莹生气，心想要不要找院长投诉，还没来态度就这样恶劣，怎么放心把人托付给他。走出前廊，远远看见阿嬷，孤零零地在椅子上打盹，佝偻着肩，下颌瘪瘪地垂在胸口，抓着布袋的枯手缀着暗斑。从没试过这样的距离看阿嬷，她好小好弱，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她抱起来。吊扇在房顶上旋转，微微吹动她灰白稀疏的发，原来阿嬷已经那么老了。
别骗自己了，她还能活几年呢，真的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吗。把她放在这里，这半年里她没了怎么办？下次来，见不到她怎么办？去哪里找？谁可以赔？什么能够弥补？想起幼时，父母早亡，阿嬷就如同亲生爹娘，台风夜步行十几公里为她找牛奶；她感冒，鼻塞喘不过气，是阿嬷用口吸出她的鼻涕；晚上睡觉她爱把脸贴在阿嬷胸前，寻找那干瘪的乳头；走到哪里她都牵着阿嬷的手，一直牵着，从很小长到很大，世界上只有一个这样的阿嬷。
她擦眼睛，躲在转角擦了一遍又一遍。
“阿嬷。”莹扶住老人的肩。
阿嬷醒来，以为她要走，连忙举起手说：“拜拜。”
莹牵着她的手说：“这里不好玩儿，我们一同回家。”
阿峰还是走了。
莹也知道，总有一场伤心的，也许不止一场。无所谓啦，世界上又不是没男人，但阿嬷只有一个。
可回家的时候，在车上却不禁一路地掉泪，止不住地，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
还好能在阿嬷面前装出笑来。“阿嬷，我买菜回来啰！”
“乖孙回来啰，乖孙！”
“猜猜我买了什么菜？”
“白菜，嗯，猪肉、白菜、玫瑰花。”
“嘻嘻，对了一半。”她一副调皮轻松的样子，“没有玫瑰花啰！”
装得好辛苦啊，炒菜的时候，抽油烟机隆隆地响，她忍很久才抽一下鼻子，装作擦汗去擦眼泪，一直不敢回头。
吃饭的时候，阿嬷从身边捧出一只碟子，用小时候哄她的语气说：“乖孙，有好东西给你看哦。”她含糊不清却又无比温慈，“不用流眼泪哦，阿嬷给好多个‘中意你’，好多好多。”
莹低头看去，白色的瓷碟里，盛满一朵朵头脸上仰的小白菜根，那些齐齐切剪的白菜根，你一定从未发现，从正面看，一层层晶莹洁白的苞，瓣瓣曲折婉转，好生生地簇拥着一点翠绿的芯，看上去，竟像是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
她叫一声“阿嬷”，大声地哭了出来。
物质还原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116次 我说我那个妈真行。她活着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
“妈，你今年多大了？”
“跟润之同年。”她说。
“你见过他？”我问。
“嗯！”她答。
她的牙齿一颗没掉，胃口特别好，精神特别足。那时候大家都穷，如果能多寄点钱给她，肚子里的油水足一点，她能活到九十多或一百多岁。
她的思想十分开通：
“我喜欢火葬，干干净净，省地方、省心。”
遗憾的是，她逝世之后，在家的弟弟孝心太重，没按她的想法办，并且千辛万苦从清浪滩盘回父亲的遗骨，把老两口合葬在屋背后的山上。
至今，世界对于火葬还不习惯。
我对于葬仪的知识，除日本的《楢山节考》之外，几乎跟大家一样，或者多一点，比如“崖葬”“水葬”“天葬”……
我从小至今，不太把死亡放在心上，只是有过一次伤心的记忆。
1941年或1942年前后，我在福建福清县一个剧团待过。一天，我跟同龄的团员好友颜渊生，到四十里外一个名叫“东张”的乡下去探望一位戏剧界的朋友陈津汉。回城的时候，我建议不绕回环的山路而直接从山岭上走回去。据说，两年前在这道起起落落的山脉上，我军跟日军有一场惨烈的战斗。“去看一看！”颜渊生同意了。
