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证明你的马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77次 梅四久的马丢了。
梅四久早上起来就去了马圈，他没有看见马，只看见了柱子上的一小截链子，那链子是用来系马的。那一次，买回来的链子他嫌长了一点，就截成了两截，长的一截系在马上，短的一截套在柱子上。
喂了十年的马丢了，梅四久决定找马。他带了干粮和水，天一亮就出去，天黑了就回来，饿了就在树底下吃干粮，渴了就喝水。
回到家，梅四久觉得疲倦，就往床上一躺。渐渐，鼾声四起。朦胧中，那匹马系在圈里，尾巴摇来摇去，嚼草的声音很响。梅四久醒来，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
梅四久拉亮电灯，坐在床上翻看五年前和马在一起时照的一张张照片。每看一张，他就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每次找马，梅四久都带着那截链子。他觉得，那截链子可以比对自己马身上的链子，也算一个证据。
梅四久找了三天马，问了很多人，男的女的都问过，都说没看见。还有人反问他，你自己的马，咋就不好好看着？梅四久让人说得很尴尬。
梅四久仍旧找马。有人劝他，你还是到派出所报案，让派出所出面，找到马的可能性就更大。
梅四久仔细一想，觉得在理。一个星期后，梅四久就走进了派出所。
那天，梅四久看见自己的那匹马系在派出所前院的走廊上。他赶紧跑过去，把头贴在马头上，话还没说，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然后，他就用手摸着马的头。
梅四久很想牵回自己的马。可是，值班民警不依。民警说，梅四久，这马是它自己走进派出所的，我们在各村都贴了告示，也没人来领。你来领，没有谁证明马是你的。
梅四久说，系这匹马的链子跟我手里的链子是一样的。
民警看了看梅四久手里的链子，然后说，相同的链子有的是，根本不能证明马是你的。
梅四久还说，这匹马有一个胎记，胎记就在屁股上。梅四久走到那匹马后，用手指指马屁股上的一个细瘤。
民警说，有胎记的马多的是，不能说有胎记的就是你的马。
梅四久最后说，我找卖马的人来证明。
民警依他。
梅四久走之前，就去地里割了草。他把割来的草放在走廊上，马就慢慢地吃草，边吃边看着梅四久。
马是梅四久在庄一群手上买的，要庄一群来证明不就行了。梅四久想。
梅四久和民警找到庄一群。梅四久对庄一群说，马是十年前买的，你应该还记得。
庄一群摇摇头，然后说，十年前的事，不记得了。梅四久说，你再想想，不就过了十年，咋就不记得你的马？庄一群说，想不起来了。
梅四久无奈，只得回来。
梅四久回来，又在家里翻出了自己和马照的照片。他觉得照片上的马跟派出所的马是一样的。有一回，庄里来了个照相的，照的是快相，等两天就好，还保证送过来。照相的人说动了梅四久。梅四久就跟照相的人提了要求，说，就跟我的马照几张。
在民警面前，梅四久拿出了照片。民警仔细看了看照片里的马，又看了看梅四久。
民警看看那些照片，然后摇摇头，说，还是不能证明是你的马。
怎样才能证明是自己的马？梅四久想不出好的办法。
梅四久开始上访。他先见了乡长，说自己的马在派出所里，派出所不让牵回去。
乡长就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所长跟乡长汇报了情况。乡长回头跟梅四久解释，要说马是你的，得有证据。
梅四久不跟所长闹，他没有吱声。
梅四久给马割了草，就去了县里。梅四久坐在了县信访局。信访局的人说，梅四久，你先回去，我马上给乡政府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马送过去，很快，你就能牵回你的马。
看见信访局的人在给乡里打电话，梅四久才肯走出信访局的门。
梅四久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开门，派出所的民警牵着马来了。
民警说，梅四久，你再不能往上上访了，你不知道，你在市里上访一次，年终测评时，乡里要被县里扣分的，要不然，乡里年底评不上先进，影响乡领导的提拔。
梅四久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那谁来证明马是我的？
我来证明马是你的。民警说。
梅四久愕然。
最长的三里路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21次 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远都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三里长的小路。
从一岁到三十岁，这条路来回走了一百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六岁吧。
六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堆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被包包围着，远看就像个移动的货架。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槽子糕……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子的、苹果的、山楂的……口袋里被母亲缝得死死的是钱，这一路我不知得摸多少回，生怕丢了。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先前姥姥说滴雨星，后来我说下雨了。
六岁到九岁这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九岁之后就懂了。
三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后来的很多年里，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再后来就干脆背着钱，那大包小裹的意思没有了，七八个包往炕上一倒，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炕的那份喜悦没有了……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有几次我都双腿跪在了地上，瞬间又爬起来，双手永远护着那满身的包，起来还没忘了说谢谢。
也常听见周围的人说：“这是外出的女人回来了！”他们没看清楚被大包小包裹着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背着包的我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的时候，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同是小孩子的我不仅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八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了她。彪春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走近才知道她是向我讨吃的。七个包里有四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舍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的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我哭了，她笑了；我笑了，她怒了。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很多年后我都后悔，怎么那么小气，包里不是有大众饼干吗？
