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时间:2013-02-18 作者:小小Z 点击:219次 我在华盛顿有幸见过罗伯特·鲁宾一次，当时他已经出任着名智囊机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其人高大英俊，但讲起话来不像他在自传中所表现的那么谦逊。会上，一个中国人抱怨说美国的媒体为什么只盯着中国的阴暗之处，我们也做了很多好事儿啊，为什么媒体不能多报道一些光明面呢？鲁宾当即反唇相讥道：“我从商从政多年，一直都不知道如何让媒体来多报道光明面，这点我或许需要向你们请教了。”
如此聪明刻薄的一个人，本当面对命运时自信满满，他却将自己的自传命名为《在不确定的世界》。和他一起曾被《时代周刊》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称号的艾伦·格林斯潘在金融危机前出版的自传，也取了一个有相似含义的名字：《动荡年代》。《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翻看记者威廉·夏伊勒的《柏林日记》，越看越觉得心惊，因为他发现按照这位伟大记者的描述，即使在纳粹崛起、德国一步一步走向灾难之时，柏林人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按照塔勒布的说法，就是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历史或各种事件都会面对突如其来的“黑天鹅”现象，整个处境完全被不确定性改变——这个判断随后被斯蒂芬·茨威格的描述证实。
大概每一代人都会感慨自己所处时代的艰辛，为不确定性所苦。但的确很少再有一代人能同上个世纪那些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人们相比。斯蒂芬·茨威格在自己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说：“在以往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这样命运多舛……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饱尝了以往历史有节制地分别落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纪的一切。以往，充其量是这一代人经历了革命，下一代人遇到了暴乱，第三代人碰到了战争，第四代人饱尝了饥馑，第五代人遭遇了国家经济的崩溃。”
斯蒂芬·茨威格成长的年代可谓是一个“最后的美好世界”，许多作家都曾用无比留恋的态度描述过这个世界。比如彼得·德鲁克，再比如石黑一雄，后者的《长日留痕》借一个英国管家之口回忆了那个世界。茨威格则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过激的行动、一切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似乎已经不可能。”“19世纪在自由派的理想主义之中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这个世纪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现如今，只需要再用几十年的工夫，一切邪恶和暴虐就都会被彻底消灭……在这个和平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
这种乐观主义的论调在当时几乎成为共识。塞缪尔·亨廷顿曾引用过一个例子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记者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中论证说，由于各国之间在经济上非常依赖，战争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当后来被公认为战争导火索的那件事情发生时，茨威格正在公园里读俄国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俄罗斯最伟大作家的命运就这样同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命运在个人记忆中发生了一点关联。公园内的音乐会突然停止。好奇心驱使茨威格向人群走去，不久，他就发现中断了公园音乐演出的是一纸电报。电报上说，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和夫人在波斯尼亚观看军事演习时遇刺身亡。
即便如此，人们对悄然走近的战争仍然浑然不觉。在奥地利，人们想到的是皇储的缺点，丝毫没有当时人民想到老皇帝时内心的柔情与尊敬。大家认为这只不过是皇室诸多不幸中新增加的一个。没有人想到这值得用战争来报复。“弗朗茨·斐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很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后就会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尽管已经有人在鼓动和暗示要进行一场报复，报纸上开始喧闹起来，但没有人特别在意。“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都依然如故。这种和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吵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作家收拾好行装，准备去度假。“夏天从来没有这样美好过，而且看起来还会越来越好。”一位种植葡萄的老农愉悦地向茨威格谈论起这样的天气如何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在比利时谈论起可能发生的冲突时，茨威格坚定地说：“如果德国人把军队开进比利时，你们就把我吊死在那根路灯的杆子上。”
