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国栋（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v| vgt
中国古代早期的刻石多带有某种象征意义或政治倾向，魏晋至南朝时期的碑禁政策更是使得刻石与日常活动较为疏离。唐代以后，刻石风气大开，上至帝王诏令，下至普通题名、游记、书札等各类文字、各种文体均可上石。刻石逐渐成为唐人日常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刻石活动，不仅有助于考察唐人行迹，而且与诗文创作、作品保存发生密切关联，具有很大的文学意义。 YS"76FJ
刻石是唐代文人非常重视的重要活动，甚至与他们的仕宦经历相始终。唐代朝廷官员刻石，以郎官石柱题名和御史台精舍题名最为重要。虽然最初只是题写于厅壁，但是随后即被摹刻上石，郎官与御史们的题名无疑为刻石活动提供了蓝本，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前期的刻石活动，至少为刻石活动做了准备。唐人多以担任清要的郎官为荣，刘禹锡即曾在《白舍人见酬拙诗因以寄谢》中不无夸耀地说：“名姓也曾镌石柱。”石柱即立于尚书省的郎官石柱。郎中、员外郎的姓名最早也直接题写于郎署厅壁，开元年间左司郎中杨慎余建议改为刻石，创设郎官石柱。开元二十九年，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尚书省郎官石记序》详记其事，文中云：“断自开元二十九年，咸列名于次；且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遗，非贵自我，盖取随时。”意味着从本年起，尚书省各部郎中、员外郎之名直接刻于石柱之上。此前的题名，则于贞元年间再刻时补入。唐代以法治理天下，也特别重视宪官，故御史地位颇高。御史台精舍碑阴题名，共刻有侍御史并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监察御史等官员的题名一千一百余人次。有些人的题名甚至三见、四见，当是由他们多次任职于御史台所致。 /7*qa G
唐代官员任职地方期间，亦多有题刻留存。长庆四年六月，时任宣歙池团练观察副使的杨汉公曾至宜兴，在洞灵观、张公洞等地留有题刻。开成四年三月，时任湖州刺史的杨汉公在公务之余率幕僚及子侄出游长兴顾渚山，于明月峡霸王潭留有题刻：“湖州刺史杨汉公、前试太子通事舍人崔待章、军事衙推马柷、州衙推康从礼、乡贡进士郑璋、乡贡进士曹璘，开成四年三月十五日同游。进士杨知本、进士杨知范、进士杨知俭侍从行。”这些题刻逐渐成为名胜佳迹，屡为后人观赏。如嘉庆六年春，钱大昕至吴兴顾渚山明月峡访得杨汉公霸王潭题名，并于《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详记其事。千余年后，唐代刻石已百不存一，而这些著录则为我们考察唐人的刻石活动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0+5 Gx
由于官职的变动，有的刻石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方能完成，甚至超过十年。如唐肃宗乾元三年七月，颜真卿书《天下放生池碑》，请求肃宗赐碑额，肃宗同意后，颜真卿即被贬为蓬州长史，刻石之事遂被搁置，先前置办的碑石也“委诸岩麓之际，未遑崇树”。直到代宗大历九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的第二年，因州城西之白鹤山多乐石，遂“采而斫之，命吏干磨砻之，家僮镌刻之，建于州之骆驼桥东”。门客建议集肃宗所赐批札中的文字刻为碑额，颜真卿撰《乞御书题额恩敕批札碑阴记》记其始末。颜真卿始终未能忘怀《天下放生池碑》，悬置心头长达十余年之久，他对刻石之事的重视可见一斑。 h^9Ne/s ~
刻石作为一项日常活动，与唐人的诗文创作也发生了密切关联，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很多诗文本身即为刻石而作，特别是各类碑文、墓志等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更是如此。有些诗人创作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刻石，如会昌四年在龙门寺僧人和当地民众的共同努力下，洛阳龙门的八节石滩终于疏通，使得“从古有碍之险，未来无穷之苦，忽乎一旦尽除去之”，白居易有感而赋《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于序中自道创作目的即是刻石：“因作二诗，刻题石上。”