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宏坤 从75元到亿万富翁
14年前带着75元钱闯荡北京，14年后在北京拥有资产数亿元的华威家具制造有限公司，汪宏坤的经历被公认为创造了一个打工奇迹。但是，当提及“从75元到亿万富翁”这一说法时，这位脸上始终带着笑容的总裁严肃了起来，“中国现在优秀的企业家太多了，我离成功还有很大的差距。”
今年36岁的汪宏坤出生在安徽农村，现为香港华威家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家具行业商会会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目前集团下属的子公司涵盖了家具制造、装饰工程、房地产开发、门窗制造、餐饮等领域，员工1000余人。
改变命运的开始
1986年高中还没毕业，看到家里状况很差，作为长子，汪宏坤萌发了出外打工补贴家用的念头。他来到武汉，在一家家具厂当喷漆学徒工。汪宏坤学技术很勤奋，不到3个月，就能够独立工作了，但是，月工资也就200来块钱，日子过得不宽裕。结婚并生了小孩后，他的生活更加拮据。
面对这样的处境，汪宏坤开始问自己，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这样活下去？
1992年快过春节时，他把妻儿送回老家，打算自己去北京打工。大年初七那天，他向妻子要了100块钱做路费，“当时就觉得这钱太少了，能多一点是一点。”所以，临走前一天晚上他跟几个朋友打麻将，“就是想赢啊，可越想赢越赢不了。”结果他反而输了25块钱，也没敢跟妻子说，就揣着剩下的75块钱上路了。
从这时起，他的命运开始悄悄地改变。
自己当老板才能改变现状
汪宏坤是当年进城打工大潮中的一员，当年与他一同出来打工的人如今很多都已回到老家，盖了房子，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但是汪宏坤不是这样的，“我想的是怎样发家，而不是赚了钱就盖房子过日子。”
1992年到北京后，他成为一家家具公司的普通油漆工。不久后，他发现，这家公司的工资结算方式是月薪制，成本高、效率低，于是向老板建议改为计件制，漆好一件家具得一份钱，这样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他向老板提出自己要承包车间，做质量监督和技术指导工作。一年下来他赚了两万元。
这两万元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汪宏坤感慨：“中国一些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说不清的，但我的第一桶金是明明白白的，起码是说得清的。”
汪宏坤把这“清白的”第一桶金全部寄回了家，想让父亲帮他存着这笔钱，没想到他父亲把这些钱全部用来买砖买瓦建房子，还对他说：“以后你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就回来，我给你在马路边上盖个房子。”他很生气，两万元就这么没了，但是父亲的举动更坚定了他自己创业的决心。
“要自己创业当老板，才能彻底改变现状。”1994年，他用在北京打工攒下来的3万元钱租了个厂房，自己当起了小老板。当时北京家具市场刚刚兴起，汪宏坤的生意很快火了起来。
总结经验，汪宏坤认为，北京当时的家具行业进入门槛低，自己及时抓住了机遇，同时凭着在同行中相对较高的技术水平，工厂很快发展了起来。
锲而不舍，跨越死亡边界
事业刚刚发展之际，汪宏坤遇到一次重大的考验。
创业伊始，汪宏坤既做木匠又干喷漆，还经常出去送货。一次晚上坐卡车出外送货，途中出了车祸，整个人穿透挡风玻璃飞了出去。送到医院一查，右腿粉碎性骨折，脾破裂造成腹腔大出血，躺在医院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工厂自动停产，订单无法完成，刚刚发展起来的生意面临夭折。
医院对汪宏坤进行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手术后感染，他开始发高烧，医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在大冰块上降温。这样昏迷了几天后，汪宏坤醒了。“当时有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感觉。”苏醒过来的汪宏坤话还说不出来，心里却始终放心不下工厂。
在医院住了17天，汪宏坤呆不住了。他趁护士不注意溜回工厂，把订单找出来，一手拄拐，一手喷漆，一直干到凌晨。他的举动重新赢得了客户，客户主动提出延迟交货时间，生意得以继续下去。
回顾那段经历，汪宏坤说，自己是“憋着一股劲，就是不甘心”。经过了这次死亡的考验，他对人生、生命都有了新的认识，“从那时起，我的志向更高了。”他要继续把公司做大做强。
现在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他觉得，就是靠了这股锲而不舍的精神，才把当年的小厂发展为现在的华威集团。
我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
汪宏坤经常会被一些好奇的人问起当年如何从75元发展到现在的亿元资产，他总是不置可否。“与朋友在一起时，我经常感到很大的压力，同时代的企业家优秀的很多，我离成功太远了。”
今年4月29日，汪宏坤当选为安徽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简历上长长的头衔中又多了一行。
这些荣誉，都被汪宏坤当做压力，“有了压力，我会去想怎么能把自己的企业发展得更好。”
目前，汪宏坤正投入数亿元倾力建设华威家具工业园，同时为公司上市作准备。
在别人看来，这个有志向的农村青年一定有很多豪言壮语。汪宏坤却不以为然，“我的理想是现实的，在不同时期内会因具体情况变化而改变。”刚到北京的时候，汪宏坤想的就是要比在武汉打工时多赚点钱，最大的理想是能在北京买套房子。现在，汪宏坤对自己5~10年内的发展规划是，争取早日让公司上市。对于中国富豪榜上的前几名，汪宏坤并不羡慕，“我们的起点不一样。”汪宏坤关注的是一步步把公司做好。
采访结束后，临走时，汪宏坤对记者说：“财富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如果当初我放弃了，就根本走不到今天。”这句话也是汪宏坤对所有创业者想说的心里话。
张建国 严谨是我的特质
6月27日下午两点，中华英才网主办的《中国大学生最佳雇主调查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记者提前一个小时进入会场，发现主席台上，一个高大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注视着眼前的笔记本电脑，嘴里还念念有词。定睛一看，原来是中华英才网的总裁张建国。他正在准备主题报告。
“严谨是我的特质。”两天后在张建国的办公室里，他对记者解释那天的行为；“要做就要做好”是张建国的口头禅。
今天，张建国掌门的中华英才网已经成为国内第一大招聘网站，网站平均每天的访问量达1500万人次。当很多人习惯到网上找工作的时候，张建国的事业也开始跃上了新的高度。
第一次职业变动：大学教师下海
1987年，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
24岁的张建国在兰州交通大学经过7年的本硕学习后，已留校任教了一年。
那年，他有机会出差到海南。“那是一个可以实现自己梦想，让人激动的地方。”于是他也加入到了南下求职者的行列。可是，一个月后，身上仅有的几百元钱花完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靠卖报纸积攒起了回兰州的钱。
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到对面的海南岛逐渐远去，他感到梦想破灭了。但是，当他回到兰州，看到一切还是那么陈旧，内心的梦想和希望又被点燃。1990年，他决定下海。此次，他给自己设定了最低的底线：“只要能活下来就行”。他相信，凭自己的硕士学位和当时很热门的通讯专业，一定能养活自己。
华为10年