战争一步步逼近，但人们就是顽固地不愿相信战争会来临。即使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在火车上，人们也是每到一站就下车打探消息，然后内心希望“能有一只坚强的手把脱缰的命运重新拽回来”。群体之可悲正在于，当这件无可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每个人都被抛掷入历史的磨盘中时，大众却又陷入另一种癫狂。“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头脑发昏，对战争的最初的惊恐突然变成了满腔热情……当年的炮灰们脖子上围着花环，钢盔上绕着橡树叶当桂冠，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向自己的葬身之地走去。而大街上则人声鼎沸，灯火通明，好像过节一般。”茨威格惊恐地发现。
不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要多一些先见之明。面对逼近的战争，或者在个别国家逼近的暴政，人们同样是茫然无知。
“我必须坦白承认，当我们1933年和1944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时候，每当一件事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几个星期以前都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茨威格写道。另一个绝妙的例子是茨威格和他在俄罗斯的出版人的对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什么委员会和一个什么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持续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
这些事情发生时的情景又加深了安逸生活的假象。1934年2月，茨威格本人待在维也纳，当时，倾向希特勒的奥地利政府与奥地利最有实力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之间发生了冲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共和国保卫同盟”与警察和军队发生了武力冲突，“巷战进行了三天三夜”，这是西班牙内战之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与法西斯的较量”。但是茨威格本人却对此毫无察觉。“就像当年慕尼黑的老百姓，一觉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得知，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维也纳市内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而郊区的战斗却非常激烈。”后来当有人向茨威格打听维也纳发生了什么时，“我，作为革命的见证人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告诉他们：‘我不清楚。你们最好去买份外国报纸看看。’”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距离现场不远处的公众，对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不甚了解的。
经常回看历史的好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你能从中看到人类自身在做决定时的愚昧。一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类的愚昧史，它讲述人类如何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且错误地做出反应。在茨威格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因迷恋现有的生活，而迟迟不愿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现实。人们拒绝去相信突如其来的一次事件会打断他们设想中的历史，而在事情发生之后，又以错误的态度投身其中，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民族主义的狂热。大众误认为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历史，是自己欢迎的历史。它教会我们，对于自认为很确定的事情，我们最好不要太确定。
谁来为失误买单时间:2013-02-18 作者:小小Z 点击:183次 在德国多特蒙德的一家博物馆内，珍藏着德国已故艺术家马丁·基彭贝尔格的一件珍贵的艺术品——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的黑盆。黑盆被固定在一个高约2。5米的木架上，盆里的白色物质体现的是从屋顶滴落下来的液体，整个作品的主题是“当屋顶开始滴漏时”。
不久前，这个作品被一个名叫约翰娜的清洁工毁坏了。原来，约翰娜被博物馆聘用不久，她在打扫展区卫生时看到了被“弄脏”的黑盆，于是非常认真地用抹布将盆里的白色粉末擦去了。
这件艺术品的保险金额是80万欧元，也就是说，约翰娜一抹布就把80万欧元给“擦”掉了。
媒体很快针对这件事情采访了馆长维腾格尔，80万欧元的保险金将由谁支付？清洁女工约翰娜将承担什么责任？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维腾格尔扛下了责任。他声明，这笔费用将全部由博物馆支付。至于对约翰娜的处置，维腾格尔的回答更让人意外：“除了将打扫展馆卫生时该注意的事项传达给她之外，我们不会追究她的任何责任。”
“为什么？”所有记者都不解。
