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社会
有人说毁掉中国人的是两样东西：第一是成功学，第二是消费主义。而培训机构正好是这两种社会趋势的结合。
大学生参加培训，与中小学生及老年人参加培训不同，前者是功利化导向，后者主要是兴趣导向。所以，从每一门课程的设置，到每一本图书的编辑，甚至是每一种话语方式，培训机构都仿佛在隐隐约约地告诉你：要成功，要成功，要成功。
是的，没有哪个时代的人比我们更渴望成功。但对于什么是成功，为什么要成功，可不可以不成功，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要钱、要车、要房、要地位、要荣誉、要尊敬、要羡慕嫉妒恨；而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要快，最好能立等可取。
而培训机构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并巧妙地使用漂亮的比喻和生活小故事来包装，再以“成功人士”的经验总结和亲历的方式讲出来。参加培训的人都有这样的心理，他们希望最好的状态是：25岁买房，26岁买车，27岁娶老婆，28岁开公司，29岁公司上市，30岁退休并开始环游世界。对于成功的追求犹如吸食鸦片，越用，越欲罢不能。
细细看来，不管是出国热还是考公务员热，他们的底色都是成功学。当然，培训机构捕捉到这种社会趋势，并通过满足他们的需求来赚钱，这无可厚非。但在中国，可怕的不是培训机构的商业化，更不是自我教育的产业化，而是不规范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这导致的结果是：丛林法则和强盗逻辑盛行。所以才会有如宋山木、黄波之流，不仅采用类似传销的手段来欺骗和精神控制学员，甚至曝出更猥琐的犯罪行为。
在中国，许多行业没有建立健全的规则，即使有，多数人也不遵守，而这终究会毁灭我们自己。就像圣雄甘地所说的那样，毁灭人类的只有7件事情：没有原则的政治、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崇拜。
想念饭局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67次 有人怎样讨厌饭局，就有人怎样加倍地想念饭局。
饭局不仅是为了吃饭，还为了会友、叙情、说事、商洽和攀附升迁。贿赂大多是从饭局开始的，合同也多是在饭桌、酒杯间签下来的。情人相遇也多在饭局的谈笑风生与眉来眼去间。
如果说地方的饭局只是地域的一隅官场、商场、情场和文化场，那么北京的饭局就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金融、房价及改革开放政策讨论，是民议的会议桌，是高层商讨国家大事的预先“吹风会”，是巨商讨论该让股市牛还是熊和怎样让国家经济政策为他们修正的草案室，还是中央各种政策下发前后争论、辩驳和统一思想、激化矛盾的训练场。
在北京，几乎没有不谈政治的饭局和饭桌。
有一次，我在路边一家很小的饺子馆，以为在这儿吃饭一定不是人们说的饭局场，而仅仅是吃饭。可坐在窗口约会吃饭的一对年轻人，男的夹起一个饺子送到女的嘴里去，女的投桃报李，又夹起一个饺子送到男的嘴里去，他们相视一笑，在谈情说爱中，有几句话让我记住了：
“你说钓鱼岛打仗，中国能打过日本吗？”女的吃着饺子问。
男的停下筷子想了一会儿：“打不过就给他们两颗原子弹。”
女的也从嘴里抽回筷子想了一会儿：“真打你去吗？”
男的不假思索道：“当然去！只要去我就能混到连长、营长或团长。战争一结束，我就是处长、厅长或局长。”
“我就喜欢你这么一股劲儿。”女的笑一笑，“今儿这饭局我没白组。”
原来也是一个饭局场。
可见饭局无论大小，饭菜无所谓好坏，议题才是最为重要的。当然，组局的人，会根据自己的能力、面子、性格、公款还是私款，点出大菜和配菜、白酒或洋酒、高档茅台或官民皆宜的二锅头，再加上作为饭局必备的社会新闻和事件，这也就是饭局和饭局场。
在当下，一个人饭局的多少，是他的地位、能力、身份、人际关系好坏的象征和展示。某个人从早到晚埋头工作，没有饭局，那是他的悲哀和卑微；而饭局不断，一天到晚都在外边忙着奔局吃饭的人，无论请吃或被请，也都是一个人成功或将要成功的明证和开端。几乎所有的女性或妻子，都有一些讨厌饭局过多的情人或丈夫；可百分之百的情人或妻子，又都百分之百地蔑视始终没有饭局的情人或丈夫。
几天前，我有一个年轻的搞科研的朋友突然来电话，说他组了一饭局，务请我几月几日到某地。因为多年不见，话又中肯，加之我饭局较少，就在那天依约赴局了。
那天黄昏，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来到北五环一片林地静雅处的一家会馆里。我大约迟到半小时，走进一个豪华的包间才知道，来赴这场饭局的其实只有我一人。而朋友的其他同学和朋友，都因为无法推掉别的饭局没有来。
在这豪华的包间里，望着朋友点好的一大桌菜和倒好的茅台酒，我俩相视一笑。动筷举杯时，他把他的手机递给我，脸上挂着苦笑说：“我结婚几年没人请我吃过饭，因为没有饭局，老婆瞧不起，一来二去闹到快要离婚了。等一会儿我老婆打电话过来时，你就说我在饭局上喝多了，说张局长、李厅长都喝得不省人事，还约着明天、后天都要请我到别的地方喝，要和我一块儿讨论升迁、生意或关于钓鱼岛的事。”
我接过朋友的手机望着他，想了一会儿，点点头，突然很想和他抱在一块儿哭一场。
