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脚步时间:2013-09-19 作者:未详 点击:189次 这样的城市非常乏味，它显示的是技术能量，没有灵魂。——皮埃尔·卡蓝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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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街上的晨跑者，那些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那些笑逐颜开、边走边聊的早班人，那些黄昏时的遛弯族……那些用脚步生活的人，怎么都不见了呢？
“小，即美好”，这是30年前经济学家舒马赫的一册书的书名。我越来越支持这句话。
大，正让城市削掉双足，脚步日渐枯萎。我们腿脚的使用率已低于人体其他部位，它甚至很少被放置到地面上——我说的不是地板。
点与点之间的遥远，让我们望而却步，不得不收起双足，换之以轮胎和轨道。
现代人的日常身份，不再是“行人”，而是“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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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已套上了第六个大呼啦圈，且环距越来越大。自己为棋子了。城市的态势只能用涟漪来形容，且是巨石“扑通”激起的那种。面对急剧的扩张，没人敢吹嘘熟悉每一条波纹了，连的士司机都像片警那样，专挑熟悉的“片”跑。每逢赶时间，我从不敢搭私车去机场，看错一个路标，前程就毁了。
“大”编织的迷宫复杂而诡秘，无端制造的浪费与周折，让一切“准时”的承诺都变得可疑、艰巨。
由于太大，任何人都只能消费极小的一部分，无法从整体上参与它、拥有它。
这是一盘谁也下不完的棋，人只能在上面流浪，胡乱移动。某种意义上，已无真正的“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无边无际、日夜更新的城市，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它的陌生客，几月不出门，即有一种陷入“异地”的恍惚感和迷失感。
记得购房时，关于地点，我有个愿望：能一句话说清我究竟住哪儿，并让朋友凭这句话找得到我。后来才发现，这想法太迂腐了！除非你住在天下皆知的某个地标旁，但以正常的购买力，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曾给一个土着朋友发短信，说明来我家的驾车路线，尽管言简意赅，还是耗了50多个字。
据说，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访问了几座中国城市后，感叹：“它们太大了，每一次进入我都忍不住发抖。”
在无jie的“大”面前，脚力是渺小的，所有的腿都会恐惧、自卑、抽搐。
由于“脚”牙口“历程”之间的逻辑松散了，“人生脚步”一词，正丧失其象征意义。城市无法用脚来丈量，人生也不再用脚来记录。我的同事，人均每日乘车3小时，那是一种天天出差的感觉。一家伙恶狠狠地感叹道：“天天三小时！他妈的，练书法我早成了大师，下围棋我早晋级八段了……”
是的，我们最有效的生命时间，都虚掷在了路上。
而且，这是纯物理、纯机械的“赶路”，绝无精神活动和审美可能：堵、挤、抢、搡、刮擦、焦灼、噪音、污染……整个一个皱眉和骂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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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深以为，美好的地方一定是养脚的地方，诗意的城市应该是漫步的城市。
我对“散步”一词有着本能的偏爱，多年前逛书店，一眼瞅见封皮上有“散步”字眼的两册书：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卢梭的《一个孤独者的散步》。二话不说捧回家，果然是好书，极好的书。我热爱散步的人生，信任散步的产物。好的灵感、音符、情愫，就像蚂蚱藏在你的途中，会突然于草丛中跃出。
在什么情况下，漫步会成为城市的主题，人会心甘情愿地安步当车呢？
除城不能太大、任意两点间不能太远外，还有两条：沿途空间应有舒适性和愉悦感，有魅力，不乏味；人的生活节奏相对舒缓，不焦灼。
后者属时代心境，最难化解，不再赘述，只说空间。
一个城市是否对脚友好，是否对漫步发出了真挚的邀请，看“人行道”即一目了然。人行道在道路系统中的地位，直接反映出城市对脚的态度。而普遍的现状是：人行道的待遇太差了，较之宽阔的车道，它要么被忽略不计，要么被严重冷落和边缘化，甚至被侮辱。不仅人行道受车道欺负，行人在车辆前也被迫礼让、退避、服从。
在一座美好之城里，道路系统应在细节上处处体现对行人的体恤，人行道应享有特殊的荣誉和尊严。
那天，我要到马路对面去，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正拼命挥手，可附近既无天桥亦无路口，我想了半天，也不知如何跨越几十米天堑，最后招了辆车，从一个桥底下绕回来，跋涉了几公里，才和朋友握上手，真可谓咫尺天涯。
丹尼贝尔说，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投奔一种生活。
