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1935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02次 1934年10月间，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外。那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这是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一个绝好时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同样需要轻装上阵，他们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无用的装备，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这倒并非因为无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类人一直挡了他们的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只要给出一点点理由，就可以丢掉一个让自己害怕的包袱。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就这样瞿秋白被撇下了。而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人都得以跟着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最后安全到达陕北。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炎，他这样的身体倒真不适合辗转作战。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在福建乡郊野外东躲西藏，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还未退去。瞿秋白带领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脸上写着疲倦和惊恐，像一群越冬的鸟，在躲避猎食的枪口。2月24号，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脚。突然村口枪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轩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队伍左冲右突，企图突围。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战友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对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走吧！”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只是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样的去留并不重要，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
在审讯室里，瞿秋白始终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是个医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国民党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中共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国民党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帅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淞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道：“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
但情势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这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这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瞿秋白是—条大鱼，国民党高层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瞿秋白这打开一个缺口。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是国民党的要员，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深为敬仰。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共性，许多被捕的革命者为表清白，对国民党的任何优待都嗤之以鼻。但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看透了许多东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他享有这样的优待，仅仅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块汉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这一切他很清楚，他无所畏惧，不管是优待还是谄媚，不管是陷阱还是圈套，对他采说都不重要。
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秋白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砚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他需要烟和酒。这些宋希濂全同意了。
宋希濂倒也考虑周全，不但为瞿秋白准备了一张大书桌，还为他搜罗了一些中国古籍，并按照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应膳食，并随时各有烟酒．他要求师长以下所有人一律称呼瞿秋白为“先生”。
