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岁时你最好的朋友是谁时间:2014-06-12 作者:未详 点击:174次 《再见了，我们的幼儿园》是一部日本电影，讲的是发生在幼儿园里的故事。一个叫洋武的小朋友得了绝症，老师怕孩子们无法面对生死离别，对大家隐瞒了这个事实。但孩子们还是知道了——“洋武得了绝症，不能参加毕业典礼”。他们不明白：跑步得第一名，还爱吃青菜的洋武，为什么会死呢？
有一天趁老师不注意，5个小朋友从幼儿园悄悄溜走。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动。他们拿出自己的所有存款，存款最多的一个小朋友有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600多元。他们手里有张线路图，对自己要去的地方了然于胸，那就是长野——洋武在那儿住院。从东京出发，他们需要坐中央线列车、公共汽车，可是他们还不知道医院的名字。这些小朋友能顺利到达、和自己的同学洋武说再见吗？
一路波折，只有一个小姑娘坚持到了最后。影片的结尾，毕业歌响起：“在这里度过了无数的日日夜夜，不知笑了几次哭了几次，不知感冒了多少次。我和我亲爱的朋友们一起在这儿玩耍。不管走到哪儿，在哪儿跌倒，不管在哪儿受了伤。再见了，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玩耍过的院子……”洋武的毕业感言也在传真机的滴滴声中被大家听到。
在这5个小朋友将来的记忆里，这个叫洋武的小朋友，就算离开了这个世界，在毕业典礼上他却没有缺席。他们一起参加了这场3月18日的毕业典礼，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互相告别的形式。
我和我6岁的女儿分两次看完了这部电影。
之后，她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你小时候是什么样的？6岁时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将来我还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吗？老婆婆为什么问那个小姑娘愿不愿意代替朋友去死？……
她对我的童年充满好奇，而我对她的童年充满记录的冲动。她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幻想，而我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
至今我也无从知晓，是被老妈的反复灌输重构了记忆，还是真的记得。我知道6岁的时候我爸总是说：“真希望你别再长了，等我们老了，你噌地一下再长大吧。”我爸的美好愿望自然没有实现，现在他们老了，可我不是噌地一下就长大的。我经历了七八岁连猫狗都嫌弃的年纪，到十一二岁老妈像间谍一样一路尾随的年纪，再到十五六岁因为审美差异总跟老妈吵架的年纪，然后才好不容易长成现在这样的。
6岁时，我最好的朋友是谁？唔，让我想想。
6岁的我已经在上学前班了。那个时代，只要能在开学季从1数到100，就能被学前班录取了，马上就可以背着书包上学去。我最好的朋友我能说得出名字，可是已经没有来往了，父母工作的变动早已把我们打散。从别人的口中，我隐约知道她的工作和她的生活，可是，这些跟我再没有什么关联。我也知道，就算我们坐到一起，也不过是刻意地想要拉出一些交集罢了，而这些交集并不能持续太久，很快，它们就又撤回原来的位置了。
我的女儿问我长大后会不会记得今天发生的事，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今天，你们这一代的兴奋点太多了。你在6岁的时候收到满桌的生日礼物，有时尚眼镜，有你的小朋友亲手做的软陶，有绘本，有芭比公主……而我第一次有印象的生日，是同学带来的几只杯装的奶油蛋糕，粉色的，比现在的蛋挞大不了多少，8角钱一盒，每人提一盒，是很像样的礼物。你23岁的小姨说，她也记得那个蛋糕，只是刷新了一下价格——那个小蛋糕在她的记忆里价格是1元钱。如果我是你，我要记住自己的6岁生日，可我不是你，所以，谁知道你会把记忆的锚放在哪里呢。