见了三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彪春子之后，我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时，我又慢下来了，舍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东流过的是上丁家的水，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从没见过黄河的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走到这儿我更是舍不得走了，常常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稳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我飞快地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几乎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会儿，有一年他根本不在，我却也分明听见喊声。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真是怪好看的。走不上一百米我就能看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通常我不认识的都是这一年刚过门的新媳妇，剩下的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一百多米了。
这一百多米的路实际上是水门口村果园的长度，这里的苹果树树枝和果子基本都在园子外。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分明就是“棵棵果树关不住”。
最后的十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眼眶里堵满的是咸咸的泪水。
三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在外的城里人回来吃。欢呼啊，豆角们！欢笑啊，茄子们！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头发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三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
表达的尊严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200次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一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中从文者的命运，文学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总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球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球门踢，这就是四支队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那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队变成五支队，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队证明成两支队，并证明得文采飞扬。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显得猥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工作的尊严而死，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仆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节烈的东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般的壮丽事业，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的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了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然后就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的一坨坨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坑。在我看来，那一坨坨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产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地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是壮烈与幽默并存的景观，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火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故事没有结尾，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一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为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也是不对的。
有一天我来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放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你曾经发生的事。后来北方的一座高架桥侧滑了，又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而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眼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我觉得这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这里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穿着印有脏话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因而被定罪。可最终他赢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这是表达的尊严。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的数量直逼银河系恒星，却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凡·高。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那大小云手，那眼波流动，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我的祖国需要这样美好的东西，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