瞿秋白在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大囚室里过起了短暂的读书写字生涯，在这间囚室里写诗、治印、习字、喝酒、抽烟、静思、默想……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用了很长时间写一篇长文《多余的话》，那是他身陷牢狱后的回首帐望，是他自言自语式的一场反思，是一个终究脱不开文人气质的表白。
这也让我们知道，所有其他加给瞿秋白的身份都不是那么妥帖，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骨子里他只是一位文人，永远脱不开书生意气。
那些日子里，瞿秋白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他的出生，他灰色的童年，他最初的梦想，一路走来，梦想被不断改写。原本他只是想着成为文人，成为一个安分的教员。但历史一直跟他开玩笑，他怀抱着齐家治国的情怀走在了历史的节骨眼上，终于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只是觉得革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一条引领更多人走出黑暗的渡船。
那个暮春时节，由于宋希濂的复杂心思，瞿秋白得到了片刻休憩。他在既为书房也为囚室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连国民党的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和印章，只要大家开口，除了谈政治，瞿秋白都一一应承下来，一方一方为他们治印，一幅一幅地写书法送给他们。那些国民党的官兵也对这个“共匪”头目钦佩有加，将瞿秋白的作品悄悄收藏了。
这是最后的安逸时光，瞿秋白深知自己来日无多，他早就放下对生的渴望了。他知道死也无非是一个绵长的梦，一次不会醒来的沉睡罢了。他觉得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死亡只是赶赴一个长眠之约罢了。这样他心里再无更多挂碍，他每天准时起床，安然入睡，勤奋地写作，在最后的余生里重拾起了那半个文人的梦。
1935年6月10日左右，宋希濂第三次接到南京催问瞿秋白情况的来电。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找瞿秋白作一次深谈，这也是一次貌似温和的审讯。
瞿秋白被押到了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看见面前还是一个瘦弱的书生，脸色苍白，略微有些浮肿，只是眼睛里已没了刚被捕时的疲惫和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潭深水似的沉静。
宋希濂先给瞿秋白倒了一杯茶，开始了一场迂回曲折的谈话：“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好转了吗？”显然这是一句带着关切的话，不管假意还是真心，这话都有一种将交谈引向友好的趋势。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希濂还是继续出他情意深厚、钦佩崇敬的牌。他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内心温和的人，他会被这种温和感染。
但这种推测是错误的，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也有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底线。瞿秋白似乎意识到了这样的温情对他并不利。“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首先，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其次，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话说到这里，瞿秋白已经逼着宋希濂不得刁；无奈地将温情的底牌收了起来。
那天，宋希濂和瞿秋白整整谈了3个小时，这场谈话是以温和的方式开始的，但一开始就潜藏着激流和暗礁，是两个人的无声较量。谁也无法说服谁，这是两个走在不同路上的人，这样的道路永远无法重合，像水与火，像尖刀和花朵，像黑夜与白天，这一切都相距遥远。宋希濂希望瞿秋白最终能够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是这一天宋希濂才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这个外表文弱性格温顺的人，其实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他有自己的方向，且坚不可摧，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已作好了不再回头的准备，他柔弱的身躯下面掩藏着无法折断的气节。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这也是宋希濂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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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贤矩来到狱中，瞿秋白正伏在桌上写字。
向贤矩单刀直入：“瞿秋白，你多次说，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命令，明天上午将送你上路。”
瞿秋白头也没抬一下，继续用一支狼毫笔在宣纸上专注地写一幅字，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向贤矩问这个问题时觉得自己无端有些紧张，确切地说是瞿秋白的从容让他紧张了。
“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了，要说的我都已经说完。”瞿秋白放下手中笔，抬头冲着他淡然地笑了。