我记得的6岁那年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第一次跟我爸一起旅行，目的地是洛阳，任务是看牡丹。跟其他家有女儿的老爸一样，我爸最头疼的是我的小辫，其次是我的吃饭问题。小辫问题女同事可以帮忙解决，吃饭问题却很要命——我要喝粥，而且要喝那种只有妈妈能做出来的粥。直到现在，我爸的同事们见了我，都要说起旅行中我不吃不喝，满大街找妈妈牌米粥的事儿。
洛阳之行一共7天，然后我们回到家，我妈没说多想我，而是首先强迫我去洗脸。我那时候应该灰头土脸得不像话吧。那时的绿皮火车是开着车窗行驶的，我记得我看风景看得很入迷，却不知道，回家后洗完脸连水都是黑的。
现在我也常常带你旅行。我不知道你在旅行中收获了些什么，因为你似乎对景色没那么感兴趣，只是低着头玩游戏。偶尔，某一次绘画课上，老师会说，你画里的元素充满了生活经验：你画的海滩有一点点特别，你画的茶壶跟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
你还问我，老婆婆为什么问那个小姑娘愿不愿意代替朋友去死。
我想，在你们的眼里，死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像绘本里说的，死其实是生命走到了自己选择离开的那个日子，死去的人也只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可以和先到达那里的人或者小动物在一起。但因为大人的讳莫如深，所以，你们对死亡既好奇又恐惧。我最早知道的同伴的死亡，也没那么可怕。回想起来，是小学时代的一个男生，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他很久不来了。然后，我就知道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老婆婆的这个问题，大概是想知道对于那个小姑娘来说朋友有多重要。
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都会觉得朋友无比重要吧。你们还不知道去坚持自我，只知道“同意”才能迎来同伴。你们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是非观，只是觉得喜欢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一切都是好的。在即将到来的明年，你就会和自己的好朋友分别，去上不同小学的一年级。你们可能继续是朋友，也可能不是。
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无论现在你对最好的朋友说将来如何如何，将来都未必如何如何。
等你长大了，你还会发现，关于6岁时那个好朋友的记忆，会越来越不真实。那些费力打捞出来的，不过是些猜测，剩下的，都随时间搁浅了。而无论你记住了什么、记住了多少，你的和我的，都会一样的美好。
放松时间:2014-06-12 作者:未详 点击:188次 儿时的钢琴老师，意大利米兰人，费尔伯教授，总是在一旁叫：“放松，放松！”他自己则手指也塞不进白键黑键之间，太胖了。我逗他跑步，做操，我也叫：“放松，放松！”
费尔伯系出意大利名门世家，哲学博士，琴艺雄冠一时，犯了杀人罪，漂亮的情杀案，越狱逃亡到中国，独自渐渐发胖了。后来我才知道了他的诞辰，上午送去一束花，一个蛋糕，他哭个不停，说，没有人爱他，快死了。下午又哭。
不多久，费尔伯教授逝世，而且还是我旅行回来别人告诉我的，所以没见到他的遗体，没见到他的坟墓。没有坟墓。
亡命来中国。四十余年，只收到一束花、一个蛋糕，如此人生，他终于“放松”。
跟他学过了十多年，我后来放松得不碰钢琴了。
费尔伯曾经以疯狂的严厉悉心指导我，巴望我到意大利去演奏，叫人听听费尔伯博士教出来的钢琴家是怎样怎样的，瞧他那副眉飞色舞的神态，仿佛我已经完全征服了意大利的听众。
后来我作为游客，走在米兰的老街上，没人问我：“您认识费尔伯先生吗？”
幸亏是这样。