为什么30岁以后很难再结交朋友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08次 本文刊载在《纽约时报》，为了便于国内读者理解和接受，我采取了意译的方式，把文章的背景改在了中国，人名也替换为中文名。请勿对号入座。几年前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李大力，他在北京当编剧。回想起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就仿佛是爱情喜剧电影里一见钟情的相亲场面，无非是没有那点“情”。我们带着各自的太太一起吃饭，友情突如其来，我们一见如故。
从那以后我们已经聚过4次。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朋友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我们彼此都想再加深一点友情，但是生活总在中间作梗。
我们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你到了三四十岁，会有许多新面孔通过工作、孩子甚至是微博进入你的生活。但是真正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就是那种你在大学时代结识的老友，那种你在危难时第一个想起来的好友，却越来越少了。
无论你结交了多少朋友，一种宿命的感觉在你心头萦绕不散：你十几二十岁结交好友的那个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了。现在，你只能去结交一些点头之交，甚至只能称得上是熟人而已。
而一旦你遇到生活中的重大变故，比如说搬家或者离婚，你就会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缺少朋友。
当这种感觉袭来时，赵珊珊几乎喘不过气来。她是北京一家教育基金会的执行董事，几个月前刚从北京搬到上海。当她准备举办自己39岁生日晚宴的时候，尽管她有857个QQ好友、509个微博粉丝，却发现根本凑不齐一桌客人。她说：“回想人生中各个交友的阶段，我发现人生中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在高中时代和做第一份工作时结识的。”
罗高是一位在辽宁工作的心理医生，40多岁离婚以后，他发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家庭上，朋友们都已经淡出了他的通讯录。罗医生说：“好像突然之间，老婆就从全家福里消失不见，你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在，罗高已经56岁，他感叹说：“我就算是去学广场舞也不可能再去找个女人了，我更愿意认识几个老哥们，举起高粱酒，来，整一个呗！”
有心理学家在针对不同年龄人的研究中发现，人越接近中年，所结交的人也就越少，同时和既有朋友之间的关系则变得更加密切。
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闹钟，每到人生的某一关头，比如说进入30岁的时候，就会铃声大作。它提醒人们人生易逝，请停止四处交友，专注于此时此地。她说：“你会开始全心投入在情感上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因此，你不再有兴趣参加各种饭局和聚会，而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
在职场上，由于同事经常变更，人际间的紧密接触就难以维持。去年，热播剧《甄嬛传》的编剧流潋紫在该剧试播时遇见一位叫作阿珍的女士，在工作中，她们走得很近，几乎没多久她们就知道了对方的健身和饮食习惯。当流潋紫动念想来一杯咖啡提神的时候，都不用她说，阿珍就已经递过来一杯。
“但是，试播工作一结束，没有了这种日复一日的接触，要保持紧密关系就很难了。”流潋紫说。她们现在也偶尔约个时间来三里屯喝上一杯汤力水，但是在798一起从下午一直漫步到晚上，再一头扎进南锣鼓巷酒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工作环境里因为竞争的关系而火花四射，所以人们会学着在同事面前隐藏自己的脆弱和怪异。有位教授说：“工作中的友谊总是带有一种交易的感觉，很难说什么时候交易才会告终，让真正的友谊得以开始。”
职场要面对的升迁和薪水多寡也很麻烦。左小先生是一位住在北京宋庄的艺术家，他说：“如果你的朋友比你赚得过多或者过少，都会让人觉得很怪。”最近，他邀请一对很有发展前景的夫妇进入他的圈子，但是很快朋友们就因为这对夫妇谈钱成瘾而对他们厌恶不已。
如果加进孩子，这笔糊涂账就更难算了。突然之间，你被一个由家长组成的新朋友圈所包围，可是这个圈子的情感纽带最多也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就像相声演员郭德纲在天桥的一场演出里说的那样：“我一整天和一帮带着孩子的孙子待在一起，但我不会跟这帮孙子组饭局，因为不是我想认识这帮孙子，是孩子们黏在一块儿了。他们为什么在一起，那是没溜儿的事儿，纯就因为都是小孩儿。”
44岁的贝志城是北京的一名地产商人，他和他的太太与另一对家长由于孩子们的关系成了朋友，当时，两家的孩子都还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孩子们绝交了。当两家人决定在院子里烤串儿的时候，贝先生的儿子说：“我能让我其他的朋友来吗？”