“每个人看待艺术品的眼光不同。在清洁工约翰娜眼里，这个盆仅仅是一件需要打扫的物品。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这种不能被大众理解的作品，有没有必要展出？另外，失误是由于我们内部管理不当而发生的，因为我们在招聘她后还没来得及交代更多细节。所以，责任不在清洁工。”维腾格尔坦诚地回答道。
他的话，赢得了记者们的阵阵掌声。的确，对于很多所谓的艺术品，清洁工往往只有4个字可以想，那就是“需要打扫”，而维腾格尔也理应为他们的失误买单。
接受不必治疗函告时间:2013-02-18 作者:小小Z 点击:234次 病人在医院被检查出患有不治之症时，医生会主动开出“不必治疗”的告知函，希望患者直接回家，在家里平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而不是设法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接到这个告知函后，90%以上的绝症患者及其家人会平静地接受，他们不会去求医生帮着继续治疗，更不会因此闹事，状告医院失职和医生没有职业道德。
面对诸如癌症晚期、恶性肿瘤等疾病的不幸降临，医患双方都能相当理智和平静。这在英国医院里是常有的事。
不久前，我在伦敦一家医院做学术交流时，就曾亲眼见到两例。
第一例是一名叫乔纳森的患者，当他被检查出肺癌已到晚期时，由4名医生组成的医疗组开了一个会诊会，之后便叫来乔纳森的家人，一番短暂的沟通后，医院开出了一张“不必治疗”的告知函，让乔纳森第二天便回家。理由是这是一个不治之症，即便留在医院治疗，也不可能有意外的转机。
乔纳森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然后又把实情告诉了乔纳森本人，他们觉得不应该对乔纳森有所隐瞒。事实上，医院和医生也从没想过要对绝症患者隐瞒病情，因为医院各病区的墙上常常能见到一张张绿色的纸条，上面写着患者的姓名和编号，下面盖着一个“不必治疗”的印章，只要患者识字，一看就能知道。
几个月后，乔纳森在家里平静地离去。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还特意来到医院道谢，感谢医生将实情相告，让他们得以和父亲在一起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及时尽了最后一份孝心！
第二例便是我交流所在医院里的一位主治医生——奥苏文医学博士。我到达这家医院的第3个月，奥苏文便被检查出患上了胰腺癌，但幸运的是还有10%的治愈率。出乎意料的是，奥苏文坚决不愿意为这个10%去做化疗。他的理由是，化疗的过程非常痛苦，而且对其他器官的损伤也非常大，会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最后弄得骨瘦如柴。奥苏文不愿意让家人看到自己最后被化疗弄得面目全非的样子。他说，就让他完好如初地平静离开吧，给家人一个永恒、完美的记忆。
最终，奥苏文说服了家人，平静地回到故乡。他说，自己要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完成之前一直想完成却没完成的事情——在后院里亲自种些自己喜欢吃的蔬菜和瓜果，与孙子们好好相处些日子，去墓地跟已逝去多年的父母说说话。此外，他还挨个拜访每一位老朋友，和他们一一道别，感谢他们曾经给予自己的帮助和鼓励。
做完了这一切事情后，奥苏文平静地待在家里，不久便安详地离开了人世。走的时候，他如同睡着了一般，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一位癌症患者——没有遗憾，有尊严地离开，奥苏文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他的家人也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类似这样的实例，每年在英国都有很多。究竟要不要设法挽救绝症患者，让他们尽可能地多活些日子，还是直接让他们回家等死？子女这样做，是不是孝顺？英国人很少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要给出是与非答案的问题，他们更愿意给绝症患者一份人情味十足的“临终关怀”。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时间:2013-02-18 作者:小小Z 点击:111次 有这样一道选择题：
A。你一定能赚1万元。
B。你有80%的可能赚1万5千元，20%的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那么你会选择哪个选项呢？实验研究发现，大部分人都会选择A。但是，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人被认为是理性的，在风险决策时，会尽可能多地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信息，来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人们会根据各种结果及其概率，计算出加权结果，然后选择其中能够获得最大期望效用的选项。如果按此方法计算一下B选项中的金额：15000×80%+0=12000，是高于选项A中提供的1万元的。也就是说上题中的B选项的期望效用大于A，那么为什么大家没有“理性地”选择B呢？
如果你心存疑惑，那么，请再看下面的选择题：
A。你一定会赔1万元。
B。你有80%的可能赔1万5千元，20%的可能不赔钱。
此时的你，又会做出何种选择呢？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会选择B。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B选项如果赔钱的话，数额也是大于A选项的。而且两道选择题之间的区别仅为“赚”和“赔”，为什么大家的选择差别这么大呢？