1935年6月18日，这是最后一天。瞿秋白像往常一样醒来，换了一身新洗衣服：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洗漱完毕。他为自己泡上一杯茶，点了—支烟。还有时间，他坐到窗前翻阅一本泛黄的唐诗集子。一翻开，目光就落到了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上：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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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往下翻唐诗，他觉得自己的心特别充实，隔着千年时光，那些古人的心绪却通过这脆弱的纸页深切地传达过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早晨真正读懂了这本被他翻了许多遍的唐人的诗集，读懂了他们的孤独，读懂了他们的悲悯，读懂了人生的无常，也读懂了命运的多舛……每个人都走在这个荒凉的浮世上。
他用笔在宣纸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些句子都是唐人的诗里拣出来的，但谁又能说不也是瞿秋白用心写的？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余冰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到了监狱门口。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里握着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墨迹淋漓，字体飞扬。
然后他推开门，冲着余冰点点头，一脸沉静地往三十六师的大门口走去。
走过人影稀落的街头，队伍不多久就进入了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一小亭子，亭中已摆下了4碟小菜，一瓮酒，这是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备下的。看到这些，瞿秋白会意地笑了，他独自坐下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菜，自斟自酌，仿佛这是朋友为他设下的一个告别宴。
喝完最后一口酒，他起立掸去身上尘土，好像想到了什么，回头对余冰说：“我有两个要求，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点就是不能打我的头。”这是一个绅士对死亡方式的最后一次要求，瞿秋白无疑是极少数在强大的死神面前仍保有绅士风度的人。
队伍离开中山公园，向刑场走去，瞿秋白一边往前走，一边突然有了唱歌的心情。他就开始唱了，先唱《红军歌》，再唱《国际歌》，他一遍又一遍，旁若无人地唱，高亢低回，慷慨动情，通往刑场的路，绿意逐渐葱茏，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漏下来，斑驳有致，瞿秋白竟然看出了几分诗意。这哪里是赴死呢？分明是回家！唱到最后，他觉得浑身上下多了一股说不出的劲。
这个文弱的书生，一路唱着走到了长汀郊外的罗汉岭，离行刑地点已经不远了。但他却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前停住，目光向四周凝望了好一会，他大声地对百余号行刑的官兵说：“此地甚好！”然后他坐了下来。那—刻阳光正照在他的额头，他的脸也变得明亮了。
他没有站着死，那样太累，太过古板；他没有跪着死，那是奴隶才会有的死亡姿态；他选择坐着死，这个动作真是富有深意。坐着，一个放松的姿势，一个舒展的姿势。坐着，一个与世无争的姿势，你看，那些高僧，哪一个不是采用坐着的姿势来反省人生，参悟生命的？那些得道的高人，哪一个不是坐着坐着，就让灵魂摆脱了沉重肉身，翩然飞去？这个属于瞿秋白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不高扬也不低下；这样的姿态最容易看到人生真味；这样的姿态，让尘埃落下，让不羁的灵魂远行。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出了这纷扰的人世。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461次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着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面对烦恼的“四部曲”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255次 笔者不信佛，但间或也了解来自佛家的信息，法师们的一些言谈常会使我获得人生的启迪。我相信，这既是法师们对佛的见解和体会，更是他们对人生的见解和体会。
台湾有位正严法师，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在世，谁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烦恼，当遇到烦恼的时候，应该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
笔者所记不是正严法师的原话。但“面对它，接受它，解决它，放下它”这四个“它”，却是正严法师一字不差的原话。
我称这“四它”为面对烦恼的“四部曲”。
诚如正严法师所说，人生谁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烦恼。一辈子都每时每刻笑对人生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傻子。那么，当或者因主观的原因，或者因客观的原因，烦恼寻上门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有的人不敢面对，不愿面对。明明有烦恼寻上门来，却将其拒之门外，或背过身去，把烦恼丢在脑后。以为这样烦恼就不会烦恼自己了。这常常是一种自欺欺人，烦恼会更扰得他心烦意乱。唯一的正确态度就是面对烦恼，仔细端详这烦恼，仔细研究这烦恼：它来自哪里，为什么来，若是自己招来的，自己失在何处；若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人家为什么送？把这些来龙去脉搞清楚，烦恼也会减轻许多。很可能，那只是一个自寻的烦恼呢，一些人就常常被它折腾得不得安生。如果背对烦恼，就不可能看清烦恼的面目，反而会把烦恼背在背上，如影随身，一直困扰着自己。勇敢地生活，也应当包括勇敢地面对烦恼。
