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李娜 "Y7RvL!U
在美学风格的背后——《山乡巨变》的成就与成就中的问题 66[yL(*+
一、阅读中被“闪了一下”：“山乡巨变”，到底怎么“变”的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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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周立波写于1956—59年之间、反映其故乡湖南益阳乡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自觉不自觉，会把同时期柳青写关中平原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李准写河南乡村合作化运动的多篇小说在心里做个对照。相比柳青对合作化进程聚焦过紧、李准的作品都不是长篇，《山乡巨变》生活画轴般徐徐打开的这“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在茶子花开时节（1955年初冬）迎来“合作社”这一新事物的乡村世界，无论人物形象、情感关系、劳动样态还是地方风土，都显得更加丰富。不过，认真跟着周立波进入乡村深处，特别是进入合作化运动带来的冲击在生活、在人心中形成的一道道坎儿的时候，常有一种被“闪了一下”的感觉：铺垫再三，千难万难，怎么忽然一句简单的好像为了交代的交代，或者坏分子的一句造谣引发一场闹剧，这些坎儿就被轻松越过去了呢？比如写正直而“顽固”的贫农陈先晋的入社过程，从“父子”“一家”“恋土”，到“决心”，笔墨很多，其间陈先晋松口入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原本“跟耶娘一个鼻孔出气，只认得做田、不肯探闲事”2的二儿子孟春的转变，但孟春却是一句话就从落后到了先进。3而看起来有着诸多波折的陈先晋的转变——在干部们通过儿女、女婿做工作的“包围”之下，陈先晋从不理、观望、答应、反悔到“决心”入社，只是包围之下无路可走而已。在这一过程中，身为青年团乡支书、满怀理想但工作方法简单急躁的大儿子大春，和以“儿女、发家、土地”为生命价值所依的陈先晋，其实是谁也没有变的。 0;!aO.l]K
这样的细节一多，让我明了，山乡巨变，在关键的地方，到底怎么“变”的？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显然没有柳青的《创业史》和李准的相关小说开掘更深。不管是陈先晋对土地上父祖相承的劳作的眷恋、对合作社“龙多旱、人多乱”的担忧，还是山林归社、茶油分配引发的人心波动与公平问题，以及干部们在从初级社到高级社过快发展中的应对困境，在《山乡巨变》中，总是在各种生活喜剧的发生中悄然退场或被轻松带过。如果是柳青，必定苦苦探究如何从认识到行为正面面对、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是李准，必定要调用他熟悉的各种乡村传统、道义伦理，以及新的制度、思想资源来探讨问题的出路和人的改变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