画作，撕碎，浸入浴缸中，等待画纸湿透，再捣成纸浆，最后一勺一勺地舀入抽水马桶。当年抗战胜利时，他从重庆返回杭州家中，扔掉所有行李，只为上飞机时能带回所有的画作。但如今，他却在亲手毁掉它们。
可就算毁掉了画作，1968年夏天，林风眠还是因被诬陷成日本特务，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关就是四年半。
林风眠，这位中国现代艺术的启蒙者，在苦难的旧中国，曾想率领黄金阵容，用美育唤醒这沉睡之龙，进而改变国民性。可不被时局青睐，他的人生很快走完了这一切，转而进入长达五十年之久的自我探索的时期。他把所有的忧患，都渗透在画纸上。他活了三遍，老虎、神仙和狗都做过了，可时代还是比他走得慢。林风眠，在风中长眠。
卡梅隆的三大潜规则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177次 不惜一切追求完美
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卡梅隆追求完美的个性得到了极致体现。他曾在工作室夺过特效师的笔，亲自绘制道具手稿；他曾威胁制片人，要是不让他按他的预算和想法拍某场戏就立即自杀。预算的严重超支、投资方的冷言冷语、手下的怨声载道、酷寒的海水，再加上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一切使卡梅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仍然坚持着，并喊出了近乎悲壮的豪言壮语：“泰坦尼克号可沉，《泰坦尼克号》不可沉！”
《泰坦尼克号》在全球赢利约18亿美元后，卡梅隆的声望一时无两，但他却蛰伏起来。事实上，卡梅隆早就完成了《阿凡达》的剧本，但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表达出他的想象力。
演员只是道具
卡梅隆从不请一线大睥明星来演他的电影，对他来说，那些天价片酬不如用在特效上。而另一个隐晦的原因，可能是他自觉欠牌会无法忍受他的脾气。
英国《独立报》用“暴君式”来形容卡梅隆的导演风格，说他“简直是一个噩梦……他从不让步的独裁风格以及火爆脾气令他恶名昭著”。
在拍摄《深渊》时，为完成某个镜头，卡梅隆让女主演一直待在水下，差点把她活活淹死，而硬汉男主角由于无法忍受卡梅隆带来的压力，在回家的路上曾忍不住失声痛哭。《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温斯莱特坦言，除非“能赚到一大笔片酬”，否则她绝对不会再跟卡梅隆合作。像“不行”“不可能”“办不到”这样的字眼，对卡梅隆来说，都是借口一位老牌女星如此评价卡梅隆：”在拍片时他的确希望拿我们的生命和肢体去冒险，但他也毫不介意拿自己去冒险。”还有一些演职人员为卡梅隆的才华倾倒，追随他多年，成为其固定的合作伙伴、他们甚至在T恤上印上这样的话：“你吓不倒我，www。85nian。net木木的BLOG因为我在为卡梅隆工作。”
不冒险才是危险
对于很多人认为他动不动耗时数年、投资几亿地“烧钱”是在冒险，卡梅隆说：“不管大制作还是小成本，都要冒风险。”
卡梅隆的电影终究会挣钱的，但这显然只是我们事后诸葛亮的看法。早在1990年，卡梅隆拍片所需投资就已达l亿美元，超出了其制作公司的承受限度，导致这家公司破产。当年，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为《泰坦尼克号》豪投1亿多美元，首周只拿到不足．30C旧万美元的票房，高层决策人员差点去自杀。
在卡梅隆拍摄《阿凡达》时，福克斯公司干脆拿出一份预算控制协议，称如果制作成本超过3亿，卡梅隆就必须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赢利分成，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事前无数人不看好他，然而他丝毫不以为然：“一个电影人最大的风险，是不愿意冒险去拍一部和别人不同的电影。”
你有多久是在生活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231次 龙一的第一部小说发表之后，在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正当大家翘首以待，期盼着他的下一部小说问世时，龙一却一直没再写新的小说。不少出版社看中了龙一的潜力，纷纷向他约稿，可龙一客气地回绝了，丝毫没有动笔的打算。
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好友来到龙一家拜访，问他最近有没有写小说的打算。龙一跷着二郎腿，笑呵呵地告诉好友，自己最近没有这个打算。好友一听，立刻急了；“你现在刚刚出名，正该趁热打铁多写两部小说，这种名利双收的好事儿干吗不干？”龙一边笑嘻嘻地给朋友扇了几下扇子，一边告诉朋友：“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宁可不写。写小说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爱好，如果在我没感觉的时候强迫自己写，那么我就是在做一件让自己不痛快的事，这样的钱不赚也罢。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最感兴趣、最让自己快乐的事，滔得顺心。”
龙一这么一说，好友就下好再说什么了。这时，龙一扭过头冲他挑了挑眉毛，和他谈起了自己最近钻研食谱的心得。原米，最近一段时间龙一感觉自己的写作状态并不好，所以干脆研究起了自己最感兴趣的食谱。龙一说起美食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好友看着他眉飞色舞像个顽皮的孩子，也不由得乐了起来。好友后来感叹，那时候的龙一并不是不缺钱，而是宁可缺钱穷乐呵也要做自己眼下最喜欢的事。