但是，如果面对真实的烦恼以后，却认为那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该属于自己，从而躲避之，拒绝之，以为这样烦恼就不会缠身了，不但很幼稚，而且很愚蠢。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躲也躲不过。阿Q为自己的瘌痢头烦恼，他能躲避、拒绝得了那头上的瘌痢吗？既然是你的烦恼，就得接受它。一些女人为自己没有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之容貌而烦恼，但能因此就不接受自己吗？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接受自己，人家还怎么接受你呢？所以烦恼，无论是自己造成的，还是他人造成的；无论是主观造成的，还是客观造成的，既然已经造成了，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就得接受它。“既来之，则安之”，这是对待生病的态度，也应该是对烦恼的态度。
接受烦恼，并非指永远让烦恼缠身。那还不像毒蛇缠身把自己缠窒息了。接下来，就要解决烦恼，这才是目的。是自身原因造成的烦恼，就从自身解决。例如是自己的失误、错误造成的，就主动纠正、改正自己的失误、错误，包括向被自己失误、错误伤害的人道歉；如果是他人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就积极地、心平气和地同他人沟通，找出解决的办法。
在这方面，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自身造成的烦恼，决不要推给他人，推给客观，从而怪罪他人，怪罪客观。这样解决烦恼，只会伤害他人，也给自己造成新的更大的烦恼，让自己背上更重的烦恼的包袱。另一个是，即便是他人、客观造成的烦恼，解决时也一定要心平气和，要有理有节，有礼有节。理和礼都不可少。不能得理不饶人，也不能得理不讲礼。只有这样解决烦恼，烦恼才可望解决得了。不然，也会适得其反，烦恼没解决，反而增添烦恼。
祝福词中有一句叫心想事成，但咱们这世界上的事，很有一些并不能心想事成。有的烦恼就不是你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或者并不是你单方面能解决得了的，甚至怎么也解决不了。那么，当你的努力和解释都徒然后，就不妨把这烦恼放下，由它去，这烦恼也可能就化小化无了。
我们不是圣人，也不会人人修炼得都像正严法师那样。所以我们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或大或小的烦恼。但是，有了正严法师所说的那“四它”，也就是上述所论的“四部曲”，遇到烦恼时按这“四部曲”去走，去唱，烦恼一定会大大减少，会大大降低，我们的人生也会从而多了快乐，多了亮色。
把他当做你的国王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98次 记得很早以前看过韩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剧中的大女儿本来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因为她不想像母亲那样一辈子在洗洗涮涮中度过。可是后来，她恋爱了，结婚了。度完蜜月回来，母亲关切地问她：“你感觉结婚怎么样？”她骄傲地说：“棒极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女王一样。”过了一会儿，她去为先生准备食物，母亲笑她：“你不是说自己是女王么，怎么还要做这些琐碎的事呢？”她很自然地回答：“如果我不把他当做国王，又怎么能享有女王的待遇呢？”
著名心理学专家和情商专家张怡筠博士每次跟先生出现在公众面前，都会微笑着向大家介绍：“这是我们家的领导。”艺术圈特立独行的大女人陆蓉之，在先生面前却是个十足的小女人，她很喜欢称呼先生为“老爷”。而且，她的口头禅常常是“我们家老爷说……老爷说的是对的”。在外面口才了得的于丹在家基本上是听先生的，“他是家庭之脑”。杨澜谈起婚姻幸福秘诀时说：“我很依赖我丈夫，不是生活，而是心理上。”
文学界的钱钟书和杨绛是一对佳偶。钱钟书对太太评价极高：“她是妻子、情人、知己的合成。”据说，在英国留学时，杨绛生孩子住院，钱钟书独住家里，去看望她时，他做委屈状：“我又做坏事了，把墨水瓶打翻了，染了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隔天他又说：“我又做坏事了，把台灯搞坏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钱钟书感叹说：“我感觉我就像国王，可以做任何我喜欢做的事，哪怕我做错了，也不会招来抱怨和责骂。”
21岁为了爱情毅然退出娱乐圈的山口百惠，如今与三浦友和已度过银婚。三浦友和这样评价他的妻子：“她让我感觉很舒服。”舒服一词足以说明三浦友和在家中的地位，也说明了妻子对待他的方式。
小S单身时，房间内什么都要民族风，但因为老公不喜欢，他们的婚房装潢全依照老公的爱好。“我不爱交朋友。可是老公很爱找朋友来家里吃饭，我会很愿意配合他。他就是家里的国王。”
凤凰卫视女主播吴小莉提起先生时总喜欢说“我的另一半”。“白天，我们都需要在外面打拼，可是回到家里，我会伺候他，帮他捶捶腿，按摩按摩。”因为工作关系，她成天飞来飞去，可是，每次回到家，她都会拥抱先生并亲热地说：“小鸟终于回到主人身边了。”
以上说到的女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独立睿智，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然而，家庭生活中，她们总是将先生捧得很高，看得很重，很重视对方的感受，也很欣赏对方的个性，自然也就很容易激发对方的爱意和潜能。心理学的说法是，如果你希望某人怎样，你就朝你期望的方向去对待他，并赞美他，他就会真的变成你期望的那样。
如果城堡中被困的公主对勇士指手画脚，告诉他如何来营救自己的话，那个勇士的信心和勇气马上就会打五折。而让勇土勇气倍增并智慧爆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他、欣赏他、重视他。有人说过，婚姻有三重境界：“可忍，可过，可意。”“可忍”势必很惨，“可过”是无奈，只有“可意”是享受的佳境。而要从“可忍”和“可过”，进入“可意”的境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发自内心地信任对方的能力，欣赏对方的一切，把对方当做你的国王，你也就能享受女王的尊贵和礼遇。
不要快，要稳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03次 一
今天下午碰到写《哈佛经济学笔记》的陈晋，说到一个故事。
说DDT当年是消灭蚊虫的，减少传播致命的疟疾。RachelCarson在1962年出《寂静的春天》，说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因为环境恶化不见了，罪魁祸首之一是DDT，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DDT，但与此同时，2000万儿童死于疟疾。
