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左手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99次 前段时间，右手手指因感染做了个小手术，缠上了厚厚的纱布，左手开始承担每天的劳作。但左手的熟练程度和右手相差甚远，这给我带来了诸多不便。在右手休病假的时间里，左手奋力工作，尝试了许多平日里不会做的事情。虽然一些琐事它要反复做才能完成，但它克服种种困难，帮我渡过难关，保障了我近10天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自理。在这段时间里，左手也曾多次感到酸痛和劳累，但它毫无怨言，认真尽力地做好每件事，我从心里感谢左手。
等右手痊愈时，我将两只手放在桌面上翻来覆去，仔细端详。其实两只手没有多大差别，可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却是不同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右手比左手重要，因为多数人习惯于使用右手，久而久之，右手的潜能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熟练度、准确性和力量在使用中不断增强，越用越顺。相反，左手的作用常常被人忽视，锻炼的机会少，潜能得不到发掘，只能处于从属地位。看着长期以来不受重用的左手，我的感激之情再次油然而生。同样是手，为什么重视右手而忽略左手呢？为什么非要等到迫不得已时才开始重用左手呢？为什么不经过锻炼就要求其效果和右手一样呢？内疚之情同时涌上心头。
手帮助人们生活是平常事，在繁忙的生活中，人们很少会对它们心存感激，只有当其功能退化或者丧失时，人们才会突然念及它的贡献和好处，对它说声“谢谢”。有时却为时已晚，一如许多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当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时，他们已转身离去。每个人的一生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小时候有父母的呵护，上学时有老师的教诲，工作后有领导的指引和同事的帮助，年迈后有子女、社会的照顾。在接受帮助的同时都应心存感激，同时尽己所能去帮助别人。可以说，能帮助多少人、能为社会做多大贡献，既体现一个人的能力，也反映一个人的品格。
莫言的声韵工厂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224次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小时候是个非常喜欢说话的孩子。但言多必失，莫言也曾因说话扫中致很多麻烦，还因之受过家人的惩罚。后来，他为约束自己少说话，就取了“莫言”这个笔名，用来敬戒。他甚至还曾以《千方万语，何若莫言》为题，接受过访谈。
但是，莫言的性情——怎能改变？于是，他巧妙地转了一个弯儿，把纸上的文字赋予生命的音响，于是喧嚣、优雅在书籍中——做成声韵工厂。他艺术地把握文本中最感人、最触动人心的东西，然用磁性声音表达，并沉迷其中。这样，莫言小说中的人情、人性的美好与悲凉，也被演化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莫言创作《红高粱》前，有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当时，他畅所欲言：“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呀！”当场有人就嗤之以鼻，莫言为证明自己观点正确，开始动笔写带声音乐味的《红高粱》。后来张艺谋看上《红高粱》，并拍了电影。莫言对张艺谋的《红高粱》电影说过这样的话：“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改成电影，要把最重要的部分特别强调。《红高粱》电影，就是从大堆花瓣里提取一瓶香水。”
其实，这“香水”便是莫言小说中的声韵之美，是《红高粱》的灵魂所在。莫言通过声韵真实地表达自己，让智慧穿透读者的内心。字里行间呈现一种音乐跳动之趣，字字有韵，深得其乐，启迪心慧，洗礼共鸣。
莫言作为一个有着超敏感觉的作家，他最尊重自己的感觉，依据感觉寻找语言，用特殊的语言表达心中最生动的种种。他借助音乐模拟，强调意蕴，加强语意，传神地描写出人物音、形、情、态，增加人物形象性，传达感染力。譬如：汽车冲出几十米，一头扎到西侧跑沟里，哞哞哞喘粗气，一侧车轮悬空，风车般旋转。“哞哞哞”拟声词，显示了汽车像老牛一样气喘吁吁、负荷空转。再如：半夜牵来的几十匹马骡驴牛，混杂在一起，咯崩咯崩嚼高粱秸子，炊啦炊啦吃高粱穗子。马骡驴牛吃的都是高粱，但高粱秸子和高粱穗子的硬度和口感不同，传出的声音有独特的音韵。