前景理论：人的行为是可预期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教授为我们揭晓了答案。他发现，第一种情境中，人们在面对收益的时候，多是偏向“风险规避”的，会选择能够带来确定收益的选项，以便把能够获得的收益紧紧握住。但是人们在面对损失的时候，也就是第二个选择题中“赔钱”的情形时，人们又多是冒险的，愿意为了“能够减少损失”这个可能性，选择勇往直前，挑战一下概率事件，而不是直接承受损失这个结果。
这就是卡尼曼和他的合作者提出的“前景理论”（又称预期理论）的主要思想，即在不同的风险预期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倾向是可以预测的。而且人们的决策并不是完全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人们在决策时是“有限理性”的，除了金钱数额外，还有更多的“非理性因素”，也就是心理因素在左右着我们的决策。卡尼曼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是因为他“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心理账户：你有双重标准吗
同样是100元，是工资挣来的，还是彩票赢来的，或者是路上捡来的，你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三者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事实却不然。真实的情况是，我们会更珍视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舍得花，而如果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很快就挥霍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在消费者眼中，分别为挣来的钱和意外之财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而且二者具有不可替代性。当然，我们在理财中可能会有更多的分类标准，就像那句着名的理财名言，“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入同一个篮子”，从而建立更多的心理账户。而这些账户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你建立了日常开支账户、感情经费账户、投资账户和储蓄账户等，但是每个账户都有不同的用途和预算，它们之间不具有等值关系。
这证明了人的理性是有限的：钱并不具备完全的替代性，在我们的心中会根据不同的决策任务建立相应的心理账户。人们在进行各个账户的心理运算时，实际上就是对各种选择的损益进行估价，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并不是追求理性认知上的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情感满意度最大化。而且同等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失去感”远大于同等数量的收获给人们带来的愉悦感，这也是促使人们在面临损失时，选择冒险投资行为以避免潜在损失的原因。那么在得与失之间如何权衡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体验呢？另外一位研究者，芝加哥大学的萨勒教授提出了以下建议：
第一，两笔盈利分开能够带来更好的体验。假如送女朋友两件礼物——一盒巧克力和一套衣服，最好分开送；要是公司宣布加薪和休假两个好消息，最好分开宣布，这样带来的满意感远大于同时告知。
第二，两笔损失同时发生时应整合。若两笔支出必不可少，那么同时支出带来的“失去感”会小于分开的两笔。如果你有加班和取消休假两个坏消息，就应该同时公布，这样给员工带来的心理冲击会小于分开得知这两个消息。
第三，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同时也支出了一部分，二者间差距不大，并且可以做一些弥补，那么也应该进行整合。比如加班和给予补助的消息同时通知下去，才不会在员工中引发那么大的反感。
由此可见，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这些非理性的因素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决策，还影响了我们的内心感受。了解这些效应的存在，了解人性中存在的“非理性”力量，将有利于我们做出更优的选择。
在被信息淹死之前时间:2013-02-18 作者:小小Z 点击:194次 其实，我自觉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手机控”，对手机的依赖仅限于打打电话、收发短信、看看手机报，偶尔在电脑不便的情况下上网查阅信息或收发邮件。不写博客、不刷微博、不玩网络游戏，一天中，手机的使用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既不像我的一位女友，只要见到她，就是在打电话，以至于另一位女友说，她在中国移动一定有股份；也不像另一位同行，针尖大的事也要发个微博，让我有机会就“恶毒”地问她：“你上洗手间也要发到微博上吗？”但最近一段时间，两次较长的“人机分离”时间，让我对人与手机的关系有了新的思考与定位。
一次是出门去了塞班岛，行前专门开通了全球通服务。可惜，人家那里与咱制式不同，所以根本没有运营商的信号，手机瞬间沦为手表，前提是调校好两个小时的时差。4天的时间里，手机完全寂静无声，还真让人怅然若失，仿佛听惯了的背景音乐戛然而止，一切都显得空落落的。尤其我一贯是出门要带书的人，因为此次时间短，又纯粹是休假，所以连张可看的字纸也没带。在大把的空闲时间里，把路上看完准备丢弃、因一时没找到垃圾筒而又带回酒店的报纸，看得几乎要背下来了。那时真希望手机是可用的，好歹可以上网看个通俗小说什么的。
之后一次又有半天的时间，因为特别的原因，手机被收走了，一群同事坐在会议室里，有三四个小时无事可做。于是，隔一段时间就有人下意识地要去看看自己的手机。一位同事说得夸张，手机就像他的某个身体器官，此时突然失灵，实在别扭。