1990年4月，张建国来到了深圳。他还是“两眼一摸黑”，半个月过去了，不知应聘了多少单位，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此时，他的一个朋友向他推荐了“华为”。
这年4月的一天，天气格外闷热，深圳南油A区16栋801室，一位27岁的青年前来求职。天气酷热，公司老板说先冲个凉再叙。顷刻，老板着裤头，光膀而出，和应聘者几乎没有保留地“坦诚相对”。粗略看过简历后，老板当场表态：“你下午来上班吧。”
这个老板就是任正非，现在是华为集团的董事长，这个青年就是张建国。
张建国向记者描述说，当时的华为也就20来人，主要搞电路板的开发，后来搞程控交换机开发。
1993年，华为在全国各地开拓市场，张建国被派到福建省办事处当主任。“做市场很苦。”双休日也要与客户建立关系。做销售，要能承受竞争中的失败、委屈，还要很开心地面对客户、生活，要能很好地调整自己的心态。
这样的销售工作张建国一直干了3年，他认为这3年对自己的锻炼很大。他建议，如果一个人有机会，应该去做一两年的销售工作。
1995年年底，张建国被调回华为总部，负责人力资源工作。这对不是专业出身的他来说，又是一次新的挑战。
他花了1000多元把人力资源专家彭剑锋写的8本书买来，又请外部的咨询师来帮忙。
1997年，张建国升为华为集团的副总裁、人力资源总监。从那年起，华为开始迅速扩张，到2000年，公司已有两万多人了。
一下来了几百名博士、硕士，如何发挥每个员工的潜能，建立良好的人才梯队，企业的人力资源系统就非常重要了。3年里，张建国在华为建立了中国企业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他所领导的人力资源部也一度扩张到200多人，他总结说：“人力资源的发展为华为的扩张和发展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当这一切都建立了起来后，张建国的内心又有了一股冲动。2000年，他辞职离开了华为。
第二次职业变动：离开华为自己创业
很多人不能理解已身为副总裁的张建国为何离开华为。他向记者解释说，我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却充满激情和梦想、希望有更大舞台的人。
他说，人力资源管理只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一个模块，不能从经营的角度去管理企业，“我很希望自己有更大的挑战和舞台。”张建国说，而当时，他发现自己只有离开公司才能获得。
在华为的10年积蓄，家庭生活不会有很大压力，于是，他选择离开了华为。
在华为工作了10年，张建国认为，那是个最有价值的地方。这10年，张建国见证了华为的变革，参与了1997年《华为基本法》的建立。“这些是一个人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机遇。”张建国说，况且他还碰到了一个自己可以评价为“无疑是中国企业家中最棒的”老板任正非。
张建国总结自己两次职业变动时说，一个人要敢于“清零”，即要学会从“零”开始。
离开华为后，他自费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人力资源管理一年。
2001年，张建国回国创立了深圳益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自任董事长。这个时候，他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研究更多的企业，不仅是人力资源管理，还包括经营、销售、财务等方面的管理。
2001年起，近4年的咨询生涯中，张建国参与了包括芙蓉王、大唐电信、三菱重工、南航、迈普和夏新电子等众多企业的项目。
后来，中华英才网的董事长徐新找到张建国让他给中华英才网做咨询，项目两个月就完成了。
项目完成后，徐新聘请张建国出掌中华英才网。这时，职业的选择又摆在张建国的面前。
第三次职业变动：出任中华英才网总裁
张建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去中华英才网？”
他分析后，发现了自己的3个优势。首先，中华英才网的客户群体是企业的人力资源总监，他这么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使他对这个群体的需求理解非常到位。
其次，他发现，新兴的互联网企业的经营管理普遍薄弱，自己经历过了华为的变革，相信会给中华英才网带去成熟的管理理念。
最后，以前自己做销售工作，非常强烈地主张企业以销售为导向，而这与中华英才网的主张是一样的，他希望在这里打造一个“狼”性团队。
2004年7月，张建国正式加盟中华英才网。
2005年，张建国在互联网行业中激起了一个巨大的波澜。全球最大的网络招聘服务商Monster（巨兽），没有仔细查看中华英才网的财务报表，只是在参观张建国简单的办公室，并与个个散发“狼气”的管理团队见面后，一个月后就决定出资5000万美元收购中华英才网40％的股份，双方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被视为国内网络招聘界的奇迹。
从此，中华英才网走上了一个良好发展的轨道。到2006年，公司的销售额翻了3倍，每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公司规模从200人发展到现在的1000人，分公司从原来的3个发展到12个；在网络招聘界，也已跃居第一位。
2006年，中华英才网投入上千万元与中央电视台全新大型电视真人秀节目——《赢在中国》进行全方位战略合作。
现在的张建国每天工作12个小时，但他没觉得累，因为“精神是一种良好的润滑剂。”他希望他和他掌管的企业有更大的舞台。
四万元“加盟”一场骗局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出戏，天天逛早市的刘女士就参与“演出”了一场专为她编排的戏，可戏演完了，四万块钱也随着戏中人物的退场而消失了……
意外的序幕
由于家中最近有事，刘女士这几天出门都把三个大额定期存折带在身上，以便随时取用。
几天前，刘女士到八一公园附近的早市买菜。刚进早市不远，一个三十多岁、身穿米色衣服的妇女走到刘女士身边，忽然搂了她一下，俯首对她说：“我是床单厂的仓库保管员，手里有一批物美价廉的床单，就在附近的楼里，跟我去看看吧。”刘女士对此丝毫不感兴趣，没有搭话就匆匆离开了。
糊涂的经过
等刘女士买完菜从早市原路返回时，看见“保管员”还在原地，而且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保管员”连忙迎上刘女士说：“我们都等了你老半天了……”又指指身旁的女人，“她也想买床单，我们一起去看货吧，质量可好了！”刘女士表示不想买，而且还要回家做早饭。“保管员”身旁的女人便说：“这床单可好着呢，我还认识个五爱市场卖床单的业主，人家有六个摊位，咱俩把床单买下来再卖给她，能赚不少钱呢！还做什么饭啊，买完再说吧。”
随后，两个人不由分说地拉着刘女士，一起来到早市附近的一栋楼下，“保管员”跑上楼取下来四五套床单给她们看。刘女士一看，质量确实不错，但仍然表示不买。那个表示想买床单的妇女看刘女士还有些犹豫，便说：“我认识的那个五爱的业主就住在附近，我带你去找她。”刘女士不由自主地跟随两人来到一栋居民楼，到了三楼，她们让刘女士在此等候，便又朝楼上走去。一会儿工夫，他们找到的“五爱业主”下楼来，仔细看了床单样品后当即表示有多少就要多少。
同来的妇女对刘女士说：“我是单位的财务科长，我能拿出三万元。你多拿点，出四万吧。”刘女士稀里糊涂地就听任了对方的安排，先和“保管员”在医院外等“财务科长”取钱。不一会儿，“财务科长”拿着一个包出来，“保管员”看了一下随后说，“三万拿来了！”刘女士还未来得及看，“保管员”马上就把包收起来了，并对刘女士说：“她都取来钱了，现在该你了。”刘女士说手里没有那么多钱，但她身上带有存折。“保管员”表示不要存折要现金，让刘女士去取钱。
刘女士事后回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迷迷糊糊就答应了她们。三人立即打车到大东区的一家银行，刘女士取了两个存折共3.5万元现金，后来经二人劝说又取空了一个存折，共计4.1万元。刘女士把钱交给了“财务科长”，“财务科长”让刘女士再去和“保管员”讲讲价钱。刘女士一边和“保管员”商量价钱一边往前走，还没走出二十步就发现“财务科长”早就不见踪影，待她再回头找“保管员”，也消失在人群中了……