第二，很多刻石又反过来催生了新的诗赋创作。如大和九年，白居易过女几山，见裴度平淮西时所刻诗歌，引发诗兴，因作长诗，歌颂裴度讨平淮西之功德，并刻于后，以引起采诗者、修史者以及往来观者的注意。白居易在诗题中有详细说明：“裴侍中晋公出讨淮西时，过女几山下，刻石题诗……故居易作诗二百言，继题公之篇末，欲使采诗者、修史者、后之往来观者，知公之功德本末前后也。”又如开成元年孟夏，李德裕由袁州刺史转任滁州，北归途中路过乌江，因见前人褒美项羽之刻石，与己意不合，于是作《项王亭赋》以申其意。序云：“丙辰岁孟夏，余息驾乌江……因睹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项氏之材，叹其屈于天命……余以为不然矣。”白居易过女几山诗、李德裕《项王亭赋》，正是缘于前人刻石的激发而作。 ]:^kw$
有些刻石活动还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颜真卿因喜爱清远道士诗而将其刻石，并继作一首，一并上石。后来李德裕又有《追和太师颜鲁公刻清远道士游虎丘诗》，晚唐时期的皮日休、陆龟蒙均有和作。清代黄本骥编《颜鲁公集》时，将诸人之和作悉数刻入，并撰有案语：“今以李文饶及皮陆和作汇录于后，以见一时追和之盛。”颜真卿看似平常的刻石活动，却引起了后人的隔空唱和，其所刻诗歌的传播效果也大大增强了。 d@|j>Z
唐人频繁的刻石活动，在文学作品的保存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唐人对于刻石的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欧阳修曾指出大凡颜真卿所到之处，皆有其题刻：“唐人笔迹见于今者，惟公为最多。视其巨书深刻，或托于山崖，其用意未尝不为无穷计也。”刘蔇曾将叔父刘禹锡《桃源行》《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玩月》等诗刻石，并有刻石题记云：“叔父元和（当为贞元）中征昔事为《桃源行》，后贬官武陵，复为《玩月作》，并题于观壁。尔来星纪再周，蔇牵复此郡，仰见文字暗缺，伏虑他年转将尘没，故镌在贞石，以期不朽。大和四年蔇谨记。”均是出于通过刻石以致不朽的考量。 BcGQpv &x
刻石为唐人诗文的保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北宋时期宋次道搜集石刻所见颜真卿诗文，多达十五卷；清代黄本骥重新为颜真卿编订文集，更是搜得石刻近千种。黄氏云“欧、虞、褚、薛、裴、柳诸家石刻之存于世者，皆不若鲁公篇幅之巨，碑版之多，是可无一编以聚之，而忍令其剥蚀于风霜榛莽之地、敲火砺角之余乎？偶检行簏，得石刻如千种，案年编次，题曰颜书编年录。”唐代刻石风气之盛况，由此略窥一斑。即使是残缺不全的刻石，也有其意义。黄庚《离堆颜鲁公祠堂记》云：“上元中，颜鲁公为蓬州长史，过新政作离堆记四百余言，书而刻之石壁上，字径二寸，虽崩坏剥裂之余，而典型具在，使人见之凛然也。”黄氏目睹真卿《离堆记》石刻，虽崩坏剥裂，而凛然加敬。 /` x|-9
刻石也有助于文学作品创作年代的确定。如杨汉公的霸王潭题刻为我们判定《曹娥诔辞》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辽宁博物馆藏有传为王羲之所书绢本《曹娥诔辞》，并附有韩愈、柳宗直、杨汉公、怀素等人的题跋。杨汉公于开成四年得观此诔，并于卷末留下“□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杨汉公记”跋语。南唐昇元二年正月，此诔及诸人题跋被琅琊王氏摹勒上石，清赵绍祖曾得其拓本，亦有“□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杨汉公记”等字。学界多认为此诔乃宋人仿作，韩愈等人的题跋并非真迹，徐邦达先生却因杨汉公题跋的存在，坚定地认为“此卷必是晚唐开成四年己未以后的临写本”。许力于2018年前往明月峡访得杨汉公霸王潭题刻，指出“杨汉公的石刻题名落款，与墨迹本上的签名比对，笔法和结字都完全吻合，基本可以肯定，辽博馆藏《曹娥诔辞》墨迹上的杨汉公题款是可信的手迹”，从而证定今传《曹娥诔辞》的创作年代不晚于唐代，为这一争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7f=9(Z j
《光明日报》（2025年01月13日 13版） Jf2:[ M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