外部因素不是唯一的障碍。人过30，人们经历了交友心态上的转变，早年间的自我发现变成了自知之明，所以你选择朋友的眼光变得更挑剔了。2004年出版的《土豪的危机：成年后如何交朋友》一书的作者马伯庸说：“年轻时交朋友，只是因为一杯青岛纯生就可以上桌，而成年以后，我们的桌子抬高了很多。”
现居香港的战略投资顾问冯唐先生甚至开发出一套挺好玩的百分制朋友打分表，100分是最好的朋友。当新朋友表现得让他讨厌或者没有忠诚度时，冯先生就在心里为他扣分。他说，10次里有9次，新朋友最终只能得到30分到60分然后滚蛋，也就比熟人好一点点。
冯唐说：“你遇见个不错的人，但是一旦他们一次不回电话，掉到90分。两次，立即50分。如果认识的第一个月里就迟到，再扣10分。不过，也有人因为言行得当而得到加分。”
到了人生这个阶段，你已经遭遇过许多令人厌倦甚至是失败的人际关系，开始努力承担起责任，认真经营工作、家庭和既有的朋友关系。
所以，你对倾心结交新朋友这件事变得更加谨慎小心。
30句话读懂“强”态度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23次 关于金融和债务风险
审计结果表明债务风险是总体可控的，政府的债务率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下。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
关于反腐败
中国是法治国家，不论是谁，不论职位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是触犯了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惩治。
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
关于周边关系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四邻周边有时候难免有磕磕碰碰的情况，但是只要我们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互利互惠，碰出的应该是和谐的声音，而不是刺耳的噪音。
关于应对挑战困难
怎么办？遇万难还须放胆，破困局要用智慧。
凡事不患难而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直面挑战、趋利避害，就是遇事克难的成功之道。
关于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是激发市场活力、调动社会创造力的利器，是减少权力寻租、铲除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开了弓哪还有回头箭？我们只能是一抓到底、一往无前，我们还要继续啃“硬骨头”。
关于经济增速
我们更注重的是数字背后的民生、增长背后的就业。
我们不片面追求GDP，但我们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GDP，提高质量效益、节能环保的GDP。
关于香港发展前景
中央对港澳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中央政府会继续支持香港保持并且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
凡是有利于香港繁荣发展的事，我们都会去做，过去是这样，今后还会是这样。
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合作当中有摩擦也是事实，但这是合作中的“烦恼”。
所谓智者求同，愚者求异，“变”是向有利于中美双方、有利于两国关系健康稳定的方向去走，还是要择宽处行，谋长久之利。
关于马航失联事件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放弃搜救！
政府要尽职履责，尽自己最大的可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确保在海外中国公民的生命安全。
关于改革
古人说“吾道一以贯之”，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假以时日，必有成效。
改革会触动利益，会动“奶酪”。但是为了释放改革红利，尤其是让广大人民受惠，我们义无反顾。
关于两岸关系
两岸是手足同胞，一家人，此话可以说常讲常新。去年两岸的媒体共同把“进”字作为两岸年度汉字。我也期待着在新的一年两岸关系有新的进展，再“进”一步。
关于房地产问题
让人民群众住有所居，这是政府奋斗的目标。
在这方面，我认为干一寸胜过说一尺。
关于雾霾治理
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宣战。
向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就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
关于中国装备和中欧贸易