规划一座城市，就是设计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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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长安街乃京城最伟大的街。我曾尝试在这条伟大的街上散步，发现唯深夜可忍，白天只适于车，不适于人。它空阔嘈杂，油味呛鼻，让人心烦意乱不说，且树稀荫小，不便停驻和小憩：它虽建筑林立，但万象实为一景，枯燥无味，缺乏细节。而且，其笔直、宽阔，决定了它只适于游行和阅兵，不支持个体的散漫和自由。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说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城市要饱满，要丰富，须保证“大多数街段要短，也就是说，在街上很容易拐弯”。
在北京，真正对漫步发出邀请的是胡同。其一砖——木都有体温，元素鲜活，细节密集，最具酵母气息和微生物色彩，所遇之人也有趣……重要的是，你能与它对话，一个门礅、一副春联、
一棵槐树和一窝喜鹊、一丛墙头草或一只流浪猫，都是一个有趣的信息体。而长安街，你就没法交流，它根本不打算和你平等。那些威风凛凛的建筑体，阴郁僵冷，拒绝握手，拒绝攀谈，只接受瞻仰、服从。
琉璃厂、大栅栏，本为京城最活跃的市井，但整饬葺新后，野性和生趣没了，故事与传奇没了，民间性和平易感没了，店主与顾客的多样性也没了……总之，有意思的人和事都没了，甚至比不上潘家园和报国寺的地摊，后者更有张力和弹性，更有潜伏的江湖能量。偶尔，我也会逛逛琉璃厂，但权当凭吊了，脑子里装的满是王世襄、张中行笔下的旧影，画饼充饥罢了。
胡同街区的枯萎、市井活性的夭折、“步行街”的出世，皆意味着漫步文化渐行渐远。
当走路成为一件乏味的体力活，兴致即衰了。人行道的物理性能再好，也只能是运动一下筋骨，寂寞而出，索然而归。在广州、厦门和泉州的老城，我与一些残破的旧骑楼邂逅，它们身处繁华，临街倚铺，探出一溜檐廊来，长达几百米，可遮风蔽雨挡晒。据说该设计曾风靡于南洋，和古廊桥相似，它处处体现出对行人的召唤与体贴，可谓关怀备至，非常温馨。
北方的林荫道、风雨亭，南方的骑楼、廊桥，都是漫步文化的产物。
或许是车马稀少之故，祖先在建筑上极其呵护行人和散客。现代场馆则相反，重车辆，重利润，停车场的设施、服务皆一流，但一个过路人休想从建筑中得到任何免费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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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双足一个有力量的落点口巴。
脚，是要用来走路的。否则，从肉体到精神皆有“失足”感。
那年，崔永元拉一帮人去搞“新长征”，红旗飘飘，走了趟物非人非的老路。我所在的央视栏目做了期纪录片，讲这群好事者如何折磨自己，如何痛并快乐着。我还发明了个词：“精神足疗”。在我看来，小崔的红旗实为幌子，不过是一帮废足己久、萎靡不振的现代人做了次“足底按摩”罢了。
据说疗效不错，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小崔的抑郁症也好了大半。
足底穴位那么多，通着那么多的经络和神经元，不治百病才怪呢。
徐光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机会时间:2013-09-19 作者:未详 点击:168次 明朝一共277年，入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随便找个人问问：知道宰相徐光启吗？对不住，没听过。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徐光启，只此一位，别无他人。还不知道？那好，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上海人；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教书。家乡连年自然灾害，科举又屡考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恰恰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徐光启从郭居静这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何等由衷的赞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赴京参加会试途中，终于和着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容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宛如初生婴儿，接收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禄）；而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明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地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着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了。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就是手握相权。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走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在上海金山卫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去了广东，他才时来运转。