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惜文字”
范敬宜学养之深厚，令我辈兴叹。
有一次，写篇急稿时要引用几句古诗，我只记得后两句“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当时手头无书可查，便打电话向范敬宜请教，他随口就说出了上两句“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还有一次，席间和一个文友打赌“皮里阳秋”的出处，打电话请教他。事后，我核查他的答案，毫厘不爽。
范敬宜有如此功底，缘于他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新闻事业的热爱。他常说，总编辑首先是个编辑，不能只想着“总”而忘了“编辑”。他也曾说过：“我要终生当记者。如果有下一辈子，还要当记者。”
“敬惜文字”是范敬宜常叮咛我的话。他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落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者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范敬宜告诉我，他的任何一篇稿子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就是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一篇不足500字的稿子，他从晚上10点开始动笔，一直写到了次日凌晨5点多，先后换了7个导语。
“敬惜文字”，已融进了范敬宜的血液中。
“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
言谈举止中，范敬宜总带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儒雅与谦和。
我和他年龄相差近40岁，又是师生关系，可他给我的信札，每一封的开头都是“慧敏仁弟”，收尾总是“此颂曼福”“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
他对谁都彬彬有礼。
一天，他留在报社吃晚饭。北区食堂只开了二楼，一楼卖饭的窗口挂了个小牌：“吃饭请上二楼。”他没看见那个牌子，就问几个聚在一楼聊天的食堂职工：“请问在哪里打饭？”连问几声却没人搭理。他稍稍提高了声音，谁知一个小年轻大吼一声：“看牌子！没长眼？”
他并没有生气。来到二楼，见我也在，他悄悄对我说：“食堂的师傅真凶哟！”听完原委，我很气愤：“要不要打电话告诉他们领导？”他摆摆手一笑，便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还有一次，他参加完一个会议，走回报社时已是晚上10点多。恰巧没装证件，门卫便挡了驾。按照报社规定，没带证件必须内部人员接应方能进大院，他便站在门旁静静等候。当时正值隆冬，后来有人经过，告知门卫“这是总编辑老范”，门卫一脸歉意。范敬宜非但没有生气，还连声称赞门卫做得对。
不过，范敬宜对身边的人，要求却非常严格。记得刚到人民日报社时，一天，一位编辑和排版工人发生了争吵。这件事本与我无关，可因为那位吵架的编辑也姓王，时隔不久，在讨论我的入党转正时，有人提意见说我不尊重工人——他们把两个“王”编辑弄混了。
这事传到范敬宜耳朵里，他严厉地告诉党委有关领导：“坚决延后王慧敏的转正。不改正错误，就不能让他入党。”
吵架事件最终还是弄清了。一次我到范敬宜办公室，他把眼镜拉到鼻梁下端，仔细打量我一番：“入党转正这件事，是党委搞错了。”他拿过便签写了句话递给我：“苟逢辱而不惊，遇屈而不乱，几可任事矣！”
2002年秋，报社派我到新疆记者站驻站。临出发前，范敬宜让我去他家一趟。
到他家后，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两个采访本递给我。我翻开一看，两本上都写着这样几个大字：“见官低半级”。
