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知名品牌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2007年8月27日上午，我从首都机场起飞，去往日本访问。北京到东京的飞行时间是三小时一刻钟，跟到广州时间差不多。航班属于国航与全日空代号共享那种，其实就是国航的飞机和机组人员。飞机上有几份当天国内的报纸，其中就有《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题曰“中国民族品牌哪里去了”。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之前上海的几种知名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以及蝴蝶牌缝纫机——的黄金时光，历数了后来合资过程中一些民族品牌——例如香雪海冰箱、沙市日化的活力28洗衣粉等——是如何遭到遗弃的，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制造大国”，却又是一个“品牌小国”。随后文章的作者们，又提出如何保护中国品牌。一位受访者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质量和技术方面高人一筹。但是，困难恰恰在于，怎样才能在质量和技术上高人一筹？
报纸预告，第二天还会再推出一篇相关报道：“外国如何保护民族品牌”。但是我不能第二天还赖在这趟航班上，不过，好在网络时代，跟踪阅读不成问题。第三天，我在网上看到了那篇后续报道。其论述，不外乎分析美国、日本、韩国和法国政府如何通过法律和行政努力，给品牌以保护和宣传，等等。但是，对于那些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响的品牌如何能垂之久远，却仍然是语焉未详。
在飞往日本这个品牌大国的途中，我一直琢磨这个问题。尽管对经济学和产业发展，自己完全是外行，不过作为一个消费者，某些感觉还是有的。一年前在名古屋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之余，也曾参观过丰田汽车公司的产业展览馆和汽车博物馆，对于这家着名企业的创业史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在我看来，《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实际上，一个国家能够出现许多名牌产品乃是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政府对于着名民族企业和品牌的保护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因素。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所有权制度。在今天，所有驰名全球的品牌几乎都是私有企业的创造物，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行所有财产公有制或国有制的情况下创造闻名遐迩且持续久远的品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还是以日本为例。我们知道，早在明治初期，日本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财阀。像三井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它早在17世纪就在京都、江户和大阪建有纺织品商店和贷款机构”。作为武士企业家的典范的岩崎弥太郎，利用藩中剩余船只创立了三菱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极具声望的商业机构。但是，几乎没有一个驰名品牌属于国有企业。据汪公纪《日本史话》载，1890年之后，政府还将那些国营企业里最赚钱、最有前途者卖给民间，让私人经营，最终导致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其中原因不难理解，那就是国有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催生这样的品牌。试想，如果无论效益如何，企业主以及雇员的收入都是一笔恒定的工资，奖赏和惩罚都无法依据一种合理的标准分配，人们凭什么要努力地把产品做得精益求精？质量优异、不断地寻求消费者需要的满足的产品无从带来收益的提升，结果也只能是得过且过。从前，我们的解放牌汽车居然可以三十年如一日，正是这种体制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一个品牌的培养离不开经营者的深谋远虑。商业的品牌跟大学一样，它的声誉要依赖长时间的精心培育。怎样的机制，能够让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时刻不放松地去经营、去不断地推陈出新，赢得消费者的持久信赖，这个问题跟企业制度的设计有密切关系。胡适曾经感叹汉朝的太学当年何等盛况，但是却后继乏力，早早地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没有现代大学具有的确保其处变不惊、遇到任何情况都可以保障正常运行的特殊体制。