于是我觉得需要思考一下，当手机失灵时，我们到底在别扭什么？
从我自己看，首先是因为瞬间变成人际孤岛，失去了与外部世界或他人的联系。其实，这个说法严格说并不成立，首先，我身边还有人，生活也正常，并不像鲁滨孙，漂流在真正的孤岛上。换句话说，我只是在为可能发生的联系中断而焦虑，但这会不会发生，有没有我们想得那么重要，我们并未仔细衡量，甚至还没来得及衡量，就先开始焦虑了。
觉得别扭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信息获取渠道的突然中断。一下子，我们变成一个封闭的自我了，不再有新的信息涌进来，于是，我们又开始为这个世界可能发生的、极为重要的，但我们尚不知道的信息焦虑。同样并未考虑，这信息是否真的那么重要？我们真的有必要知道？
手机成为现代生活的“标配”之后，其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三种关系：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虚拟世界的精彩和变换程度赶上甚至超过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惊奇之后，人们自然不愿意再费心费力地出门体味大自然，而是宁肯简便快捷地在虚拟世界里遨游了。特别是对那些吃着肯德基、麦当劳长大，却从未见过一只长着羽毛在地上奔走的鸡，也没见过一株在田地里返青、拔节、灌浆生长着的麦子的“新新人类”，他们不似父辈或祖辈，有田园生活的经历，有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亲密接触的快乐体验。自小被关在高楼与书本间的他们，自然觉得虚拟世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当我漫步在塞班岛奇妙的星沙之上，看日落，看凤凰花、鸡蛋花的花瓣白雪一般飘零在翠绿的草地上，乘潜艇看海底的珊瑚礁如梦幻般的另一个世界时，我终于觉得，没有手机的打扰是件幸福的事儿。
手机还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最令人费解或者说最极端的情形莫过于，同居一室甚至同在一张床上的小夫妻，互不说话，非要发微博@对方，或者用QQ交谈——真应了那句话，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也分不清面对面直接沟通和@对方、QQ对方之间，哪种交流方式更适合人类。但我想，如果能看着对方的眼睛，这种交流，比任何其他的沟通方式都更为深入灵魂吧？也许我老土了，新新人类会说，谁要了解别人的灵魂了？累不累啊？
手机最后改变的就是人与自我的关系。在没有手机也没有报纸的那3个小时里，我曾对同事开玩笑说，正好让我们复习一下自己丰富的内心。说这话时我挺不好意思的，我怕这么文艺的话会显得我有点“二”。但现实恰恰是，被海量信息包围、淹没着的人们，早就忘了要时时观照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找一点时间，不被打扰地和自己的内心单独待一会儿。
手机本是工具，但对患上严重的手机依赖症的人，可能正相反，人为物役，人沦为工具的一部分了。
记得有个喝酒的朋友说，他每周有一天是固定不喝酒的，名目是“肝休日”。模仿一下，是否也应该每周固定有一天是不开手机的，名曰“心休日”，在我们的心被信息淹死之前。
你也许无法赢得一场战斗，但你仍能赢得整个战争时间:2013-02-17 作者:小小Z 点击:265次 大概五六年前，与李富荣一起在乒乓球中心，看新招来的队员对练，我随口问他：“这么多年你带出来这么多世界冠军，他们有什么特点吗？”
他看了一会儿训练的人，指着一个每球都打得很拼命的十五六岁的短发女孩：“她3年之后可以当世界冠军。”
我问为什么，他说：“所有的世界冠军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想当世界冠军。”
我采访英国着名残奥运动员谭妮·格雷-汤普森时，想起这句话。
在她幼年时，英国的街道上几乎看不到残疾人，残疾人通道少得可怜。她去看电影时会被挡在门外，她奶奶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承认她的疾病，有小女孩在她背后喊“瘸子”。她下火车时，自己把轮椅扔下火车，再爬出来。网络上有人议论说：“像你这样的人，只有坐到牲口车的后座，才不会妨碍其他正常人。”
她的回应是：“我从来不会听别人告诉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童年时她坐在轮椅上，会像别的女孩一样试着跳绳，甚至爬树，爬过海边的礁石，没知觉的双腿被割得鲜血淋淋。
她个性极强，说不想当篮球队员，“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愚蠢”，但当她想成为轮椅马拉松的运动员时，连教残疾人的教练都找不到，有个教练对她说：“我永远不会训练你这样的人。”
她问：“‘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女人？威尔士女人？染头发的？还是戴隐形眼镜的？哦，你是在说残疾人？”
教练只好尴尬地说：“你说得对，应该是坐在轮椅上的人。”
她每年训练50个星期，包括结婚当天的早上。在公路上训练时出过两次车祸，好友死亡。我问：“你承受这一切是为了金牌，为了当世界第一吗？”
她答得很简单：“对我来说，比赛就意味着要拿金牌，这就是我想要做的，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我想要赢。”
在5届奥运比赛中，获得了11枚金牌、4枚银牌、1枚铜牌，创下30多项世界纪录，被《卫报》称为“英国最伟大的残奥运动员”。
巴塞罗那残奥会，轮椅5000米比赛发生大撞车，现场惨烈，BBC的导播犹豫要不要切换镜头，谭妮坚持要求播出。“法拉利赛车时翻车不会切镜头，那残疾人竞赛也不值得人怜悯，也不应该怜悯，不用为他们感到遗憾。我们转播胜利，也记录失败。残奥比赛总得有输有赢，奥运会也一样。”