悬疑的尾声：直到今天，刘女士也想不明白，自己身上带有四万元存折的事情对方好像早就知道，并且这场骗局像是专为她上演的戏。“戏”终人散，她除了向警方报案，只能以自己的经历提醒其他人不再上当。
这等好事！交1万加盟费每年赚8万？
柳州市的刘女士半年来陷入了痛苦和疑惑之中，她听信一则消息，盲目加盟了西安的一家凉皮店，最后亏了3万多。
诱人的“致富信息”
去年11月底，失业在家的刘女士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西安下岗女工贾某靠500元起家卖凉皮致富的经历。文中说，贾某现在成立了“陕西捷××凉皮公司”，资产已达200多万。她准备在全国各地开分店，有意者只须每两年交1万元的加盟费，就可以学到她制作凉皮的独特技术，然后挂“捷××”的牌子经营。“捷××凉皮每家分店每年赢利8万元至12万元不等”，刘女士于是产生了加盟的念头。
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刘与贾通了电话，贾热情地邀请刘到西安看一看。于是她东挪西借，几天后就揣着1万多元钱坐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初识“捷××”心存疑虑
然而，刘女士在西安看到的捷××公司，和她想象的完全不同。大约40多平方米的店面里，摆着11张桌子，偶尔有一两个人光顾，食客最多的时候加起来也就五六个。贾的丈夫王某对此的解释是，现在是生意淡季，过两个月就好了，到时候人家都是排着队来吃的呢！
刘女士还发现，所谓的“凉皮”就是柳州人所说的“切粉”，只不过前者要厚点、硬点而已，吃的时候用陈醋、辣椒油等调料凉拌，再洒点芹菜、豆芽就行了。她心里有点动摇：这种东西会有销路吗？王某说，“捷××凉皮”配方独特，已荣获“中华名小吃”称号，销路好得很。
两小时掌握凉皮“技术”
前后到达的还有10多位有意加盟者，他们分别来自广东、包头、西宁、兰州等地，和贾某夫妇谈起了加盟事宜。贾也承诺对分店悉心指导，还会根据各地的口味研制新配方，一直到把分店搞烘为止。刘女士见他们信誓旦旦，就交了1万元的加盟费，后来贾又收了她2000元“管理费”，双方签定了一份“特许经营合同书”。
当年的12月22日，首批加盟者开始接受培训。所谓的培训就是教大家怎么磨米浆、蒸凉皮，每人真正花在学习上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然后都“毕业”了。学习的地点只是一个20多平方米的小作坊，与文中说的“两层总面积为600平方米的厂房”相差甚远。贾某夫妇的解释是，那个厂房是不能让人参观的，否则会泄露商业机密。
柳州分店越做越亏
“捷××”对分店的要求是：由总公司统一提供生产工具和制作原料，按照总店的样子统一装修，挂“捷××”的招牌。于是，刘订了6000多元的货，包括蒸锅、炉子、调料等。她曾提出不要总店提供大米，但王某说“那我不敢保证你做出的凉皮质量”，她只好订了半吨。谁知回到柳州后，总公司发来的大米足足有1吨半，害得她又多花了上千元钱。
在“捷××凉皮柳州店”装修好后，总公司派了两位“师傅”来协助开业。刘一见那两个人，心里顿时比凉皮还凉：一个是40多岁的农村妇女，一个是十七八岁的小男孩。果然，开张后两人蒸出的凉皮黑黑黄黄的，吃惯了米粉的柳州人怎么咽得下？由总公司提供的调味料和在西安尝到的大相径庭，很难吸引顾客。期间刘多次打电话和贾联系，对方开始还说要亲临指导，最后干脆说买不到火车票不来了。
更滑稽的是，按照合同“师傅”要在分店帮忙一个月，两人来柳州几天后那中年妇女居然哭哭啼啼说想家了。贾也从西安打电话来催他们回去，说还有别的分店开张要帮忙，刘女士只好出钱送他们走。此后，她和家人根据从捷××学来的“技术”，又撑了一段时间，但生意一直不好，每天只卖得出几碗凉皮。今年3月中旬，刘女士将门面转让，“捷××柳州店”的寿命还不到两个月。
“凉皮”当“牛皮”乱吹
刘女士和其他分店联系后，才知道各地加盟者都遇到了同样问题。其中包头的郭先生还凭着北方汉子的冲动劲，逼得贾的丈夫不得不到他的店里商量解决办法。他说，王某尝了发给包头分店的调料后，承认味道有问题，至于怎么解决，双方还在协商中。
加盟者的疑惑很多：说是培训10天，为何最后变成了一两天？说是店面统一装修，为何不给分店提供任何装修的资料？说是派3名师傅到新店帮忙一个月，为何只派两个而且说走就走？贾某说要光临分店指导，实际上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令加盟者们苦恼的是，上面说的大多是口头承诺，要追究她的责任还真不容易。柳州红盾律师事务所的莫晓丹律师看过刘女士手中的“特许经营合同”后，说其中所有的条款都是对加盟者的约束，而对“捷××”违约后该承担什么责任不置一词，这种“不平等条约”还是不签为妙，加盟者要懂得规避风险。刘女士听罢直叹自己对法律懂得太少。
现在，刘女士依然失业在家。算起来，她半年来花在这个凉皮店的费用达3.7万多元，却一分钱也赚不到。
高天乐 剥离家族制拿老爸“开刀”
第一次见到高天乐，是在上海温州商会会员大会上，他和另外几位温州企业家在主席台上谈论着企业创新的问题，台下是近千名温州企业家。
第二次见到高天乐，是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职业发展论坛上，他一个人在讲台上谈论着自己的创业史，台下却是近百名MBA。
这个数学老师出身的温州商人，在温州众多民营企业家中显得与众不同，他是惟一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也是惟一的全国政协委员。
差异化经营赢得第一桶金
高天乐出生在温州柳市镇，这个在地图上不太容易找到的小镇，却是“温州模式”的发祥地。在这个弹丸之地，有近10位企业家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还簇拥着2000多家低压电器企业，占据着中国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德力西、正泰都诞生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德力西、正泰两家企业的创始人都和高天乐年龄相仿，德力西的胡成中比高天乐大两岁，而正泰的南存辉和高天乐同龄。不过，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起步都要比高天乐早很多，他们俩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创业，而当时的高天乐才刚刚从温州师范学院毕业，在乐清柳市中学担任数学老师。
1989年，当了7年教书匠的高天乐在朋友的劝说下，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刚开始，高天乐并不懂得做电器贸易生意，而且和合作伙伴在经商观点上也有分歧，最后并没赚到多少钱。
1990年9月，高天乐借了5万元钱，雇佣6个工人，开办了乐清柳市长城变压器厂，迈出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但当时，柳市的低压电器产业已经形成规模，光家庭作坊就有200多户，德力西、正泰也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家人、朋友都觉得高天乐起步太晚了。
高天乐生产的是单一的控制变压器产品，这是低压电器元器件中最简单的一个产品，工艺也简单。高天乐买了一本《电工手册》，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买过来，拆了装，装了拆，分析每个产品的外表、性能，最后“鼓捣”出自认为性价比最高的产品。
有了产品，并不代表着能销售出去。学数学出身的高天乐想到了“差异化”，刚刚创办企业不久的他就给自己的产品做起了广告。
高天乐的广告不是做在媒体上，而是做在农村的各个农宅上。高天乐把产品的广告刷到农宅的墙面上，一个村子刷一个广告，专门挑那些可以在公路上能看到的农宅，最贵的也只不过200元钱，最后只花了不到1万元钱就把附近几十个村子涂满了广告。
他还要求厂里的工人全部要穿白大褂，戴白帽子。他也亲自站柜台。别人的产品包装大多用的是马粪纸，高天乐却加了一层铜版纸；别人开始用铜版纸时，高天乐开始套红印刷；别人开始用两色印刷时，高天乐已经开始用四色印刷了，“我们产品的外表一定要比别人漂亮。”高天乐说。
