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红色的海洋 o;E(Kj  
    考古学主要是发现和发掘古代的器物，然后通过这些器物考察当时的社会文化等，因为每个时代的东西都有其特定的文化特征。设想如果过了许多年，未来的考古学家对“文化大革命”的器物感兴趣，鉴定工作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特色”就能轻易判断了：凡是有带“忠”字的、有带“语录”的，一看就知道是“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产物。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红色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红旗，造反派戴的是醒目的红袖章，语录本也是清一色的红塑料皮……凡是能用红色装饰的地方都用了红色，有的不是具象的红颜色也说成是红的，主席著作叫“红宝书”，政权叫“红色政权”，总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被称为“红海洋”。

“红海洋”其实是有具体表现的。从1966年夏季开始，人们用红油漆将街道、单位的大幅墙体涂成红色，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寓意“革命化”的风潮盛行。当时中国“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当时，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部要求驻各地的联络站组织人力物力，迅速展开“红海洋”活动。他们带头在闹市街道的店铺门面、广场上，机关、学校的大门、房屋、院墙墙壁，涂饰红油漆，再用黄油漆写上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语和毛泽东语录，并绘制向日葵、红太阳、毛泽东头像的木刻图案等。 ~frPV8^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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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风潮于是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居民区甚至农村的每个角落。其绘制方式有油漆涂刷、喷枪喷涂。当时的商店、机关、军营、学校、工矿、医院、车站、港口等公众场合的大面积墙体，都被淹没在红色油漆之中。连厕所外墙也不放过。除了现成的连片墙体外，还设置了大量语录牌、标语牌，置于公路旁、田埂边等地。涂饰“红海洋”的日日夜夜，人们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不辞辛苦，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最近城市中有些党政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城市’等，大搞所谓‘红海洋’，就是用红色的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壁涂成红色，甚至强迫群众挨家挨户出钱。除了‘红海洋’还搞了大牌坊，还有别有用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想用这个方法使群众没有贴大字报的地方。这不但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的艰苦朴素的作风，而且是一种抗拒大字报、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为。中央认为，各级领导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虽然继续涂饰的行动停止了，但人们不但没有立即清除“红海洋”的痕迹，还任其长期保存下来，这无意间成为“文革”高潮的一个见证。所以它的痕迹仍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城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至今仍依稀可见。

                                                                            第四部分：全国江山一片红 <VxpMF  
    旧社会有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在改革开放以前，好男人没有不喜欢当兵的。男孩子从小就特别爱玩“枪”，长辈们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也是玩具枪，玩具枪上寄托着上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只要能当上解放军就算是“好铁”了。可惜社会上人太多兵太少，都喜欢当兵不可能都当上兵，很多人只能“望兵兴叹”了。