商业品牌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外国产品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吃惊地发现，许多字号都是我们百年前就遇到过的。爱立信，清末就进入朝廷的电话机。美孚1号，我小时候家里有一个装煤油的铝桶，上面就是那个熟悉的标志。当那些着名的日本企业又纷纷来华投资，不少人看到那些熟悉的标志，回忆起当年被这些公司抢掠到日本做劳工的悲惨经历。它们的字号居然历百年而不变，历百年而不衰。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的那种通过家族纽带、血缘忠诚带来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但是，现代管理的重心仍然要通过各种制度去维护管理人员对于企业利益的忠诚。更不必说，像日本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在维持企业声望于不坠的过程中，家族纽带的作用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企业要培育自己的民族品牌，这样的“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制是最值得深入研究和建设的。
品牌培育还需要良好的法律环境，以确保那些苦心经营品牌的企业可以不受伪造侵权的影响。如果假冒伪劣盛行，一个李逵周围有无数个李鬼在，同时法律又不健全，或者虽然有法律，司法机构却不能独立和公正地揭露和惩罚李鬼，民族品牌一定会变成民族“伪劣”品牌，能够持续久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个看起来不大，实际上很重要的因素——即如何给品牌取外文名字的问题。在不同国家来往很少的时代，取名字只要注重本国语言的发音以及意义即可。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需要注意商标的跨国或跨语言问题。这一点，日本人也是觉悟很早的。参观丰田公司的时候，获悉丰田最早是生产纺织机械的企业，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生产汽车。开始仍然沿用从前的商标名称Toyoda，甚至第一批汽车的前罩标志上还有汉字“丰田”二字。但是，后来很快就改Toyoda为Toyota，这样对于西人而言读起来就更顺畅。汉字也不再使用。索尼公司如何费尽心力取名Sony也是脍炙人口的故事。观察日本的商标，大多十分注重字眼在一般欧美人看来的内心感觉，试想Sharp在英文里的“锋利的”、“敏锐的”、“灵敏的”等意义，作为电器的商标是再合适不过的；Canon是很古老的西方词汇，来自希腊文，最初意义是丈量用的木杆或尺子，后来引申为规范、尺度等，天主教会的法律便名为“Canonlaw”，用这样的词作为讲求精确的照相机商标，是何等地富于吸引力！
反观我国的品牌，这方面就考虑较少。基本上就是把汉字拼音一下，“春兰”便是Chunlan，“长虹”就是Changhong，“恒源祥”就是Hengyuanxiang，“中华汽车”就是Zhonghua，凡此种种，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这样的字在不懂汉语的外国人看来没有意义。另外，一些名称我们自己会读，但是，像Hengyuanxiang或者Zhonghua这样的词，找些老外来读，大约十有八九是读不出来的。读音都困难，又如何能够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驰名商标呢？当然，还有不少商标是意译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顾外人感觉硬译一气的现象。一个经典的误译是把“飞鸽”商标译成FlyingPigeon［pigeon是那种不能高飞、只供人吃的肉鸽］，这样的产品如果能在西方飞得高飞得远，成为畅销产品，那肯定是个奇迹。
千年月色（外一篇）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67次 千年月色（外一篇）
我以前写作文，喜欢描写父亲眷恋母亲，母亲崇拜父亲的情景，觉得那样很罗曼蒂克，当然，更主要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
妈妈总是用很高的声音跟爸爸说话，而且他们彼此都连名带姓地称呼对方。在我印象里，爸爸也从来没有为妈妈买过一件衣服，他去出差，给妈妈写信，内容没有一点儿童不宜，妈妈也从来不精心保存他的信。她把信往桌上一丢，说一句，没事写什么信，然后继续织她的毛衣。所以，我和姐姐从小断定，他们不是因为爱情结婚。
后来我上大学，寝室里谈起父母，发现我们这一代的父母都是这样，住我下铺的小马甚至羡慕我，说你多幸福，你父母还写写信，我爸妈都很少说话，吵个架得到过年才有和好机会。当年居住条件差，十平方米住一家四五口，父母闹别扭，他爹就住学校去了。所以，我们大致相信，家里的几个孩子，就是父母一辈子的情爱生活。我们对门音乐系的胖妞，成年以后一直对父母心怀内疚，因为她五岁那年一次半夜醒来，发现父母纠缠一起，吓得大叫，从此她妈就跟她睡，她爹睡上铺，如此睡到改革开放，她自己也就比较罕见地在我们这一代中成了独生子女。