就这样，小小的差异化为高天乐奠定了未来大发展的根基。第一年就实现了销售收入30多万元；第二年，销售收入500多万元；到了1994年，长城变压器厂的销售收入已经超过了1亿元。
回忆起创业初始成功的秘诀，高天乐说：“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学会了独辟蹊径。”
股份制改组实现质的改变
有了资金的原始积累之后，1994年，高天乐以长城变压器厂为核心，联合7家企业，组建浙江天正集团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长，企业进入了股份合作制阶段，第一次打破了温州企业传统的家族制模式。他也进入了创业的第二阶段。
1996年10月3日，天正集团以年薪30万元的报酬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经理，在温州引起了轰动。
1996年年底，高天乐在实践中认识到股份合作企业的利弊，意识到自己企业原有的股份制非改不可了。
当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也触动了高天乐。公司有一位副总提出要离开天正，高天乐还以为是嫌工资少，这位副总却向他道明了心思：“我不是因为工资少，我也想去做老板。”
这位副总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让高天乐恍然大悟——要想留住人才，让员工安心守业，惟一的办法就对企业的所有权进行改革，把股份进行稀释，吸纳员工入股，实现共同富裕。
于是，高天乐在1997年大刀阔斧地主持了被媒体和温州人称道的“柳市革命”：首先对天正进行资产评估，并告示员工出资纳股的办法，结果员工入股积极性非常高。有人甚至拿来一麻袋钱，放在财务室，转身就走，便说自己已入股了。
高天乐决定，一方面向内部发展近百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入股，吸收股金2000多万元；同时发展一部分具有相当实力的外来股东入股。要求入股的员工对企业的财务预算、发展决策等方面都积极参与。
正是这一场股权变革，使“天正”建立了社会化、专业化、知识化的现代董事会制度。一时间，天正成了温州现代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典型。
剥离家族制拿老爸“开刀”
剥离家族成员在企业的重要位置，结束股东共同参政的历史，实现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高天乐在天正实施的企业管理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天正诞生之初，也带有浓厚家族制的烙印，家族成员都在企业重要岗位任职。
“随着企业的发展，人才队伍逐渐出现滞后，特别是一些家族成员在企业居高自傲，看不惯年轻人，说他们是书呆子，没什么用。家族成员逐渐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障碍”。高天乐意识到，企业小的时候要苦干，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要巧干。如果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自己的企业前途将非常渺茫。
当时，天正正面临重大的产业转移，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转移，高天乐也把目光放到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上。于是，他挥动改革“三板斧”，淘汰所有不适应企业的员工，特别是家族成员和50岁以上、不具备参与管理企业能力的股东。而人力资源部则处于“长聘状态”，随时招聘有能力的人才。
最让高天乐感到为难的就是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退出公司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一开始，高天乐的父亲想不通，他就亲自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谈了两三个小时，终于把老爸说服了，父亲第一个辞了职，其他50岁以上的股东也相继离开公司。
对于一些不想干活又不想学习的员工，高天乐也有一套方法，“我会给他们工资，但不给他们实际职务。这样他们会觉得得不到重用，就会寻找新的地方”。
“2001~2003年是公司内部进行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改革最痛苦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最终我从家族制改革中学会了果断和敢于尝试断臂之痛的苦楚。”高天乐说。
高天乐挖人、留人的手法同样高明。在温州这个人才缺乏的地方，天正却养着一大批MBA、硕士和博士。自从1997年高天乐在内部发展了一百多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优秀员工入股之后，天正每年为优秀员工配送股份。高天乐声称，在已造就集团内100名百万富翁的基础上，要通过股权的再改造，利用5年时间至少再造20个千万富翁。
吴永春：抢占先机，便拥有财富
从上海到常熟、到张家港、到苏州，中间的路吴永春非常熟悉。短短4年，先后在这里创办并开发3个商业地产项目，累计总投资超过10多亿元人民币，如今身兼上海泽大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家港新联财富广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州新世纪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总裁等职的吴永春，看起来还是文质彬彬，不像商人。其实，吴永春本来就是一个文人。
文人弃笔从商
上世纪90年代，在浙江的各大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吴永春采写的新闻报道。之前，吴永春历任泰顺县委办新闻信息科科长、温州日报驻泰顺记者站站长、泰顺县政府驻南通办事处主任。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他发表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新闻报道，但正是年富力强、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他选择了弃笔从商。
吴永春一直强调，是一次偶然的出访改变了命运。
2001年8月，时为温州一家报社驻站记者的他参加了报社组织的一次赴韩国考察活动。途经上海时，有一天的逗留时间，许多随行同仁都提议去游玩上海的名胜古迹，吴永春则去拜访了一位在上海经商的老乡。在与老乡的交谈中，吴永春发觉老乡的创业模式非常新颖，前期投入不大但利润可观，同时他还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上海要建一个国际汽车城。直觉告诉吴永春：这里蕴藏着巨大的商机。随后的整个出国采访途中，吴永春的心里一直惦记着此事。
回到温州，吴永春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决定重新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
之前，吴永春从未到过上海，也根本没有想到，此次沪上的短暂停留竟会促成他与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不解之缘，也从此改变了他人生事业的道路。
“真要放弃原先记者、公务员这样稳定又受人尊敬的职业，去追求未知的明天，有着很大的压力。”家人不希望他放弃有保障的生活，县领导也几次找他谈话。时年35岁的他尽管也因此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决定赤手空拳“下海”去。