“绘声绘色”是莫言语言组织上的非凡妙招。他通过语言上的超常搭配，实现别样的移位修辞，增加语言张力。他不满足于把平面图画描绘得色彩斑斓，常常依凭丰富多彩的声音，让作品具有声音穿透力，有立体饱满情味，使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比如，莫言常用“明亮”来形容水声，在《透明的红萝卜》有这样的话：“河上传来的水声越加明亮起来，似乎它既有形状又有颜色，不但可以闻，而且可以见。”莫言给声音染上颜色，正红色是生机、胜利，暗红色却含悲壮、枯竭、无助甚至流血，充满迷幻色彩。
声韵是知性而迷人的。声韵一段缘，读懂一颗心。莫言是一代非凡的语言音响大师，在语言通感层面上，有着恣意汪洋的驾驭才能。他有太多细腻、不同一般的心灵触觉。读他的小说，仿佛身处一家切磨璀璨钻石的宝石工厂。美国行为学家耶胡迪·美纽因说过：“人耳具有难以想象的灵敏，这种灵敏对人的心灵、情感起着巨大作用。”莫言的小说，正是利用了敏锐的听觉、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化的声韵工厂，塑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奇异世界。
我的三次幸福感时间:2013-08-30 作者:未详 点击:196次 幸福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我这辈子有三次记得非常清楚的幸福感。
第一次大概在是三岁，我父母回家过周末，我被允许睡在他们的房间。一张床上，左边是妈妈，右边是爸爸，他俩都在逗我玩。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幸福时刻。最近在看戴安娜·弗里兰（着名时尚专栏作家与编辑）的传记，她实际上在纽约长大，但是她跟所有人说她成长在巴黎，以至于她自己都承认，她的幻想其实比现实更重要。我一直有种感觉，我的第一个幸福时刻也是我自己捏造出来的，我根本不确定是否发生了，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有各种细节，比如在哪个房间，被子是什么颜色的。也许作为一个离婚家庭的小孩，我需要这种幸福时刻。至于它是否存在过，这个并不重要。
第二个幸福时刻是当我对生活做了决定，舍去了很多包袱时。我在城里把最后的一些事情处理完毕，下午3点多钟开车回家。那天阳光灿烂，下了高速后的路上，我可以看见远处的山脉——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正好又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处理掉旧日的烦恼，轻装上阵迎接新生活的感觉让感到我特别幸福。大部分人都认为只有得到才是幸福的，而那个春天我的确感受到舍弃能带来自由，而自由绝对能带来幸福。
第三次是最近，我老公和闺女在房间里玩耍，他们每人拿着一把玩具剑在瞎比画。夏天，老公光着膀子，头上扎了一个小辫，他故意做出一副武士的样子，追得闺女笑着、叫着满屋子跑。我在旁边看着，突然有一种幸福感，马上用手机把两个人插科打诨的样子照下来，让幸福有了一张照片。可惜不能跟大家分享，老公和姑娘都只穿着睡衣，坚决不同意让这张幸福的照片毁了父女俩的光辉形象。
所以我觉得，第一，幸福不是常态，是生活中的一瞬间，这种瞬间多一些，人就有幸福感。我有过三次已经非常满足。持久的幸福感可能是很累的事情。第二，幸福不一定是真实的。即使生活很苦，也不要失去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力。最后，是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的幸福。
改书名的艺术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86次 美国文学界曾经流传一则笑话，主角多变，但情节如一：某作家巧遇玛格丽特·米切尔，自吹自擂如何着作等身，如何挥才如水。米阿姨到最后才磕磕巴巴地说：“啊，我，我也写过点东西的……”“啊，是吗？你写过什么呢？”“《飘》……”然后，某作家的眼镜就碎了。
姑不论故事真伪，《飘》的破坏力之大就那么吓人。1926年米切尔阿姨开始写此书，只为打发时光；到1935年此书出版时，广告语不过是“买本假期读读，5美元不亏”；发售一个月后，已经有人为了抢此书，去砸书店的橱窗了……电影播映时，开头用了开篇的那段句子来解释此书的命名，黯然销魂，但又严丝合缝。然而随你信不信：这书本来可能叫其他名字。
米切尔阿姨当年交书稿时，没想好书名，编辑催她，她就想以本书的经典台词来做书名：《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了》，被编辑否了：“现在带‘明天’俩字的书名太多了！”米切尔一寻思，就换成《军号歌唱真实的故事》《不在我们的星球上》，又被编辑们一一否掉。最后，定下来了《飘》。很多年后，亚特兰大有媒体曾笑言：“如果真叫做《不在我们的星球上》，乖乖，我去买这本书时一定会以为，这是本科幻书呢！”
