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时间:2014-01-18 作者:未详 点击:214次 我能找到的资料，也就这么一点。她叫韩秀，父亲是美国人，驻华使馆的武官，负责滇缅边境上的抗日物资的运输，在中国认识她母亲，她在纽约出生。
一岁半的时候，她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母亲托人坐船带回到中国的外婆家，那是1948年，她再没见过父亲。
外婆修补旧书养她，一个青布卷囊，里面是各式磨得锃亮的刀剪，厚薄不一的青绿竹片。中国书店用麻袋把战乱中收集的残卷送来，外婆就用线绳订成书册。
她也就借这些书启蒙。
上小学她们搬到干面胡同，离老舍家近，她常去，老舍喜欢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听，她听到好笑，会笑个不停，难过的地方会大哭，听到没意思的故事就没反应。
老舍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写下来。”
她长着外国人的脸，头发鬈鬈的，个子比其他女生们要高一截，从来都被单摆着，坐最后排，没同桌。
8岁那年，学校组织去天安门，人很多，到处是“打倒美帝”的口号和标语，不知怎么，她就站在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圆圈是用纸做的美国国旗和艾森豪威尔的漫画像堆起来的。
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烤得慌……许多的灰，灰很轻，落在我的头上、衬衫上。”
过了很久，人都走了，老师同学也走了，她还站在那儿。
这时候有个北京市民，骑辆自行车，在圈外停住了，问她：“你知道你家在哪儿吗？”
“干面胡同20号。”
他把车支住，把她放在后座上，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抓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我可就没辙啦。”
从这件事之后，她说外婆更加注意她的饮食，“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
她每天跑5000米，不管风雨。
她功课一向是好的，一直保送到北大附中。高考完落了榜，数学老师不死心，跑去招委问，卷子根本没人看，打个封条，“此生不宜录取”。
学校书记为她争取，“你就写与你美帝父亲划清界限。”
她不言语。
“写吧，北大清华的门都在那儿开着呢。”
“我要是不写呢？”
“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
她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呢。”起身走了。
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她：“你父亲远在天边，他不知道你写什么，但你要不写，你这一辈子都别想造船了。”
她一直喜爱造船，数学老师给她报的是清华造船系。
“我不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她说。
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她去了晋南，在曲沃林城，她打麦种地，教农村女子打格子认字，她们教她做鞋，在帮子上绣花。
“我写信请外婆把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她是半大脚，缠过又放的，这样的脚不好买鞋，后来做鞋的店也都没有了，鞋样子都烧光了。”
她在林城三年，直到1966年，老乡说，“你快走吧，越远越好。”
她能知道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新疆。去新疆前她回了一趟北京，外婆已经被赶出来，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一张桌子，一张床，中间放一个蜂窝煤炉，她从包袱里拿出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老人哭了，“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她笑着给外婆看自己起茧的手、壮实的胳膊，说：“不怕。”
我能看到的资料也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只有一句，她说踏上西去列车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过完了天堂一样的岁月。
韩秀们，承受了那么多，不叫喊，不呼痛，也不仇恨。
只是记得。但是记得。
缩小贫富差距的异国密码时间:2014-01-18 作者:未详 点击:110次 贫富差距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面临的现实挑战，尽管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但如何让低收入阶层从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受益、维持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是各国政府无法回避的民生考验。
北欧：累进税率“控富济贫”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欣羡，这首先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在许多北欧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例，对于社会上所有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由国家负担75％的工资。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收入差不多，因此因病致贫、失业致贫等现象并不多。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财源，其实都来自北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累进税制由国家实行均衡分配。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一些国家的遗产税高得惊人，如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