我们一直在东西向的山脊小路上走着，忽然一颗雪白的骷髅头横在眼前，我们惊呆了。
绕了两圈，我跪下来捧起他。
救护队怎么把他漏了？让他一个人留在山顶上，让风吹，让雨淋，让太阳晒，每天晚上月亮和星星陪着，他姓甚名谁？哪里人氏……
右前方有块大石头，我们把他安放在可以挡风雨的缝隙里。
该讲点什么呢？面对着他，我一句话也讲不出。
回来之后，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妈妈，妈妈回信说，几天都睡不着。
这际遇，眼泪是不济事的。
“文革”后期，我随中央美术学院下放到石家庄部队劳动三年，曾经到火葬场搬过一次骨灰。
是一布袋一布袋的东西，运回场地，堆起来有两层楼高，像一座小金字塔。我们种了很多水稻，这东西很肥田，种出的稻谷颗粒又大又油。
这个世界是个很实际的世界。人死了之后愿意送火葬场的，家人取回来的骨灰只是一小包圣洁的纪念品，不是全部。你要那么多干什么？都运回来你往哪里放？
所以我自己有个打算，遗嘱上一定要写得明明白白，死了之后给我换上最不值钱的衣服，记得剥下左手腕上的手表，家人和亲戚朋友送我到火葬场，办完手续交了费上车回家，一齐到家里喝杯咖啡或茶。一点骨灰纪念品都不要，更谈不上艺术骨灰瓷罐和黄花梨骨灰盒。
试问，你把我的骨灰带回家干什么？好好一间客厅、一间卧室放这么一个骨灰盒，煞不煞风景？阴风惨惨。儿女说不煞，孙子孙女说不煞，重孙子重孙女呢？他们知不知道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鬼玩意儿？
所以，全尾全须交给火葬场，什么都不带回来最妥当。
当然，我最大的后顾之忧是有人舍不得把我送火葬场，而偏要把我装进棺材深埋入泥坑里，地面上再弄些神乎其神的东西，花岗岩、大理石，刻上狗屁不通、言不由衷的表扬文章。正如菲尔丁先生在《汤姆·琼斯》第八章描写碧姬小姐所说的：“一个女性脸红若没人看见，就等于她根本不曾脸红。”
我从来脸皮厚，对我来说，不是脸红的问题。我困守泥坑，动弹不得，破口骂娘他们也听不到。直到百年、千年以后，渊博的考古学家把我挖出来，经过多种仪器测验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人虽然脸皮厚，由于地面多角度的强烈刺激，百千年至今脸上还透出蚩尤之色。”
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本是很自然的事，物质还原嘛，却喜欢鼓捣灵魂有无的问题。要是真有灵魂，那可能比活在世上自在多了！遨游太空，见到好多老熟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爱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连坐汽车、飞机的钱都省了。顺这个道理说，全尾全须送火葬场的应该比埋进土里的自由得多吧？比死了之后还要过集体生活的当然更不用说了！
讲一个以前的老笑话。
老华侨夫妇回国过海关，检验行李。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玻璃丝袜。”华侨答。
“玻璃还能做丝袜？瞎扯！”
“这是什么？”检查员问。
“巧克力。”华侨答。
“干什么的？”检查员问。
“吃的，是一种糖。”华侨答。
“毒品吧？”检查员问。
“甜的，我吃给你看！”华侨答。
打开一个木盒子，很多粉末，检查员抓了一把放进嘴里：“这是什么？”
“我爹的骨灰。”华侨答。
母亲的老皮箱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156次 这口皮箱，是民国时候的式样，真正的黄牛皮所做，至今仍旧泛着红铜般的油光。八角都有金属镶扣包角，已然被岁月锈蚀了，但整个箱子依旧端正挺立，不像其他的老皮箱那样萎靡蔫软，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还很硬朗地活着。
