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作家，一个犹太裔小伙子也向爱因斯坦去信求教。他爱上了一个与家庭信仰不同的女孩，父母虽然也喜欢这个姑娘，却无法接受不同信仰间的通婚，因此坚决反对。小伙子舍不得自己的恋人，却又不愿与父母决裂，惶惑不已。爱因斯坦回信：“我得坦率地讲，就那些决定孩子们人生方向的重大决策而言，我不赞同父母施加影响。这种事应该由孩子自己说了算。”他接着写道：“不过，当你想要做出父母并不赞成的抉择时，你得扪心自问：我的内心深处是否已经足够独立，使得我能够在违反父母意愿的同时不丧失内在的均衡、宁静？如果你对此没有把握，那么我不鼓励你采取下一步行动——这也是为了姑娘的利益。以上就是你做出选择的唯一依据。”
体察当事者所处的具体情境，不悬空立论，是爱因斯坦让人感到亲切的地方，也是他思维的特殊之处。即使对待抽象的问题，他也几乎不以抽象面对。在一封写给出版商的信中，爱因斯坦谈到了死刑问题。他认为，废除死刑是可取的，理由之一是，死刑会使万一发生的司法错误无法挽回。即便不是因为司法错误，具体到参与者和执行者，死刑仍有其弊端，这正是爱因斯坦反对它的第二个理由：“执行死刑的程序，会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这一程序的人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影响后者的精神。”
如果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死刑程序还可以相对主动地选择，那么，1933年一位从慕尼黑给爱因斯坦写信的音乐家，恐怕不得不被动面对一些问题。他当时在德国找不着工作，处境窘迫，情绪沮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爱因斯坦给他回信，除了鼓励他找几个志趣相同的朋友，阅读伟大的著作，领略自然风光，还进一步指出：“无论什么时候，就当自己生活在火星吧，周围全是陌生的怪物，对于怪物的行为无须产生浓厚兴趣。”
写上面这封信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制造麻烦，爱因斯坦隐去了收信人的名字。但处世审慎的爱因斯坦还是因为自己的照片，给一位老朋友带去了小小的困扰。
1927年，爱因斯坦把一张附有自己所写诗歌的照片赠予老朋友沃尔夫夫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沃尔夫夫人乘船来到英国，当时英方不允许旅客携带任何信件或照片，但沃尔夫夫人不舍得把爱因斯坦的照片丢弃。负责检查行李的官员发现了这张照片，立刻停下检查工作，询问沃尔夫夫人是否愿意把照片借给他，以便他能把照片上的小诗抄录下来给同事看。“沃尔夫夫人告诉官员，他甚至有权扣留这张照片，但他却说第二天开船前一定奉还。第二天他果然毕恭毕敬地把照片送了回来，此后再也没有盘问或检查行李。”
对待爱因斯坦的事业和人生，最好的方式大概应该像他对待音乐家巴赫那样——如果可以不用去掉“演奏”一项的话：“对于巴赫毕生的事业，我只有几个字可说：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嘴。”或者，像在纳粹时期选择留在德国与犹太同胞一同承受危险的莱奥·贝克，让爱因斯坦用另一种方式参与自己的生活：“在那些对道德存在与否的追问只能得到‘否’的回答的日子里，当人性概念都遭到深切质疑的时候，我有幸想起了你，顿时感到内心恢复了平静和力量。多少个日日夜夜，你站在我的心中对我说话。”
成功容易，忽视也容易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01次 人们经常问我，在那六年时间里，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没有成功，而我却成功了，我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很简单：我觉得容易做的事情，他们觉得不去做更容易。我觉得很容易设定那些能够改变我人生的目标，他们觉得不设定更容易。我觉得阅读那些能影响我的思考和想法的书籍是很容易的，他们觉得不去阅读更容易。我觉得去参加各种课程和讲座，并与其他成功人士打成一片很容易，他们说这也许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假如要我概括的话，我会说，我觉得容易做的事情，他们会觉得不去做更容易。六年之后，我成了百万富翁，他们仍然在责怪经济、政府和公司政策，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去做基础的、容易做的事情。
事实上，大多数人没能做到足够好，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一个词：忽视。
让我们变得富有、强大和充满经验所需要的一切，全在我们触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很少有人能充分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主要原因就是忽视。