之后，吴永春五赴上海专题考察。2002年年初，带着自己的房产抵押贷款和向亲朋好友借来的100多万元资金，他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人生角色。
独具慧眼看中汽配市场
偌大的上海，选择上海安亭这个现在看来也并不起眼的小镇作为新事业的起点，许多人不明白。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吴永春的独具慧眼：上海市政府的“十五”重点项目——上海国际汽车城将落户安亭；2004年10月，这里要举行首次F1赛事；国内汽车制造行业的巨头——上海大众汽车厂就近在咫尺；这里还有8．03平方公里的汽车零部件园区。
“在安亭打造一个国际汽车行业的专业市场，搭建跨国公司采购的平台，必将有着广阔的前景。”经过深入调查，几位合作伙伴一致决定投资筹建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园区专业市场，并推举吴永春出任董事长，开始可行性方案的酝酿操作。
从一介书生到公司老总，对吴永春无疑是个考验。好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养就的敏感性，也养成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他把上海国际汽配市场定位为以上海国际汽车城为依托，集全球采购、汽配贸易、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超级市场。
经历了上海一年多时间的磨炼，汽车城汽配市场项目不仅让吴永春积累了经验，也挖到了第一桶金。
第二年，吴永春看中了常熟国际汽配城项目。这个项目是常熟市重点工程，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全国汽车配件市场联合会重点培育的工程。
已经有了在上海做汽配城项目的经验，再做常熟项目就驾轻就熟了。他利用常熟位于长三角汽车产业带中心地区的优势，将之建成华东地区规模最大、档次最高、设施最齐全的汽配市场。2005年5月，常熟国际汽配城正式开业，当年交易额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
抓住未知市场需求赢得商机
如果说离开上海吴永春是“激流勇退”，那么做常熟国际汽配城项目，他则是尝到了开辟战略新战场的甜头。
2003年8月，吴永春参加了在南京的第四届长三角15＋1“市长峰会”。在会上，他遇到了张家港省级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会后，吴永春收到了一封来自张家港的电子邮件。来信不仅详细介绍了张家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投资环境等，还对浙商的经营思路、理念表示钦佩。这让吴永春对张家港这个城市生出一种亲切感。随着对张家港的了解，吴永春发现张家港虽是个县级城市，但经济发达，而当地群众投资渠道相反则比较少。
经过多次考察和谈判，2005年2月，吴永春拿到了该市中心区的一块地。这块用地的地理位置非常好，紧靠规划中的长途汽车站，而且一大批新建高档小区都集中于此。如今这个定位于中高端休闲购物广场的“新联财富广场”，是张家港首个中央商务区、江苏省的“十一五”服务业重大项目，总投资达4亿元。2006年5月，新联财富广场正式开工。预计，今年年底一期工程将竣工。
张家港新联财富广场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吴永春还和他的合作伙伴，以7000万元收购了苏州市观前街商业中心的一座商城，这又引起了业界的强烈关注。上海、香港的商界人士纷纷专程考察苏州观前街商圈，想方设法抢驻观前街黄金商铺。
吴永春告诉记者，到苏州收购国企看中的正是在三四线城市更容易获得发展的机会，并且与一二线城市展开了错位竞争。
“市场化程度越高，就需要我们的经营管理用新的理念关注市场的需求变化，抓住人家未知而又迎合市场需求的模式去赢得先机、创造商机。”吴永春认为自己成功的秘诀在善于发现机会，善于抢占先机。
“发一次财是靠机遇，发一辈子财则需要智慧。”吴永春说。
黄敏杰 中国“吊带衫之父”的传奇
他曾经是香港服装界叱咤风云的人物，1997年10月，一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洗劫了他所有的财富。半年后，年近不惑的他来到深圳一家制衣厂做裁床师傅，曾经的香港老板如今要和打工仔抢饭碗。1998年10月，他卖了香港惟一留下的房子，收购了深圳这家制衣厂。2000年，他准确地预测了吊带衫的流行。2003年，他的总资产已达上亿美元。2004年，世界知名品牌“马天奴”收购了他的制衣厂，他也成为“马天奴”公司的总裁。这就是黄敏杰的奋斗史，一个努力不懈、东山再起的传奇故事。
黄敏杰，广东潮州人，幼年生活十分贫困。1979年，黄敏杰勉强读完中专，便到香港讨生计。几经周折，他到一家小型服装厂当上了学徒工，每月工资只有300港元，住的是工棚，吃的是方便面。
黄敏杰一连当了3年学徒工，不仅掌握了服装制作的流程，而且摸索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经验。1981年7月，他报了夜校，主修英语。
两年半工半读的时间过去了，黄敏杰学成后辞了工，自己开了间裁缝店。谁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这个小小的裁缝店竟成了香港服装业颇具影响的兴丽时装公司！
香港 富翁变成穷光蛋
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突袭香港，整个香港经济出现了50年未有的负增长。黄敏杰的兴丽时装公司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那段梦魇般的日子里，黄敏杰始终没有突出重围，只好忍痛宣布公司倒闭。结完所有员工的工资后，他发现自己一下子变成了穷光蛋。而那时，一双儿女都在读书，正是用钱的时候。
这次变故，让黄敏杰一夜之间急白了头。1997年底，黄敏杰决定回深圳散心。当他携太太和儿女踏过罗湖桥时，麻木的神经一下子被这座活力四射的城市刺醒了他立即打消了散心的想法，就地对深圳的服装市场进行了调查，黄敏杰心里有了底，心情也豁然开朗。他决定回深圳进行第二次创业。
深圳 打工仔当上工厂老板
1998年2月，黄敏杰只身回到深圳。此刻他全身上下只有6000元港币。在借不到钱、银行贷款无人担保的情况下，黄敏杰决定先找一家制衣厂打工，积蓄力量以便东山再起。
年近不惑的昔日香港服装老板要和打工仔争饭碗，黄敏杰有些放不下面子。但是，摆在黄敏杰眼前的是生计问题。他到深圳布吉镇坂田一家服装厂当上了裁床师傅。在这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两个月后，他被厂里聘为车间主管。由于他做人做事都极为诚恳本份，老板和员工对他这个香港大佬十分尊重。
1998年10月，黄敏杰所在工厂的两个老板因投资意向发生了矛盾，一方撤资，另一方孤木难支，有了转让工厂的念头。这时，厂里的师傅们纷纷找到他说：“黄哥，你在香港就做过老板，懂经营，再说兄弟们都服你，不如你牵头把这个厂子盘下来，兄弟们都跟着你干”
原本心里就有此打算的黄敏杰，心中升起一股豪气。他动情地说：“多谢兄弟们如此看得起我。我也不希望就这样跟大家各奔东西，只要大家抱成团，相信这件事能办成”
要办成这件事，手里必须得有钱。为了筹钱，黄敏杰将自己位于香港青山道的住房以180万元港币转让了。转让房子的那天，黄敏杰情不自禁地洒下了热泪。这套房子，不仅是他在香港打拼多年的心血结晶，更是他在香港东山再起的根本啊，如今连这最后的窝也扔出去了，他怎能不心痛？
黄敏杰盘下了这家工厂，仍把这个厂定名为兴丽时装厂，以纪念自己当年在香港走过的激情岁月。工人还是老厂的原班人马。盘下这个厂子后，他手中再无一分钱的流动资金了。
正当黄敏杰焦头烂额之际，老工友们站了出来。他们纷纷把自己多年打工的积蓄拿出来交给黄敏杰，凑起来有15万元之多。捧着这笔钱，就像是捧着一颗颗滚烫的心，黄敏杰又落泪了。他知道这些钱都是工友们一分一分省出来的，黄敏杰在心里暗暗发誓：有朝一日自己成功了，一定加倍奉还这份深情厚意。
2000年初，黄敏杰根据流行时装的发展趋势，预测到女式吊带背心将在沿海开放城市流行。他立即着手设计出了10个款式，准备批量生产。
