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丫的”、“傻×”等等，原是老北京的“京骂”。北京如今有1700万人，“老北京”据统计连200万都不到，为什么“老京骂”却流行起来了呢？比如李敖之女李文小姐，为了小区的安全和卫生，好言敦请邻居一名男子，别叫他的狗乱跑；邻居嫌李小姐“多管闲事”，并大大咧咧地以“丫的”反唇相讥。又如足球赛场那么多年轻球迷激动之时起立狂呼“傻×”，兴致昂然，屡教不改。这些人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类脏话？我认为接受市井口头相传的不会太多，却与某些所谓畅销书和媒体的散布不无关系。 O|^J;fS:
披着“京味特色”的某些作品，以如此的“京骂”污染着年轻读者的眼耳，很影响了一些读者的语言习惯，起而效尤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说起脏话来不以为丑，反以为荣，总觉着文章里都那么写嘛，而且“说脏话不犯法”。很多老实人对脏话也习以为常，宽大为怀，即使“脏”到自己，也忍了。但是有“不忍”的，比如李文小姐。她就把骂“丫的”的那位先生告上了法庭。 ,tg(aL
由“脏话惹官司”我想到，对于文艺作品和报刊上的粗话脏话泛滥，咱们平素的管理似乎颇嫌乏力。比如曾经走红又沉寂一时的什么作家“复出”，为招徕眼球，就在各大媒体骂人造势。媚俗的媒体不吝版面，热情有加，全盘照录作家令人不堪入耳的语言，包括上述脏话“丫的”、“傻×”等等。对于这种非文明行为，没有任何部门或个人提出批评。 y'>JT/Q5
我记得香港有一位居民，致电香港影视及娱乐事务管理处，指责一家报纸刊登了一首“粗口歌”。香港教育界人士也对此秽歌极度不满，认为该报“没有起到应有的净化作用”，反而通过其销路，散布不健康东西，荼毒青少年。香港学校训导人员协会副会长梁伟能表示，本港虽然有言论自由，但是报刊的报道，应衡量后果。影视处发言人表示，该案转至投诉委员会后，轻则以劝喻或警告方式处理，重则有关传媒当被起诉或者罚款。这位香港居民和香港影视处都令我敬佩。人家对付在公共读物上散布脏话的现象，就有办法治理。咱们有没有办法，是个问题。李文当然不可能起诉在媒体上散布脏话的作家和编辑，指责他们文章中的脏话影响了那位男子。但是任何一位读者，能就书报散布脏话向“有关方面”投诉，并像在香港那样，获得有效回应吗？ Y%- !%|
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说，交际场合的文明人，即使上厕所也多用“委婉语”。他们会说“我去洗个手”，或者“我出去一下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话婉转而不粗俗，不会令别人产生不愉快联想。老子说“美言可以市尊”，“美言”不是虚伪，而是内心对别人的尊重，反过来自己也会受到别人尊敬。拥有话语权的文人、媒体人，是精神产品制造者，总不能以大言畅言毫无羞耻感的脏话为能事吧？而作为受众，则有抗议和投诉脏话贩子在文艺作品和媒体上频频散布脏话的权利。咱们应该做有教养之人，不能容忍所谓的文人污染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更别被他们“拉下水”，把自己的日常用语也染得脏兮兮的。想想被李文起诉的那位可怜先生，如果他读干净之书，生活在一个文明语言环境里，养成了文明的语言习惯，还会不明不白吃那样一个尴尬丢人的官司吗？(王乾荣) )& Ox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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