中国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袜、衣帽、玩具。
我可不希望因为个案，而且占双方贸易总额比例很小，来丢掉“最大贸易伙伴”的帽子。
关于社会保障
今年要着重继续做三件事，就是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
我们绝不能让无家可归、因贫弃医等现象频发。将心比心啊，政府的工作人员应该以百姓之心为心。
政府就是应该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有公平发展的机会，我们要把公正贯彻到社会最基层。
天地之间的马勒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31次 30年前，古斯塔夫·马勒在中国还是一个不为大众熟知的名字，中国的乐队很少公开演奏他的交响乐。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德国指挥家来上海，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马勒的《第二交响曲》，我去音乐厅听了。马勒的交响曲旋律陌生，但是气象万千，细腻处如细流涓涓，粗犷时又似地裂山崩，震撼人心。
当时音乐厅里有一段使我难忘的小插曲：坐在我右侧的一位颇有名气的老音乐家，在乐队演奏到第三乐章时，竟然仰着脑袋睡着了，他在音乐的伴奏下鼾声大作。此时，那位德国指挥家正在台上指挥得满头大汗，马勒的旋律在音乐厅里激荡起伏，扣人心弦。那位老音乐家的鼾声时起时落，成为交响曲中的不和谐音。碍于他的声望，周围的人都不好意思推醒他。不知道他是被音乐陶醉而入睡，还是因无法接受这样的音乐，无动于衷而启动了瞌睡的神经。永远也没有人知道。
乐曲结束时，那位入睡的老音乐家被掌声惊醒了。他没有欣赏如此精彩的音乐，我为他感到遗憾，而看他若无其事地和人们一起鼓掌的样子，我也为他感到害羞。使我不解的是：马勒为什么无法打动他？
后来，我的唱片柜中也有了几部马勒的作品。听马勒的作品时，有时感觉如坐船在波涛中漂游，一缕阳光从乌云中射下来，照在身上，使我忘记了身处瀚海的危险。这样的漂游，会使人的意识模糊，这种模糊感非常奇妙。一次，我竟然也在音乐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马勒的旋律和我的梦境合而为一。音乐结束，我也从梦中醒来。这时，我想起了那位在演奏马勒作品的音乐会上酣然入梦的老音乐家。我想，以前认为他无法理解马勒，大概是错的。
历历往事在心头时间:2014-06-25 作者:未详 点击:130次 “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
算来，认识范敬宜已20余年了。当年报考他的研究生时，《经济日报》正办得风生水起，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是新闻学子心中的偶像。
第一次与范敬宜见面，记得是在他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西晒的阳光把导师原本儒雅的形象勾勒得多了几分威严。
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我一下子懵了。接下来，他问的几个民国时期知名报人的作品情况，我也回答得磕磕绊绊。
范敬宜皱起了眉头。不过，接下来他问的古典诗词的掌握情况，我回答得还算差强人意，他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我刚想喘口气，谁知问题又来了：“会背清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范敬宜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说：“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好坏取决于文化功底的深浅厚薄。”
自幼喜欢舞文弄墨的我，自以为学了不少东西，原来竟是如此浅薄。从范敬宜的房间出来，我汗湿脊背。
做毕业论文时，范敬宜约我到其家中详谈。这次我做了充分准备，西方传播学的原理整了一套一套的。
听我谈了大约20分钟，他便打断我说：“新闻是门实践学科，没必要搞那么多复杂的理论，更不要言必称西方。现在一谈做学问，就从西方书籍中去找理论根据，这种风气很不好。至于写作，咱们老祖宗有很多宝贵经验，为什么非要从西方去生搬硬套？”他建议我去采访一线的跑口记者，听他们讲述新时期经济新闻的得与失。
就这样，范敬宜给我开了一个40多人的采访大名单，要求对每一个人的从业特点都做一个精准的归纳。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半年多时间，一有空闲，我就骑辆破旧的自行车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
等到行文时，范敬宜就抠得更严了。每一个章节几乎都被他打回数次，连论文后面附的参考文献的出版时间、版次他都要一一核对。他说：“我不能误人子弟，你也不能丢我的人。”
看着其他同学都早早交了论文，而我还骑着车没日没夜地奔波，真有些后悔报考了他的研究生。好在，毕业论文最后以高分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