范敬宜解释说：“这句话，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前辈送给我的。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心想，记者是无冕之王，见谁都不应该低半级。经历了这么多年的人生风浪，我终于悟透了这句话。‘见官低半级’不是说要你在当官的人面前丧失人格、卑躬屈膝，而是说，无论采访谁，都要把人家放在比你高半级的位置去对待、去尊重。这样，你才能同采访对象打成一片，才能抓到‘活鱼’。”
2004年之后，我先后获得了一些荣誉称号。范敬宜送给我一张条幅，上书“求阙”，并附嘱言：“阙者，缺也。世间事，皆祸福相倚、顺逆相随、圆缺相生。唯时察己‘缺’，方能‘圆’矣！”
他说：“人生追求，宁求缺，不求全；宁取不足，不取有余。”他打了个比方：“有人有了单元房，就想要复式楼，有了复式楼，又想要小别墅……求之不得，就会想各种非法手段去巧取豪夺，最后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他进一步提点我，今后再有荣誉，要学会主动退让。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要追求一时的万紫千红，慧不如痴，速不如钝，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辛勤耕耘下去，才能成就格局。
“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因为是师生关系，我始终对范敬宜怀着敬畏之心。不过，偶尔也会和他开个玩笑。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他仰天大笑的照片。一次，他饶有兴致地给我讲述这幅照片的来历，夸赞照片拍摄者王文澜如何善于抓拍。
我说：“美中不足的是缺齿露出来了，而且是暴露无遗。”
范敬宜哈哈大笑，说：“狗窦大开啊！”接着吟诵起辛弃疾的《卜算子·齿落》，“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还有一次，聊起古人如何吟诵，他摇头晃脑给我做起示范，背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念完闭着眼睛洋洋自得地问：“这是桐城古韵。好听吗？”
我一句也没听懂，便照实说：“不太好听。”
老人愣了，半天不吭声，客厅长时间陷入沉寂。
我年轻时喜欢锻炼身体，进入中年后犯懒，渐渐胖了起来。有一年我去看范敬宜，他吃惊地看着我：“怎么搞的？脸怎么都成这样了？”范敬宜的老伴正好在旁边，忙给我解围，他正色道：“关键是太胖会影响血压、心脏。”
此后，每次去见范敬宜，他都会着急地说：“抓紧减肥！抓紧减肥！”
2008年夏，我的脚踝骨折。范敬宜一遍遍打电话给我，交代康复中应注意的事项。腿好后，我回京时去看他。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前面瞧瞧，后面瞧瞧，还问吴师母：“能看出来吗？能看出来吗？”
人一上了年纪，可能都会有点“老小孩”的样儿。每次回北京开年会，范敬宜都会计算着会议哪天结束，我应该哪天去看他。我一般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去看他，有时有事耽搁了，他就会打来电话：“前天你们的会议不是就结束了吗？”
一次，我去看他，吴师母悄悄告诉我，今后再来，等快到门口再告诉他。否则，他会到阳台上，一遍一遍站在小凳子上往外看，嘴里嘟囔着：“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那么大年纪了，摔下去怎么办？
我和范敬宜都不健谈。所以，单独在一起时，交谈得并不是很多。大部分时间，两个人都是埋进沙发里静静地品茶，偶尔说上几句，也是你问一句我答一句。不过，我俩都想多坐一会儿，多坐一会儿。
这几年，随着年龄增长，一熬夜，我的血压就会升高。
在范敬宜生命的最后两年，《新闻联播》结束后只要电话铃声一响，我知道准是他打来的。“我是老范，没有打搅你吧？要多注意血压，早点休息……”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晚年的范敬宜屡遭不幸：先是中风，后来得了白内障。动手术时，又出了事故，视网膜穿了个洞，一只眼睛几近失明。
在范敬宜去世前的两年，又查出患胆结石。他让我给他寄点西湖藕粉，说其他东西吃不下去，北京卖的藕粉没有一丁点儿藕的味道。
这是他唯一一次托我办事。
