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即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致如此。 J}spi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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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已同意为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这时我才知道，黄在北京已处于袁世凯党羽包围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处境极为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之亟。黄事后以“图穷匕见”形容当时的情况。 bTmL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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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黄的离京出走，须提到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后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z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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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HCA{p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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