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一般工薪家庭月收入也就是4～5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7。5克朗），其中个人所得税基本上要交2万多克朗。而工资越高交税越多，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纳税比例占到了总收入的近60％。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在毗邻瑞典的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上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56。1％。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不到44％。芬兰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
目前，中等收入者占芬兰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中间大，两头小，因此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
巴西：“低快高慢”的工资增长模式
商税收高福利的北欧模式为北欧富裕国家“收入均等化”提供有力保障，却无法成为发展中国家调节贫富差距的良药。在一些贫富差距业已拉大的发展中国家，均富不再是首要的任务，扶贫减困却成为当务之急。
近数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凭借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腾飞，一个伴生的后果是，富裕阶层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受益者，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西就曾创造了年平均增长10。1％的“巴西奇迹”。但由于政府没有实施合理的分配政策，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少数人所占有。全国近50％的财富集中在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手里，而50％的穷人只能分摊全国10％的财富。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巴西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全国大罢工，农村的无地农民抢占大庄园主的土地，城市治安恶化，经济发展长期止步不前。
2003年左翼劳工党领导人卢拉开始执政后，把消灭饥饿和贫困作为优先目标，就职当天就宣布了“零饥饿”计划，成立了社会发展和反饥饿部，承诺要让所有巴西人都能吃上一日三餐。当年10月，巴西政府将过去由多个部门发放的助学金、基本食品、燃气补贴、最低保障金等整合为“家庭救助金计划”，以便统一管理，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
普及教育和提高健康水平是帮助贫困家庭脱贫的基础。尽管巴西实行免费教育，但是仍有不少家庭因贫困让孩子去当童工。因此，巴西政府把领取救助金与儿童的教育和健康挂钩，规定15岁以下儿童的上课出勤率必须达到85％，16岁和17岁少年的出勤率必须达到75％。
每年提高最低工资，同时压低高收入者的工资涨幅也是巴西政府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自2003年卢拉上台执政以来，巴西最低工资额增幅已达155％，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增幅达到53。46％。据巴西统计局的数字，2004～2008年，巴西的平均工资增长17。3％，但是同期占总人数10％的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了34％，占总人数10％的高收入者的工资仅上涨12。4％，低于全国工资平均增长率。
2003～2010年，巴西2000万人摆脱绝对贫困，3100万人进人中产阶层，提前实现了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
新加坡和阿根廷：公共福利稳定仇富情绪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联合国2008年进行的全球性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发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上世纪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或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公共事业开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不严重。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取消遗产税吸引亚洲资金，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政府对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提升低薪工人的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供额外公积金购房津贴等方式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当中，取消遗产税曾经是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
