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日里，常能见诸这般情形：上下级之间、党员干部之间开展相互批评时，有些人总爱做这样的“告示”：“我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 Y2vj}9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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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听，这话似乎没有错。我们要批评的不就是做错的事吗？批评做错的事，目的不就是为了加以改正吗？然而，细细琢磨，这话似乎只说对了一半。可不是？都说事在人为，这错事不就是人做的吗？将人与事分离开来，“对事不对人”，且不说不符合事理逻辑，而且这般批评，效果恐怕也是要大打折扣。 =L16hDk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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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为何有的人还是热衷于预先做“我的批评是对事不对人的”这般“告示”呢？难道是怕引起人们的误解，尤其是怕引起做错事者的误解？非也，说白了，就是怕得罪人。殊不知，如此“对事不对人”的批评，何以给当事人带来思想和灵魂触动？而既没有思想上的震动，又怎能期望当事人能够从中找原因、寻对策？又怎么期盼当事人能够知耻而后勇、知不足而后奋勉呢？事实上，“对事不对人”的批评，只会导致犯错者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抑或执迷不悟而错失矫正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8|vl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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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对事不对人”的批评者其出发点和动机是好的，但实践证明这样的批评效果并不好，甚至副作用更大。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批评，应该倡导“对事对人”。因为只有做到“对事”与“对人”的结合，批评才是有的放矢的，才是批评到了点子上。关键处，这样的批评才能收到振聋发聩、事半功倍之效。 p )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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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批评真要做到“对事对人”，必然要求我们每一位批评者必须树立起敢于“得罪”人的品质和精神。要远离和拒绝“多种花，少种刺”、“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上级“溜着”，对同志“捧着”，对下级“哄着”的庸俗主义、好人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具备不怕失人情、不怕丢选票的勇气，决不患得患失、见利忘义。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做错的事，尤其是对做了错事的人，要开展不绕弯子的直言批评。要知道，批评“对事对人”，恰恰是对事业负责，也是对每一位被批评的同志负责，是对他们真诚的关心和爱护。 Xv*}1P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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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真要做到“对事对人”，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率先垂范。领导干部既要坚持党性原则，扬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带头开展“对事对人”的批评，又要具有容人容事的雅量，虚心接受下属对己的批评，即便下属批评“火药味”重，甚至批评错了，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唯此，才能为“对事对人”的批评营造宽松的环境氛围。 x,-S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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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真要做到“对事对人”，必须坚决摈弃借机泄私愤、图报复的整人做法。真正的“对事对人”的批评，一定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讲真理不讲面子的批评；一定是讲政治、讲正气，把对错误的“无情”和对同志的“有情”结合起来的批评。也就是说，批评者一定是为了教育帮助那些做了错事、做错了事的同志痛下决心，积极自觉地去改正缺点和错误，而不是为了落井下石、一棍子将他们打死。 o#d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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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于、善不善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批评敢不敢于、善不善于“对事对人”，从而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具有党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标准。事实上，我们只有认真开展“对事对人”的批评，亦才能吸引人民群众监督党和政府的工作，监督各级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而这无疑是党和国家事业之幸！想起了刚刚解放时的广州，其时，广州的卫生状况很差，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同志决定兴建有机肥料厂，以处理垃圾、制造肥料。但设备却不能过关，导致损失了100万元左右。1951年7月1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指示记者进行“对事对人”的批评报道。8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位置刊出了记者采写的批评稿。第二天，《南方日报》也发表有关调查报告，并配上社论。朱光后来在《南方日报》上做了书面检讨：“我们要将一个旧城市改造成新的城市，首先应该是发动群众，解决工人与广大城市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我却只想到先从表面上如何把广州市建设好、装潢好，所以进城不久就忙于兴工建设有机肥料厂，建设公园、马路、游泳池、体育场……”一市之长之所以能在办错事后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想必与《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对事对人”而又认真严肃的批评不无关系。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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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防止和克服了“好人主义”，就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正气、锐气和勇气；没有了“好人主义”，一个地方和单位才能有活力、有朝气、才能科学发展的话，那么，积极开展“对事对人”的批评，则必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赵 畅) Og TS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