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竑，于是中了“解元”，迈出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入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轮番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这边厢，他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那边厢，他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天文、气象、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盟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古老中国的奇书，终于完成了。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逝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举忙乎了多长时间啊。结果，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和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的技术领域中一点即通、自由穿行。
他对科技的贡献，该从一只甘薯说起。
父亲去世那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已是朝廷大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十分忧心：若不及时补种别的庄稼，来年肯定会出现饥荒。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带从外国引进了一种高产农作物甘薯，极易成活。徐光启心思一动，立即让朋友带来一些秧苗，开荒试种，果然丰收。于是他把种植心得编成小册，发送乡邻。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得以在江浙推广了。
几年以后的初冬，守孝后回朝不久的徐光启，与大臣们政见不合，一气之下，告病到天津闲住，继续试种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农作物品种介绍到了严寒的北方。而地窖储存法，也就在北方沿用至今。徐光启在天津时，见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给紧张、百姓生活困难，又想办法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日子没几年平安。很快，又是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徐光启拒绝趋炎附势，遭到参劾，再度退休。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这就是着名的《农政全书》。然而，又有几人翻阅此书时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出自一位当朝宰相亲身笔耕之手？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还远不止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后人的也绝不仅《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才和中文版《几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玛窦。利玛窦谈道，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有一本拉丁文着作，名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要译成汉语很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好书，您如果愿意教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成中文。”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全部从无到有，只能靠徐光启去体悟创造。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并且影响到日本、朝鲜。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此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着作在此后的一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权力更迭之间，科学再度被打入了“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他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着作，成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独享的业余爱好。直到晚清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这与徐光启发出的“百年”之叹，又晚了近两百年。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尽管他的挚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竭力保全了这部历法，并致力于推广，却再也无力鼓动清朝皇帝们把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重订历书。在又一个百年、两百年、甚至三百年里，刚刚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再度被远远抛弃。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