“有人指责她杀的人比斯大林还多”。
这故事是陈晋在哈佛的课堂上，听经济学家普利其特说的。
他的意思是“很多时候，好的用心未必直接带来好的结果”。
二
这个故事让我意外，因为做新闻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被认为是本世纪一百篇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引发了美国甚至全世界的环境运动。我国停用DDT，也可以说源头来自这儿。
美国的前副总统戈尔，把RachelCarson的照片和那些总统，总理们的照片一块悬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
他说“她对我的影响与他们一样，甚至超过他们，超过他们的总和！”
三
我得查查到底怎么回事儿。
DDT是二战的时候开始用的，当时占领意大利的盟军出现了疫情：高烧，皮肤红疹，每天都有几十名士兵受到感染。
斑疹伤寒由虱子传播，会造成大量人员死亡。人们想到了一种问世不久的化学合成杀虫剂。盟军在士兵身上实验了一下，士兵没事，虱子死了。
三个星期后斑疹伤寒完全控制住了。
这种杀虫剂的发现者米勒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颁奖辞中说：“……出人意料地、戏剧性地突发转机，DDT成为力挽狂澜的角色。”
1965年，美国科学院发表研究报告说，DDT使用20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至少拯救了5亿人的生命。
四
1958年，Rachel的朋友写信告诉她，飞机喷洒的DDT毒死了他们家附近的鸟。她开始关注化学杀虫剂的污染问题，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在书中她描绘了一个使用DDT等合成杀虫剂造成的可怕世界：没有鸟儿歌唱，河流中漂着死鱼。
她的书极为畅销，力量之一来自于她的写作非常优美。
60年代末期，美国正好连续发生由人工化学品引发的环境危机，美国民众对政府和化工厂的信任程度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人们对美国政府提起公诉。
美国政府着手进行调查，并于1932年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滴滴涕的使用，此后多国如此。
五
在网上搜《寂静的春天》引起的争议，基本上把反对她的声音列为“化学工业的狂嚎”，在道德上先一砖拍死了。。
1962年的时候，有位叫鲍尔德温的科学家为着名的《科学》杂志写过一篇《寂静的春天》书评，批评这本书过分渲染了化工产品对大自然的负面影响。“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起，人就开始了对大自然平衡的破坏。”
他“《寂静的春天》不是对杀虫剂的利弊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更像是一次充满激情的呼吁书。”
鲍尔德温还认为，DDT的害处是很轻微的，必须平衡地看待优劣，不能只盯着DDT的缺点。“世界上不存在完全无害的化学药品，但却存在着无害的使用方法。”
但他的声音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利益集团的打手”。
六
但是我对“死亡两千万儿童”这种话心存疑问，继续查。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也在缺少美国资金资助和环保组织的压力下停止使用DDT。结果南非仅一个省的疟疾患者数量便从8000人迅速上升至4。2万人，死亡340人。与之相邻的一个省经历了一次疟疾大爆发，至少造成了10万人死亡。
2000年7月，着名的科学杂志《自然》药物学分册发表了一篇由英美两国科学家共同撰写的文章，呼吁在发展中国家重新使用DDT。文章说，目前全世界有3亿疟疾患者，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是地处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儿童。
作者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天都有7架坐满儿童的波音747失事。
七
《寂静的春天》的支持者迅速做出反击。他们指出，书中并没有否认滴滴涕的杀虫功效，她只是警告人类，昆虫很容易产生抗药性。事实上，很多非洲国家并没禁用DDT，但热带蚊子繁殖速度快，再加上滥用，使得疟疾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DDT的支持者们也同意，DDT的使用方法必须改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农田里大规模喷洒，而应该限制在居民的房间里。每平方米的墙壁只需2克，每年喷涂1～2次即可。即使有少量DDT逃逸出去，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只相当于从前的0。04%。
论文认为，对于已经产生抗药性的蚊子，DDT也具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它对这些蚊子仍然具有很强的排斥作用，依然可以防止蚊虫叮咬。
八
环保组织仍然没有放弃。他们改变了思路，承认滴滴涕防止疟疾传染十分有效，但强调它对人体的危害，包括可能致癌，或者导致内分泌紊乱等等。
但非洲要面对的是每年几十万新的疟疾病人，和非常糟糕的医疗与基础设施，任何一种方法，必须既廉价又方便，才可能有效果。
2003年，南非重新使用滴滴涕，结果同一地区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到50%以下。
2006年9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开号召非洲国家重新使用DDT防止疟疾流行，但使用过程要遵循一定程序。
九
看完这个DDT的事儿，想起这两天作节目，谈收入分配改革，各个派别的专家都吵，从基本概念吵到解决方法，吵多了确实容易看的人晕。
情况一复杂，就有人容易不耐烦，手一挥“快刀斩乱麻，我们就是要劫富济贫”，或者干脆说“不改了，让它去”。
科学与现实都很复杂，急着下结论，偏执任何一端，虚美或者饰恶，都会付出代价。想起陈威拍雪灾那期节目时有个段落，十几万人滞留车站多日，忽然有一天说可以走了。拉起警戒线，分成很细的人流通行。
人太多了，小兵扯着嗓子喊“快走，快走”，大家哗一声往前涌。边上有位长官急了“什么他妈的快走，快走就出事了，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走稳”。