如此这般，挑书名实在是个大工程。比如，2013年恰好是《傲慢与偏见》出版200周年，当初简·奥斯丁写完这书送交时，定的书名是《第一印象》。这个书名如今看来，活像个新闻透视节目。但奥斯丁起这书名自有其用意：书里的几对欢喜冤家，尤其是男女主角达西和伊丽莎白，都是因为“第一印象”，互相别扭开了：无非是你嫌我陈腐，我恨你傲慢，把一个可以三五页结束的故事，拖成了一本书。但此书名一如奥斯丁的风格：又尖锐，又嘲讽，还带点不易理解的幽默感，所以改成《傲慢与偏见》。
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举奠定他20世纪美国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但比这更富戏剧性的，是此书定名前后
的故事。众所周知，菲茨杰拉德及其太太泽尔达，是20世纪20年代巴黎着名的金童玉女。海明威在《流动的圣节》里提到两个可怕的细节：其一，菲茨杰拉德每次企图写作时，泽尔达就拉着他到处寻欢作乐，连夜痛饮，不让他得丝毫安生；其二，泽尔达欺骗了菲茨杰拉德，让他相信自己性功能有障碍，换别的女人，根本不要他。菲茨杰拉德信以为真——简单说吧，泽尔达有疯狂的独占欲，“兀鹰不愿分食”。
就在菲茨杰拉德写作《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泽尔达除了“兀鹰不愿分食”地搅扰他，还自顾自跑去海滩游泳、到舞会寻欢。最后她认识了一个男人，跑回来跟菲少爷要求离婚——奇妙的是，那男人还蒙在鼓里，全然不知道泽尔达会为了他闹离婚。
这事平息后不久，《了不起的盖茨比》要出版了。菲少爷原本想的书名是：《长岛的特立马乔》《特立马乔或盖茨比》《金帽盖茨比》《高跳爱人》。最后，泽尔达一锤定音，决定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个书名。这多少有些讽刺：这个小说描写了一个被所爱的任性女子操纵，摆出华丽场面邀其欢心，最后死去，只余空幻落寞的年轻人，和菲茨杰拉德自己如此相像。
海明威自己也经历过改书名的事儿。他在巴黎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曾想起名为《嘉年华》——很多年后，他将自己巴黎时期的生活记为随笔出版时，就叫做《流动的圣节》，其意思有相似处。但后来，因为受了作家兼评论家斯泰因阿姨的言语刺激，给小说改名叫《迷惘的一代》。到真出版时，又改了一遭，叫《太阳照常升起》。
好笑的是，多年后海明威解释过这段话。“迷惘的一代”是斯泰因评价海明威这一代人的话，而海明威并不认同。实际上，因为斯泰因还冒失地小看了海明威推崇的作家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曾这么反讽斯泰因：“我想到斯泰因小姐和舍伍德·安德森，一想到与严格律己相对的自私态度和精神上的懒惰，究竟谁在说谁是迷惘的一代？”——当然，这种反讽没被文学评论家注意。如果海明威老老实实定了《嘉年华》为书名，也不要再提“迷惘的一代”这茬儿，现在的文学史上，估计会多出“嘉年华一代”呢。
《厚黑学》与《薄白学》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40次 李宗吾的《厚黑学》问世后，反响巨大，但当时有一个军阀却对这位“厚黑教主”口诛笔伐，还针锋相对地写了一本《薄白学》，在成都一家报纸上连载，并公然威胁：“李宗吾啊，赶快把你的《厚黑学》收回去吧！”
有人替李宗吾担心，有人劝他写文章反击，李宗吾都不为所动，并且对劝他争辩的人说：“这又何必呢！世间的学问，各人讲各人的，信与不信，听凭众人。譬如粮食果木的种子，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彼此无须争执，只把它种在土里，将来看它的收获就是了。”
不久，这位军阀因贪污案发脑袋搬了家，他所著的《薄白学》如今也已无处可寻；而《厚黑学》却流传了下来。
我们为什么爱看武侠小说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95次 早就有人说过，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多年来，金庸编织的成人童话风靡华语世界。他给我们编织了什么梦？我们如此上瘾地读金庸，显露出我们内心和我们社会的什么渴求？
金庸对武侠的想象色彩缤纷，但是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拥有一种超常的能力，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暴力的侵犯和伤害，自己却有能力随心所欲地伤害别人。
究竟什么人拥有超强的暴力，不受暴力的威胁，却能以暴力实现自己的意图？究竟什么人可以衣食无忧，既富且贵，身边美女如云？这种社会角色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皇帝的生活，乃是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尘世间最幸福的生活。不过金庸又替我们创造了一个比皇帝还幸福的角色，那就是大侠。