还在我上研究生时，范敬宜就说，别人都说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他要结合毕生的新闻实践，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
后来，范敬宜一直沉浸在办报中，迟迟没能动笔。等到退休之后，他又到了全国人大。等到从人大退下来后，他又受邀到清华大学创办新闻系。
醉心于育人，范敬宜毕生的积淀，始终未能变成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大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2009年夏天，我在北戴河开会，正好范敬宜也在此休养，我去看他。那天有风，眼前的北戴河白浪滔天，他伏在栏杆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快呀！就像睡了一觉，梦还没做完，天就亮了。唉，很多事没有来得及做就没有时间了。”他转过头问我，“你今年四十几了吧？抓紧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吧。”
那次，范敬宜跟我约定，等他身体好点，想让我陪他游一趟富春江，他想去看看严子陵钓台。他说他的先祖范仲淹主政睦州时主持修建了严子陵祠，并写了《严先生祠堂记》。其中“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两句，流传千古。
这个机会一直没能等到。2010年11月的一天，报社的陈大夫给我打电话：“老范估计很难撑过去了。”
我立即给他打电话，说要回去看他。他急了：“千万别来，我知道，现在是报纸发行最吃紧的关头。撂下工作回来，我可不高兴！发行完了再回来。”
不承想没过几天，恩师驾鹤西去。
很想在《新闻联播》后，骤然听到电话铃声；很想听到他“你要注意血压”“别再胖了”这样的唠叨。可这一切，再也听不到了。
异乡与故乡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55次 认识5年，约徐哥喝的早茶照例在中午开始喝起，这是他的早餐。他笑着说，时差倒不回来。此乃客气话，晚上是美国的工作时间，徐哥还有一堆事情要在电脑上解决。
徐哥出生于宁波，7岁随家人到杭州，15岁转到上海，后来去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出国，好不容易定居到加州，做海外投资基金的高管。前几年夫人调动工作到了日本东京，徐哥就带着两个孩子跟随而去。他自嘲说人生如旋转木马，搬家看尽人间繁华。
徐哥的求学和求爱经历也是一波三折。徐哥出身于丹青世家，耳濡目染，他从小练就一手画画的本领，按照他的话说，刚刚牙牙学语，就对着一堆光屁股的西洋画册“嗒嗒”地流口水，3岁握笔，5岁临摹，到小学三年级，就摊开作业本把前排的小美女们挨个画下来，惹得小美女们争相给他抛媚眼。正当家人觉得他能继承家学时，徐哥却报考了工业设计专业。说起原因，他说当年看到日本的图片大受打击，觉得纸上绘画不过是奇淫之术，国家要富强还是要靠工业技术。
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徐哥巧遇同乡美女，情窦瞬开，忘记了富国理想，一番拼命苦追，小美女却毫不领情，批驳徐哥毫无情趣。痛定思痛，徐哥决定苦攻西方文学培养情趣，后来越陷越深，大学毕业后竟顺利考取名牌大学的文学硕士，成功抱得美人归。他某次听到父亲的一声长叹，说家学从此无后。
家中老人陆续老去，再无至亲之人，徐哥回到故乡只能住酒店。某个下午，他蹒跚着回到出生的弄堂，七拐八拐，顺着记忆摸索，原先清秀的江南弄堂已是残瓦断墙、物是人非的拆迁区，灰飞烟灭的吵闹声中，他看到自己儿时隔壁的小玩伴、如今的中年妇女，正吼着青春期的儿子回家做作业。他回忆这一幕的场景，只能说狼狈二字，不敢相认，就算相认，也多是尴尬。
我和徐哥无话不聊，聊到家乡，颇有共鸣。若算起离家，我离家也有7年了，现在算是居住在宁波，而内心与这个城市确实有距离，只能说是在这个城市居住。按照徐哥的说法，到处走的人总是想找熟悉的环境，若熟悉的风景都没了，离开也就了无牵挂。人的记忆肯定有某种打包的功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只给记忆留下一点点线头，当你看到某个熟悉的物件时，才能将已打包的记忆再翻开还原，这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眼神还是如当初那般闪亮，仿佛还能听到昨天自己哭鼻子的声音和夏日午后弄堂里小伙伴的欢笑声。