忽视就像一种传染病，如果任其发展，它会感染我们的整个纪律系统，最终导致完全击垮一个人潜在的充满快乐和希望的人生。
不去做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内疚，从而侵蚀自信。随着我们自信的下降，我们的活跃程度下降，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下降。我们的态度就会开始减弱，我们的自信就会愈加下降……如此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
因此，不要忽视去做那些简单的、基础的、“容易的”但有可能是改变人生的事。
我为什么要辞职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71次 “你为什么要辞职？”数月来，我已经被无数人问过。但坦率地说，我还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或许，只是内心深处那股遏制不住的冲动，终于让我跨出了这一步。
其实我从来不是个“敢想敢干”的人，甚至还有些优柔寡断，但这一次辞职我非常坚决果断、毅然决然。辞职到现在四个多月，我觉得自己迈出了正确的一步。
先自我介绍，我来自浙江东部的一个小村庄，因为高考到了上海读大学，硕士毕业后顺利进入市级机关做公务员。也因此，我一直是父母眼中的骄傲，家族孩子的榜样。
可是在机关工作的七年里，我渐渐从最初父母的荣耀、自我的荣光，变得碌碌无为，平庸而麻木，接着是自我质疑与反省。“离开这里，到外面闯一闯”，这个声音已经在我脑子里响了三年。
然而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安，让我不断地自我安慰、自我麻痹，把念想强压在心底。但三个月前的一场饭局，让所有的情绪都爆发了。
同学会上的“失败者”
2013年8月的一天，分别十周年的本科同学聚会。十年间，很多同学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饭桌上意气风发、谈笑风生。
他们中有的已经做到了投行高管，有的成了大型企业的法务主管，还有外资所的知名律师、投资公司的资深研究员……谈到买房，看的都是600万以上的级别；提起股票，账户里至少七位数；聊起子女，很多读的是私立学校，接下来还准备要二胎……
席间依旧热闹、话题不断，但我望着眼前这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阵阵凉意。在读书的时候，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班里的团支书，是本科班级为数不多上研究生的人之一，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学生。
当年，遵照父母的意愿，我放弃了公司、律所等看起来不是“铁饭碗”的机会，进入了公务员队伍。碌碌无为过了七年，都不知道留下了什么。收入七年没涨，职级七年没变，能力是“听话加写报告”，社会关系是“领导加同事”。而人生却已步入而立之年，在那一刻，我深深感觉到自己是失败者。
骨感的现实
是自己不努力？我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从不无故请假，公休经常到年底作废，加班总是主动争取。
市级大机关的小部门，从来就不缺人，高学历、肯吃苦的年轻人一抓一大把。唯一缺的是机会，部门的中层领导都是年轻的“70后”。所谓的发展空间，小到让人绝望。
是自己没能力？考虑到部门工作的局限，我在干中学、学中干，积极准备，参加各类选调，证券监管、国资管理等部门的笔试都通过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能成功转岗。
买房结婚后，生活压力陡增，职业收入增长无望，于是我将目光转向股票投资。我把大量业余时间投入到股票研究，一路坎坷但仍然坚持，取得了一点成绩并考取了多张证券方面的职业证书，一心想跳槽做专业的证券分析师。但深入了解行业之后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不合适了。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刚入机关时，我也曾朝气蓬勃，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也想奋力而为，干出一番事业。可机关就那么点事，不是收文就是发文，几乎所有工作都通过文字体现。官样文章不管你写得如何，各级领导总要修改一下，以体现他的水平高你一等。
天天写、年年写，解决问题就靠写。写了那么多文件、讲话稿，无一不是“领导重视”“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取得胜利”，可到最后，还是老样子。文章能改变什么？这种工作，一年下来人就疲了，案牍而已，有什么成就可言？机关待得越久，梦想越远，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逃离围城