龙一写的小说并不算多，但是每一部小说都是在这种宁缺毋滥的心态下写出来的，他感觉自己没到最佳状态就绝对不会动笔。所以，他的小说含金量很高，也为他带来了不小的名气。可是，名气越来越大的龙一仍旧不愿出席各种各样的颁奖会和座谈会。有时候，身边的人就劝他，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不仅能认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还能带来不少实际的好处，还是多参加为奸。每次别人这么说，龙一就会反问道：“感兴趣的我一定会去，刁；感兴趣的也要去吗？”
问完之后，龙一该画画继续画画，该散步继续散步。时间一久，龙一身边的人都知道了这个人很特别——他只做自己当下最感兴趣的事，为此，少赚钱、少铺垫人脉、少一些出名的机会都可以。
因为龙—这种特别的性情，所以他虽然发表了多部小说，在圈子里名声越来越响，但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所以很少在公众而前露脸，甚至连很多媒体都不识他的庐山真面目。
当根据龙—的小说《潜伏》改编成的电视剧以惊人的收视率一时间雄榜首时，人们才渐渐注意起运个远离人们视线的才子。媒体在采访龙—的时候，很好奇地问他，为们—么当很多人挤
破脑袋想出名的时候，他却拒绝了那么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机会。
“我有—个朋友，是一个两业骄子。有一次，他突然生病了，出院之后我们俩去散心。经过一个篮球场的时候，朋友忽然不走了，望着球场上的孩子们愣愣地发呆。后来，他告诉我，从小他就酷爱打篮球，可为了父母的期望，他并没有报考体校。长大之后，为了能多赚钱，他做起了生意，再也没有摸过篮球。然而，在医院的时候他就在想，如果自己的生命戛然而止，那自己：一定万分后悔，因为自己这辈子都在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像个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工作着。一个别人眼里的成功人士，说到这些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一样。”龙一顿了顿，继续说道，“一个人做自己最感兴趣的事的时候，他自己是快乐的，心情愉快了就容易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从而做得出色。这样的人生，自己既不会因为长期无聊的生活而抑郁，又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快乐，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好处。”
你有多久是在生活？你有多久是在做让自己开心快乐的事？
岁月静好，能够安然享受生活乐趣的人，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更能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麦克纳马拉去了哪里时间:2013-10-07 作者:未详 点击:88次 我念小学的时候，正值越战。记得那时节，在报上读到一张照片，标题是“麦克纳马拉黯然下台”，那画面上，因战事不利而“下野”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拎着一个皮箱，在茫茫夜色中登上飞机，走了……似乎形影相吊，似乎穷途末路，“下场”十分凄凉。
麦克纳马拉“下野”之后，究竟去了哪里呢？长大了才知道，那一天“下台干部”麦克纳马拉，拎着那个皮箱，既是下野，又是上任，去做他的世界银行行长了……
据说这在彼岸，是十分稀松之事。麦克纳马拉做国防部长之前，本来就是个金融专家，肚子里颇有一点货色。当了几年五角大楼的官，也没有丢掉专业，现在部长不做了，离开那个惊涛骇浪的官场和硝烟弥漫的战场，去打理一个锱铢必较的商业银行，又回到了他的老专业、老行当。只是“换”了一个“肩”，所以“下场”似乎并不那么“凄凉”。
这“凄凉”之感，是咱们的人的感受。且不说我们的老一辈，当中不少人，因为穷，读不起书，穷则思变，以革命做了专业，所以似乎只有一个“肩”，无从再换，只好一辈子从政。这一点历史的合理性或曰局限性，我们当然不能苛求。问题在于现在，我们的大多数官员，原来都是有专业的，其中不少人，学历还很高，从政之前，已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可惜的是，当了官员之后，几年十几年圈儿画下来，却把原来的专业画忘了，变成了只能走官途的“职业政治家”。这就是说，他们原来是有“两个肩膀”的，一个叫做知识化，一个叫做革命化，可是宦途官场一圈下来，却只剩了“一个肩膀”。因为“无肩可换”，所以没有办法，只好一条官场走到底，怎么也不肯“下来”，怎么也不肯拎麦克纳马拉的那个皮箱走人。舆论之间，常常批评我们的官员“恋栈”，其实也要体谅他们，做了几十年的官，专业的ABC全忘了，一点“武功”也废尽了，除了当官，只会当官，他如果不做“国防部长”，连“世界银行”的一把算盘都不会打，你叫他不“恋栈”，叫他“退出机制”，叫他“下来”，他怎么办？他只能深感“凄凉”，只能硬着头皮把官做下去。所以要给予一点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又是几分苦涩，值得幡然悔悟的。
当然也有“下野”之后，虽则肚皮里满腹经纶，但却去不了“世界银行”的。比如亨利·基辛格，国务卿不当了，下野，要回到他当初走出来的哈佛法学院当教授、博导。然而哈佛却说：你学问是有的，专业也是好的，但当久了政治家，天天想着明日演讲说什么“发聩振聋”的话，后天又与什么名流达人“共进晚餐”，公众人物做惯了，你哪里静得下心来给我讲大课、带博士？所以还是另请高就，俺们不要您……
这当然是另一条规则了——叫做“换肩”，也有规矩。但这规则，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一个“国务卿转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