我的父母是在偏远的土家山寨相识和相恋的，大约在1953年，他们决定结婚。那时的他们一贫如洗。母亲的嫁妆，大约就是这口她从省城带到山里的皮箱。我的童年，家中也有各种木箱、纸箱，但唯有这口箱子，母亲把它藏在高处，不让我们姐弟轻易触碰。“文革”中，上小学的我曾经好奇地偷看了其中的秘密，原来也就是父母曾经的持枪证、结婚照和各种信件之类。
1978年我终于要上大学了，母亲特地将这口皮箱腾空，拿到街上的皮匠铺重新维护，上油并抛光，然后正式地转交给了我。她怕我粗手粗脚磨坏它，还专门缝制了一个粗布袋子罩在箱子上。从此，这口皮箱就跟定了我的一生，像母亲远瞩的目光一般，随时监护着我的生活。我上大学带着它，工作带着它。去省城武汉工作和再次上学，它依旧是我不离不弃的爱物，囊括了我的全部物品。1988年我远走海南，拎着这唯一的行囊赶火车、坐海船，枕着它在南方的码头露宿。1989年从海口仓皇北归之日，我抛弃了各种随身物品，却依旧将所有的珍爱之物塞进这口皮箱，扛着它流亡千里。我突然消失在大街上一年多之后，母亲扶着老父前来探监时，仍旧给我带来了这口皮箱。出狱之际，我把所有的衣物都赠送给了那些穷困的犯人，只有这口箱子，我还是固执地带着它走向了自由。
而今箱子还在，父母却没有了。他们相依为命的信物，成了我只身飘零的伴侣。我像年轻时代的父母一样，在箱子里装满了我的各种证件和纪念品——毕业证、工作证、判决书、释放证、结婚证、离婚证、日记、发黄的情书、曾经的警徽和犯人的胸牌……仿佛没有这一切，我便不曾打这个世界经过。
谁在我童年时代从窗户旁经过时间:2014-06-22 作者:未详 点击:148次 往玻璃窗上呵着气，
往玻璃窗上呵着气，
在我的童年，在那深深的
没有星光的夜晚，是谁走过。
他用手指在窗户上作了一个记号，
在湿淋的玻璃上，
用他柔嫩的手指，
沉思着往前走。
留下我单独一个人，
永远。
我怎么能猜出这个记号，
那潮湿的呵气中的记号。
它停得那样短暂，短得不足以猜出，
永远、永远猜不出的记号。
早晨起来窗框是清爽的，
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一切都是那样陌生，
在窗后，我的灵魂多么孤独和恐惧。
是谁走过了，
经过我童年深深的夜晚，
留下我单独一个人，
永远。
死亡，你懂的时间:2014-06-21 作者:未详 点击:67次 最牛的离别方式要属于密特朗：
作为前法国总统，他应该有过N个情人，但是其中有一个和他生了一个女儿。他知道自己的癌症到了晚期之后，带妻子和子女去了埃及，在尼罗河上坐船一周。之后又在法国南部乡村别墅与情人和私生女聚会。之后回到自己在巴黎的公寓里，把所有药都停了，一个人等待死亡降临。
自打生下来，我从没认真考虑过怎么去死这件事情，一直到我妈妈1995年被宣告病危。妈妈得了肾病以后，每周需要透析，虽然是在高干病房，条件非常好，但是她还是说：“我死了算了，这么活着没意思。”对于我妈妈来说，活着是为了享受生活，要做事情，要见朋友，要旅游。如果这些事情她都不能做了，那她宁可不活着。之后妈妈换了两次肾，虽然要吃药，但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活的。她没什么忌口，经常去各个城市签名售书，喜欢在家请客招待朋友，春节和我们出国旅游是必需的。