幸福时间:2014-06-12 作者:未详 点击:100次 1985年的冬天，一天夜里我被叫去看古董，回来时已是下半夜了。我骑着自行车又累又冷又饿，远远看见路灯下有一个卤煮火烧摊冒着诱人的蒸气。我迫不及待地骑过去，支上车，坐在条凳上，等待那碗至今想起来仍很诱人的北京名吃。
摊主上了年纪，看着比我父亲还老。他冻得通红的手熟练地切着火烧，笑呵呵地问我：“要一个火烧还是两个？”
那天夜里，在北京的马路边，我再未遇见一个路人，只有我们爷儿俩，他做我吃，边吃边聊。我知道了他半夜出摊只为替儿子结婚存钱，四个儿子，就剩老小还没成家，只要结了婚老爷子就享清福啦！
这天夜里香喷喷的卤煮火烧味儿，始终飘荡在我的记忆里，从未散去。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小幸福之中，只是浑然不觉。
飓风中矗立的篮球架时间:2014-04-04 作者:未详 点击:128次 编者按：体育明星是和平时代的“英雄”，他们在赛场内外的生活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体育明星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在成长中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故事？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体育人物》专栏，约请《体坛周报》的知名体育评论员段旭撰写体育明星的成长故事，一起了解那些我们熟知的体育明星是如何走过自己的青春季，一步步成长起来，变成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首先登场的是NBA球星蒂姆·邓肯，我们将连续两期讲述他的成长故事，敬请大家关注。
如果没有飓风“雨果”，蒂姆·邓肯就不会出现在NBA的球场上，他最初的梦想是在泳池里。
蒂姆的大姐谢莉尔就是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二姐崔西娅曾代表维尔京群岛参加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100米和200米仰泳比赛。和二姐一样，蒂姆·邓肯在少年时代，游泳成绩就达到了国际水平。13岁时，他已经是美国最优秀的400米自由泳选手之一。那个时候，没有人能想到，他会和篮球有什么关系。
作为一个助产士，母亲伊俄妮特意把工作换成晚班，这样，孩子们的每一次比赛她都不会错过。她教育孩子始终要努力进步，不要骄傲自满。有一首小诗，伊俄妮反复念给蒂姆听：
Good，better，best。
（好，更好，最好）
Neverletitrest，
（永远不要停歇）
untilyourgoodisbetter，
（直到好变成更好）
andyourbetterisbest。
（更好变成最好）
邓肯一家的生活幸福而美好。直到1989年秋天，有一天，伊俄妮把崔西娅叫到自己的房间，让女儿摸自己胸部的恶性肿瘤。“永远别让这个发生在你身上。”伊俄妮告诫女儿。
身患绝症的伊俄妮坚持工作，继续当助产士，直到去世前一个月，她才没再接生。1990年4月24日，伊俄妮死于乳腺癌，而第二天就是蒂姆的14岁生日，年少的蒂姆深受打击。此后，他再也没有游出过高水平的成绩。
母亲伊俄妮去世之前的几个月，即1989年的9月17日，飓风“雨果”袭击了邓肯的家乡圣克罗伊岛——这是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一个小岛，位于加勒比海。
飓风离境后，岛上唯一的奥运标准游泳池被毁，那是邓肯姐弟平常训练的地方。同时遭受严重破坏的还有医院，这让伊俄妮不得不在帐篷内接受治疗。蒂姆当时并不清楚“雨果”将彻底扭转他的人生轨迹。飓风过后，他家门前的篮球架成了岛上极少数没有受到破坏的体育设施之一。
飓风过后，蒂姆有两个星期没有游泳。他和队友们尝试过到海里游，但蒂姆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少。随后母亲去世，蒂姆失去了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失去了游泳的动力。