皇帝还有许多不自由，有上早朝的义务，处理公文的义务，不能睡懒觉，不能自由出入民间，被迫忍受许多约束。明朝的正德皇帝就因此深感痛苦，与朝臣们闹了一生。大侠没有这些烦人的事。这是一个既摆脱了讨厌的义务，又可以尽情享受生活的角色。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总之，武侠梦就是中国男人改良版的皇帝梦。
其实，做改良版的皇帝梦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就很喜欢做。皇帝梦中的许多东西，也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譬如公正、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有成就感、匡扶正义、偷懒、不受管束和约束，不干没有意思的苦工等等。我们当然可以看出来，这些幻想不仅简单幼稚，而且自相矛盾。但我们愿意梦想的恰恰是这种简单幼稚和自相矛盾的东西。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做得到还是做不到。譬如皇帝享受的一夫多妻制度，扣到女性头上显然不公道，当代男人也不敢再拿这种制度当真，于是金庸笔下就飘出了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下的爱情的气息。
与几百年前的《水浒传》和《三侠五义》比起来，在金庸笔下，忠孝和义气之类的说教消失了，杀人不眨眼的蛮横减少了，西方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出现了。经过这些调整，金庸编织的梦境就更对当代人的胃口，更容易通过具有当代口味的良
知或“超我”的审查。
为什么对武侠的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环境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枪杆子的幻想，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类似的先例。孙悟空、梁山好汉……都是超强暴力的拥有者。他们都是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百姓的功能。
我们可以对比当下，假如换一个社会和时代，幻想的对象大概就不再是武侠，而是亿万富翁，似乎那才是西方男人的幻想中心。体现这些幻想的作品有《百万英镑》《基督山恩仇记》，还有那些畅销的巨富们的传记。
西方男人的幻想可以集中在巨大的财富上，但中国的财富很缺乏自卫能力，不那么值得幻想。在一个缺乏安全感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加害能力的幻想那么具有根本性，那么肆无忌惮、所向披靡。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
在金庸笔下，男主人公最后总是获胜，清除了对自身和江湖的重大威胁，携神仙美眷飘然而去。不过在我看来，更普通因此也更深刻的问题此时刚刚出现：大侠赢了以后怎么办？终于可以过正常生活了，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些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未到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慢美学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208次 学校进入年终“盘点”阶段。出题，考试，阅卷。我也阅卷。本科生的阅完了，阅研究生的。地方小城，人微言轻，自然招不来北大、清华、复旦的高才生，但毕竟是以10：1淘汰制招进门的，加之“80后”“90后”脑细胞发育极好，故而答卷中不乏亮点，时不时带给我一份惊喜、一丝慰藉，使得阅卷中连续滚动的干涩眼球有了动力和润滑感。
试举一例。给研究生上课时，我讲到村上春树的短篇集《再袭面包店》中的《象的失踪》。故事很简单，日本一个小镇饲养的一头老得“举步维艰”的大象忽然失踪了，失踪得利利索索。若是小猫小狗倒也罢了，体积如山的大象失踪无论如何都令人匪夷所思。于是我让研究生写一篇小论文，论述大象失踪的原因和意义。大部分人的论述都中规中矩，在意料之中。正当阅卷的我为此阅得人困马乏之时，亮点出现了！一位研究生写道，失踪的大象乃是村上春树的图腾（象图腾！）——大概村上骨子里想做一只大大的、特立独行的、老实安静而又孤傲任性的大象，有自成一体的思想和价值观，追求灵魂的独立和自由，某一天对象舍或围栅感觉不爽了，就失踪了，以此表达他对这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世界的不满和担忧。