妈妈最后一次病倒时说，她不要急救，不要插管子。我问她为什么，她开玩笑地说：“不好看。”其实我知道她想留在家里，不想去医院。这一点，我们都没有守住，最后还是去了医院，也插了一根管子。之后，我挑了一本书，握着妈妈的手，给她念。插管一天以后，妈妈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我凑到她嘴边，听见她说：“我不想坚持了。”之后不到24小时，她就走了。这是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妈妈一直认为死亡是她的敌人，一直在战斗。所以，等死亡真的到来时，并不是她想象的那样：她躺在史家胡同51号的卧室里，周围是她的朋友和亲人，她可以跟他们一一说再见。没有，不是那么从容的，最后她还是依了我和她的医生，去了医院，跟死亡作最后一搏。我有时候会想，妈妈在天之灵会不会怪我没有让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向生命的终点？
我父亲对死亡的观点和我妈妈差不多，但是最后，我父亲已经不能做主。他最后几年很不容易，一个人住在香港的老人院里面，他的妻子希望他活得长一点，活着本身就是目的。爸爸是个和蔼的老头，从来不愿意让他的女人不开心，所以就坚强地活着，受各种罪。爸爸中风以后，很多事情不能自理，从床上到轮椅要用一个布兜，先塞到屁股底下，把身体吊起来，然后放在轮椅里面。我去看他，每到要用布兜吊他的时候他都要我躲开，我想他不愿意我看见他那时候的样子。爸爸是在香港医院的急诊病房走的，可以说是最不理想的环境，而且家人不能陪，每天只能去两个钟头。大部分时间能看到听到的是其他7个病人痛苦的呻吟和医务人员的广东话。我不能握着他的手，给他念一本书。不能，连这点安慰都没有。
爸妈走了以后，我开始考虑死亡。我得策划一下，我不能把这个决策留给身边的人，我妈留给我，我没有照办。我爸干脆放弃了，听别人的，走的时候骨瘦如柴，已经没有人样了。
爸妈走了以后，我开始考虑死亡。我要怎么走呢？首先，我不会跟死太较劲。因为斗争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死亡肯定会赢的。我想我要跟密特朗一样，在跟所有人告别以后，一个人安静地去死。我把这个想法跟我老公说了，他的回答是：“你尽找好听的比喻，还法国总统，跟你说吧，大象就是这么死的。不就是尊严嘛，连大象都懂的。”
选择单调时间:2014-06-21 作者:未详 点击:110次 看到一段关于蔡志忠的生活方式，很特别，裤子，汗衫，外套，同样款式，一买就一打，连颜色都不变，从不穿袜子，因为感觉影响灵感。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他不喜欢应酬，来北京，除了必要的应酬，待在宾馆里画画写文，他最长纪录是42天没下楼。创作中国古典文化的那两年，他待在日本，没见任何朋友。他的观点是，待在原地，就是天下；待着不动，可以怀抱天下。
跨界设计师欧阳应霁，很时尚，但他对时尚穿着的定义是简单，永远是白T和黑裤，自己设计T，一次做很多件，白T的区别是领口的区别，很简单。简单的东西穿不腻，永远不会过时。
最近在看扬之水的《读书十年》，厚厚的三大本，也就是流水笔记，编书，看书，走访的小流水账，但看得不断唏嘘，感动。她的生活相当简单，业余就喜欢逛北京小胡同淘旧书，看到一本好书激动不已，几乎就是与书相关的事。那一代文人，做事情单纯认真，简单得像白描画，特别清雅，旁人看着都有一种舒适感。后来，她离开了《读书》去了社科院专业研究古典器物，走一条细分得无比偏门的小路，越来越简单了。简单才能盛放。
听过一场中国最美图书的设计者朱赢椿演讲，说过自己短暂的困惑，但某一天，他想明白了，“住在校园里，房子很小很小，每天四点起床，走在校园里就感觉很幸福了，小房子也没关系啊，我也不怎么吃肉吃高档西餐，后来发现，真的花不了什么钱，决定就这样生活了，潜心做想做的一件事，人一用心，气质就不一样”。
现代人的生活是越过越复杂的，因为选择多了，看似丰富，实际是一种庞杂和浪费。
