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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文学的写作,是检验一个作家良心的试金石,其作品反映的也是一个作家良知。汪曾祺先生认为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作家自己的思想,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对生活的观察,自己的感受和思索,自己对人生的独特的感悟。这就需要作家要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心。想当年,人在狱中的田汉先生抄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就是他在国难当头时的悲情之作,传唱至今,并成为了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声,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vahf]2j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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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灾难降临,作家的使命感就会驱使他们用手中的笔去“参战”。在我看来,诗歌和散文是灾难文学的“轻骑兵”,虽没有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的那种厚重,却有拔剑而出的激情。其实,这种状态是符合创作规律的。一般来讲,小说和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是需要素材积累和创作周期的,相对也会滞后。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是作者历时10年才创作出来的。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也是2003年的非典素材,酝酿沉淀了8年,直到2012年才问世。这类厚重的文学作品,由于没有了时效性,更注重的是对历史的沉思。 u[[/w&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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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抗疫文学创作是为配合前线抗击疫情鼓与呼,相对时效性强,鼓舞斗志,战胜疫情,便成了创作的主旋律。当然,这也不排除作家在写作中所产生的思考,以及对某些现象的反思,这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不但是灾难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是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有人将鼓劲与反思截然对立起来,这显然是片面的。但凡传世的作品,都是二者有机的结合,偏颇一方,反倒是错误的。试问一下,前线的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此时此刻,我们不去讴歌他们,不为他们鼓劲助威,良心又何在呢! }:^X X0: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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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就是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犹如史铁生所言:“文学是大脑对心灵的巡查、搜捕和捉拿归案”,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应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作家理应以笔为枪,贴近生活,贴近人民,感悟人生,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