我们为什么慢不下来时间:2013-09-18 作者:未详 点击:167次 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资源紧缺引发争夺，分配不平衡带来倾轧，速度带来烦躁，便利加重烦躁，时代的心态就是再也不愿意等。
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加上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控和不公平等经常性的情境，中国人急不可耐，又因欲求未满而耐心等待，焦躁不安又心安理得。
急的心态带来了什么？欲速则不达。在“急之国”，我们快速地消耗着自己。等我们真正明白快慢、张弛、紧疏、得失、成败、忙闲的人生之道时，可能一切都晚了。
不耐烦透视中国人的时间观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无论排队还是插位，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离。
我们喜欢插队。我们当一米黄线不存在。我们抢出租车。我们在交通灯变黄的时候加速冲过去。我们为了节省5分钟去翻越马路中间的栏杆。我们急急忙忙旅游，急急忙忙拍照，急急忙忙离去。我们走后门。我们送钱。
我们很急。我们很不耐烦。
可是，我们同时又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我们以前排队炒股，头天晚上就排队买认购证。现在我们排队买房，提前三天就全家轮班开始排。我们喜欢买促销减价货，排一上午队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厅，我们越喜欢，我们宁肯坐在门口塑料凳子上吃两个小时的瓜子。（我们就是感冒也要去挂专家号，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排。现在，我们还喜欢排9个小时的队去世博会看立体电影。）
我们似乎又很有耐心。
这就是中国。传统心态和现代境遇扭合在一起，我们焦躁不安却又心安理得。
慢不下来的中国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曾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性格》，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漠视时间”。
史密斯认为中国人漠视时间正表现在他们的勤劳之中，他们不停地劳作，实际上是在不停地浪费时间，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做无用功或者返工。
几十年后，史密斯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就变成了中国人的“经常性急躁”。自“五四”运动起，启蒙者们对泥泞的现状恨之越深，对改变现状的速度也就期之越烈。要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历程，难免显得冒进急躁，方法也往往激烈、粗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中国人的时间观再次提速。大跃进和大干快上，成为时代的关键词。众所周知，欲速则不达，不但没有快起来，反而导致了全面停滞。
时钟的指针来到改革开放后，“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变成了全民族的心声。到了当下，环境更加复杂，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交织，工业化、电子化、网络化的社会成形，我们再也不愿意等。
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慢的能力？
中国人的时间观，自近代以降历经三次提速，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需要的是时刻看着钟表，计划自己的人生：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35岁退休……
科技就是不耐烦
《连线》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让我们抓狂的33件东西》，列举了33件现代生活中让我们无法忍受最终崩溃的事物。
排在第一位的是航空旅行。的确，在候机厅里突然被告知必须继续枯坐两个小时，是非常让人恼火的事情，更不要说那些在机舱里连膝盖都不能伸直的可怜人了。
此外，还有信用卡、顾客服务、医疗记录、复印机、打印机、道路、电话会议……这些东西都被列入了“抓狂物件”。
等一下，难道这些东西发明出来不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便捷吗？它们不是可以减少重复的劳动，从而使事情变得更简单吗？为什么它们反而让人们更加不耐烦了呢？
我们发明东西，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是为了解决烦躁。比如，你再也不用抄写文件500份了，因为我们有了复印机。但是，高科技复印机的操作已经复杂到了办公室里没几个人能搞得懂的程度了。于是我们专门指定一个人来学习这门技术，可是他不在的时候，其他的人就完全抓狂了。甚至这个专门人才也抓狂了，他疯狂地打了一通电话把复印机公司的人痛骂一通，最后另外一些专门人才上门来帮我们把墨盒换掉，把挤成折扇一样的纸拉出来。
这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伟大之处。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来试图解决烦躁症，但实际上却只是发明了另外一些烦躁症。
发明排号机的人，一定没有中午去银行里拿过号。当你满怀希望地按下按钮，吐出来的纸条却冷冰冰告诉你，前面还有32个人，而这32个人把所有的坐椅都坐满了，同样冷冰冰地望着你这个白痴。
不耐烦是社会心态
生活越现代化，烦躁情绪就越重。
电话不普及的时候，没人介意几个月收一封信。但手机随身的时代，几十分钟内不回短信的人就会被讽为没有机德。
只有公交车坐的年代，等上半小时也不以为奇。如今打的，随时都要提醒司机抄近道、超车。
以前我们用电话线拨号上网，56K的网速，很慢，可是并没有人觉得烦躁，因为条件如此、大家如此。论坛上发帖，有的标题就是“大图杀猫”、“小猫慎入”，提醒网友注意网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如今，带宽以M来衡量，数十M已不稀奇，但网页打开稍有迟疑，我们第一反应就是点刷新键，有时候恨不得砸电脑。