比如说，晚上的休息时间，可以选择的方式太多了，吃饭，喝酒，会朋友，K歌，看电影，逛商场，上网，看电视，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很丰富，但是越是这样，越是显得支离破碎。国外一些有教养的人家，家里是不摆放电视机的，有，也只是小孩偶尔看看，绝对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导。在他们看来，这么弱智的东西如何能引导他们的生活？
日系的文化中有一种光泽是我们所丢失的，那就是简单。小津安二郎的片子清淡得不像电影，但他是电影大师，影响了很多人。他说，曾经很多人问他为什么不拍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他说，我是开豆腐店的，让我去做咖喱饭，不可能好吃。他只拍简单清淡的风格。
偶尔想放松一下时，有朋友推荐我看《面包和汤和好天气》这样的简单剧集，没有任何情节，一家小小的店开在街道转角，有很好的阳光，就是做面包和汤，温暖坚持，做到最好，慢慢地改变着周围人的气场，就是做一家很简单的店。用心做足。有些人，能够成功，是因为简单，没想太多。
我自己，走过岁月，生活是有意识地越来越简单了。业余生活尽量选择单调，因为感觉时间浪费不起。关于不需要，我真的有话讲，很多东西都在更新换代，比如电视，手机，衣物面料，商家造就时尚名词就是为了刺激消费，一句我不需要就够了。我十几年前的理念用到如今都是时尚：简单为上，家具用了十几年，原木色很朴素，时间一长更显沉淀；我家最多的是书，植物和杯子，倒无意中成了另一种时尚。我看重的是能改变心情的小事。很简单。
简单回报给我的是，更多的简单，我屏蔽了太多的垃圾信息和不需要的信息，还有那些令人讨厌没有任何营养的人。
我们的怕和忧伤时间:2014-06-21 作者:未详 点击:138次 蟒蛇
在西双版纳，有人身缠巨大蟒蛇招徕生意。只要付点小钱，便可以怀抱蟒蛇，随意拍照。
蟒蛇长达五六米，重达30余公斤，光溜溜滑腻腻的蛇身上，棕褐色斑纹如飘浮云絮。游客们全都脸露青光，退避三舍。
我不怕，只觉机会难逢。就近看它，它宛若慵懒的肥美人，如豆的蛇目，隐隐透着笑意。把它缠在颈上，绕在腰上，它就好似一条长长的丝巾，柔柔软软的，有水的特性，有绵羊的温婉。
事后，向朋友出示照片，朋友骇然惊叹：“你勇气可嘉啊！”
哎呀，蟒蛇又无毒，怕啥呢？
我怕的，是假的蟒蛇。披着蟒蛇的华衣蠕蠕而行，看似心无城府，实则毒腺暗藏。
你蠢蠢地对它释放善意，它却处心积虑地算计你；在你全无防备时，露出利齿，出其不意地咬你一口，倾尽全力，残酷、无仁。
那种剧毒攻心的痛楚，几乎要了你的命。
震惊过后，你对人性、对友谊，信心幻灭。
然而，往深处想，人在江湖，却全无防备之心，被噬，怪谁？
枯木逢春
在扬州瘦西湖风景绮丽的湖畔，有棵树，取名“枯木逢春”。
这棵生长于唐代的银杏树，在半个世纪前遭雷劈断，剩下的树干，屹立不倒，经过防腐处理，成了老而不朽的活化石。后人为了赋予这树新貌，刻意在它后面栽了一株藤本植物凌霄。
凌霄快速蹿长，依附老树，攀缘而上。茎极有力，叶极茂盛。纤细的茎与翠绿的叶，一匝一匝地缠住老树。春天来时，凌霄便凭借朵朵娇艳的红花吐放妩媚。
不论远看近看，都似老树重获新生了。
更明确地说，是老树的魂借着凌霄的形，复活了。
人们一厢情愿地感动，说这是树与树的“生死相依”。
可我看在眼里，只觉悲凉。
这老少悬殊的一对，明明没有感情，却被人硬生生地撮合在一起；明明没有共同语言，却因命运而紧紧缠绕。
貌合神离，却依然得强颜欢笑，那种痛苦，恐怕是另一种形式的“雷击”吧？