回望这些年，有时候不得不反思，是我们走得太快、来不及看故乡的变化，还是家乡自身变得太快？类似徐哥，回乡恐怕只有祖坟墓碑未变——每次回乡都有一种新鲜的体验。那些高楼大厦，我们小时候只是在梦里憧憬，而地铁这样的设施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如今却在熟悉的土地上悄然走进大家的生活。
如徐哥一样，我也不想参加同学会，说到底是怕自己承受不了，不敢去，相见不如怀念。他说这种情结是害怕自己衰老，我只能如实承认，我受不了那些回忆被颠覆，受不了青春逐渐逝去。上次回到高中母校，在门口徘徊了3圈才进去，感觉回到教室真亲切，一屋子光亮稚气的脸，那张方方的课桌真小，走出去看操场真大，跑一圈都会累，可那时候自己虽小，汗流浃背地满场飞奔也觉得操场不大。
小时候梦想自己能走四方，现在这个职业也真是梦想成真，留下的后遗症是家中也是纯棉的白床单和被套，夜半惊醒要冥思数秒才能记起自己在哪个城市落脚。以为自己年轻有理想，一路前行，不想回头，一直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天涯那么远，走在路上，耳边能听到故乡的风声，故乡和异乡，纠结缠绕，注定是我们这一代人难解的心结，如同徐哥那一缕斑白的鬓发，几经染黑，白发还是天天冒头。
鼓掌是一种“社会传染病”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54次 前不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们为一场表演鼓掌欢呼的程度并不取决于表演的水平，而更多地取决于观众间的相互影响。鼓掌欢呼往往是有传染性的，几个人开始鼓掌欢呼，情绪便会在人群中扩散开来，而一两个人停止鼓掌，则又会导致大家都停下来。当“鼓掌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而不是坐在你身旁的个人的行为”时，鼓掌欢呼便成为一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社会传染病”。
鼓掌不是一种单纯的个人身体语言，而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这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充分体现。鼓掌的拉丁语是applaudere，原意为“击”和“拍”，但重点在于表示欣赏、认同、鼓励、庆祝。罗马人把多种仪式（不一定是拍手鼓掌）都叫作applaudere，它可以是用手指打响指，也可以是挥动宽袍的衣襟，后来则是挥动手巾。罗马皇帝奥勒良（公元270年-275年在位）曾经把手巾发给罗马市民，让他们在重要的场合用来一起挥舞欢呼，就像“文革”时的“红宝书”。罗马剧院里一剧终了时，主角就会喊一声：“再见，鼓掌！”于是，在鼓掌员的带领下，观众便会有节奏地鼓起掌来。
这往往是预先安排好的，鼓掌员也是花钱雇来的。好多年前，某昆剧团到美国伯克利献演昆剧《牡丹亭》，也是事先把一些自己人当“托儿”安排在剧场里的不同地方，让他们充当这样的观众鼓掌员。他们每次一开始拍手，美国观众就算是莫名其妙，也会照样跟着鼓掌。这与瑞典学者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现实生活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有人带头的仪式性鼓掌。有组织背景的政治人物登台演讲，还没开口，支持者就开始鼓掌，表示拥护和爱戴。这种鼓掌与这位政治人物在演说中要说什么完全没有关系。这种掌声当然也会在演说之后热烈地响起，哪怕演说很糟糕，了无新意，或者根本就是假大空，听众也照样会热烈鼓掌，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仪式。