设立遗产税的一般初衷是要重新平衡每一代的机会，用于防止财富集中于愈来愈少数的人手中，但在新加坡政府的施政理念里，若能吸引富裕人士到新加坡投资，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人，都将让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受惠。2006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2008年取消遗产税后，新加坡更逐渐成为亚洲富人的乐园。
借助于财富的“洼地效应”，新加坡政府运用庞大的公共支出，惠及了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事业。2009年，新加坡政府拨出5。8亿新元（当时1美元约合1。3973新元）把消费税补贴和老龄花红款额增加一倍。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新加坡的纳税人在2009年获得20％的所得税回扣，顶限为2000新元。为进一步帮助在2009年失去工作的纳税人。政府容许他们能以24个月分期缴税，比之前的12个月延长了一倍。
2009年，新加坡约有3。5万个住在一室至三室的家庭可获得最多三至四个半月的杂费回扣，租赁组屋家庭则获得三或四个月租金回扣。首次购买组屋的中下收入阶层可获得的最多额外公积金房屋津贴，从3万新元增至4万新元，申请者的平均家庭月收入顶限也从4000新元提高到5000新元，政府估计每年有8000名首次购屋者会从中受益。
新加坡政府还为领取就业入息补助的低薪阶层提供一笔特别补助金，确保他们的收入不会因经济不景气而过度缩水。这笔就业入息特别补助是员工每年领取的就业入息补助的50％。以一名月薪1000新元的员工为例，他每年会获得1200新元的就业入息补助，加上一年的600新元特别补助，获得的总补助达到1800新元。
在南美的“新富”国家阿根廷，贫富差距也十分突出，但也没有因此造成穷人明显的“仇富”心态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激烈矛盾。
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非常重视在卫生和教育等公共领域的投资，使贫困阶层的温饱和基本生活有可靠保障，因此不容易产生仇视富人和社会的心态。
阿根廷的医疗系统由私立医院、工会医院和公立医院组成。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基本选择私立医院，每个月缴纳固定费用就可以享受良好的医疗服务。有正式工作的员工则和家人一起加入工会医院，看病基本免费。公立医院则面向非正式劳工和失业者，看病就诊完全免费，即使是进行器官移植这样的大手术也免费。
阿根廷实行医药分家，但是药品价格受到严格控制，而且加入医疗计划或者领取医院的打折卡后购买药物可以拿到很高的折扣。贫困家庭则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经过社会保险部门核实后获得免费发放的基本药物。
阿根廷的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中学都是免费，贫困家庭的儿童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可以在学校吃到一顿营养有保障的午餐。
此外，阿根廷政府每年都向低收入阶层民众发放各种津贴，最近还决定向非正式劳工（黑工）和失业者的每个未成年子女发放180比索的补贴，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
在阿根廷的劳资关系中，政府和司法部门都无条件倾向劳工利益，劳工最低工资每年都保持上涨。这种做法虽然造成了对劳工的过度保障和纵容，对阿根廷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造成不利影响，却使劳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证，因此阿根廷的劳工并不仇视企业家和富人。
烟盒的诱惑与欺骗时间:2014-01-18 作者:未详 点击:143次 ［美丽的谎言］
对于烟民而言，最直接的接触物当属烟盒，此前，针对烟盒包装、警示语等，已有政协委员、控烟专家、法律界人士纷纷上书相关部委，然均未得到满意答复。
很多烟民会注意到，烟盒最显著位置都会以大号字体注明10毫克、8毫克、5毫克、3毫克焦油量。有的名牌香烟也会在烟盒侧面醒目注明焦油量、烟气烟碱量、烟气一氧化碳量。
这些专业术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焦油量、烟气烟碱量以及烟气一氧化碳量等是指烟叶的成分含量。卷烟中有2540多种成分，燃烧后发生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产生的烟气中有400多种致癌物质，还有十多种会促进癌发展的物质，其中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烟碱、焦油、一氧化碳、氰化物及放射性物质。
烟碱即是尼古丁，一支烟所含的尼古丁足以杀死一只小白鼠。吸一支烟通常可吸入0。2～0。5mg，而成年人一次吸入40～60mg尼古丁就可能致命。
我国质检部门对卷烟进行的测试项目很多，主要有四个方面：包装标识、物理指标、化学指标和感官指标。其中，化学指标检查卷烟的焦油量标注和烟气烟碱量标注是否符合规定。感官指标检查卷烟抽吸是否令人感到舒适满意。