“我记得当时心想，等篮球季结束后，我就回来游泳，”蒂姆·邓肯回忆，“可之后，篮球季就永远没有结束。”
家门前的篮球架是大姐谢莉尔1988年送给蒂姆的圣诞礼物。谢莉尔把礼物寄回家，做泥瓦匠的老爸威廉把篮球架支起来。
伊俄妮去世后，谢莉尔和丈夫里基·洛厄里搬到圣克罗伊去住。那个时期，蒂姆正在寻找人生的新方向，他不停地向姐夫洛厄里寻求建议。洛厄里上大学时曾是校篮球队的球员，洛厄里说：“蒂姆，咱们来投投篮吧。”
在家门口的篮球架下，蒂姆和姐夫打起了一对一。蒂姆个头不矮，当时上九年级（相当于初中三年级），身高已超过6英尺（1。83米）。洛厄里不清楚蒂姆最终能长多高，所以一直教蒂姆各种外线技术。蒂姆学得很慢，进步也受到场地的限制。整个圣克罗伊岛一共有4个室内篮球场，还经常挂着排球网。
上高中后，蒂姆又长了将近20厘米，身高超过2米，成为一名潜质极佳的内线球员。这时，《圣克罗伊阿维斯报》开始报道他。报社给邓肯家打电话，向谢莉尔索要蒂姆的照片，谢莉尔发了一张过去，还附上为照片质量道歉的便条。其实每年假日，谢莉尔总会让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可她害羞的弟弟经常沉着脸皱着眉，从不直视镜头。
蒂姆·邓肯沉默内敛的个性，差点儿让维克森林大学错过他。
蒂姆读高四的时候，只有包括维克森林大学在内的4所大学对他感兴趣。维克森林男篮主教练戴夫·奥多姆听说了蒂姆，去圣克罗伊看他。初次见面，蒂姆的眼睛一直盯着电视，跟奥多姆教练没有半点眼神交流。奥多姆挪了挪位置，坐到电视机旁边跟他谈话，最后忍不住问：“你能不能把电视关掉？”他感觉蒂姆根本没有在听他说话。
“作为回应，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我跟他说的话复述了一遍，”奥多姆说，“我惊呆了。他天生有这种能力，看起来思想不集中，实际上什么都看在眼里。”
1993年，去维克森林大学上学之前的那个夏天，在跟姐夫洛厄里的一对一较量中，蒂姆终于取胜了。不过，没人知道他到了大学会怎么样，毕竟他才17岁。
“蒂姆来这儿的时候，我从我们教练那儿听到了他的传说，知道他了不得，”队友兰多夫·柴尔德里斯回忆，“有一天我走进球馆，就看见这个高个子，抢下篮板，胯下运球，从后场带到前场，然后扣篮。我跑去找教练，跟他们说：‘嘿，球馆里有个高个儿男孩，正在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他不是蒂姆·邓肯的话，那你们最好赶紧把他招进来。’”
蒂姆刚来到维克森林大学时，同学们对他都很好奇，于是冒出各种愚昧的问题。
“你们那儿的人穿衣服吗？”
“不穿！”蒂姆有点儿生气地说，“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到这儿以后才买的。”
就像同学们不了解圣克罗伊一样，蒂姆也不太了解美国大陆。柴尔德里斯记得，大学第一个学期，他和蒂姆聊天时，发现蒂姆甚至不知道哥伦比亚特区是什么地方。
不管怎样，因为篮球，蒂姆离开了世外桃源，来到人间大陆。
大一那年，教练组本没打算让蒂姆打太多比赛，后来因为另一名球员被取消参赛资格，蒂姆才顶上中锋位置。大学第一场正式比赛时，蒂姆一分未得，确切地说，他根本没有出手投篮。后来有一场对克莱姆森大学的比赛，蒂姆被对方中锋沙隆·莱特狠狠地收拾了一顿。
“那是一个成年男人和一个男孩的较量，一个暴扣接着一个暴扣，”奥多姆教练回忆道，“我很担心蒂姆。第二天，我把他叫进我的办公室。我慢慢切入正题，因为不想吓着他。忽然他打断我，说：‘教练，我没事。我只想上场痛快地打球。’”
到了大二，蒂姆便成为全美大学篮坛最出色的球员之一。1995年，包括乔·史密斯、杰里·斯塔克豪斯、拉希德·华莱士在内的好几名大二顶级球员，均投身NBA选秀，改打职业篮球赛去了。但蒂姆没赶这个潮流，他说：“我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我还太年轻了，打不了NBA。”
学校里的人都很高兴。蒂姆大三这年，维克森林大学的男篮比赛变得一票难求。蒂姆的二姐崔西娅经常去看弟弟打球，每当蒂姆的名字响起，崔西娅就在看台上大喊大叫，像当初妈妈看蒂姆游泳时一样。