他这一大胆的举动，震惊了全厂，管理层的老员工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风险太大，不如做来料加工稳当。在大家的竭力反对下，黄敏杰也动摇过，但为了证实自己的预测能力，他对本厂76名25岁以下的女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有90％以上的女员工在调查表上这样写道，如果大街上有一个人穿，我就敢穿。
看到这个结果，黄敏杰笑了，他当即拍板投入生产。结果，2000年夏天，女式吊带背心首先在深广两地流行，黄敏杰赚了近40万元，等其他服装厂回过神来，准备生产这种背心时，夏天已经过去了。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黄敏杰步子越迈越大。2002年5月份，黄敏杰听妻子说，他原先在香港转让出去的兴丽时装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又要再次转让。他立即赶回香港，以100万元港币购回了香港兴丽时装公司。至此，黄敏杰在香港和深圳两地的服装行业内名声大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敏杰迎来了他事业的第三个高峰。
“马天奴” 他登上时装航母
2003年3月9日，总资产达上亿美元、在东南亚名声赫赫的“马天奴”时装公司的老板吴穗平突然来到兴丽厂考察。吴穗平是东南亚服装业的“大鳄”，黄敏杰早就想和他结识，如今见他不期而至，不禁既惊喜又紧张，急忙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吴穗平在办公室坐了不到10分钟，便要到车间去转一转。黄敏杰立即起身陪同。走到车间门口，黄敏杰习惯性地换上拖鞋，而吴穗平却穿着皮鞋自顾自地往车间里走。见此情景，黄敏杰感到很为难，按规定，进车间必须换拖鞋，现在可怎么办呢就在吴穗平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黄敏杰还是下定决心叫住了他，礼貌地说：“吴总，对不起，进车间请换拖鞋。”吴穗平并没有生气，只是说声“忘记了”，就换上了拖鞋。
在车间里，吴穗平没有同黄敏杰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走着。走到包装组时，他突然咳了一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一个女工迅速掏出一块纸巾将痰擦掉。吴穗平没有再作停留，立即离开了车间……
不过20分钟，吴穗平就离开了兴丽厂。黄敏杰有点莫名其妙。
第二天，黄敏杰意外地接到了吴穗平的电话，请他做客。
原来，吴穗平与新加坡一服装商签订了60万套服装。由于货期迫近，他打算拿出一部分交给其他服装厂加工，可一般的工厂，他不放心。吴穗平把深圳所有的服装厂想了个遍，最后把眼光放在了充满活力的兴丽厂上。通过实地考察，吴穗平打算和黄敏杰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把“马天奴”服装给他加工。黄敏杰激动地和吴穗平签订了协议。
2003年7月份，吴穗平合并了黄敏杰的兴丽厂，组建了“马天奴”时装集团。在这个集团里，吴穗平占51％的股份，黄敏杰占49％的股份，并出任“马天奴”时装集团的总裁。上任不久，黄敏杰就大胆斥资百万，在深圳五洲宾馆举办了一个名为“马天奴之夜”的全国性大型品牌服装洽谈交易会。这次会议影响极大，在全国有力地推广了“马天奴”品牌。
2004年春节过后，“马天奴”在黄敏杰的打理下，发展势头蒸蒸日上，“掌门人”吴穗平放心地把“马天奴”时装集团的全权交给黄敏杰打理，自己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如今，这位历经风雨的香港硬汉，二次创业，终于东山再起。他驾驭着“马天奴”这艘巨大的时装航母，劈波斩浪一路高歌前行。
王定标：大旗下快乐创业
像其它的星期五一样，王定标会在晚上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那里他还有一个孵化器的项目，以及即将发布的博客ChinaY。这使得下午的采访不得不紧凑些，因为他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
现在王定标在北京最常待的地方是位于东直门的天恒大厦，由他创建的大旗网前不久刚搬到了这里的7层。
大旗是王定标在2004年11月份创建的社区聚合网站，在此之前，这位大旗网的董事长已经有过多次创业经历，王定标告诉记者，“很多人动员我去做投资者，但我可不会去做那种傻事，拿自己的钱给别人享受那种创业的过程，那个过程是煎熬的、艰辛的和焦虑的，但快乐也就在这里。”
玩转创业
王定标现在最怕有人问他又有什么新项目，“投资人批评我最多的就是做项目不够专一，见一个爱一个。”的确，1990年从清华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由王定标经手的创业项目包括上海新好耶、北京数动时代、天天在线、世纪互联、大旗等，王定标成了业界有名的连续创业者。更为传奇的是，他竟然能五次拿到以严格著称的IDG投资。
“虽然做过不少项目，但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创业，来不及准备，就被推上了某个重要的位置，当时很狼狈，不过现在想想那种机会真是很难得。”王定标说，刚从清华毕业的他在深圳工作一年后，几个在北京的同学让他回来一起创业，当时8个以陈升为核心的年轻人，在健翔桥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那时候我们干起活来有时几个月都不出门，有一年秋天11月份，公司用一辆车把我们拉到了河北兴隆的天文站，我突然觉得天空原来这么美，因为我们已经太久没出过门了。”王定标对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深刻。
就在做那个项目时，王定标接触到了互联网，从此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的几次创业都或多或少地与互联网扯在了一起，而他们当初的健翔桥8人创业团队成员也都成为日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主力军，其中的陈升现在是世纪互联的CEO。
今年下半年有望冲击纳斯达克的上海新好耶技术公司，是王定标创业生涯中的另一个得意之作。
1999年已经是戴尔华东区区域经理的王定标，遇到了4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当时作了一个网络广告的管理软件，这让王定标兴奋。他决定加入到几个年轻人中重新开始创业。“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王定标这样解释自己当年的决定。
加入好耶的王定标，作为唯一接触过市场的成员，开始牵头要为公司融到生存下去的资金。几经周折，他终于成功说服了IDG的合伙人章苏阳，融到了来自VC的第一笔资金。“那次融资，花了很长时间才让IDG相信了我们，毕竟第一次接触，要取得信任是比较困难的。”王定标说。
成功将好耶带上正轨的王定标，在2002年时再次选择离开管理层。“我把创业当成一个游戏，当一个项目进入稳定发展后，我的兴趣就没了。”在王定标创立公司的第一天起，他便在不停地寻找比自己更适合长期运作公司的人。“现在好耶的总裁朱海龙，是我在好耶的第一个月就挖来的人，之前他有8年的传统广告经验，这种经验是我所缺少的。”
离开好耶后，王定标的名字先后与北京数动时代，天天在线等联系在一起，并都成功获得了IDG的投资。尽管五次拿到IDG的投资，但王定标却并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融资成绩。“拿投资人的钱，我是非常慎重的。如果项目没有说服自己，我是不愿意要钱的，否则既浪费自己的时间，又浪费别人的钱。”
不管是好耶还是大旗，其实都是在整合互联网资源，好耶是整合了互联网的广告资源，大旗是整合了互联网社区资源。“这和我做人有关，每个人都很渺小，需要大家互相团结，我所有的经营思路都是这样的。互联网已经足够分散、丰富，所以一定要有一种机制来解决分散带来的问题，也就是价值链的问题，生存环境的问题。”
专注大旗