2000年，在BBC年度体坛风云人物的颁奖晚会上，舞台没有设置斜坡，谭妮无法上台领奖，直播结束之后，BBC接到大量的观众投诉。她说：“我想BBC并没有恶意，只是忘了而已。之后他们立即做出改变，改变了对待残疾嘉宾的方式。那个星期，我接受了大约85个采访，后来我去的每个地方都有专用通道，我再也没去过不便利的地方。很多事情就这样被改变了。”
2010年她被推举为上议院议员和终身贵族，上任之后，她质疑英国勋章制度缺少对等性。同样获得奖牌，其他残奥运动员与奥运运动员在授勋待遇上有明显差别。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她公开为此抗争。
我问：“你要去跟什么东西抗争的时候，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你赢了，但也有一种是你输了？”
她说：“是的，但运动员这个职业，能磨炼你对事情的态度。因为你不会每次都赢，有时候即使发挥得很好，你也不会赢。‘你也许无法赢得一场战斗，但你仍能赢得整个战争’，这是个英国谚语。你必须继续奋斗，永不言弃，不断保持前进、前进、前进。”
她从不退让，也不畏缩，从不自居为弱者。
曾经有位英国记者问她一个问题：“你坐在轮椅上，一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吧？”
她的回答是一个反问：“你作为一名记者，一定觉得自己是一个悲剧吧？”
这次奥运会的每个场馆都有宽度超过2米的坐席，环绕赛场一周，视野和角度都是最佳的，这些坐席只属于残疾人。在伦敦交通高峰时极难停车，司机一边转悠一边对我们说：“看，每个地方，最外侧最方便，最大的一个停车位，一定属于残疾人。任何其他人违章停车的话，车会被立即拖走。”我们住的小酒店，在一个古老而窄小的巷道里，但是有台阶的地方，都有改造的无障碍通道。
对于一个有2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来说，要进行这样的全面改造并不容易，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英国的媒体评论说：“这40年当中，谭妮·格雷-汤普森为残疾人所做的一切，甚至超过了唐宁街的任何一个政治家。”
谭妮说，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世界，她只是很自我地想要把自己推到极限，做到最好。但结果是，世界为之改变。
出走的青年时间:2013-02-17 作者:小小Z 点击:258次 有一位贵妇曾问毛姆，要如何才能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作家。毛姆开玩笑说：“每年给他150镑，给5年，叫他见鬼去吧。”过了不久，毛姆回过味儿来，觉得这个答案极妙。有了这笔钱，年轻人不至于挨饿，但也不够享受的资本；他可以周游世界，但必须精打细算，品尝生活的多种滋味；他不至于陷入贫困，但为了衣食住行，需要时刻辗转于各种工作之间。总之，一个作家就应该尽量地让自己身处合适的环境，经历人世的荣枯变迁。不需要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但需要什么事儿都做一点。
在美国遇到很多交流学生，虽然并没有多少人想成为作家，但大多有着比同龄中国学生丰富得多的游历经历。和他们遍布全球的足迹相比，像我这样阅历贫瘠的中国学生，总难免在对话中不知所措。当他们细数自己时间和坐标的变迁时，我只能在一边默默地咬着饮料吸管，想象着他们戴着墨镜背着背包，在三四种语言之间切换自如，纵横往来欧亚非大陆的潇洒模样。和很多中国学生一样，我常常在分享经历的时候因囊中羞涩而苦笑，在听他们讲述冒险旅程的时候，全神贯注地想象那些妙趣横生的场景和细节。
菲利普是个土生土长的柏林人，高中毕业之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柏林，而就在考大学、选专业的时候，他决定先过个间隔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考大学，他说，当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学什么专业，所以就想拖一年再说。于是18岁的他一个人去了法国，在巴黎的流浪汉收容所里做了一年的社工。工作内容包括给流浪汉派发面包和水，帮忙照顾妇女和小孩，逢年过节也和他们在一起。平时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陪他们说说话。
做了一年社工之后，他回到柏林，大学主修社会学，辅修经济学。其间他跟着一位心理学教授跑到乌干达，住在当地的艾滋病村一起做田野调查。由于这不属于他的专业范畴，菲利普死皮赖脸地跟教授磨了好久才被批准加入队伍。问他为什么想去，他说，就只是好奇而已。
当时我很惊讶于菲利普轻描淡写的讲述，在我看来石破天惊的举动，于他而言只是再自然不过的决定。
如今他在德国开始念经济学硕士，第一年就跑来美国交流，理由也不外乎——好奇嘛，而且也不知道自己选择经济学到底选对了没有。
你很难想象我眼前的这个青年，头发卷卷，衬衫皱皱，无论说起什么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笑容，只长我一两岁，却好像已经比我多活了几世。
之后我又认识了菲利普的朋友克里安。这个27岁的经济学研究生常常抱怨美国的大学太“无聊”，因为每个人都“太年轻”，不像在欧洲的大学，很多人都会选择先工作或者“Gapyear”（间隔年）一年，再回到学校读书。
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嫉妒他从上大学开始，在德国3年、苏格兰半年、中国1年半、英格兰1年，如今又跑来美国读博士，而且到哪里都是靠奖学金过活，几乎没问家里要过什么钱。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这么喜欢四处漂泊，就不觉得累吗？
他说他的家乡是个典型的欧洲小城，人少，安静，10年都见不到一幢新造的楼。城里的人都互相认识，日复一日毫无改变，今天在路上遇见的那个提着面包和啤酒的阿姨，哪怕离开几年再回来，还是能看见她提着面包和啤酒走在那条路上。