事，不是什么大事，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柏克莱的张爱玲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58次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
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逶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着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着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重新认识白求恩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但加拿大人并没有我们那么熟悉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而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竟曾是个“问题青年”，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而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人的加拿大人则开始刨根问底，他们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到人民中间去”
我们曾盛赞白求恩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在加拿大，这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术语。不久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动用联邦资金250万加元，资助修建白求恩故居游客服务中心，引发保守派联邦议员罗布·安德斯的强烈反对，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国际主义”是对加拿大的不敬。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辩客们的争辩声中发现，白求恩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1911年，年仅21岁的白求恩宣布休学一年，作为一名“边疆学院”的志愿者，前往北部人迹罕至、大半年被冰雪覆盖的伐木者和采矿者营地，为这些人提供教育服务。当年参加这类组织的，几乎都是“爱国青年”和虔诚的教徒。
3年后，一战爆发，白求恩再次宣布休学，加入加拿大第二师医疗队，从事欧洲战场外科救护，并因抬担架在战场受伤。他是整个多伦多第10名入伍的志愿兵，在当时曾被当做“爱国青年”的典范宣扬。
然而，一本后人撰写的白求恩传记称，白求恩在一战后感到十分迷惘，战争结束了，他却不知该归向何处，年轻时他只熟悉加拿大，成年后又只熟悉欧洲，而欧洲此时正处在无政府主义、幻灭主义等思潮泛滥的迷惘年代。
不久，他到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由于医术精湛而名声大噪，却同时日益强烈地滋生了一种烦恼。1934年，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白求恩后来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费用全免。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不久，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白求恩饱受创伤。
1937年，他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通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他的临终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希望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患者。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并沉湎于酒精。
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
他的妻子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他自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记录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完人”的形象以身殉职。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1935年秋他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加拿大，唤醒的记忆
加拿大是最早和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建交谈判的西方国家之一。当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时，重新关注中国大陆的加拿大人惊讶地发现，有个同胞在中国具有极高的声望，自己却对此人一无所知，便产生了刨根问底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购买了白求恩出生的故居，并将之建成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在探究和争执中，加拿大人开始逐渐重新认识了白求恩，知道他不仅是西班牙和中国抗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也为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白求恩在加拿大的事迹的轮廓逐渐清晰，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开始多起来，约克大学白求恩学院、安大略省士嘉堡白求恩中学相继成立。1990年3月，白求恩百年诞辰，加拿大和中国邮政同时发行了设计完全相同的纪念邮票。在白求恩曾长期生活的蒙特利尔，一座纪念雕像如今挺立在公共广场上。
公共医保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当今加拿大引以为豪的制度，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过“史上最伟大加拿大人”，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医保之父”汤米·道格拉斯，同样对全民医保做出推动贡献的白求恩排名第26，恰位列着名歌星席琳·迪翁之前。
如今适逢经济危机，许多民众重陷失业和困苦，加拿大人曾引以为傲的福利医疗体系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效率威胁。此时此刻，人们更多地怀念白求恩这位毕生致力于将医疗保障提供给穷人的医生，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许多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已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而且首先将他当做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医学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而非一个抱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人物。