近一段时间以来，要想在北京找到王定标，你可以去大旗试试，他十有八九会待在那的办公室里。“没办法，大旗的成长速度太快了，我需要在这里做替补，帮着解决问题。”王定标称自己是大旗所有人的替补。
这家在2004年11月份首次发布的网站，源于王定标和几个老社区人的聊天。“我碰到了几个从西陆社区出来的人，和他们聊BBS，我觉得BBS确实很好，人气旺，讨论的话题也很吸引人，但像我这样的人好像不大愿意上BBS去获得信息，内容太散了，会浪费很多时间。”
几个人讨论后认为，BBS的组织形式虽然适合讨论，但并不适合浏览，除非你有大块的时间泡在上面，不然宁愿上新浪或搜狐看看信息，但那上面又没有广大网民原创的内容。正好当时搜索引擎的概念比较热，王定标想到了把搜索技术用在BBS上，以方便网民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2004年的夏天，几个人有了想法后马上付诸行动，到了秋天就推出了Chinabbs的雏形，“当时的页面很业余、粗糙，没办法，当时我们只有6个人，而且所有的内容都是搜索引擎自动生成的，没有任何人工编辑。”说起当时的Chinabbs，王定标显然并不满意。“那时候，我们的机器按照点击率、回帖率等计算方式，自动生成内容，也一下子推出了好多频道，但逐步发觉内容质量有问题，毕竟做内容格调是最重要的。看来光靠机器是不行的，这样就把内容呈现出来，对网民太不负责了，后来就慢慢加入了人工编辑。”
将大旗定位为“浓缩中文论坛精华”的王定标，誓做中文社区资源整合第一人。在王定标看来，近来社区概念的突然火爆，正是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体现，对于现代人来说，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与互联网的关系已经是密不可分了。
打造团队
现在的大旗是国内所有社区概念网站中，页面最干净有序的，王定标说，这都要归功于大旗的总裁兼总编辑马晓霖。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定标认识了时为新华社高级记者的马晓霖，并从最初的彼此欣赏走到了相互合作，“最开始我很崇拜他，看了他写的书，但我比较勇敢，向他发出了合作的邀请，我还曾向一些部长级的人发出过共同创业的邀请。”
从最初的6个人到现在的近200人，王定标在短时间内不断扩充着自己的团队，“目前的大旗基本上由三拨人组成：第一拨是原来西陆的人，第二拨是来自好耶的，再就是来自新华社，包括总编辑马晓霖等。”王定标称自己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懂得与人合作，“不可能因为我创立了这家公司，我就是最合适的管理者，但我可以找到那些合适的人，并与他们合作，当然这样做自己是要作出些牺牲的，比如要拿出自己的股权来和大家分享。”
王定标称自己是个勇于向别人求助的人，因为自己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是专家，但总有人能弥补他的不足，“我先后组织过几千人的团队，什么人都能和我合作，只要他的优点可以弥补我什么，我创业最需要的就是人，不管是谁都想挖。”
为了能够将更多的精英团结到自己的创业团队中，王定标曾公开发布过一篇招募创业伙伴的公告，几个月过去后，问起合作者的招募情况，王定标称，结果并不是太令他满意。
他是希望看到那些在某一领域已经成功的年轻人，能够像他一样投入到创业大军中来，“他们在自己5~8年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掌握了将某一事情做好的技能，并且证明了自己有这样的潜质，但如果这样的人还长期在一个公司里做，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已经很明确了，不会有本质性的改变，我认为这对他们是大材小用。”
我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
——对话王定标
新经济导刊:从清华毕业后，您就在不断地创业，是什么使您能一直保持这种创业的热情的？
王定标:是好奇心。我从小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并且在脑子里不愿意留问号。我是从江苏淮安的农村考上清华的，不懂什么远大的理想，父母当年教育我考大学，只是为了能让生活更好些。不过小时候那种没有太多条条框框的生活环境，也造就了我开放包容的性格。1986年刚上清华时，同学们都在谈论世界杯，只有我连世界杯是什么都不知道，在清华读书真是让我开了眼界，看什么都很新奇，每天都到图书馆去借一大堆书， 音乐、体育、军事什么都看，就这样，我的专业课也还不错，提前一年修完了所有课程毕业了。
新经济导刊：像您这样一位技术背景出身的创业者，却在一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而不认为技术才是互联网中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
王定标：我承认自己还是很喜欢技术的，你现在让我写程序，我也能写得不错。但我现在做的是媒体，我更关心读者喜欢的是什么，然后去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是把自己的喜好强加给他们。对于大旗来说，只要是网民喜欢的，不管是技术还是内容都很重要。不过在互联网中，技术是进入的初级门槛，我们最初的网页全部都是靠搜索引擎自动生成的，现在之所以不再强调搜索的概念，是因为它对于网民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关心的是最终能看到的内容是什么，至于怎么生成的那是后台的事情。
新经济导刊：您说过自己是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仅在大学期间读过的书就不下2千本，在您读过的这些书中，有最喜欢的吗？
王定标：我觉得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比较不错的。它的核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生存下来，不管是任何环境，适应性是最重要的。比如夏威夷岛上的一种蛇就是这样，本来蛇是只吃活体动物的，但自然环境被破坏后，蛇的食物也越来越少了，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而夏威夷岛上的这种蛇不一样，它学会了吃垃圾桶里的食物，繁殖能力也非常强，像老鼠一样。这就是适者生存，所谓的进化就是不断地适应环境。人也一样，如果不能适应环境，而是过分挑剔，挑剔环境，挑剔人，就会少一份希望。
新经济导刊：您曾经做过技术开发、市场销售、企业管理等不同位置的工作，如果让您选择，您最希望能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王定标：我相信我职业生涯的终点会停留在中学老师这个岗位上。我生活的物质欲望很低，没有很多物质追求，只是希望生活能够充实。我一直在为自己的人生做些规划，希望能到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去，那里有很多学生需要帮助。之所以想做中学老师，是因为仅仅物质上的帮助其实是很单薄、微弱的，学生们更需要有人传递给他们一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怎样认识这个社会，这个特别重要。而且中学阶段，是一个人性格成长中最关键的时期。现在的中国正处在巨大的变革当中，很多人都在这场变革中迷失了，包括一些家长和老师，长此以往会造成一代又一代人的迷失。我相信，如果有一天我不做生意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和生意有瓜葛。
崔桂生 战场和商场上的胜利者
他，曾是一名优秀的军人，服役期间多次立功受奖，闪闪的军功章记录下他辉煌的戎马生涯；
他，又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转业到地方后主动为政府分忧，毅然带领大家自主创业、搏击商海，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佼佼者；