但当我终于离开宁静安逸的南加州开始长途旅行的时候，才知道那种漂泊异乡的滋味并非一直都那么轻松美妙。两个星期里颠沛流离地去了6个城市，不知赶了多少趟飞机火车，西岸东岸去了又回，大部分时间都在狼狈地迷路和赶路，圣诞夜窝在华盛顿的宾馆里抱着电脑又看了一遍《真爱至上》，第二天清早又连滚带爬地上飞机回洛杉矶。于是我想起有一次和克里安聊起那种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他承认自己每到一处都知道自己某一天会离开，每一站于他而言都是临时停靠的站点，况且离家多年后，渐渐也就忘记了家的模样。
据说毛姆在中年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们一样，离婚、出走、周游世界。当我们在读了《月亮与六便士》和《刀锋》之后，也跃跃欲试着要离开自己安稳静好的生活时，还必须准备好：自己将要踏上的是一段精神的奥德赛之旅，会有意想不到的痛苦、孤独和难以言说的辛酸。
但若非要追问有什么意义，毛姆所说的尝尽人间百味，倒也不失为一个恰如其分的解释。
别把我当陌生人时间:2013-02-17 作者:小小Z 点击:241次 去年夏天，我去新疆开一个笔会。想要看看沿途不同区域的风景，决定去时坐火车。3000多公里的路途，没有同伴。
记住，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给你的一切食物和饮料！只要离开位子，回来时一定要把杯中剩下的水倒掉！
出发前，老公反复叮嘱我。
刚走进包厢的一瞬间，一个男人也进来了，身后有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大概是他女儿，我心里稍稍平静了些。随后，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过来了，她妈妈紧跟在后面。
整体环境不错，我精神放松了很多。
晚上10点多，该休息了。锁好门，我把手提包压在枕头下面。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人们都睡熟了。突然，我在似睡非睡中听到窸窸窣窣开锁的响动，接着，哗啦一声，门被打开了。我猛地打了个激灵，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我看到，一个黑乎乎的脑袋探了进来，身体还在外面。不好，一定是小偷！借着通道幽暗的灯光，可以看到那个男人十分高大，样子很凶悍。此时，包厢里其他人还在熟睡。我吓得浑身哆嗦，头皮发麻。他打探一番后，挤进门内。我不知从哪里来了勇气，顿时从铺上弹坐起来，大喝一声：“干什么的？”
“我，我上车呀。”那个男人被我的喊声吓了一跳。他将行李拖了进来。
原来真是上车的。虚惊一场！那个人在半夜上车，身子还没进来，头就伸进来打探，恐怕也担心车厢内有“恐怖分子”。
昏昏沉沉的一夜过去了。早晨醒来，赶紧摸了摸枕头下面，包在。天已大亮，拉开窗帘，一片片赤裸的黄土坡，被疾驰的列车抛在身后，到陕西境内了。
随便吃了早点，又躺下看书。中间出去了几次，回来后，我严格按照老公嘱咐的去做，把杯中剩下的水倒掉。包厢里，孩子们在嬉闹，大人们都很安静。当我拿出零食吃的时候，挺想给那两个孩子。可我没有。我想，上车前，他们的父母一定无数次告诫他们，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我害怕遭遇被拒绝的尴尬。
“阿姨，你怎么躺了半天也不下来玩儿？”下铺的小姑娘仰着脸，忽闪着大眼睛笑着对我说。
孩子把我从铺上唤下来，我就和他们几个聊了会儿。小姑娘的爸妈都在乌鲁木齐做生意，老家是河北沧州的，孩子经常跟着奶奶生活，这次，爸爸回来接她去新疆。中年妇女是甘肃酒泉人，丈夫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教学，孩子在石家庄上小学。孩子刚放暑假，她带着孩子一起回酒泉探亲。半夜上车的男人，是河南的，做玉石生意。大人聊天，孩子也不闲着，小姑娘唱歌，小男孩儿讲故事，我们的小房间里显得很热闹。
“阿姨，吃荔枝吧！”小姑娘用她胖嘟嘟的小手递给我一颗饱满的荔枝。我愣了一下，赶忙说了声谢谢，接过荔枝，手有些颤抖，还有些僵硬。突然间，觉得非常惭愧。上车快一天了，我们都是各吃各的东西，谁都没给过孩子吃的。拿着荔枝，我不敢面对孩子天真无邪、清澈透亮的眼睛。和孩子比起来，大人的世界多么复杂，充满着猜忌。
孩子给每个人都发了一颗荔枝，没有人拒绝她。看着大家一起分享着她的甜蜜，她笑得眼睛像弯弯的月亮湖。
那颗荔枝，我一直攥在手里，舍不得吃。小小的荔枝，如同两个世界的缩影。成人的世界如荔枝皮，粉饰、坚硬、粗糙；孩子的世界如荔枝瓤，莹白、晶透、柔软。
孩子善良晶莹的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大人的心门，让彼此间敞亮了。我们的小包厢渐渐成了快乐的大家庭，美食共享，格外香甜。我把最好吃的都留给了小姑娘，还让她坐在我腿上，给她讲故事，把她原来松散的头发编成漂亮的小辫，拍了很多照片。孩子对我也越来越依恋，一会儿看不见我，就到处找。或许是她离开妈妈太久了，我是个母亲，身上有妈妈的味道。那天夜里，她是在我怀里睡着的。
第三日清晨，越过上千里寸草不生的茫茫戈壁滩，终于看到了茂密的树林。“快看，天山！”人们指着远处峻拔高耸、白雪皑皑的群峰喊着。终点站快到了，可我的心里却平添了一丝怅惘。
车停了。人们如潮水般从车身里漫出。我抱着小姑娘，她爸爸帮我提着大行李箱。孩子紧紧搂着我的脖子，趴在我肩上。出站了，外面人头攒动。小姑娘的爸爸停下来，和我一起寻找接站的人。终于看到会务组的牌子了。
要分别了。我依旧紧紧抱着孩子，我们脸贴脸。她父亲将她抱走的那一刻，她哭着大声喊“阿姨”！我心里好难受，背过身去。
手机响了，收到朋友发来的短信：“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不要轻易和陌生人说话，不要接受陌生人给你的任何食物和饮品！”
我笑了笑，走进人海中……
一步一天涯时间:2013-02-17 作者:小小Z 点击:207次 初到西点军校的时候，我只有22岁，是系里最年轻的讲师。当时二战已经结束，美国经济蒸蒸日上。当时我觉得人生就像一场刚开始的盛宴，美味佳肴会不断出现，错过一两道菜也没关系，后面肯定还有更好的，但拉尔夫中尉改变了我的观念。