这是时代加重的烦躁症，既然可以快，就决不能慢。有了比较，就有了烦躁。
抛开时代，还有哪些条件会引发你的烦躁？
重复、单调、复杂、呆板、逼仄、拖延和消耗、超出理解范围、失去控制，而不知所措。
但最重要的是，不公平。
你可以不在银行里排在第33位，只要你是VIP，你就可以施施然地直接走到柜台前，把那32个可怜虫抛在脑后。难道就不可以给非VIP的人提供舒适的基本服务吗？可以，我们的基本服务就是在铁椅子上坐两个小时。
你可以不在医院里看病排一上午挂一个号。只要你认识医院里任何一个员工，从院长、主治医生到行政人员，他们就可以直接带你走到专家诊断室里。难道就没有普通人看病的便利吗？有的，就这么几家医院，你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吧。
你可以不在春运排通宵队买火车票——你可以去订机票。难道就没有底层人民承受得起的回家方式吗？当然有，你可以在火车站广场上买黄牛票，多付一个月薪水而已，你付得起。
你可以不排队买房，反正涨起来，你卖了也没有住的地方。你可以不急着结婚，反正你还没有买房。
人们的烦躁症，来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因为你总在担心，如果这个机会不抓住，你就被社会抛离了；如果你现在乖乖排队，那么就一定会有人插你的位。所以我们一定急躁，我们不顾规则——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规则，抓到手的才是硬通货，排队等待的永远都只是愿景。
我们就像在超市收银台前的购物者，推着购物车在几条长龙之间踯躅，无论排队还是不排队都是两难。插位加塞挤来挤去，一分钟也不愿意等，焦躁不安。
而且，我们总觉得别人排的队比我们的快。
李鸿章代左宗棠行贿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71次 《西游记》读到最后，有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情节：唐僧师徒历尽千辛万苦，到达西天参拜如来后，如来命弟子阿傩、伽叶取三藏经文交给唐僧。阿傩、伽叶却向唐僧索要“人事”即贿赂。唐僧一路风餐露宿，没有“人事”相奉，阿傩、伽叶便将“无字经”交给唐僧。
唐僧师徒在归途中发觉后，赶紧回去面谒如来告“御状”，如来却为部下辩解：“无字经也是好的，但东土人愚昧不悟，只能传有字经。”如来还旗帜鲜明地告诉唐僧：要传有字经，必须“人事”，否则后代子孙没钱使用。唐僧只好将唐王所赐的紫金钵给了阿傩、伽叶，才换来有字真经。
神话是人间反映。晚清重臣左宗棠以64岁的高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挫败沙俄分裂新疆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返京后，两宫皇太后召见。接着，“妙事”来了：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3000两。你要不出这“人事”，任你天大功劳，也别想见两宫皇太后！
左宗棠堂堂大将军，哪里受得了这窝囊气，不见就不见，偏不出这“人事”。和稀泥高手李鸿章赶紧代他出了这笔“人事”，左宗棠才得以见到两宫皇太后。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左宗棠见两宫皇太后时，慈安太后被他一腔赤胆忠心打动，又听说他因为年老，视力下降，于是将先帝（咸丰）的遗物———一副墨晶眼镜赏赐给他。
这又惹来宫中“阿傩”、“伽叶”的刁难。太监奉旨颁赐时，再度勒索“人事”：礼金数千两，给钱就给眼镜，不给钱就没眼镜。左大将军大怒：先帝的老花镜又不是我自己要的，你不给就算了！他转身就走，又是李鸿章出面做和事佬，好说歹说，还了个半价，才为左宗棠领到这份“奖品”。
晚清，贿赂公行。据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一天的宫中费用大致是纹银四万两。慈禧一天果真能用这么多银子？据康有为调查，宫中一切费用都是三七开，这是例规。即报销十成之中，三成为实际费用，七成为层层分润，也就是，这七成银子都成了“人事”，装在各级经办人员手中。单凭这一点，清朝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
科学源于对世界的童真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64次 “如果用一件脏衬衣堵住装满小麦种子的容器的缝隙，大约21天之后，气味发生变化，腐烂物会浸入小麦壳，由此将小麦变为老鼠。”
1620年，比利时的学者范·黑尔蒙特做了许多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实验，他的世界观是魔法与科学的结合体。他对一棵树百思不得其解，栽在盆子里的树长大了，土却没少掉，由此他认为一切变化都只来源于水。他的实验为一个神秘过程的探究开了先河，后来人们才发现，植物成长不仅需要水，还要空气、阳光。
另一个医生则对人体本身充满好奇，为此他把自己的生活都搬到了秤盘上，包括工作台、椅子、床。他在秤盘上度过了30年，记录每天进食的食物的重量，以及所排泄的废物和自身体重的变化。他得出的结论是惊人的：人所排泄的大小便只占进食重量的很小一部分——其余的部分都被蒸发掉了。
阅读科学史上的这些实验，让我们百感交集，即便现在看来是多么简明的常识，而在当时却是极其神秘的谜团。而每一次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对于这世界的新知，都源于他们——那些好奇者——对于这世界的童真。
如果两块重量不等的石头自由坠落，较重的那块，会比较轻的那块更快到达地面吗？
两千年前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认为的，但是17世纪的伽利略对此却困惑不已：如果这一论断正确，那么把较重的石头和较轻的石头绑在一起，它下落时，慢的就会拖住快的，同时快的也会拉动慢的，它们下落的速度应该介于两个速度之间。另一方面，两块石头绑在一起更重，所以必定会比单独下落更快——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定律就自相矛盾、不攻自破了。