在某些时候，政治仪式的鼓掌可以变成恐怖统治的一部分。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说了这么一件事，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小城召开政治会议，当地政府要人们参加会议。便衣警察像以往一样，混入了大厅里的群众之中。众多的演讲之后，进入晚会的最高潮——歌颂伟大领袖斯大林。歌颂完毕，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掌声持续了三四分钟还不停歇。人人都知道秘密警察在监视是谁先停止鼓掌，于是6分钟、7分钟……掌声还在继续，老年人的心脏跳得厉害。9分钟、10分钟过去了，大家害怕起来，没人知道这将如何结束。这时，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纸厂厂长鼓起了勇气，停止鼓掌，坐下。好像发生了奇迹似的，宁静降落在整个大厅内：现在可以不鼓掌了，大家如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一个星期后，造纸厂厂长以玩忽职守的罪名被捕，判处监禁10年。审判结束，法官走过他身边时，对他说：“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时，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在这种表演性的政治仪式中，人们用鼓掌表演对领袖的绝对忠诚，背后则隐藏着极端的恐惧。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愤然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对表演性政治仪式的功效和目的，卡西尔曾经写道：“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每一个阶级、每一个性别、各个年龄，都没有自己的意志。不表演一种政治仪式，谁都不敢在大街上行走，谁都不能招呼自己的邻居或朋友。就与原始社会一样，忽略一个规定的仪式就意味着痛苦和死亡。甚至在年幼的孩子那里，这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疏忽罪，而应当属于一种反对领袖和集权国家威严的罪行。”
政治仪式中的鼓掌欢呼并不一定需要用手掌拍出响亮的声音或者用嘴巴发出激昂的呼叫，它也可以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方式表演出来。政治上的“跟风”便是其一。有人批评说，跟风是形式主义。其实，跟风更是一种“鼓掌病”，它的压力来自“整个房间里的掌声”。
败笔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75次 姥爷念过私塾，虽说腹中墨水不多，却极喜好收藏古玩和古画，并且花钱在小镇繁华地带租了一处房子，开起了一家经营古玩和古画的店铺。
在一个春风依依、花开烂漫的日子，姥爷的店里走进一位衣着得体的客人。交谈中，姥爷得知此人是经营茶叶的南方商贩。那人在店铺里溜达了一圈，看中了一幅画。那幅画是一人牵一驴过一座小木桥，小桥很狭窄，仅能容人和驴子走过。因为桥过于狭窄的缘故，驴子非常胆怯，执拗着不肯过桥，牵驴人就用力拽着它前行。
商贩非常喜欢这幅画作，在跟姥爷讨价还价之后，以二百两银子成交。商贩先付了一百两银子给姥爷作为定金，讲好不要再卖给其他人，剩下的一百两银子，待他回到住处筹措够了再来取画。
等那商贩走了之后，姥爷高兴得简直有些忘乎所以，手中掂量着那一百两银子，喝下了一大黑瓷碗地瓜酿的烧酒。姥爷想，这幅画能卖二百两银子，真是个不小的数目，恐怕开三年店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姥爷得意地哼着小曲：“姐儿呀，南园呀……”
鸡叫天亮，商贩带着银子如期而至。可是，令姥爷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商贩重新打量一番那幅画后，竟不乐意了，硬要姥爷把预付的一百两银子退还给他。
姥爷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就质问商贩：“说得好好的，怎么说变卦就变卦呢？这不是耍弄人吗？”