尤为难得的是，这位研究生还从对性格沉静、喜欢慢节奏的大象（或村上）的赏析，过渡到对“慢美学”的描述和向往。她为此引用了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通常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诗人对远方妻子的深情思念。但换一个角度，便不难发现其中有更值得玩味的情境：一个人听着窗外的夜雨思念另一个人会是怎样的景况、怎样的心境？如今还有谁会谛听一场夜雨？会在夜雨的淅沥声中思念远方的某个人？
是啊，时代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巴山夜雨的美学憧憬，大自然被掀开了“天灵盖”，一切被赤裸裸地置于充满功利性的冷酷目光的审视之下，一切被钉在“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座右铭中，一切被绑在风驰电掣、顷刻万里的时代高铁之上。没有人聆听夏夜雨打芭蕉的声韵，没有
人细看冬日六角奇葩的舞姿，没有人仰观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更没有人静静等待山溪缓缓汇集，只想游览千岛湖的风光；没有人默默等待青卷黄灯的长夜，只想发表论文评职称；没有人慢慢等待爱情的种子缓缓发芽，只想偷食禁果。慢成了一种消耗，一种奢侈，一种乖张。一句话，成了不合时宜的大象。殊不知大凡艺术、大凡美都源于慢，都同慢有关——花朵绽放之前，要慢慢忍受风雪交加的寒冬；彩蝶展翅之前，要在黑暗的茧壳中慢慢等待……
我陡然想到了自己。多少年来是不是也跑得太快了？课一节接一节地上，不曾停下来回头欣赏课堂上的风景，而意识到时，已经上了30年；书一本接一本地译，连译了多少本都忘记数了。某日上海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发来拙译一览表，这才得知已经译了70多本，仅村上的书就译了41本。一直以为自己仍三四十岁，而蓦然回首，早已年过半百！好在岁数也似乎忘记了我。“岁数”忘了让我掉头发，忘了让我发福。和村上向往的“举步维艰”的老年大笨象不同，我至今不知肚腩为何物，走路爬山健步如飞，“90后”跟上来都气喘吁吁。另外，记忆力仍好得出奇。谁若说我的坏话，连标点符号我都记得一清二楚。至于日语单词，再冷僻难记的也休想向我挑战！
然而问题是，这就是生活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吗？人生就是记单词，就是上课、翻译和写文章吗？多少年来，我没留意手中茶杯的花纹和色差，没留意耳边音乐的主题及乐器合成，没留意家人白天干家务的倦容和晚间休息时的睡相，没留意父母脸上日益增多的皱纹和日渐滞重的脚步……
这么着，我决定2013年让自己慢下来。是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慢或慢美学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断定：慢定能产生美学，产生另一种美，甚至产生爱。
因为一个电话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25次 一年前的事，现在才方便说。那天，去城西的路上，看到一个危险的情况：旁边山坡上有一棵枯树倒在人行道上方的电缆上，而这电缆也坠了下来。枯树枝的直径有十几公分，就横在人行道上方，估计是被大风刮倒的。为什么没人来清理呢？我犹豫了一下，想到自己的担心可能多余，这种事不可能没人管的。两个星期后，又经过这条路，发现那棵枯树仍然悬在上面！半个月了，何以竟无人过问？这块地到底归谁管？为什么无人巡视？为什么没有警示标志？万一再有风雨压断电缆，或是枯树砸在行人头上怎么办？
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每次看新闻，总是“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却没有“事故发生前，群众高度重视”的说法。这回，我来“高度重视”一下，不让这棵树砸在市民头上，也就轮不到他们“高度重视”了。于是，我掏出手机拨了110。电话接通后，服务台的警察详细问我是谁家的地盘，枯树倒下的位置，我告诉他，对面有家商务酒店，很好找。打完电话，才走了几步，手机响了，是短信，“请您对刚才报警中接警人员的服务进行点评，回复序号：1。满意；2。基本满意；3。不满意……”正不知如何是好，电话响了。这是辖区派出所的电话，让我把情况再说一遍。于是我不厌其烦，再次告知具体地址和周边情况，并建议他们要尽快处理，否则出了事就麻烦了。对方说他们马上联系，我放心地走了。1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一个陌生人问：“我们是某某园林管理处，你是不是打过报警电话，说哪里有棵树倒了？”我第3遍说了这棵枯树的事，对方说：“这山坡上的树木不归我们管的，但我们马上派人去看看。”等到第4个电话打来时，我已到家，对方讲话比较快，好像是某处某所的，说：“这是哪个单位的树，弄不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派人去处理了。因为是你打的电话，我们按规定特地通知你。”手机上还有条短信，刚才忘了看了。“请再次对出警工作进行点评：4。满意；5。基本满意……”可是我不明白这回怎么又变成了“4”？——我老眼昏花，根本没法在屏幕上找到数字按键。