这些年每每看到公务员考试大军，我难免心生感慨：公务员真的处于一座“围城”中——城外的人，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往里钻；城里的人，却因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心生去意，想中途离场。
尤其是“80后”公务员这个群体，普遍自我意识强烈，非常想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不甘心默默无闻、虚度人生。但现实是，六七年过去了，只有极个别同龄人因年轻有为、善于沟通而得到了提拔；也有些人能力平庸，但踏实工作，一心等待提拔；只有少数人决然离开，更多的人留下来消耗生命。
都说三十而立，现在的我，有家庭、有孩子，压力很大，但前途黯淡，梦想渐行渐远。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内心突然无比坚定：不破不立，如果什么都不去改变，不去努力，那永远只能是空想。
当然，我还是要“盘点”一下，在机关蹉跎了七年，自己还剩下些什么。我想，自己毕竟还拥有很不错的学历，内心深处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有始终不变的对学习的热情、吃苦干事的决心。
于是我豁然开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离开这里，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
从决定到辞职只有一周的时间，其间领导震惊并挽留，父母很不理解，但妻子非常支持我。如今四个月过去了，在新的岗位上我又变成了一个新丁，许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但每天都要接触新事物、学习新东西，为自己奋斗、为理想奋斗，这让我无比欣喜，内心也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还记得我离开的时候，有个年轻的同事曾悲哀地对我说：“公务员极像温水中的青蛙，慢慢地不知不觉被煮熟了。如果当年直接被扔到热水里头，也就跳出来了。如今被短暂的安逸消磨了奋斗的勇气，最后成为机关里那些碌碌无为的人中的一员。”是临别赠语，亦是自语。
讨价还价中的经济学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70次 1
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舒尔茨医生带着姜戈去了臭名昭著的“糖果农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解救被贩卖到这里的姜戈的妻子——女奴布鲁姆希达。
一个女奴最多500美元，但是如果他们直奔主题去赎买布鲁姆希达，那么一定会遭到农场主的勒索。买卖双方是通过互换信息来判断对方的价格底线的，如果庄园主获得姜戈愿意为了他的女奴付出高额代价这个信息，无疑会采取价格歧视，最大程度压榨舒尔茨医生和姜戈的消费者剩余（买家取得一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与他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
因此，舒尔茨医生给出的策略是，“那人要买马，他不说要买马，而说要买农场”，也就是不让对方获得真实信息。于是他们假装要购买昂贵的角斗士（价格为1。2万美元），顺便用较低的价格把布鲁姆希达买走。然而很不幸，他们的这招被邪恶的管家识破，对方获得了他们的价格底线，于是舒尔茨医生不得不为布鲁姆希达支付了1。2万美元的高额赎金。
在另一部电影《赎金风暴》中，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男主角汤姆，其儿子被匪徒绑架，汤姆则用了一种很不寻常的还价方式，他在电视上宣布把歹徒勒索的200万美元当作通缉罪犯的悬红。这种直接让对方看到底牌的方式使绑匪乱了阵脚，很快他们就起了内讧。
2
经济学家对讨价还价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谢林认为，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讨价还价是一个非零和博弈。在效率曲线上，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任何一个人效用的增加都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然而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1977年，查理·卓别林在瑞士去世，然而下葬不到三个月，他的遗体就不翼而飞了。不久，他的遗孀就接到了勒索电话，要她支付60万法郎赎回亡夫遗体。盗贼的出价是试探性的，因为他无法预知对方愿意为这具尸体出多少钱，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对方不愿意出钱赎回，那么这具尸体对他来说一文不值，所以这就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