商贩见姥爷一副十分委屈的神态，就解释说：“这幅画，是一个人牵着驴子过桥，画上并没有画出缰绳，但仍能清晰地感觉到牵驴人拖拽的力度，这正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啊！”商贩接着说，“此处不落一笔，却蕴含着无限的奥妙，可谓神来之笔。然而，这么一幅好画，却让你平白无故地给毁了。”商贩长吁一声，晃晃头，极为惋惜。
听着商贩的话，姥爷不由自主地“哎”了一声，懊悔得直跺脚。
昨晚，他喝下一碗地瓜烧后，喜不自禁地把那幅画展开来看，突然，他发现画中有一处瑕疵——牵驴人虽然在用力拽驴子，却没有缰绳。嗨，姥爷禁不住埋怨起作画的人来：太粗心，真是马大哈！更让他纳闷的是，这样的画，竟还有人愿花二百两银子买，真是个外行。
姥爷庆幸自己发现得及时，要不然，明日商贩要是察觉了这一疏漏，这二百两银子还不打水漂了！于是，他研墨拈笔补上了一条粗壮的缰绳……
众荷喧哗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80次 @众荷喧哗
@而你是挨我最近
@最静，最最温婉的一朵
@要看，就看荷去吧
@我就喜欢看你撑着一把碧油伞
@从水中升起
@我向池心
@轻轻扔过去一粒石子
@你的脸
@便哗然红了起来
@惊起的
@一只水鸟
@如火焰般掠过对岸的柳枝
@再靠近一些
@只要再靠我近一点
@便可听到
@水珠在你掌心滴溜溜地转
@你是喧哗的荷池中
@一朵最最安静的
@夕阳
@蝉鸣依旧
@依旧如你独立众荷中的寂寂
@我走了，走了一半又停住
@等你
@等你回头看我
总会与一些美好相遇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97次 尘封在岁月里的东西，总在某个时刻，呼啸而至。
老家具的前世，是一棵树，后来它被横平竖直地做成五斗橱柜或者雕花木床，纹路清晰。
外祖父在世时，曾买过一张桌子。那是他年轻时，看到有人在卖这张桌子，那个人不知什么原因，要搬一张桌子在大街上卖，兴许是遇到困难了，外祖父花10元买下了它。这张白果木做的桌子挺沉的，外祖父将大桌子顶在头上搬回家。
这张桌子在这之前已经在别人家四平八稳地待过好多年，那个人如果不是遇到绕不过去的坎，肯定是不会卖它的。
曾经摆过怎样的饭食，热气袅袅，老者、小孩围桌而坐，浅笑盈盈。抑或，一盏孤寂的青灯，照过粗茶淡饭，残羹冷炙。
那个人趴在桌子上哭过吗？或者，和我一样，在这桌子上铺一张光洁的纸，絮叨地写过什么？那个人高兴时，会击节而歌？或者，为某一件事而拍案发怒吗？
桌子能给人有依靠的安全感，卖掉它实在不忍心。我对这张未着油漆的桌子怀有深厚感情，不单单因为它有前世的沧桑，还因为它与我有过手足砥砺的一段尘缘。小时候，我把弹弓和玩具藏在桌肚子内的两张大抽屉里。夏天的夜晚，我在这张桌子上酣卧而眠。
与尘封在岁月里的东西相遇，是一种美好。
多年前，我的朋友张二的隔壁住着90多岁的刘奶奶。老人一个人生活，不能下床。张二老婆每天给刘奶奶端茶送水，还帮着洗衣服，做什么好吃的了，也要端给刘奶奶一碗。就这样，日子过得不疾不徐。有一天，刘奶奶喊住张二老婆，颤巍巍从床底下拿出一只大瓷盘子。刘奶奶说：“张二媳妇啊，你照顾我这么多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好送给你，就送你一只盘子吧，留作纪念。”没过多久，刘奶奶就去世了。刘奶奶送给张二老婆的，是一只清代粉彩瓷盘。盘子中间的花，色彩柔和淡雅，是一枝缠枝莲。
一张桌子，会留下一个人的心迹和吃饭时的表情。我有时会想起，外祖父年轻时买来那张大桌子，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相遇，那张桌子还不知道摆在谁家的中堂。
旧家具有一个人手指摩挲过的痕迹。外祖父在买这张桌子时，一定听到过那个人的际遇，他是起了同情心。
我又想到刘奶奶的那只大盘子，刘奶奶晓得自己在人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要把那只大盘子交给一个人，那个人能够爱它、懂它、珍惜它，有一颗感知人间草木冷暖的、悲悯的心。刘奶奶感激、感恩，便把大盘子送给了张二老婆。
人世间，总会有一些美好和你相遇。一件老旧的器具，一段悲喜交加的感情，遇上呵护它的人，才可能口手相传。
我在中年的深夜，常会听到老家具发出的脆响。我知道，那是我用了20多年的旧衣柜榫头收紧的岁月回声在和我说话。水分一点一点地蒸发，就像人一天一天老去。我舍不得丢下它，旧衣柜也离不开我。没有它，我的睡眠也不会这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