跨国姻缘时间:2013-08-25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在十五六年前，林森北路和中山北路一带（俗称六条通）是日本人来台必游之地，不论是洽谈公事还是观光，日客络绎不绝。也因此，附近的艺廊、酒吧应运而生，更吸引了许多外地的上班女郎前来淘金。她们大多省吃俭用，一旦存到一笔小钱便会买金饰保值，有急用时再到我的店里典当。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当铺几乎是扮演了ATM的角色。
其中有一位从宜兰来的名叫“阿霞”的女孩子，年纪约三十岁，工作经验丰富，时常到店里周转，打过几次照面后，大家便成了朋友。有一天她突然问我：“老板，你认不认识会写日文信的？”我回她：“林森北路上有很多帮人写日文信的翻译社，找他们就好了。”但她面有难色地说：“这些人的收费太高，一封信要好几百元，而且有些事情我不好意思让不熟的人知道。”于是我又回：“好，我这几天帮你问问。”
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早已经浮现出一位合适的人选：詹先生。他专司日剧的中文字幕翻译，平时爱打柏青哥（一种弹珠游戏机，玩家可以获得奖品），常常到我店里换些小钱。只是因为还没有请教过他，所以不敢贸然先答应什么。终于有一天詹先生又上门，我便跟他提了阿霞的要求，问他可否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帮他们牵线，两人开始密切地联系。
后来詹先生不时会到我店里走走，除了当东西，也不忘向我报告阿霞的近况。他说：“老板，你知道阿霞要我写什么信吗？她爱上了一个日本年轻人，成天要我帮她写情书。我看，她八成脑袋坏了！”我回他：“在这一带女孩子写信给日本人很正常啊，干吗说她脑袋有问题？”只见詹先生摇了摇头说：“唉，秦老板，你就有所不知了。通常台湾的女孩子写信给有过一段露水姻缘的日本观光客，十个里有八个都是贪图对方钱财的。但没想到阿霞不但没这么做，还反过来寄钱给那个小日本。我劝过她好几次，这个日本人一定是骗子，但是她屡劝不听啊！”
因为听到这些话，后来再遇到阿霞时，我便特意问她是否被骗了，她回答我：“你是不是听詹先生乱讲什么了？”我说：“詹先生也是好意，说真的，你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怎么还寄钱过去呢？”阿霞听了，解释道：“老板，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男孩子上次跟公司的社长一起来台湾出差，他除了白天工作，晚上还在念书，十分上进。有时他的生活费不够用，我想我的收入比较多，帮他一点忙也是应该的。事情才不像詹先生说得那么糟糕呢！”我心想装穷骗钱是江湖骗子常用的伎俩，但是看到阿霞如此笃定，我只能告诉她：“如果你都想清楚了，我就放心了，但是社会上坏人不少，你一个单身女孩子别被人占了便宜，万事还是小心为上。”
之后，他们两人依旧持续通信一年多。有一回，这位日本年轻人又跟着老板来台湾出差，于是阿霞喜滋滋地与他度过了几天甜蜜的日子。结果男主角回国没多久，阿霞发现自己竟怀孕了。以她的工作收入，要养孩子并不容易，但她依旧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眼看着肚子愈来愈大，詹先生要我帮忙劝劝阿霞。但是这毕竟是别人的家务事，我只能以朋友的立场提出建议，无法强迫她选择。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日子倒也安安稳稳，没有什么大波澜，因此我也没再去特别注意这件事。但是，孩子在两岁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需要动手术治疗。许久没上门典当物品的阿霞连夜带着所有的首饰来找我，希望能凑足孩子的医药费。她的眼中全是焦急，但是整包首饰只值两三万，离手术费用还有相当的差距。想起她孤身一人抚养孩子，我实在不忍心，于是勉强算了五万元，詹先生也借了些钱给她，阿霞东凑西凑，总算帮孩子渡过了难关。
动完手术之后，阿霞却没再现身。一问詹先生，才知道阿霞带着孩子去日本找她的男朋友了。想起以前听过的异国爱情故事，这类万里寻夫的痴心女子最后往往都以失望收场，更何况像孩子开刀这么大的事，男方都没有想办法前来探望，因此我们一致认为，这些年来，阿霞真的被骗了。又过了一阵子，詹先生也从我的生活圈消失，我便渐渐忘了这段跨国恋曲。
若干年后，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只是对方讲话速度快得我完全听不懂，连是男是女都听不清楚，因此我只当他打错了电话，没去多想。隔天电话又响了，这回对方自称阿霞，刚从日本回国，邀请我到国宾饭店餐叙。我一时想不起来阿霞是谁，而且我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心想要不是打错电话，就是个骗子。但是对方既然说要请我吃饭，劈头说她是骗子可不礼貌，于是我借口公务繁忙，婉拒了她的邀约。
到了当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笑眯眯地走进店里，容貌十分眼熟，看了几秒，我失声喊出：“你是阿霞！”几年没见，她的五官依旧，更多了几分幸福的气息。
我们到对街的咖啡店叙旧，她说去了日本之后，跟当年交往的男主角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稳定而美满。她感激地说：“老板，当年要不是你大力帮忙，我的孩子可能过不了手术那一关，不知道我当的首饰还在不在？我也该赎回来了。”我笑说：“早就卖了。当时你女儿刚动完手术，我想你短时间内应该没有闲钱可以赎回，而且后来你又消失了，于是我算一算时间，便全部卖掉了。”她听了急忙说：“哎呀！你一定赔了不少钱，我该把钱补给你。”说完连忙要掏钞票，我摇手说：“不用了，不用了，钱不重要，生活过得去比较要紧。”她连声称谢，接着叹口气说：“可惜找不到詹先生，不然我真该好好谢谢他。”我说：“要不是他帮你写信，你说不定没机会跟现在的先生结婚。既然现在修成正果，是好事一桩，我就帮你去问问詹先生的下落。”
我请警察局的朋友帮忙查了查詹先生的行踪，原来他隐居到林口去了。于是我们三人便约了时间见面吃饭，讲起往事，大家又是欢喜，又是感慨。
阿霞说：“当年遇到我丈夫的时候，他还只是公司社长身边的小跟班。我的姐妹跟同事都劝我应该好好把握事业有成的社长，谁知道我看上的是毛头小子，还寄钱供他生活。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才不敢请职业的翻译社帮忙写信，否则会有更多人当我是神经病！”詹先生笑着说：“其实我帮你写信写久了，忍不住犯职业病，有些你要我写的内容，我也不一定照写，反而把日剧的对白套进去；而你先生的来信，有时我并没有一字不漏地翻译，尽量挑好消息告诉你。所以，你们能结婚，我这个军师的功劳不小啊！”
后来，阿霞还特地带了儿子女儿一起来找我叙旧。看到她沉浸在天伦之乐中的欢喜模样，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爱情至上的女孩子的确是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对照当年在林森北路上班的小姐，若是遇上多金的观光客，常常伙同代笔的职业写手，运用柔情攻势设法从对方身上捞一票，与阿霞相信爱情的赤子之心恰恰相反。
虽然世间有时很险恶，但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心存善念的好人，而在阿霞的身上，恰巧就应验了“好心会有好报”的俗语，让聚散无常的世间又多了一段佳话。一个恶人真要骗你，实在也防不胜防，但唯有心存正念，才可以保身，也才能结出好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