突然成为百万富翁时间:2014-06-20 作者:未详 点击:100次 这个名叫苏德托的小村庄坐落在西班牙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在地图上它只是一个微小的点。这里生活着约240名居民。天然石材砌成的房子和圈棚陈列在道路两旁，村子中杂草丛生，没有一丝一毫富裕的迹象。可以想象，此时的西班牙还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
然而，如果你透过窗户朝房子里面望去，一定会大吃一惊：巨大的平板电视，尊贵的大理石厨房，如同正摆在商场里售卖一般，簇新发亮。在当地唯一的酒吧“卡纳墨脱”中，常常能看到五六个居民，在一日的田间劳作之后喝着小瓶的星牌啤酒（这是西班牙人最钟爱的啤酒品牌），谈天说地，气氛热烈欢畅。引人注目的是，为了支付价格为1欧元的啤酒，这些农民动辄掏出50欧元面额的现钞。
2011年12月22日9时57分，苏德托全体村民赢得了世界上最大彩票之一的西班牙“圣诞彩票”（已有200年历史，几乎每年都有10亿欧元奖项，头奖被称为“大胖子”）。当中奖号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苏德托的居民们从房子中纷纷而出，跑到村子的广场上，怀着难以置信的喜悦互相拥抱。“我买了4张参与票，你有几张？”“我有7张！”“我有12张！”当村民们知道苏德托几乎每个人都中了奖之后，不禁热泪盈眶，纷纷打开香槟庆祝。
西班牙圣诞彩票开奖的过程非常复杂。开奖那天，很多西班牙人整个早上不干别的，只看开奖。尽管大部分奖项只有几千欧元，2011年的中奖号码58268却值7。2亿欧元。
因为单独买下整组号码太过昂贵，大部分居民会选择合作购买彩票。当地组织“家庭主妇协会”买下完整彩票，然后以“参与票”的形式分发给所有参与者，每张6欧元，一共1200张。家庭主妇协会售出的参与票总中奖金额为1。2亿欧元，因此每张参与票价值10万欧元。
至于谁得了多少钱，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除了一家，苏德托每家都至少买了一张参与票，买了多张的人，一跃成为百万富翁。新闻媒体闻风前来，动作更快的是金融家；商人们开始向他们兜售跑车、钻戒和旅游项目。以前很久才需要清理一次的垃圾桶，如今塞满了各种广告。全世界都在好奇地观望，这个一夜暴富的村庄会发生什么？
“噢，我们的生活更好了。”赫尔米尼亚·嘉彦说。她家买了4张参与票，赢得了40万欧元。这个78岁的老奶奶坐在她长长的餐桌边，穿着小花围裙，为一家三代做着晚餐。烤箱里烤着一只鸡，木材在壁炉里噼啪作响。
嘉彦是这里的第一批居民之一。苏德托是一个年轻的村庄，建于1950年。这里是法西斯主义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西班牙农村地区规划建成的200多个乡村之一，用来开垦以往很少利用的农田。嘉彦和她已逝的丈夫分得了一所房子、一个圈棚、几块田和一些家畜。这里最初只住着4户人家，如今已经有了65户。
“我们有14头牛。”嘉彦指向她用石块铺设的宽大院子，骄傲地说。她54岁的儿子约瑟是村里的屠户。母子俩愉快地谈论着他们听到中奖消息时的情景。“几小时后大家又恢复了平静。”约瑟·嘉彦说，“人们并没有失控地将所有钱挥霍干净。”
事实上，中奖后最初的几个月，村里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到了第二年4月，街道上停满了载重汽车，每家几乎都有建筑公司在进行修葺工作，如今所有房子都焕然一新。不过改变也仅止于此，没有一个人停止在农田和果园中的劳作。“看到田地丰腴，果树生长，我很高兴，”赫尔米尼亚·嘉彦一边在一个大大的玻璃碗中搅拌油和生鸡蛋，一边说，“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