这时，圣诞节一家人再拍全家福时，蒂姆就懂得看着镜头笑了。大姐谢莉尔对新照片很满意，把它放大洗出来，挂在家里。蒂姆在圣克罗伊家喻户晓，人们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高喊着他的名字——“蒂姆！”
在蒂姆家中，老爸威廉端坐在“爸爸椅”上，谢莉尔和丈夫一左一右侍奉在旁。电视上，不管蒂姆是得了分、抢了篮板，还是封盖了对手，家中都会响起肆无忌惮的欢呼声。
“妈妈从没见过蒂姆认真地打球，”谢莉尔说，“但我想，她正在天堂看着呢，用所有天使中最大的声音为他加油。我想蒂姆依然能够听见。”
奥巴马的口才时间:2014-04-04 作者:未详 点击:272次 2012年4月2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到科罗拉多大学操场发表演讲。
因为人群拥挤，19岁的女大学生泽尔贝斯不小心将酸奶洒在了奥巴马的裤子上。
正在演讲的奥巴马遭遇这一意外，并未动怒，而是幽默地说：“哦，看，你泼中了，你泼中了！我开玩笑的，没关系。谁有纸巾？这是谁的酸奶？你把酸奶洒到总统身上，这下有故事可讲了。”
随后，奥巴马接过随从人员递上的纸巾，弯腰擦拭。
站在一旁的泽尔贝斯非常尴尬，连忙道歉说：“真对不起，酸奶是我不小心洒到您身上的，希望您能接受我的道歉。”
奥巴马随即又调侃道：“我知道你见了总统，非常激动、兴奋，就把酸奶洒到我身上了，或者你本意是想洒到特勤局人员身上的。因为他们在看着你。”同学们哈哈大笑。
奥巴马的一席话，不仅巧妙地为自己化解了尴尬，也解除了泽尔贝斯的窘境。
励志书只是一名装修工时间:2014-04-04 作者:未详 点击:161次 励志书能信吗？
当然能。
但我个人认为，励志书能帮稍微有点成功的人微调处世方式，从而变得更好，却并不能帮人平地起高楼地建立一套处世方式。在每个人找到自我之前，所有的励志书都是教科书。在每个人找到自己那套坐北朝南的好户型之后，励志书就成为一名优秀的装修工了。可是千万别指望一名装修工能够把茅屋弄成华厦。如果你做梦仍在这么想，那么那些励志书就成功了，或许它们最大的意义就是告诉你如何做梦，然后活得尽可能开心。
我反对那些总是告诉大家肯德基爷爷80岁创业、马云曾求职失败几十次、比尔·盖茨退学创业的故事的励志出版物。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心态，不是结果。比尔·盖茨获得第一桶金不是因为他大学退学，而是因为他妈妈是IBM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所以他才能拿到第一单；马云创业成功不是因为他求职几十次失败而依然坚持，而是因为他有个团结互助的优秀团队。
励志书常常把因果关系弄混，搞得一大批人在求职舞台上宣誓：“虽然我没有文凭，但是我相信我能成功，因为某某名人就没有文凭。”拜托，人家没有文凭，人家有资金有人脉好吗？
还有人说：“有人扫厕所能够成功，为什么我就不行？”拜托，人家不是因为扫厕所成功，而是因为她所在的五星级酒店的客人层次较高，她遇见了一个愿意帮助她的客户。
以上这些对话，你好好回忆一下，你自己有没有说过，或者说，你周围的同学或者朋友有没有说过？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拿自己的优点去比人家的缺点。
小明成绩好，没事，你长得比他高。嗯，心情变好了。
小红业绩第一名，没事，你从来不迟到。嗯，心情变好了。
大家都很喜欢小兰，没事，我喜欢你。嗯，心情变好了。
人就是在这种特别无聊的自我麻痹中渐渐产生了“我就是王，我就是世界第一”的幻想。以至于每次我看到那种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人时，我就觉得对方身边的亲朋好友居心叵测。他们究竟是如何地放任与无视，才造成今天的“惨绝人寰”呢？我不得而知。