在相对久远的从前，当这世界有更多的秘密不为我们所知时，对科学充满探究精神的那一小拨人——他们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200年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弗斯刚满18岁，为了研究黄热病的传播途径，他除了把病人的呕吐物喂给狗和猫吃，后来还把自己当成了实验动物。他在前臂上切开创口，敷上病人的呕吐物；后来又在身体的其他20个部位重复这一实验。尔后，弗斯把呕吐物滴入眼睛，或吞下由烘干并压缩后的呕吐物制成的药片，最后，他喝下了稀释成不同浓度直到完全不稀释的呕吐物……最后他证明了——黄热病并不通过消化道传染；100年后，真相大白，这种疾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当我们从愚昧和懵懂的状态中走出来，真的需要更长时间和更艰辛的摸索。而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有时还要冒着不被所有人理解的危险。圣马丁受了枪伤，胃上留下了一个洞，博蒙特医生在对他治疗时开始了对胃经年累月的研究。十几年中，博蒙特医生每天让圣马丁频繁进食，然后在20分钟后把食物从胃的小洞里取出加以研究，甚至在1832年的圣诞节，圣马丁都没能休息——博蒙特医生坚信自己拥有对他进行研究的权利，而对此没有丝毫的伦理考量，尽管他的实验会对圣马丁造成不利后果，尽管因为这项研究，圣马丁长期背井离乡，远离家人。博蒙特医生于1833年出版《胃液的实验与观察以及消化生理》一书，前言中列出一串致谢名单，包括许多提供帮助的医生，唯独没有提到他的研究对象圣马丁，哪怕只言片语。
有些实验让我们感觉辛酸（例如圣马丁，我们真该记住他），而有些实验则让我们哑然失笑：达尔文曾对着蚯蚓吹奏巴松管、弹钢琴、吹笛子以及大喊大叫，试图让蚯蚓大吃一惊，而最后他发现蚯蚓没有听觉。
科学的谜语是永远解不完的，直到1999年仍然有人进行着关于饥饿的实验。食欲专家劳尔斯招待3组女士吃烤饼：第一组人光吃烤饼；第二组人吃同样的烤饼和356克水混成的浓汤；第三组人分开吃烤饼和356克水。最后她得到的结论是，食物的能量没有变化——水不含卡路里——但汤却更容易饱人。不管怎样，这一实验对于那些千方百计减肥的人会有所启发。
文明的坐标在哪里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24次 以收藏而言，我们无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今天，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时代带来的幸福。今天有很多我的前辈、长辈，他们就更能感受到社会的变化。我们赶上的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对于收藏，对于整个民族而言，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是战争时期多于和平时期、贫困时期多于富足时期，而我们赶上了富足的时期。我们的文化从文字出现，有5000年历史。这5000年历史给我们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物质，比如商周的青铜器、秦代兵马俑、汉代的玉文化、唐代的唐三彩、宋瓷宋画、元青花、明清官窑瓷器等等，这些都给我们一个提示，提示文化曾经走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有一次，我去做足底按摩，按摩师跟我说：“马先生，我们都熟了，我买了一块玉，您给我看一下是什么朝代的。”我一看，是一块新玉——这个不用说，她在地摊上买到老玉的可能性不大。我问：“你花了多少钱？”她说：“3000块钱。”我当时听了很震撼。我不能想象一个足底按摩师，一个社会最基层的人，愿意花3000块钱买一块玉。这件事当时给我的震撼超出了一个世界纪录的诞生。我们收藏文化的宗旨就是感知文明，怡养情致，这已经下到了社会最基层。我们能有多少东西留给后代呢？只有自己创造的文明。
我们对于文化的尊重，今天提到了一个社会的高度。现在有众多的大规模的文化活动，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认识到尊重文化的重要性时，必须回顾那些沉痛的历史。
我十几岁时看到的破坏文物的现象，今天想起来都非常可惜。但我们今天依然没有把保护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潜意识里觉得破坏不可惜。有时候我们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去保护自己的文化，不是很能自觉地去抵御文化的侵略。所以我们的城市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今天，我们走到全国各地的县级城市都是一样。如果把路牌捂上，把你空降下来，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因为地域的文化符号一点点地在消失。
北京东便门有个皇城根遗址公园，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那里的残垣断壁。了解北京的人都清楚，东便门、西便门，本是下人走的。当时要进入北京城，所有下人都要在此排队，人多时要排上一个星期，所以这个门就被窝在里面，无意中保存到今天。现在，这一块被开发成“皇城根城墙遗址公园”，公园里立了一块石碑，碑上是一段歌功颂德的话，说这遗址公园有多么多么的好。我看到的时候就非常愤怒，如果让我来写这块碑文，我一定这样写：我们的北京城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古城，有多少辉煌的城墙。这些城墙最后保留在什么时候，由于我们的无知被拆掉了。一个偶然的因素，剩下了这一段残垣断壁，我们一定要以此为训，记住这段历史。
今天我们谈收藏文化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文明的坐标都在哪里。文明的坐标不是空泛的，由文物来标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物来标识，它们曾经达到过怎样的高度。这个高度，第一是文化的高度，第二是艺术的高度，第三是科技的高度。
我们收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肯定不是聚财，而是教育，我们要教育下一代人。所以我在1992年就突发奇想，要做一个博物馆，我要把这个博物馆永久地留给社会。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乐趣。年轻的时候，男孩追求女孩是第一大乐趣；成年以后，对于资产的追求是个乐趣，比如说要有房子、车子。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时候，物质的乐趣就会消失，精神的乐趣会随之而来。文化的乐趣才是永恒的。我常说：伴随你终身的乐趣，一定是文化带给你的。我们只有珍惜自己辉煌灿烂的文化，才会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