我站在那里犹豫了好一会儿。每次看新闻，总是“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却没有“事故发生前，群众高度重视”的说法。这回，我来“高度重视”一下，不让这棵树砸在市民头上，也就轮不到他们“高度重视”了。于是，我掏出手机拨了110。电话接通后，服务台的警察详细问我是谁家的地盘，枯树倒下的位置，我告诉他，对面有家商务酒店，很好找。打完电话，才走了几步，手机响了，是短信，“请您对刚才报警中接警人员的服务进行点评，回复序号：1。满意；2。基本满意；3。不满意……”正不知如何是好，电话响了。这是辖区派出所的电话，让我把情况再说一遍。于是我不厌其烦，再次告知具体地址和周边情况，并建议他们要尽快处理，否则出了事就麻烦了。对方说他们马上联系，我放心地走了。10分钟后，电话又响了，一个陌生人问：“我们是某某园林管理处，你是不是打过报警电话，说哪里有棵树倒了？”我第3遍说了这棵枯树的事，对方说：“这山坡上的树木不归我们管的，但我们马上派人去看看。”等到第4个电话打来时，我已到家，对方讲话比较快，好像是某处某所的，说：“这是哪个单位的树，弄不清楚，但是我们已经派人去处理了。因为是你打的电话，我们按规定特地通知你。”手机上还有条短信，刚才忘了看了。“请再次对出警工作进行点评：4。满意；5。基本满意……”可是我不明白这回怎么又变成了“4”？——我老眼昏花，根本没法在屏幕上找到数字按键。
做点事，竟然牵动这么多部门，可怜我体弱无人帮忙，也没有工具，更不敢碰人家单位的“财产”，不然自己动手，省得麻烦那么多人。
更没想到的是，这事竟然惊动了政府！一周后，我在上海办事，接到南京“有关方面”一位女士的电话，问：“您是不是打过一个报警电话？您对有关部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是否满意？”这回我再也忍不住了：凭什么这样没完没了地要我感谢？我发了火，告诉她：“这件事，原本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不管，我代你们过问了，是我在排忧解难，是我帮你们预防了事故；你们不但不感谢我，反而一再要我表扬你们，这很不像话，告诉你们，我很不满意。”对方还算有礼貌，态度很好，表示道歉，随即挂了电话。
现在，我每次走过那条路，还是要抬头看看，会不会又有一棵枯树倒下来——幸亏只是棵不会说胡话的枯树，要不我还不知道有多大的麻烦呢。我们来“假如”一下：假如“命中”的是我这样一个普通群众，那也就罢了。假如砸中的那人刚巧今年有可能获诺贝尔奖，那将会有什么样的新闻呢？
无论如何，我的一个电话启动了有关“部门”和“机构”的工作程序，有那么多人因此有了工作的机会，而且可以变为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先加减后乘除，甚至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办实事”的业绩……
但是，我绝不会因为没有人感谢我或是“满意”我就视而不见，无所作为，这是人和人的不同之处。
迷惘的分工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10次 中世纪的分工是这样的，神父专事祷告，骑士专事杀人，农民专事供养所有人。不过这种分工并不太明确，作为公关顾问的神父如果处理不好和神的关系，他们就会把责任推给农民。当欧洲黑死病肆虐时，灾祸的责任并非神父祈祷不济，而是农民信仰不忠。那些神的公务员吃饱后站在布道坛上诅咒农民：“肉体为奴的人啊，你们该受神的惩罚。”
在1945年8月之前，裕仁天皇的分工是神，他每天坐在宫殿里扮演着天神。而在那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的金字塔分工体系中，有的家伙则比较倒霉，分到了人体鱼雷或是自杀飞机。1945年8月，当一个叫麦克阿瑟的美国佬把锃亮的皮靴踏上日本本岛以后，这个分工体系就彻底改变了，神和炮灰都成了一样的普通人。
1944年，德国人为挽回颓势，发明了V-2飞弹，这玩意儿可以从法国打到伦敦。当然，这条长长的V-2产业链要靠上万人来分工完成。对于那个点火发射的家伙来说，他只是茫然地望着升空的飞弹，直到看不见，然后拍拍身上的灰，收工回家去喝啤酒，一切都不关他的事了。而在英国伦敦的某个地方，一帮倒霉蛋走在街上，忽然“轰”的一声，莫名其妙被炸得粉碎。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提高了效率。到上世纪初，亨利·福特就把生产一辆车分成了8772个工时。分工论成为企业管理的主要模式，也为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可能。然而随着产业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细，世界也彼此割裂，另一种迷惘从人们心底生出。