而全国控烟办公室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和烟草相关的疾病，也就是说，每30秒就有1个人因吸烟而死亡。
［豪华烟盒的不同命运］
记者遍查国内名牌香烟港版、台湾版乃至国外版烟盒包装，发现所有包装精致，叫人遐想的内地卷烟一旦进入上述市场，喜庆、高贵、名山大川的内地香烟标识迅速被触目惊心的图片所代替。“中华”的港版烟盒不再是通体喜庆红色，一半面积为一张警示图：一条正在糜烂病变的左腿。警示语称，吸烟引致末梢血管疾病。“熊猫”港式卷烟也采用同样包装。
本有结婚喜庆意味的“双喜”卷烟，港版图片是一支低下了头的燃烧着的烟。旁边警示语说，吸烟可引致阳痿。
与“中南海”、“芙蓉王”，“玉溪”、“中华”、“五叶神”、“利群”等港版包装卷烟一样，所有警示的疾病名称，其印刷颜色都改成醒目的红色。
就是如此触目惊心的警示图片，让有6年烟龄的老杨戒了烟。2009年，第一次出国门的他，刚出机场即被一排烟草广告画面吓得目瞪口呆——两扇跟炭黑样肿胀的肺、一颗布满肿瘤的心脏、一只扭曲变形的前脚、一张已患喉癌的局部照片、被手术钳扯开的胸腔里，躺着一颗乌黑变形的心脏。“这就是吸烟导致的后果，一回国我就再也不想吸烟了。”
［被掩盖的“秘密”］
一般来说，烟草制品包装上的图形是人们首先注意到的东西，它决定了警示的醒目性和对人们情感影响的强度。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说，以一天一包的量来计算，吸烟者每年看到烟盒及上面印有的健康警示的次数至少7300次，这能有效降低烟草制品的诱惑力。
然而，虽然早在2006年1月9日，中国政府就签署并生效了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直至今天，中国内地销售的卷烟盒也不完全符合《公约》规定。《公约》要求签约国在生产卷烟盒上加健康警示语和警示图片。
相反，烟草公司利用烟草包装进行低焦减害的广告宣传，通过醒目标注低焦油和尼古丁水平的标签来消解人们对健康风险的警觉，以扩大卷烟销售。
为何内地卷烟厂家不愿在烟盒上印制《公约》要求的警示图片？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揭示了原因：加大警语面积必然影响宣传效果，更为严重的是，卷烟包装上印有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有悖于我国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习惯，一些特定时间和特定场合的卷烟消费必然会受到影响。
目前，我国高档卷烟消费中以礼品形式的转移消费占了很大的份额，但由于包装的巨大改变将可能导致这部分消费快速减少或退出。而我国烟草业利税特别是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只占总量一成左右的高档卷烟，“如果一旦改进符合《公约》要求的包装，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应该引起烟草业高度重视。”
正因如此，中国烟盒从警示语尺寸、图像、颜色、信息内容、成分以及管理机构等诸多方面选择了规避《公约》。在杨功焕看来，这些被掩盖的“秘密”无疑是在欺骗消费者。
外交部高翻的三道关时间:2014-01-18 作者:未详 点击:86次 2010年3月1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里聚满了中外记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这里召开记者会。眼尖的记者发现，坐在温总理左侧的是一位名叫张璐的女翻译。在两个多小时的问答中，无论温总理谈到什么诗词、古语，她都能迅速、流畅地进行翻译。会后，这位穿着深色西装、宝蓝色衬衫，梳着可爱“蘑菇头”的“温总理女高翻”，受到亿万观众和网民的热捧。
“淘汰式培训”
想进入外交部当一名优秀的高级翻译，必须经得起三道考验：严格筛选，疯狂练习，周密准备。外交部挑选翻译人员要经过严格的初试和复试：初试一般通过公务员考试排名，或是去专业院校进行笔试。笔试和英语面试成绩排在最前面的10至15名，才有可能进入翻译室参加下一阶段的“观察培训”。
“观察培训”实质上就是“淘汰式培训”。首先是强化训练，“培训的强度很大，所用的教材时效性很强，基本上都是当天的新闻和评论，或近期的热点话题”。外交部还会邀请一些专家来授课，同时全面观察学员的外语基本功、翻译潜质、领悟力、语言表达习惯、声音状态、刻苦精神、承受高强度工作压力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组织纪律性……“通过初试的人，只有不到4％被最终录用”。
“中国翻译的国家队”
外交部翻译室像是“课堂”，张璐和同事们接受的是“魔鬼训练”。翻译是有一定技巧的，为了提高速度，部分内容会用一些符号来代替。除此之外，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记笔记是翻译的一个工作重点，这就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任小萍曾对外介绍，“翻译过程必须一丝不苟，从内容到体例，从称呼到专用词，该查的必须一项一项查，绝不能马虎或想当然。不仅要查，而且要知道出处。”
接下来，就是没有捷径可走的“疯狂练习”。翻译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说，要不是内心真正喜欢，肯定无法坚持下来。他们通过这种练习，最后都能“不由自主，习惯成自然，看到中文时，嘴里就能马上条件反射出英文来”。
经过疯狂练习，最后一道关，就是“战前准备”。“每年总理的记者会，外交部都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翻译。从那时起，接到任务的翻译就进入‘冲刺阶段’。不过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有一个团队在一起准备”。