狠话才见效时间:2014-04-04 作者:未详 点击:268次 玛·迪梅普莱是法国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在郊外有一片私人园林，每年都会来此休闲度假。不知道从何时起，有人发现了这片园林。他们在这里拍照、摘花，甚至还野炊、露营，把园林搞得一塌糊涂。这可把管理园林的负责人给急坏了。他不停地驱赶游人，还在四周竖起了告示牌——“私人园林，严禁踩踏”、“私家属地，非请莫入”。负责人原以为，人们看到告示牌就不会再贸然进入，可结果恰恰相反。情急之下，负责人只好打电话向迪梅普莱求助，希望她能制止这些不守规矩的人。
听完负责人汇报的情况后，迪梅普莱沉思片刻说：“这事好办，你把告示牌上的字全换掉。”“那写什么？”负责人急切地问。迪梅普莱说：“你就写：园林里有毒蛇，请千万注意脚下！如不幸被咬，驾车朝西30公里就是医院。但切记，出发前先打个电话，因为医院的抗毒血清经常短缺，需紧急调运。”负责人听完，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什么，高高兴兴地照做了。果然，这块牌子竖起后，再也没有人“光顾”这片园林了。
有时，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很少有人听得进去。
只有那些触及利益，与其息息相关的话，才会有效。
打蛇要打七寸，说服人同样是这个道理。
一生中来不及说出的那些话时间:2014-06-12 作者:未详 点击:146次 中国人的含蓄是出了名的，比如，宝黛之间的爱情。那样痴心，那样缠绵，但彼此的心扉至死都不忍向对方敞开，死死守着，最多也就是一个虚掩，宁肯让它在半明半暗中寂寞纠结，直至枯朽。
曾有一位英国朋友突然问我，宝玉为何不对黛玉说“我爱你”呢？我一时竟没能反应过来，支吾了半天才说，也许是不习惯吧。那位英国朋友又说，你们中国人一生中很少说“我爱你”，也很少说“谢谢”。听得出，他的话里似乎有几分指责的意味。我虽觉不快，却也得承认这是事实。
当然，我还知道另一个事实，即英国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说“我爱你”或“谢谢”最多的。但，这又能够说明英国人就比中国人更懂礼貌和真情吗？我不以为然，于是回应他说，我们中国人所看重一个人的，不是说什么而是做什么。
所以，黛玉从不期待宝玉会说“我爱你”。倘若宝玉真的说出了这样的话，那也定会羞煞黛玉，讨得她一句“好没意思的话”这样的无趣来。不由得，便又想到了朱自清《背影》里父亲蹒跚着穿过铁道，爬上月台，去为远行的儿子买些橘子的情景。那样的深情，重得几乎不堪承受，一句“谢谢”抑或“我爱你”又怎么能够了得？所以，只好沉默，甚至不敢正视对方，仅把那终于消受不下的眼泪悄悄留给自己。
不过，这些年来，我也常在反思那位英国朋友说过的话。我们过于深邃的含蓄是否也有点儿像西方哲学的晦涩了，甚至导致了误解和猜忌的滋生。或许，我们有时不妨也可直率一些，好让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就此避免。重要的是，我们谁都不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遗憾。
想到这里，不禁想起自己故去多年的祖母。祖母曾和我相依为命，然而，我却从未对她说过一次“我爱你”，也不曾说过一次“谢谢”。要是祖母此刻还在的话，我真想为她，也为自己补上这样的话。
这年的春天，我再一次来到祖母的墓前。凝望着祖母的墓碑，忽然觉得其实有许多本该说的话都没有说出，而那些话的分量丝毫也不轻于“我爱你”和“谢谢”。结果，在心里酝酿了许久的话终究还是未能大声说出。遗憾本身大概就是无法弥补的吧。
离开祖母的墓地，依然对没能说出的心愿难以释怀。但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的一个梦却让我见到了祖母。终于，当着祖母的面，我说出了沉沉积压在心头的话语：“奶奶，我爱你！”“奶奶，谢谢你！”
听到我的话，祖母先是愣了一下，继而点点头，说：“孩子，我知道。”
祖母没有说“孩子，我也爱你”，祖母没有说“孩子，也谢谢你”，是的，这同样是祖母一生中从未对我说过的话啊。然而，这却就是我同祖母间多年保有的一种真情默契：什么都不必说，只需默默牵挂着对方就好。爱就是彼此心灵间不需要说出的那份默契和感动，正像祖母所说的那样：“我知道。”