卓别林的遗孀拒绝了盗贼的出价，她说得比较委婉：“我的丈夫在天堂，也在我心中。”（她或许可以说得再狠一点，比如：“这个死鬼关我屁事，你们要钱去找他前面的三个老婆好了！”）经济学家谢林认为：“当任何一方认为对方不会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时，协议就达成了。因此可以认为，谈判的关键就在于让对方相信你不会再让步了。”歹徒很快就慌了神，虽然是大明星的遗体，可是连废品收购站也不会要啊，于是他们开始主动降价。这笔交易最后以25万法郎达成，不过最终盗贼没有拿到这笔钱，因为警察已经找到了他们。
回头再继续说说姜戈的故事。舒尔茨医生签了1。2万美元的支票，交易达成了，可是农场主提出了新的溢价，也就是必须双方握手才算完成交易。舒尔茨医生认为，和这个肮脏的奴隶贩子握手的代价超出了他的心理价位，于是谈判破裂，舒尔茨一枪结束了这个人渣的性命。
天色已晚时间:2014-06-28 作者:未详 点击:153次 我已经三个月零十七天没有吃肉了，我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妹妹也是。捉襟见肘的生活使得母亲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肉，但邻居家飘来的肉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母亲抵挡不住我们的纠缠，终于答应等到祖母生日的那天吃一顿肉。祖母已经86岁了，躺在病榻上的时间远比我们没肉吃的时间长。她身体每况愈下，估计过不了年关，但当她听说将要吃上肉了时，高兴得和我们一样。为此，母亲快速而痛心地将地里能卖的东西都贱卖了，终于凑足了六块钱。家里每一个成员，包括久不闻窗外事的祖母都知道，这是三斤肉的钱。我们兄妹大概在家里憋坏了，迫不及待，都争着跑一趟镇上，纷纷向母亲保证，到晚上肉肯定会落到我家的锅里。
“必须是三斤！”母亲厉声说道。没有三斤肉无法应付这几张三月不知肉味的嘴。母亲严厉起来是说一不二的，我们没有谁敢阳奉阴违。
兄妹们轮番向母亲表明自己多么适合去镇上买肉。我把他们推开，说：“我跟肉铺行那些屠户熟得很，老金、老方、老宋、老闻，他们都认识我，不敢给我短斤少两，或许我还能从他们那里多要一些。”
母亲最后还是把钱交到了我的手上。“去吧，”母亲再次厉声强调说，“必须是三斤！”
午饭后，我将钱藏在身上最安全的地方，撒开双腿，往镇上飞奔。
镇上人来人往，大部分人无所事事地闲逛。我从那些散发着汗臭的肉体中间穿过，老马识途般直奔肉行。在我心目中，肉行是全镇最重要的地方，但它不在镇的中心，像电影院不在镇的中心一样。
肉行和电影院中间隔着一条坑坑洼洼的街道。肉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而电影院是我最不熟悉的地方。每次到镇上，我总喜欢坐在肉行临街的长椅上，遥望电影院墙壁上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倾听从电影院传来的人物对白和背景音乐，想象银幕上每一个角色的言行举止和观众席上表情各异的脸孔。长椅上日积月累的污垢散发着油腻的气味，苍蝇和肉行里粗鄙的闲言碎语也无法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愿意就这样端坐一个下午，直到电影散场，然后一个人趁着暮色孤独地跑十几里路回到村里。肉行里的屠户都说，见过听戏听得忘记自己姓甚名谁的，没见过听电影也听得如痴如醉的。他们不知道听电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有些电影在电影院里上映不止一次，只要听过两次，我便能复述那些情节，背得出一些台词，甚至能模仿电影里人物说话的腔调，令肉行的那些奸商刮目相看。
然而，听电影肯定比不上看电影，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大摇大摆走进电影院里的人。我最大的愿望是天天都待在电影院里，但一年到头，我能进电影院一趟已经算是天大的幸运了。何况，我连到镇上一趟的机会也不容易得到。
肉行的屠户们看到我，对我说：“小子，好久不见了，又来听电影？卢大耳说了，从今天起，听电影也要收费了。”
卢大耳是电影院入口的检票员，我才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那大街上的人都得向他交费了？”我说。
他们说卢大耳说了，只对我收费，因为我听电影听得最认真，电影里的门门道道都被我听出来了，跟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没有多大区别。
我说：“我今天不是来听电影的，是来买肉的，今天是我祖母生日，我必须买三斤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