                                                                                      （1）红卫兵风潮 ) 'KHU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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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社会有句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可在改革开放以前，好男人没有不喜欢当兵的。男孩子从小就特别爱玩“枪”，长辈们送给他们的最好礼物也是玩具枪，玩具枪上寄托着上一代人的殷切希望，只要能当上解放军就算是“好铁”了。可惜社会上人太多兵太少，都喜欢当兵不可能都当上兵，很多人只能“望兵兴叹”了。 <u\G&cd_tA  
　　当时的兵营就像是现在的大学，不但能实现自己的军营梦想，而且只要能进去就有前途了。那身黄军装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牌”，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吸引众多的眼球，社会上只认“军装”不认“人”，有了黄军装就算是有了“通行证”。军队既然是国家的支柱，军人就是社会的栋梁了。当时流行的观念是以政治标准评判人，当时用人单位最重视“政审”，因为部队“审”过了。从部队出来的人就是“免检产品”，部队复员证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文凭，有了这个到哪里都吃香。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大学里出现了红卫兵，这可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成了青年学生们奔走相告的大喜事。 hG]20n2  
　　这个消息对学生来说太有诱惑力了，他们从小就梦想当兵，梦想着找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想不到没出校门就当上了“兵”。这红卫兵也是兵，而且是“特种兵”，是保卫领袖的“神圣之兵”，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全国各地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身穿军装的毛主席接受并佩戴了“红卫兵”的袖章。从此一身仿军装，腰系皮带，臂佩红袖章的红卫兵形象风靡全国，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到11月下旬止，毛主席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万红卫兵。“八一八”大会以后，上海红卫兵组织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30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组织松散。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了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份开始出现几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红袖章成了神圣的革命标志，革命小将就是红色天使，谁敢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校园里突然冒出了一支支“红军”，他们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搞得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冲冲杀杀”，一场革命开始了。有了红卫兵学校就不再是学校了，变成了红卫兵的“红色兵营”，讲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战场”。 j>zVC;Sj*  
　　红卫兵把“旧世界”打了个“稀巴烂”，这种行为由过去的违法变成了现在的合法，他们怎么能不意气风发？他们曾经恨自己生不逢时，没赶上打鬼子消灭反动派，没有战争就不能当英雄，就不能叱咤风云。现在天赐良机赶上了打“走资派”，时代向他们提供了新的战场，有了当“英雄”的机会也有了用武之地。在红卫兵大潮中女孩子也不逊色，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红卫兵的出现使学生找到了新的出路，其中有的红卫兵头头名声大振，成了耀眼的政治明星。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可以把宪法踩在脚下，说谁是走资派谁就大祸临头，说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就威风扫地，连国家主席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一边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边把刘少奇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xa:P(x3[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京西宾馆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五大红卫兵头头，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提出最后通牒，随后发出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是红卫兵运动结束的关键性事件。如果说“复课闹革命”使红卫兵从社会退回到学校，红卫兵尚有一块活动阵地的话，那么，随着工宣队、军宣队对学校的占领，红卫兵仅存的阵地也丧失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被取消了，红卫兵组织出版的报刊、小册子、传单被禁止。红卫兵运动已名存实亡。 zvWQ&?&o2  
　　经历了“复课闹革命”和“斗私批修”、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三个阶段红卫兵运动，最后停歇下来。196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之后，各地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至此，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群体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2）全国大串联 sjzt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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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过一分钱不花就可以走遍全国吗？“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是无奇不有，但当时我们国家很穷，竟能对那么多师生搞起了“免费交流”。 P[^!Uq[0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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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向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取“文革造反经”，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外围”学生，大串联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TMGZH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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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J5~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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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红卫兵所到之处都可以“横冲直撞”，他们“炮轰”、“火烧”、“揪斗”、“游街”，从“为所欲为”发展到后来的“无法无天”。 89~)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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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V[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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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3）复课闹革命 >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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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E/U(VS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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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进入社会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花，他们在“资产阶级司令部”面前所向无敌，不管什么样的深宅大院都敢进去抄家，不管什么样的高官大员都敢冲上去揪斗。他们把学校折腾得鸡犬不宁，他们殴打和侮辱教师已经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有个很严厉的规矩，凡是自杀的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现行的”比“历史的”罪加一等，是反革命分子中的最高等级。这实际上是人死了就把家庭变成了“反革命之家”，这顶“政治帽子”压得子女和亲人抬不起头来，这笔“精神遗产”甚至能牵连到所有的“社会关系”，谁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株连九族”的罪魁祸首。在这种威胁下许多人是想死而不敢死，他们活着的时候怕自己受罪，如果死了又怕家人受罪。 k`[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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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红卫兵由所向无敌变成了真的“无敌”了。他们完成了“历史使命”，继续留在社会上也没多大用处了。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10月14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全部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之前一年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这就叫“复课闹革命”。

                                                                                        （4）知青上山下乡 Y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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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化程度越来越深入。城市利用现有的资源大力发展和壮大各种产业，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里找活干。这样一来，既帮助农村解决了人多地少难题、安置了大批无地可种的“闲人”，又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充实了城市的劳务市场，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候鸟式”的农民，也算是一举多得找到了城乡交流的好办法，农民进城就好比是进了“学习班”，打工的本身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眼界再回去后有的就成了致富能人，城里的文化资源向着广大农村传播和扩散，农民工就像蜜蜂采蜜那样在城乡间飞来飞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社会潮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被鼓励到农村去，他们在欢送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满怀激情地奔向广大中国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v F L{j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知识青年们“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Qwx}e\=  
  　上山下乡的地方很多，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居多，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大部分“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当地的农民一起干农活，完全遵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这对于这些出生在城市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还有一部分“知青”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6,^3%i  
　　“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和共和国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回忆历史,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