幸而，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才华横溢的双目；终此一生，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双重覆没。只是历史给明朝的双重覆没。只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抓住。
一个甲烷气泡引发的灾难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95次 2010年4月20日墨西哥湾发生的漏油事故导致该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灾难。现已查清，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爆炸由一个甲烷气泡引发。
出事前，工人在钻井底部设置并测试一处水泥封口，随后降低钻杆内部压力，试图再设一处水泥封口。这时，设置封口时引起的化学反应产生热量，促成一个甲烷气泡生成。这个甲烷气泡从钻杆底部高压处上升到低压处，突破数处安全屏障和原油突然朝工人们喷射而来，一直喷到高达70多米的高空上。当甲烷气体遇到附近的石油工人的宿舍处的火源，即刻发生爆炸，接着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并燃起大火。“深水地平线”沉入墨西哥湾。沉没后大量漏油，造成周边生态环境被破坏。
甲烷这类密度很小的氢氧化物，在很深的洋底的巨大水压作用下可能成为固态。当这些固态甲烷由于某些原因而破裂后，可能成为气体而迅速上升，在上升过程中水压不断减小，因而形成了越来越大并且急速上升的巨大气泡。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甲烷气泡，澳大利亚墨尔本市蒙纳什大学的计算数学教授约瑟夫·莫纳翰通过计算机建模分析，当巨大的甲烷气泡上升到水面而爆裂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腔，轮船会瞬间坠入其中。这可能是导致百慕大三角地区和北海海域内海轮神秘失事的罪魁祸首。
气象学家一直担忧，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北极永冻地区冰层融化，释放出永冻层封住的大量甲烷。研究人员到北极地区的西斯匹次卑尔根海域。他们使用声呐探测到，从海底升起的甲烷气泡串数量超过250个。分析显示，这一海域的水温在过去30年里上升了1摄氏度，它30年前可以在海下360米处稳定存在，而现在要到400多米深处才能稳定存在。地球温度上升使得更多的永冻层融化，进而释放出更多的甲烷，整个过程往复循环，永冻层释放出来的甲烷令地球温度进一步上升。如果全北极海域都出现类似情况，那么每年将会释放出数千万吨甲烷，甲烷这种温室气体，吸热能力是二氧化碳的30倍；这可能使全球变暖加剧，并陷入恶性循环。
也就是说，美国墨西哥湾的事故是天灾也是人祸，而且如果我们再不注意环保，类似的事故还会加剧产生，将来引发地球爆炸的可能也是有的。
考古不是挖宝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82次 考古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毁坏所研究的对象才能提取到研究信息。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所以，考古学没有办法像拍电影那样可以逐条反复拍摄，不允许也不可能重复实验直至成功。
考古结果无不伴随着遗憾，犹如考古发现无不充满着期待一样，这已成为考古学家谁都迈不过去的火焰山。形成这样的感悟是一个考古学家在成长中所必经的阶段，只不过期待往往发生在考古发现之前或之中，而遗憾总是出现在考古发现之中或之后。倘若像国外评选最差电影那样，如果评选中国考古发现史上最大的遗憾，估计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把发掘定陵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在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单中，定陵是排在末位的。当然，这个顺序纯属巧合，因为100项考古大发现是按遗存的时代早晚排序的，但如此的巧合却又是那么具有讽刺性。
发掘定陵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偶然选择，但却是那个年代里的一个必然结果。
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位于北京市北部昌平一片山谷中的十三陵陵区。定陵的主人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到今天都很神秘的皇帝。他10岁继位，22岁开始修建自己未来的寿宫，多次亲临陵址现场督察。陵寝在6年后建成，他却在紫禁城中度过了30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几乎从不上朝，也从不理政，直到长眠于这一座闲置了30年的地下宫殿。皇帝的地下玄宫是什么样子？着名的《永乐大典》是不是陪葬在永乐皇帝的陵寝里？这样那样的疑问一直吸引着人们，也困扰着像明史专家吴晗那样的学者们，总想探个究竟。
1955年10月，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先生作为发起者，联合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副部长沈雁冰、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等人，联名上书政务院，请求发掘明成祖永乐皇帝的陵墓长陵。这在今天是一定要经过全国人大议程但绝对不会被表决通过的上书，但在那个年代却很快就获得批准，尽管当时它受到了来自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和副所长夏鼐先生等考古专家们的理性反对。