胖妞要补偿她的父母，想法也跟我们大家差不多，她拼命赚钱，给父母买了大房子，但结果也跟我们父母一样，搬进新房子，父母一人一间卧室，一人一台电视，我看我的清宫剧，你瞧你的世界杯。爸爸在世界杯广告时间到妈妈卧室串门，看慈禧太后在谈恋爱，妈妈还泪光闪闪的，说一句“瞎三话四”，妈妈就叫爸爸站远点，说他热气腾腾的把室温都升高了。但我儿子热气腾腾地扑进她怀里，脏兮兮地滚她一身汗，她都是蜜蜜甜地笑。她烧一碟小黄鱼，爸爸都吃了，她就跟我姐抱怨说老头子不想着她，可我姐的小孩全吃了，她就眉开眼笑的，跟我姐汇报孩子懂事了知道不剩菜。
去年，妈妈生病动手术，先瘦了一圈的倒是爸爸，但是妈妈出院以后，他也不知道如何照顾妈妈，菜还是妈妈买，饭还是妈妈烧，姐姐看不过，给他们请钟点工，但没几天就让妈给辞了。有时候我们恨铁不成钢地问妈妈，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享福？她就说，你爸爸也可怜，三岁就没娘。听上去好像没逻辑，但回头想想，我们父母这一代，所有的感情大概就在买菜做饭上了。
最近看到孔明珠的《孔娘子厨房》，更是印证了这个想法。明珠姐姐虽然不是我父母那一代人，名门之后，原属董桥笔下一类人物，但她喜欢厨房，甘心情愿把青春和美貌付在灶台上。坐下来，让我们慢慢读她的菜谱，昂刺鱼和春笋，草头菜饭老鸭汤，春夏秋冬似乎也就是毛豆煮煮虾蒸蒸，她笔墨干净并不油烟，但看完却让我们凭空地嫉妒她：这个女人，一定是嫁得太好了，否则，一个家常蚕豆怎么有如许花头，还能想到男人的剑眉？
晚上，老公坐沙发上看孔娘子菜谱，久不释卷，我心一慌，想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逃离父母辈的形式，却是不知不觉在走近它；还是，这千年月色，终究要穿过玫瑰花瓶，落在自家的饭桌上？
没花头
楼下小胖问我，阿姨你干什么工作？我说，大学教书。想着他会对我有点敬意，但是“大学”两字没有一点分量，他说，那你没
花头。我笑起来，问他什么有花头。他说，老板有花头，老板孩子，中考可以加分，加整整二十分。他举起胖乎乎的手，在空中翻了两翻。
回家看报纸，小胖说的是真的。漳州市教育局招生政策规定，从2006年起，市民营企业前一百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加分二十。同样政策，外商子女也参照执行。大概是这门生意很好吧，很快，该政策又调整为，只要纳税三百万元以上，子女中考就可以加分二十。
报纸上说了，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国策，是“尊重关心民营企业家”的措施，是“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思路，至于蝇头小民，给国家GDP做不了什么贡献，就回家让孩子鄙视去吧。看到这样的政策出台，嗷嗷乱叫就不叫中国人了，这些年，老百姓早习惯了教育肥头大耳的形象。但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却是，老百姓对这种政策的接纳能力。
比如我们楼下小胖，就觉得做老板的孩子牛逼，有钱当然可以加分啦！他一边说着一边滑着溜冰鞋远去，而他的父母，一个护士，一个医生，看着儿子飞不起来的样子，说：“烈士子女可以加分，有钱人也可以加分吧，都算是对社会有贡献了。”而我的父亲，做了半辈子中学校长，跟着发表意见：“好歹这种政策是明着来，国家还赚点钱，总比落入私人腰包好，反正不给明策，也有暗方的。”
嗨，不用叹息了，腐败已经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和油盐酱醋一样，没有人拒绝，也没有人质疑，甚至，就像我父亲认为的，明着腐败有它的好处，而且老百姓也普遍倾向于接受“用钱买分”的“公平原则”，所以，才十三岁的小胖可以理直气壮地看不起我：“阿姨你还不如我们老师呢，她给我们做家教，一个月可以赚一万，她小孩在英国读书呢！”回头，他看看我们家胖胖，我帮他说，”没花头了。“
秋白，1935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103次 1934年10月间，瞿秋白走到了生命的深秋。他再一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外。那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及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这是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层的一个绝好时机，在生死存亡的转折中，一个政党和一个军队同样需要轻装上阵，他们要丢掉一些重型武器，一些无用的装备，也要趁机甩掉一些人，这倒并非因为无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类人一直挡了他们的路。或者说这样的人，他的光芒和才气，总是让他们看到自身的黯淡。这是一个好时机，他们只要给出一点点理由，就可以丢掉一个让自己害怕的包袱。他们说瞿秋白身体状况欠佳，不适合转战南北，还是原地留守，在苏区指挥游击战，就这样瞿秋白被撇下了。而当时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人都得以跟着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最后安全到达陕北。瞿秋白患有严重肺炎，他这样的身体倒真不适合辗转作战。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在福建乡郊野外东躲西藏，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