他，更是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正是他的努力，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和封锁，自行研发出纺织机械最难攻关的核心技术部件，并以世界一流的品质被纺织企业广泛采用，从而提升了整个中国纺织行业的竞争力。
……
他，就是被纺织行业誉为“罗拉大王”的江苏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崔桂生。
小公司的大目标：“创出中国最好”
1999年底，正值中国加快对纺织行业压锭改造、中国纺织行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的时刻，崔桂生辞去合资空调企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放弃年薪38万元人民币的优厚待遇，自己牵头组建了常州市同和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这个由崔桂生等6名股东集资489万元的公司，成立之初的规模很小，但是志向却很不小——宗旨是“创出中国最好”。从创建同和的第一天起，崔桂生就把目光放在了攻克高精度罗拉这个世界级难题上。
罗拉，是纺织机械中的核心原件，纺制棉纱，特别是高细、高支纱，对罗拉的抗弯强度和加工精度要求极高。由于工序复杂、对材质和加工技术要求都很高。长期以来，我国无法自行生产高质量的罗拉。绝大多数纺织生产企业，由于没有高质量的罗拉，无法生产出优质的高细、高支纱，从而造成了中国纺织产品整体档次不高的局面，出口国外的纺织品因此屡屡遭受反倾销制裁。
创建初期，由于资金和规模的限制，同和公司的罗拉制造主要依靠行业标准和用户提供的图纸，质量一直无法得到根本性突破。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崔桂生决定引进国外的管理理念。
他先后赴新加坡和日本大阪参加“纺织机械展览会及经贸洽谈”，拿着高倍放大镜仔细研究国外罗拉样品，特别是对国外的四大著名品牌罗拉——瑞士的立达、德国的绪森、SKF、青泽的标准和现状，进行了认真调研。这次出国，使他对世界各国知名企业的罗拉制造有了更新的认识，也进一步看到了同和公司与世界一流企业的差距。
单凭研究国外罗拉还不行，还要靠自身的调研和攻关。随后，崔桂生访问了国内各地30多家用户厂商，征求意见，从而规划了3年领先国内罗拉产品的目标和5年问鼎世界名牌产品的大目标，具体制定了同和牌罗拉内控高精度无机械波罗拉质量标准。
对同和公司而言，要把罗拉做好、做精，主要取决于原材料、齿形和罗拉精度。崔桂生亲自挂帅，参照国外先进的技术标准，开展了全方位的技术攻关。
鉴于国内一般的钢材性能无法有效地满足罗拉的制造要求，崔桂生亲自奔走于国内各大钢材制造厂家，呼吁厂商能提供优质、达标的非标特制钢材，终于找到了知音——上海宝钢。上海宝钢以最大能力满足了同和公司每月300吨的非标准特制钢材量。
按照标准工艺，制造一个罗拉，需要有46道工序，一般情况下每道工序的合格率仅为90％，也因此造成了罗拉的价格高昂。为此，崔桂生一方面积极组织科研攻关，使得整个制造工序减少为36道，另一方面在公司实行了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使得成品合格率大幅度上升。
新战场上的胜利者
崔桂生的执着为他新的战场上赢得了节节胜利。
2001年，同和公司生产出高精度无机械波罗拉，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纺制纯棉高支纱时常出现的机械波，将纺纱条干质量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2002年底，又推出了“新一代超级高精度无机械波粗纱、细纱罗拉”，受到国内几百家纺织企业的好评，并出口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优势。
同和公司在全国率先通过ISO9002质量认证，其罗拉的整体制造精度高于现有国家行业标准，同和公司因此成为“全国棉纺细纱机牵伸下罗拉”行业标准主起草单位。
……
历经几年打拼，崔桂生领导着同和以高品质、守信誉、优质服务赢得了海内外用户的极佳口碑，迅速确立了在国内同行的领先地位，并逐渐打破国际四大品牌对我国纺机专件市场的垄断。同和高精度罗拉在国内纺织企业的广泛使用，不仅提高了成品纱的身价，而且为织制高难度高水平织物、包括针织复制等产品创造了条件，增加了纺织产品的高附加值，扩大了纺织产品出口，从而使得整个中国纺织业的竞争力上了一个台阶。
但崔桂生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记者采访之际，正是同和客户源源不断、订单应接不暇之际，他却忙着为免费向全国168家重点纺织企业赠送新一代超级高精度无机械波罗拉，供用户与世界知名罗拉对比；同时，为了进一步增加发展潜力，在去年投入2500万元技改资金的基础上，今年再投入3800万元，用于完善企业研发中心及创建国内一流的纺纱试验室。
“民兵营长”崔桂生
告别同和之际，崔桂生带着记者来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常州市戚墅堰区同和纺机民兵营。那里，他的身份是“民兵营长”。成立于去年7月26日的民兵营，是整个江苏省第一个在民营企业成立的民兵组织。
崔桂生从创业历程中深深感受到：没有强大的国防支撑，就不可能有公司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定环境；没有部队的培养教育也没有他的今天。几年来，他带领公司员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倾心于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和全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戚墅堰区民营企业拥军优属协会正式挂牌成立，他组织民营企业家在全区开展“固长城，我为国防做贡献”等活动，经常到部队走访慰问。
公司规定，每年拿出5万元经费保障企业民兵开展活动，并规定只要有民兵训练任务，不管企业工作多么繁重，都要保证民兵有训练时间，即使影响公司效益，也不能影响民兵训练。同时，为了更好地使公司民兵整组、民兵训练、国防教育工作得到有效落实，他还在公司成立了国防教育领导小组，并规定今后把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参与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纳入到年底的政绩考核中。崔桂生还坚持抓好企业员工的岗位练兵，技术革新、技术攻关和开展“民兵号”班组，“民兵号”机台评比竞赛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公司员工生产的积极性，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在民兵营猎猎的红旗前，记者看到的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本色军人崔桂生。在战场和商场上，他都是胜利者；而祖国的利益，在他心中始终都是一样的至高无上。
大家好，今天5月9日星期五，农历四月十一，祝大家周末快乐。很多事犹如天气，慢慢热或者渐渐冷，等到惊悟，已过了一季。生活的精彩，不只是轰轰烈烈。安静，也是强大的力量。
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痛苦大于快乐；忧伤大于欢喜；悲哀大于幸福。原来是因为我们总是把不属于痛苦的东西当作痛苦；把不属于忧伤的东西当作忧伤；把不属于悲哀的东西当作悲哀；而把原本该属于快乐、欢喜、幸福的东西看得很平淡。有事做的时候我们把忙碌当作累，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却把放松当作无聊。其实我们无需行色匆匆，活得很累。当失意和彷徨燃烧着我们每一根神经的时候，当无奈的惆怅涌来，我们需要给心情放个假，因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