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答案离不开中国的历史

　　2015年1月，前上海市常委、复旦大学历史系老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朱永嘉重磅新书《读史求是》由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2S-scP  
6\k~q.U@XI  
　　本书涉及中国历史上有关反腐、纪检、监察等工作机制的运作，官二代教育，为官为政为人等话题，令贪者有愧，廉者生威，有读者戏称这是一部由历史学家写给领导者的执政参考书。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问题的答案离不开中国的历史。 &hrMpD6z6i  
+\$c_9|C+  
　　朱永嘉先生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史修养，捭阖于古今之间，总结历史规律，直面当下问题，可为从政者借鉴。作者行文善于撷取历史著作和经典文献中的思想光辉，深入浅出，上下贯通，是时下不可多得的论史作品。 X *EseC  
*,t/IA|  
　　朱永嘉曾是“文革”时期上海的风云人物，后入狱十四年，在狱中深研二十五史，沟通古今，发微于现实，年逾八旬犹写作弥勤。《读史求是》，正是他在历经重大政治风浪后，晚年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重新解读，对解决中国当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参考价值。 AN3oh1xe:  

suE8"v!sk  
　　学者朱学勤称赞说：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打通古今、大彻大悟。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1976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1948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研讨会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5ncBY*A7  
Kj)sL0  
　　附： 4ETHaIiWp  
TU':Rt  
　　朱永嘉《读史求是》语录 #+i:s92],  
RA?_j$  
　　关于反腐 9MH;=88q  
^+~5\c*  
　　腐败不是导致亡国的唯一因素，腐败与外祸相重叠，那就难免亡国了。高薪养廉很难遏制腐败之风，如果不改变社会风气，不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贪腐是无法遏制的。 $0vWC#.A]  
3iUJ!gK  
　　对国家而言，若真要高薪养廉，眼睛要向下看，不是培植少量富豪，而是藏富于民，民富才能国强，否则的话，难免种下亡国的种子，北宋的教训可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s\zk^h?  
~!=Am:-wr  
　　巡视的效果，既要看巡视员的素质及其认真深入的态度，还要看中央政府的处置是否认真和严厉。 v|KIVBkbT  
:W6'G@ p  
　　关于制度 ]=9 d'WL  
{]dG 9  
　　制度的有效与否，决定于执行制度的人之执行的力度。故制度的设置和完善固然重要，还要看执行制度的人是否认真负责并且贯穿始终，否则的话还会流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从而成为挂在墙上自欺欺人的东西。 \GQRpJ#h1  
J%n#uUs  
　　任何制度的贯彻执行，如果不走群众路线，没有群众的直接参与，那就只能成为形式主义的摆设而已。 l fFRqZ  
M?DZShkV_  
　　关于纪检 EV-sEl8ki  
/nsBUM[;  
　　御史风闻是采集来自民间的词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百姓来信来访的词状，选择其中可以弹劾的人和事，在奏弹时，要略去举报者的姓名，而讲“风闻访知”，目的是为了防止矛盾和利益相关方对递交词状者的打击报复。这在现代的网络上它就表现为大众性和匿名性。 HDTA`h?t;  
OQ4Pk/-'  
　　监察权力行政化了，监察官员转化为地方一把手了，那么监察这个功能也在消亡过程中，但它也不可能全消亡，还会一次复一次地重建。 q%QvBN  
J5n6K$.d  
　　行政人员不能在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的同时，又兼顾私人利益，更不能以权谋私，故在官商之间要有一道防火墙。中国是以农业为基础，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地方行政系统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为了保障国家的统一，故历来就有地缘籍贯上的回避制度。 [oXSjLQm[  
'IFA>}e7
W  
　　关于信访 ycSGv4 )  
Ijap%l1I  
　　如果保持得过且过的态度，那么信访系统的职能或许会走向反面，它不再是对中央领导反映和沟通下情的机构，而是变相压制和拦截民间伸冤的机构，转而成为一个官僚主义泛滥的衙门，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那对社会维稳是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当然这不仅仅是信访一个部门的事。
fj/L)i  
cr
OSr/I$  
　　官二代教育 %@)R  
'J3yJ{  
　　那些仅依靠血缘关系来维持自己地位的贵族世家子弟，一旦遇到社会动荡不宁时，就完全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能力，成为任人屠戮宰杀的对象了。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贵家子弟们走向堕落衰败的难以逃脱的必然结局。 !Z |_3  
-agB ]j  
　　从某种意义上讲，父祖辈留下的优越的社会关系，对其子孙后代未必是件幸事，过于优越的生存条件，反而使他们丧失了独立谋生的能力。在农耕时代，世家子弟这种败落的节奏可能还会慢一些，到了现代快节奏的时代，这种败落往往转瞬即至，变成现世即报的结局。 _>n)HG  
 v\CBw"  
　　中国历史上那些世家大族的经历告诉我们，父祖对子孙的荫庇毕竟非常有限，往往是人一走，茶便凉。有些问题一时不被追究多半是出于社会利害的考量，所以为子女者应该懂得父祖辈为自己提供的条件不是都能随便引进门的，发展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勤奋和努力。投机取巧侥幸取得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烫手的山芋。 A FBH(ms't  
j}d):3!  