1935年2月，一个雾蒙蒙的清晨，早春的寒意还未退去。瞿秋白带领一个小分队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战士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脸上写着疲倦和惊恐，像一群越冬的鸟，在躲避猎食的枪口。2月24号，队伍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径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原地歇脚。突然村口枪声大作，长汀县地方反动武装保安轩包围了小径村。
红军队伍左冲右突，企图突围。患重病的瞿秋白跑了一段路就上气不接下气了，战友邓子恢过来拉着他跑，他已精疲力竭了，对邓子恢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实在走不动了，你别管我，快走吧！”
邓子恢执意要背瞿秋白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只是隐蔽在一处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了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承受不住急速奔跑，停下后，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些了。怎样的去留并不重要，任何时刻，他都希望自己保有一些从容。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预料中的事。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就是瞿秋白。
在审讯室里，瞿秋白始终安静地坐着，像一个打坐的禅师，他说自己叫林琪祥，是个医生。1932年因病到福建游历，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送往瑞金充当医生。一次又一次审讯，这就是他始终如一的口供。后来，国民党方面很快得到密电，濯田区水口镇捕获的人里有中共头目瞿秋白。这个叫林琪祥的人很快被带往国民党驻福建长汀的三十六帅师部所在地。军法处处长吴淞涛负责审问瞿秋白，吴淞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也例行公事般地答。后来吴淞涛拍桌子，大声怒喝：“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还是定定地坐在那里，一脸安然，他平静地望着吴淞涛，缓缓地开口说道：“我叫林琪祥，职业医生。”仿佛那真是他与生俱来的身份。
但情势急转直下，有好几个人相继叛变，都供出了瞿秋白，后来一个叛徒被领到瞿秋白面前，这个叛徒，指天发誓，愿意用脑袋担保面前的人就是瞿秋白。这时候，这个叫林琪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如此，也别浪费这位好汉一颗上好的脑袋了。你们执意说我是瞿秋白，我就真是瞿秋白。至于前些时间说的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的话，你们权当我写了一篇小说。”
瞿秋白是—条大鱼，国民党高层授意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从瞿秋白这打开一个缺口。宋希濂心情颇为复杂，他既是国民党的要员，要想方设法让瞿秋白靠近国民党，又在内心深处对瞿秋白的为人和才华深为敬仰。他意识到，对待瞿秋白这样的人硬碰硬是不行的，得以柔克刚。
于是，瞿秋白获得了特殊“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为瞿秋白找了一间较大的囚室，还下了“优裕生活”的指示。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共性，许多被捕的革命者为表清白，对国民党的任何优待都嗤之以鼻。但瞿秋白倒爽快，这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见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是看透了许多东西，他也看到了1935年是自己无法解开的一个死结，他享有这样的优待，仅仅只是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在形式上保有所谓的清白了，他本身就是一块汉白玉，他有清澈的人格和坚实的底线。这一切他很清楚，他无所畏惧，不管是优待还是谄媚，不管是陷阱还是圈套，对他采说都不重要。
宋希濂询问瞿秋白在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瞿秋白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砚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他需要烟和酒。这些宋希濂全同意了。
宋希濂倒也考虑周全，不但为瞿秋白准备了一张大书桌，还为他搜罗了一些中国古籍，并按照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应膳食，并随时各有烟酒．他要求师长以下所有人一律称呼瞿秋白为“先生”。