系主任派我去机场接一位应邀来做演讲的二战英雄——拉尔夫中尉。他曾在二战中奋不顾身地救护战友，并因此获得了铜星奖章。拉尔夫中尉只比我大几岁，跟我一样喜欢棒球和摇滚乐。相互介绍后，我陪他去机场大厅取他的行李。从登机口到大厅只要走5分钟的路，但我们却走了至少20分钟，因为中尉每走几步就会对我说“请稍等”。
第一次说“稍等”是因为一个老婆婆的行李从手推车上掉了下来，拉尔夫过去帮她放好；第二次说“稍等”的时候，他把两个小孩子分别举起来，好让他们看到窗外跑道上准备起飞的飞机；第三次和第四次是为了拉我去欣赏墙上的两幅印象派油画；第五次是停下来跟一个风趣的机场清洁员聊了几句……而每次“稍等”之后，拉尔夫的脸上都会露出甜甜的微笑，好像刚刚吃了最美味的巧克力蛋糕一样。
说实话，我不止一次来过军校附近的斯图尔特机场，但每次都匆匆而过。印象中这是一个简陋拥挤的机场，我甚至不知道通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名家捐赠的油画。跟着拉尔夫，我第一次发现周围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第一次注意到周围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我好奇地问中尉：“你从小就是这样的吗？”
“你问我是不是很早就懂得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刻？”拉尔夫摇摇头，“不，入伍之前我也觉得人生长着呢，即使错过什么，以后也总有机会弥补，但战争教给我另外一种态度。”接着中尉解释说，他所在的小分队负责清除地雷，很多次他亲眼看见刚刚还走在身边的战友顷刻间被炸得面目全非。
“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是用每一步的长度来丈量的，每一步都有可能踏进死神的领地。慢慢地，我学会了在抬起一只脚和落下另一只脚之间的短短几秒钟里享受人生，我学会了在迈出下一步之前认真端详周围的世界，因为这一步说不定就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步。只要你愿意，每一步都是新生活的开始，都会带来一个新世界。”
度尽的年岁时间:2013-02-17 作者:小小Z 点击:165次 一个老人的寂寞是无法言说的。在我生活的小区里，有许多老人。他们有时坐在阴暗的大楼楼道里，一动也不动，愣愣地看着人来人往，可以看上几个钟头。这其实也是上海弄堂里司空见惯的场景，但人只有在自觉身体或内心不再年轻的时候，才会真正对那些年老的生命感同身受。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大楼里的一个老头儿不知为何与门房争吵起来，继而撒起泼来。他在电梯门前坐下，光着上身，摔了酒瓶，长生果扔了一地，骂骂咧咧，搞得整栋楼的人无法上下。虽然大家都对他怒目而视，但我却十分同情这个老头儿：他是个独居老人，想来生活里有种种不如意，导致性子越发焦躁，如今又生生地毁掉了这个自饮自酌的晚上，而这也许是他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吧。
《回忆积木小屋》是一部只有12分钟的动画短片，讲的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对于生命的回忆，它让我联想到伯格曼的《野草莓》。在《野草莓》里，也是一桩偶然事件串起了一个老人对往事的追忆：以撒要回母校接受荣誉学位，清晨的噩梦让他改变了原先坐飞机的计划，一路开车回母校，而在这一路上他也重游旧地，拾起了许多回忆……
当然，要在这样一部没有对白的短片中，找到像伯格曼那样深层次的终极叩问和人性反思，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觉得《回忆积木小屋》也相当出色，看似荒诞却有趣的故事线索，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寓意，而不只停留在一个老人对于过去的感性怀念上。
短片中，老人住在水中央，每天水在不断地漫涨，老人必须不断地砌砖、加盖楼层、向上搬，才能找到一个安憩之所。有一天盖房子的时候，他的烟斗掉了下去，他只好借来一套潜水服，潜到被水淹没的楼下去寻找那只用惯了的烟斗。而在捡起烟斗的刹那，他突然想到了亡妻，思念和回忆带着他不断地向下潜，去寻找那些被他抛下的生活和记忆……
这个楼层的概念有些像《盗梦空间》里莱昂纳多为自己打造的记忆监狱。不同的是，莱昂纳多的监狱里埋葬着自己不愿面对的往事；而盖房子的老人越往下游，却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好与欢乐，当他终于来到最底层的时候，他重拾了自己的童年、青春、爱情和梦想。
因为这样的寻找，使得整个故事充满了寓意：不断漫涨的水和不断盖高的楼层，喻示着不断力争上游的人生；而老人在每一次搬迁中，扔掉的那些家具和物件（后来正是那些家具和物件触发了他的回忆），则象征着在力争上游的人生中不得已而放弃的美好。
整个楼层，越往上越寂寞，越往下却越幸福。这固然是时间的规律，无人幸免，却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北岛说：“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我无法去追问，那个摔碎酒瓶、扔了一地长生果的老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生经历造就了现在的他；我也无法去猜度所有跟我一样奔跑在时间路上的人，他们的内心，他们的遗憾，他们的明天……
时光飞逝，抵不住一个老人往前看。摩西在临终前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然而，他并不只是徒伤悲地感叹，在同一首诗里，他又写道：“求你（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想，这是一位与神同行多年的老人，在一生岁月将尽的时候，能给予自己的族人和后裔们的，最好的祷告与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