　　我们红三代中的个别少数人，如果炫耀自己的贵族身份，炫耀自己的财富，炫耀自己奢侈挥霍的生活，热衷于贵族子弟们的小圈子生活，喜欢与一些攀龙附凤的小人厮混在一起，互相肉麻地吹捧，从而完全丧失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历史证明这样的生活是难以持续而且非常危险的，这可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 mZc;n.$U  
_|W&tB*  
　　为官 $${3I4  
dQ~GE}[  
　　阳城在唐代历史上，不占重要地位，但在人品上，他确确实实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如今官场上，缺少的便是如他那样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我看到的大小官员，在他们离位时，都有多少亲属或其子女拥有无数家产，甚而抛弃自己祖国，远赴外国去当寓公。有阳城这样的中国地方官，也是中国地方官的光荣。比如今那些一脑子只想着自己的仕途和上升空间，不顾老百姓死活地去追求自己“政绩”的，不知羞耻地为自己谋取个人“财富”的各级市县乡镇的某些地方官儿们有天壤之别。 cvo+{u$s  
K F_Uu  
　　为政 <Np Mv!g  
/W`CqJk-*.  
　　历代统治者皆深谙此道，官大了，权重了，往往指挥不动了，它自成体系，而且可以一手遮天，在上者情况不明，何以制之，君王一个人无法对付那么多在位权重的大人物，那就支持小人物起来造反，让小人物作撬棒，以观大人物的动向：如果大人物收敛听话了，便到此为止；如果不听话，那就放手让小人物去作梗，打压大人物的威风，而小人物有君王的支持，也有恃无恐，自能领悟君王的意图，尽心尽力，君王则能利用这种关系，谋求权力结构的平衡。 _KKux3a  
F(zCvT   
　　没有小人物去不断搅动，那个官僚系统便会变得死气沉沉；有小人物搅动，才能促进大人物之间的互动，使整个官僚机构生机勃勃。 ju3@F8AI  
　　为君者，让人捉摸不透不是坏事，是好事。神奇也就神在捉摸不透上。惟其捉摸不透，才能做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才能出奇制胜。在政治斗争中、军事斗争中都是如此。掩其情，匿其端并非不作为，而是在谨慎、耐心、多思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判断，等待适当的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东方思维的特点，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不懂这一点则难以立足。 ;Z`a[\i':  
jMCd`Q]K  
　　为人 q,<l3rIn  
6rj iZ%  
　　做人应该像柳宗元那样有气节，不能做那种口是心非，见利便背恩忘义的可耻之辈。官位与人品是不同的两回事。相较而言，我更看重的是人品，而不是为官的品级。官位虽高，如果人品低俗，最终只能是人们耻笑的对象。 }st~$JsV1  
I\1"E y  
　　如寇准那样，即使最初因朝廷一时的政治结论有误而受污，最终还是会有事实来澄清一切。寇准以后的历史人物，如王安石、苏轼，晚年尽管遭遇坎坷，但历史还是会公正地对待他们。人事上的利害纠结毕竟是一时的，时过境迁，是是非非自然会呈现其本来的面目。 9C2pGfEbn}  
EpKZ.lCU  
　　君子之间，为了政见上的不同，可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但大家还是有礼貌，尊重对方人格的，在私下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私交，这才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感谢分享！ Lw^%<.DM+t  
顾老师辛苦了！ []N&,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