外交部翻译室被誉为“中国翻译的国家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翻译队到翻译处，再到翻译室，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如今的外交部翻译室，年轻人占80％以上，他们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和认可。
超强的政治敏感度
给领导人当翻译，还要有超强的政治敏感度。“翻译时要保持对原文的忠实，做到如实翻译。”张璐举例说，“在这次记者会上，温总理澄清所谓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傲慢’的传言时提到，‘……我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知道，那天晚上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因为我跟着总理去过哥本哈根，知道他指的‘那位领导人’是谁，也知道这个人的性别。但当时总理并未提及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所以我在翻译时也不能直接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不能表明性别。英文里有男‘他’和女‘她’的区别，所以在翻译时，我选择用被动句式来表达。”
张璐说，当一个好翻译还要了解领导人说话的意图，可以结合当时的语境去“巧译”。她说；“我发现总理最喜欢引用刘禹锡、王安石和屈原的诗词。所以，给总理当翻译时，要结合他说话的语境，知道总理在这个时刻引用古诗词是想要传达怎样的一种精神。这一点很重要。”
张璐介绍自己的工作状态时说，“每天要很早起床，要听BBC（英国广播公司）、VOA（美国之音）等充实自己。晚上回去要做功课，总结、回顾当天翻译的东西。”不过，张璐也体会到其中的成就感，“尤其是给领导人当翻译，他们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我觉得这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住“女生宿舍”的男士时间:2014-01-18 作者:未详 点击:130次 烫过脚正要上床休息，忽然倪君来电话，语气令我觉得怪异，要我马上到附近咖啡馆跟他见面。
其实三小时前我刚跟他见过面。我们共同的一位境外朋友，来京住在酒店，约了我和他，还有另两位北京人士，一起在酒店吃自助餐。当时他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我和其他几位都贺他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怎么才过三个小时，他竟仿佛精神濒于崩溃似的？
我匆匆穿好衣服，赶往他指定的那家营业到深夜两点才会打烊的咖啡馆。街上行人车辆稀少，隔着咖啡馆的大玻璃窗，我一眼就看到了许多空座位包围着他的身影，竟是脊背佝偻的一副颓唐相。
我进入咖啡馆坐到他对面，问他：“你怎么啦？”他抬起头，长叹一声说：“住女生宿舍啊！”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倪君55岁，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他以前也曾把自己的苦恼向我倾诉，比如在评职称过程中所遭受到的排挤；还有两年前，房价还没疯涨的时候，贷款买下了一套面积不算大但格局很适合他家居住的二手房以后，我刚说出恭贺乔迁之喜，他就直率地告诉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立马想起今天欠银行钱，什么滋味啊！”但是，现在他高级职称拿到了，收入增多房贷压力减缓，怎么还如此状态？
他说他现在是住在女生宿舍里。第一位女生就是他的夫人。颇长时间了，他夫人不仅绝不对他亲热更反感他的主动亲热，一小时前厉声呵斥他：“你别碰我！离我远点！”他说，当然，他懂，是他夫人进入更年期了，据说更年期综合征有的反应轻有的反应重，他夫人属于奇重，令他苦闷难堪。
如果只有这一位女生倒还罢了。还有两位女生呢。一位是他的岳母。本是相当慈祥的一位妇人，没想到这两年变得脾气乖戾，最离奇的是总怀疑来打扫卫生的小时工要偷她的钱财，把她自己的一个存折，用一方旧头巾卷起，再系到自己腰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解掉。前些天他夫人给她岳母洗澡，他只不过是把那暂时解下的存折拍平而已，事后岳母却长时间用疑惑的目光望着他，令他十分难过。
最难对付的则是第三位女生。名副其实的女学生，他的女儿，如今上到高二。去年暑假女儿和几个同学去北戴河游玩，他和夫人趁机把女儿那间屋子彻底清扫一番，不敢改变女儿屋里的格局，比如床边墙上如同门那么大的某歌星像，还有印着切·格瓦拉头像剪影挂在电脑桌上方作为装饰的T恤衫，都只是掸去灰尘，并没有加以改变。
没想到女儿回家以后大怒，也没跟他们多吵，过几天女儿天不亮就去学校了。两口子起床时，一眼看见他们卧室门上贴着一条大标语：“与你们的后殖民主义抗争到底！”后来就发现女儿给自己的屋门加了一道他们没有钥匙的锁……
是呀，一个进入更年期，一个进入老年痴疑期，一个进入青春反叛期，三个女生三窝蒺藜，难怪倪君场面上光鲜欢畅，回到“女生宿舍”却难以支绌，郁闷至极。本来今天晚上与老朋友欢聚，他是真高兴特舒坦，没想到回到家没进门就听见屋里吵闹声喧。原来是他夫人发现女儿不是在复习功课而是在电脑上浏览什么流浪汉“犀利哥”的信息，气得骂女儿“早晚是个宅女剩女啃老族”，女儿就反唇相讥：“谁让你们没能耐让我进一流中学？考上大学又怎么着？考不上又怎么着？你们一群小市民！你们懂得什么叫现代花木兰吗？”而单在一屋的岳母法制节日看得多了，就哆哆嗦嗦地拄着拐棍走到客厅，气喘吁吁地说：“嚷吧嚷吧，把打劫的嚷进来了，可怎么得了啊？”……
我正想略回应几句，他的手机响了，他用扬声器模式接听，是他夫人平静的声音：“我刚热好银耳百合莲子羹，回来喝吧。”他问：“她们呢？”回答是：“都睡了。一个轻轻打鼾，一个小声说梦话。”他站起来跟我说：“谢谢你来。”
我望着倪君钻进出租车。这个住女生宿舍的男士，他所承受的哀乐不仅属于他个人。我扭身往自己家走，深呼吸着静夜的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