瞿秋白在一间专门为他准备的大囚室里过起了短暂的读书写字生涯，在这间囚室里写诗、治印、习字、喝酒、抽烟、静思、默想……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用了很长时间写一篇长文《多余的话》，那是他身陷牢狱后的回首帐望，是他自言自语式的一场反思，是一个终究脱不开文人气质的表白。
这也让我们知道，所有其他加给瞿秋白的身份都不是那么妥帖，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骨子里他只是一位文人，永远脱不开书生意气。
那些日子里，瞿秋白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他的出生，他灰色的童年，他最初的梦想，一路走来，梦想被不断改写。原本他只是想着成为文人，成为一个安分的教员。但历史一直跟他开玩笑，他怀抱着齐家治国的情怀走在了历史的节骨眼上，终于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只是觉得革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一条引领更多人走出黑暗的渡船。
那个暮春时节，由于宋希濂的复杂心思，瞿秋白得到了片刻休憩。他在既为书房也为囚室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连国民党的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和印章，只要大家开口，除了谈政治，瞿秋白都一一应承下来，一方一方为他们治印，一幅一幅地写书法送给他们。那些国民党的官兵也对这个“共匪”头目钦佩有加，将瞿秋白的作品悄悄收藏了。
这是最后的安逸时光，瞿秋白深知自己来日无多，他早就放下对生的渴望了。他知道死也无非是一个绵长的梦，一次不会醒来的沉睡罢了。他觉得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死亡只是赶赴一个长眠之约罢了。这样他心里再无更多挂碍，他每天准时起床，安然入睡，勤奋地写作，在最后的余生里重拾起了那半个文人的梦。
1935年6月10日左右，宋希濂第三次接到南京催问瞿秋白情况的来电。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找瞿秋白作一次深谈，这也是一次貌似温和的审讯。
瞿秋白被押到了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看见面前还是一个瘦弱的书生，脸色苍白，略微有些浮肿，只是眼睛里已没了刚被捕时的疲惫和不安，取而代之的是一潭深水似的沉静。
宋希濂先给瞿秋白倒了一杯茶，开始了一场迂回曲折的谈话：“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好转了吗？”显然这是一句带着关切的话，不管假意还是真心，这话都有一种将交谈引向友好的趋势。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做认真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宋希濂还是继续出他情意深厚、钦佩崇敬的牌。他知道瞿秋白是一个内心温和的人，他会被这种温和感染。
但这种推测是错误的，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也有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底线。瞿秋白似乎意识到了这样的温情对他并不利。“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首先，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其次，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话说到这里，瞿秋白已经逼着宋希濂不得刁；无奈地将温情的底牌收了起来。
那天，宋希濂和瞿秋白整整谈了3个小时，这场谈话是以温和的方式开始的，但一开始就潜藏着激流和暗礁，是两个人的无声较量。谁也无法说服谁，这是两个走在不同路上的人，这样的道路永远无法重合，像水与火，像尖刀和花朵，像黑夜与白天，这一切都相距遥远。宋希濂希望瞿秋白最终能够成为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但是这一天宋希濂才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这个外表文弱性格温顺的人，其实有着无比强大的内心，他有自己的方向，且坚不可摧，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已作好了不再回头的准备，他柔弱的身躯下面掩藏着无法折断的气节。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决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向贤矩通知瞿秋白，这也是宋希濂作的最后一次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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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贤矩来到狱中，瞿秋白正伏在桌上写字。