不过，吴晗他们上书请求发掘的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由于建造面积实在是太大，一时难以找到墓道，考古学家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决定先找一个小一点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一些经验后再发掘长陵。在其他十二陵的调查中，他们偶然发现定陵有塌陷漏洞，由此定陵成了最初上书发掘长陵计划的试验品。
当两年以后发掘完工时，考古人员已在反对无效却又不得不参与领导的夏鼐先生的指挥下，历尽艰辛地把地宫内的所有文物都清理了出来。遗物总计约三千件，绝大多数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个皇后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这些奇珍异宝作为随葬品被埋入地宫，原本是为了让墓主人在死后仍能继续享受奢侈的生活，可在三百多年后它们被考古发掘出来时，大多已经腐朽破碎。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身也已腐烂，只剩枯骨了，而且他们的葬式看上去显得很奇特。
在棺椁中发现的万历皇帝的金冠，用150根细如发丝的金线，经过拔丝、编织、焊接等非常复杂的工艺制作完成，重量只有826克。用100多粒红蓝宝石和5000多颗珍珠镶嵌的凤冠，重2320克。色泽瑰丽、典雅庄重的凤冠，比起轻薄似纱的皇冠要重了许多，肯定不适合经常使用，恐怕只是在奉迎大典时才偶尔使用。这样的凤冠共出4顶。
金器和首饰永远是皇家的最爱。金器289件，几乎都是手工制成；首饰248件，其中簪就占了199件，表明发型和发饰同样是用来彰显皇家威仪的，仅次于皇冠和凤冠。这和前面说的商代妇好墓随葬499枚骨笄的状况，虽时隔三千余载，却遥相呼应。王室和皇家的女性总是引领着新风尚，这不由让人感慨万千。除了头饰，定陵出土的衣物467件，也大多是供帝后穿戴的。但说到威仪，那还得说是万历大典用的5件衮服最为惹眼——这种一衣所成，用工10年的十二团龙衮服，万历皇帝身穿1件，棺内还放了4件。
与这些华贵服饰相配套的，也是出土最多的随葬品是织锦布料，总计165匹，仅万历皇帝身边就放了69匹。在此之前，还从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众多的古代丝织品，而且整匹的丝织品在出土时色彩依然艳丽。但这些每一件都堪称精品的专为宫廷织造的衣物和丝织品，在发掘出土后却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变霉……比出土文物的变质更叫人痛心疾首和毛骨悚然的事情，还在后面。
那是定陵发掘十年后的1966年8月的一天，定陵博物馆大门前的广场上，一大群红卫兵高喊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把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尸骨砸烂后付之一炬。考古学家们精心发掘并用了一年多时间才拼合完整的三位帝王、帝后的尸骨，从此不存。在南京博物院龚良院长主编的《中国考古大发现》一书中，特别记录了有关万历皇帝和帝后的骨架被焚毁前后的一些细节：
郭沫若对万历的尸骨十分关心，他对考古发掘人员说：“万历帝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瘸子，但到底是什么病使他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分析研究。”
吴晗在被捕入狱之前，曾以极其悲伤的心情对夏鼐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代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用来化验，好证实真假，然而一把火，什么也别想了。”他含泪说：“作铭（夏鼐的号），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争论，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得远。”
这段话是吴晗先生在红卫兵焚烧万历皇帝和皇后尸骨一年后所说的。又过了一年，他怀着无尽的悲愤和悔恨，惨死在狱中。这一年离他当初发起上书发掘定陵整整14年，但月份却是相同的，都是10月。吴晗去世21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写的《定陵》考古发掘报告正式编辑出版。吴晗去世32年后，定陵考古发掘在2001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如果”二字，永远是遗憾的后悔药。如果不是2003年而是再早几十年，包括定陵在内的整个十三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个成为全人类共同遗产的昔日皇家陵寝，可能就不会被开启；如果国务院最后不是出于长陵规模大，决定先试掘小一点的定陵，今天在地下含笑的就是万历皇帝而不是永乐皇帝；如果吴晗先生不提出发掘可以开展对明史研究的学术理由，不认为发掘帝陵建博物馆才是贯彻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方针，才能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如果吴晗先生不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只是一位普通的明史专家；如果吴晗先生在郑振铎和夏鼐的极力劝阻后，慎重考虑，改变初衷，不再急切地催请国务院……那就不会给中国考古留下一个永远无法痊愈的病灶标本。这个标本一直吊挂在中国考古的天空下，成为后来无数发掘帝陵言论的镇静符和冷却剂。下面提到的乾陵，就是因为当时吸取了定陵发掘结果不利于保护文物的教训，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发掘计划。