在经济学研究上，专业分工也让学术发展陷入迷惘。经济学在1800年前后就达到顶峰，此后，经济学变得更专业化了。不断深化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了大批对复杂的经济模型和统计方法了如指掌的经济学家，但他们对金融危机的到来一无所知。
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说：“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陌生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华丽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答普通人提出的简单的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而另一些国家贫穷
精细的分工让人陷入迷惘，而混乱的分工则让人绝望。比如老舍先生，我们知道他应该搞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不幸的是他分到的是当革命小将的批斗对象，于是他跳了湖。
沈从文先生是个天才，不但小说写得好，做学问也是一流。他说：“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可惜他分到的是清扫厕所的工作，于是只能呆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同伴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当我们的分工链条越来越长时，也是走向自我异化的时候，我们无法明白自己到底是谁，无法体会别人的感受。于是，在遥遥不能相望的两端，有人当神，有人当蝼蚁，有人当圣人，有人当刍狗。
书外功夫时间:2013-08-29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当一个书法家的前提必须是字要写得好，但艺术源于生活，书外功夫也少不了。
什么是“书外功夫”？我用六点来概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和拓万丈胸。”
“读万卷书”。文、史、哲的书都要读，读好书，就会对人生有透彻的理解。
“行万里路”。念小学时没条件，我就骑着自行车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地走，行不了万里，就行几十里。后来条件好了，我就尽量“行万里路”。我想说“身行”与“心行”的问题。人不可能穷尽天下路，不能“身行”，“心行”也是可以的。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去过岳阳楼，也没有去过洞庭湖，但因为他对当地的历史、地理、文化有非常透彻的了解，所以能写出这篇文章。
“经万件事”。这里也有一个“身经”和“心经”的问题。经万件事，才能启发艺术灵感。
“师万人长”。我最佩服的人物：第一是毛泽东，第二是华盛顿，第三是诸葛亮。诸葛亮是典型的德才兼备，他到底是哪里人，到现在还在争，秦桧就没人争，连他的后人都是“我到人前愧姓秦”。书品即人品，人品是立足书坛的必要条件。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副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我记得那是送给蒋介石的。
“抒万般情”。1999年我在庐山开会时，利用会议的间隙填了一首词《登庐山》。后来，我据此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奇峰天降，扼大江，取笑黄河兄弟。看谁是中流砥柱？虢人悄然不语，一戏泰岱，二戏华岳，三戏医巫闾。乍晴乍雨，宠得一身脾气。忽来北国游客，踏尽匡庐，觅得前朝迹。太白俯首，陶潜甘居，一代狂人泣。狂人如此，遍寻天下，谁人能驾驭？信步之间，却在双宁脚底。”我也是只有到了庐山那个地方，才有这样的激情。书法和诗词的创作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种激情，一种胸怀，你的书法可能很工整，也可能很像古人，但肯定写不出自己的风格来。
“拓万丈胸”。管仲曾一箭射中齐桓公，齐桓公后来却不计前嫌，任用他做宰相。没有这般胸怀，他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吗？从事艺术创作也一定要有胸怀，“拓万丈胸”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没有比双脚更高耸的山峰，没有比思想更深邃的海洋，没有比眼界更宽广的平原，没有比胸怀更博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