向贤矩单刀直入：“瞿秋白，你多次说，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现在可以成全你了。遵照委员长命令，明天上午将送你上路。”
瞿秋白头也没抬一下，继续用一支狼毫笔在宣纸上专注地写一幅字，边写边说：“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的为人。”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向贤矩问这个问题时觉得自己无端有些紧张，确切地说是瞿秋白的从容让他紧张了。
“也没有什么可以说了，要说的我都已经说完。”瞿秋白放下手中笔，抬头冲着他淡然地笑了。
1935年6月18日，这是最后一天。瞿秋白像往常一样醒来，换了一身新洗衣服：黑褂、白裤、黑袜黑鞋，认真洗漱完毕。他为自己泡上一杯茶，点了—支烟。还有时间，他坐到窗前翻阅一本泛黄的唐诗集子。一翻开，目光就落到了韦应物的《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上：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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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往下翻唐诗，他觉得自己的心特别充实，隔着千年时光，那些古人的心绪却通过这脆弱的纸页深切地传达过来，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早晨真正读懂了这本被他翻了许多遍的唐人的诗集，读懂了他们的孤独，读懂了他们的悲悯，读懂了人生的无常，也读懂了命运的多舛……每个人都走在这个荒凉的浮世上。
他用笔在宣纸上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些句子都是唐人的诗里拣出来的，但谁又能说不也是瞿秋白用心写的？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刚写完，三十六师军法处处长余冰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到了监狱门口。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里握着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墨迹淋漓，字体飞扬。
然后他推开门，冲着余冰点点头，一脸沉静地往三十六师的大门口走去。
走过人影稀落的街头，队伍不多久就进入了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一小亭子，亭中已摆下了4碟小菜，一瓮酒，这是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备下的。看到这些，瞿秋白会意地笑了，他独自坐下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菜，自斟自酌，仿佛这是朋友为他设下的一个告别宴。
喝完最后一口酒，他起立掸去身上尘土，好像想到了什么，回头对余冰说：“我有两个要求，我不能屈膝跪着死，我要坐着。第二点就是不能打我的头。”这是一个绅士对死亡方式的最后一次要求，瞿秋白无疑是极少数在强大的死神面前仍保有绅士风度的人。
队伍离开中山公园，向刑场走去，瞿秋白一边往前走，一边突然有了唱歌的心情。他就开始唱了，先唱《红军歌》，再唱《国际歌》，他一遍又一遍，旁若无人地唱，高亢低回，慷慨动情，通往刑场的路，绿意逐渐葱茏，阳光从密密匝匝的枝叶间漏下来，斑驳有致，瞿秋白竟然看出了几分诗意。这哪里是赴死呢？分明是回家！唱到最后，他觉得浑身上下多了一股说不出的劲。
这个文弱的书生，一路唱着走到了长汀郊外的罗汉岭，离行刑地点已经不远了。但他却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前停住，目光向四周凝望了好一会，他大声地对百余号行刑的官兵说：“此地甚好！”然后他坐了下来。那—刻阳光正照在他的额头，他的脸也变得明亮了。
他没有站着死，那样太累，太过古板；他没有跪着死，那是奴隶才会有的死亡姿态；他选择坐着死，这个动作真是富有深意。坐着，一个放松的姿势，一个舒展的姿势。坐着，一个与世无争的姿势，你看，那些高僧，哪一个不是采用坐着的姿势来反省人生，参悟生命的？那些得道的高人，哪一个不是坐着坐着，就让灵魂摆脱了沉重肉身，翩然飞去？这个属于瞿秋白的姿态，这样的姿态不高扬也不低下；这样的姿态最容易看到人生真味；这样的姿态，让尘埃落下，让不羁的灵魂远行。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出了这纷扰的人世。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时间:2013-09-17 作者:未详 点击:462次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着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