1958年11月的一天，因修西兰公路需要大量石料，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附近的农民去乾陵所在的梁山炸山取石。炮声过后，在清理碎石时他们发现了几根石条。原来这炮点恰好炸在乾陵墓道上，石条就是墓道的阶梯。考古学家随后对墓道进行了清理，还发现了陵墓入口的金刚墙。如果打开金刚墙，乾陵地宫即可面世。但能不能发掘皇陵，不是陕西所能决定的。当时他们组成代表团进京请示主管部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乾陵发掘计划》。当时的文物局领导没有明确表态，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正在进行发掘工作的定陵，结果定陵不尽如初衷的考古使乾陵的计划再也无法实施下去。现在看来，定陵的发掘教训可以说是挽救了乾陵。
今天，定陵已成为北京市最着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人们在被这个古老的中国皇陵深深折服，感受着一代皇帝的传奇和魅力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关于它曾经有过一个让我们受用至今的细节：当年极力反对发掘但又不得不受命参加发掘定陵的郑振铎和夏鼐先生，痛定思痛，上书国务院，请求立即停止再批准发掘帝王陵墓的申请。当年作出同意发掘批示的周恩来总理立即批准，随后通令全国，试掘定陵后再发掘长陵的计划，就此搁浅。
如果说发掘定陵有所收获的话，那就是中国其他帝王的陵墓从此保住了！
来自日本18岁的声音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78次 问题一：你对将来有什么不安吗？
担心发生战争，成为无家可归的人。
经济方面的不安定。
能不能找到工作，可否领得退休金。
准备继承父业，却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因环境问题将来私家车会被禁止。
有很多不安，但这很正常，可以促使自己思考和努力。
父亲退休后的生活。
日本国家首相过于频繁的更替。
就业、战争、政治、日本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危险。
看不到未来，甚至想象不出自己的未来是最叫人感到不安的事情。
问题二：父辈生活的年代和自己的年代的最大不同。
女性的职业范围扩大了。
人生的选择项多了。
比起上世纪的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现在的生活要好得多。
以前的社会更注重相互帮助，现在只崇尚个人能力。
学校教育过于松懈，造成普遍的“学力不足”。
感觉父辈的心灵更纯净。
贫富分化严重导致社会氛围恶化，比起父辈，幸福感大大降低。
问题三：对赤木智弘的希望用战争改变日本社会、消除贫富差异的唯一办法是“全民贫苦”的论调，你怎么想？
把那小子一个人扔到战争里去吧！
疯子，无耻！
战争或许会拯救现在的日本。
那家伙又没有想过被战争蹂躏后的房屋和街道的样子？
因现代社会能让人产生这种想法而感到悲哀。
问题四：最想对大人们说什么？
你们总在堕落，孩子们自然也会如此。
你们总是很容易看到孩子们的不好，却很少反省自己。
不要动不动就说“现在的孩子们啊”，不要过于美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
所谓大人也就是比孩子多一些经验的人群而已。
请还给孩子们他们的未来。
做事要负责任，不要让下一代为你们“擦屁股”。
希望能多倾听我们的言论，而不是无视。
孩子是大人的镜子。
大人们都很“以自我为中心”。
你们应该选择有梦想的人，而不是有经验的人来领导国家。
是你们提供给我们所有的一切，感谢你们。
大人们要注意保持对生活的热情啊！
有钱的大人们与其去买一千万的汽车、珠宝、服装什么的，为什么不把钱分给穷人？
问题五：你觉得是谁弄糟了日本社会？
本国政治家（43%）
本国国民（10%）
媒体（7%）
本国企业（4%）
外国政治家（4%）
外国企业家（3%）
非洲人的理想世界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210次 意大利着名摄影师梅耶尔来到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马里。在首都巴马科，他将世界着名景观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街景、自然风光等制作成背景图片，让不同年龄的人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或是梦想的地方。“对于出生并生长于撒哈拉以南的你来说，最想去哪儿？在哪个房间或地点，和哪些人在一起？灯光如何，家具有什么，你会摆出什么姿势？”然后，梅耶尔将每位参与者的个人照片和选出的背景图片融合到一起组成一幅极具立体感的画面。这些合成图片在“非洲图片节”上展出，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反响。马里人一次小小的思想旅行、一次短暂的思想逃脱，却让整个欧洲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灵魂洗礼。
我们原先以为，来自如此贫穷落后之地的居民应该出于本能选择一些豪华的场面作为背景，来表示自己对命运的抗争和不满。然而实际上，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马里人，不论年龄和性别，竟没有一人选择奢侈、豪华的背景！他们有的人选择了令人乏味的教堂大厅，却没有选择好莱坞的华丽电影场景；有人选择了一些喧闹的地方作为梦想地，例如一条美国高速公路、人山人海的公海沙滩、堵满了出租车的西方某城市街道，却没有选择顶级跑车或带有私人游泳池和小型飞机场的豪华别墅；还有人选择自然风光为背景，比如一片茫茫白雪、古希腊遗址的废墟或是宽阔无垠的大海，甚至还有个小男孩选择了一个堆满资料的档案室。虽然被给予了梦想的权利，但他们既不想通过照片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想用它来炫耀。
从这组合成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马里人的这次思想旅行与彻底颠覆自己的社会地位完全没有关系。尽管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愈来愈强烈，但他们对社会地位的象征——房子和汽车等物毫无兴趣，他们只对日常生活、城市街道和那些不知名的自然风光感兴趣，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和其他人在一起。另外，几乎没有哪张图片存在着特别强烈的冲突感，每位参与者的照片和所选择的梦想地都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大部分图片都是可信的——如果不被告知是合成图片，那根本不会有人发现照片是“假的”。不论是从照片本身，还是从旁人的眼光来看，这些马里人虽不是真正身处于梦想的地方，但看起来却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这就是全球经济文化交流互动即“全球化”下的伟大产物：无论是站在雪地中间的非洲女孩儿，还是沿着艾米利亚大街骑自行车的非洲小伙儿，看上去都是真实可信的。
反观我们，在描绘非洲和南亚穷苦人民的生活时，他们的饥饿和痛苦也仿佛充满了异域风情，“不习惯定律”似乎就是为这些生活在非洲的穷人而生成的。但是，这些被我们认为是生活在世界边缘的人们却坚定地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在这些图片中找不到任何的异域元素，因为非洲人并没有用异域的眼光来看待外面的世界，包括我们在内。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公民，没有人可以剥夺他们这个权利。
最美丽、最朴素的梦想属于这些生活得并不富足的人。在这里，每个人的梦想都十分普通却相当合适，甚至就是现实的一部分。
去过梅耶尔摄影工作室的一位马里人对我们说：“非洲没有绝望，没有身陷悲剧和战争而无法自拔。”然而，我们却对这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非洲知之甚少。
成就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208次 中世纪的石匠雕刻出了用于装饰哥特式教堂的怪兽状滴水嘴。有时，他们的作品位于教堂的上端，或藏在飞檐后面，或人的视线不及之地。在地面上无论站在何处，都无法看到这些滴水嘴。然而石匠们仍然精心雕刘，哪怕知道一旦教堂完工，脚手架拆除，他们的作品将不被人看到据说，他们雕刻是为上帝看的。
千千万万个类似的故事构成了人类成就的故事。
手足情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00次 牛津大学的巴里奥尔学院（牛津大学历史最悠久的三大学院之一，因多位英国首相毕业于此而出名）有一面墙，墙上刻有在一战中战死的该学院的英国学生的名字。这不稀奇，稀奇的是，墙上还刻着同样在这次大战中丧生的死敌德国的一些战士的名字。当然，这些德国人也是巴里奥尔学院的学生。
在美国内战中的著名战场葛底斯堡，我看到一件大型的雕塑作品，作品表现的是一位北方军（联邦政府军）士兵单腿跪地、手扶一位负伤倒地的南军（叛军）士兵的情景。作品的标题是：手足情。
不得不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25次 芭蕾编舞大师巴伦仙说：“我不要想跳芭蕾舞的人，我要不得不跳芭蕾舞的人。”
他的意思是，不要业余者，要真正为生活挣扎的人才合用。
为兴趣做一件事，多么不可靠，今日兴趣来了，多做一点，明日没了兴趣，束之高阁，说不定还咄一声加句：“这等低酬，还不够我买一双鞋。”
一位友人去见一份电影节月薪数千的临时工，人家很客气：“阁下资历太高了”，伊被看出根本不在乎那份薪酬，说不定一遇意气事即时拂袖而去。
为生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才不得不沉肘落膊，忍辱负重地背起工作担子，工多艺熟，日后自有长进。
虎父多犬子，那是因为老爸为生活，而小子毋需担心衣食住行，出人头地是毕生苦工，既然什么都不缺，谁会削尖了头钻营。
一看到行家辞去全职专心写稿，便嗯一声，破釜沉舟呢，要不名成利就，要不阵脚大乱，已无中间路线可走，志气可嘉。
穿越“黑障”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48次 在听航天专家报告会时，听到这样一个细节：神舟七号在圆满完成太空遨游一系列科研任务返回地球前，需要迎来一个关键时刻——穿越“黑障”。
当飞船返回舱脱离原来的轨道飞向地面，在下降过程中，飞船的速度是每秒数千米，刚刚进入大气层的外缘，空气就像一堵坚硬的墙壁，猛然撞向飞船，巨大的过载冲击让飞船猛烈地震动起来。在返回舱距地球约100公里时，飞船表面和周围气体摩擦产生巨大的热量，在飞船表面形成的高温等离子气体层将屏敝电磁波，使飞船在约240秒的时间内暂时失去与地面的联系，这就是“黑障”。
这短短240秒“黑障”时间，对于航天专家来说，显得是那么漫长。仿佛等待了几个世纪，让人忘记了心跳和呼吸；而它仿佛又是那么地短暂，转瞬即逝，迎来一个辉煌的时刻。这240秒，对航天专家有着切肤之痛，但他们又充满自信和勇气。这自信和勇气，是建立在过硬地科研和技术上。
飞船经历的“黑障”，和人生是何等地相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